空氣污染與居民健康效應分析

楊皓然

摘 要：空氣污染與健康成本的關系分析是經濟學領域的研究熱點，健康成本的增加會引起社會成本增加，事關民生福祉。學術界已證實，空氣污染對居民健康效應會產生負影響。本文通過梳理空氣污染與健康效益相關的研究文獻，對其發展動態進行了歸納和評述。

關鍵詞：空氣污染;居民健康;效應分析

不同領域的學者們關注到了該問題并展開了研究。以生物醫學領域為例，研究者們針對個體暴露于空氣污染之下的潛在影響進行了科學的、定量的風險評估。而經濟學領域學者關于空氣污染與居民健康效應相關的實證研究也為深入了解其中的因果關系作出了貢獻。下文從非經濟學領域和經濟學領域選取兩個最典型模型來描述目前學術界研究成果。

一、暴露-反應關系評估

暴露-反應關系是美國國家科學院針對化學品的物理影響進行風險評估范式的第二步，對暴露-反應關系的斜率、相對危險度研究是最重要的一步。其他幾步分別為危害識別、暴露評估和風險描述，研究結果以供決策部門作出風險管理決策。隨后，大氣污染流行病學借鑒了此反應關系，應用泊松回歸模型評估空氣污染導致的健康危險度。通過一定的技術手段，監測大氣污染水平，得到大氣質量的變化，進而通過和人群健康效應終點相關聯，得到了暴露--反應關系。健康效應終點的選取常見有：總死亡率、慢性支氣管炎、呼吸系統疾病、非意外死亡等。國內外學者基于此反應關系在不同地點、不同氣體污染水平、不同人群展開了大量研究。在后續的應用過程中，學者們也對該反應關系進行了創新，如：基于全球范圍內獲取的PM2.5的四中主要來源中的可用相對風險信息，建立了綜合暴露-反應模型，得出了每個國家的人口歸因比分數。

陳仁杰等（2010）同樣應用意愿支付法研究了2008年近地面臭氧污染對上海市城鄉居民造成的經濟損失，得出全年的歸因健康經濟損失為 32.42（95%CI：10.80-59.23）億元。曹彩虹、韓立巖（2015）利用疾病成本法，估算出 2003—2013年北京市霧霾所帶來的社會健康總成本，研究得出每年因霧霾而帶來的健康總成本逐年增加，由2003年的30.85億元增加到2013年的 111.36億元，增長140.22%，累計經濟損失總額達700多億元。陳莎等（2020）利用效益轉換法研究了京津冀地區2017年PM2.5濃度帶來的健康損失，三地的經濟損失分別為333. 91 億元、211. 09 億元、169. 34 億元。

二、健康生產函數

基于對健康資本需求和醫療保健需求的分析，Grossman（1972）開創性地提出健康生產函數，利用邊際分析法來探究，除了個人健康稟賦外，健康投資率、健康惡化率如何對健康產生作用，如年齡、工資、受教育程度等。在此分析框架下，健康被視為會折舊的資本品，其存量是動態變化的，如，疾病的發生和年齡的增長都會使健康存量減少。此后，經濟學領域基于不同的研究方向和實際情況對該函數的變量不斷更新和擴充，圍繞與空氣污染相關的支付意愿、健康影響進行分析。

Cropper et al（1981）為避免多個氣體污染物共線性問題，在健康生產函數中，將單一SO2濃度變量視為空氣污染的代理變量而進入方程中，研究個人對空氣質量改善的支付意愿。研究得出，在1976年每小時平均收入6美元的樣本人群中，每人每年支付7.2美元可使SO2的濃度下降10%。 Gerking et al（1986）使用圣路易斯824名成年工人的健康和空氣污染暴露數據，基于空氣污染與醫療服務是影響健康資本的主要變量，得出為了使環境平均臭氧濃度減少30%，工人的平均意愿支付數從每年18.45美元到24.48美元不等。通過構建一個為減少與空氣污染相關的急性疾病支付費用的模型，應用效益-成本分析法評估了空氣污染對臺灣的健康影響。研究得出，臺灣居民為避免空氣污染所帶來的疾病的意愿支付隨疾病的持續時間、經歷的癥狀數量以及教育和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趙忠， 2006）應用宏觀健康生產函數，采用自評健康狀況來衡量健康，驗證了Grossman健康生產函數在中國的農村區域具有普適性，并分別研究年齡、性別、城鄉差異、收入、家庭成員對健康的影響是否在統計學上和經濟學上顯著。苗艷青和陳文晶利用山西省微觀調研數據，得出相比于SO2，PM10對人體的健康危害更大，并且在所調研范圍內，較低社會地位與空氣污染造成的健康損害聯系最密切。隨后，學者們將健康生產函數進一步擴充，把規避行為、醫療支出同環境污染一起視為影響健康的三大因素。王俊和昌忠澤在Grossman構建的微觀健康生產函數基礎上，運用有限滯后分析和時間序列方法，社會、經濟、教育、衛生醫療和其他對健康有影響的變量構造了中國的宏觀健康生產函數。此后，中國的其他學者也基于研究的側重點，而考慮將不同的因素納入中國宏觀健康生產函數中。盧洪友和祁毓在宏觀健康生產函數上，除了引入空氣污染變量，還考慮了社會、經濟、衛生醫療等因素，應用門檻回歸模型，研究得出各國（區域）之間，環境健康之間是有差異的，其中導致這種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公共服務健康水平。曲衛華、顏志軍在健康生產函數中，通過引入GDP的二次項這一經濟變量，同時分析了中國東、中、西三區域環境污染以及經濟增長對居民公共健康影響及差異，研究得出，隨著經濟增長三個區域經濟增長與健康影響均呈現倒U型特征。

三、模型評述

上述兩個代表性模型在自己的學科范疇內，對空氣污染會損害居民健康效應分析基礎上，進行了擴展。下文基于模型本身存在的問題，對上述兩個模型研究進行評述。

（一）暴露-反應關系。

首先，暴露-反應函數選取的樣本通常是非隨機的抽樣，而是基于一個固定人群來分析，所得出的結論不符合經濟統計學實驗研究隨機抽樣原理，對其所德結論因保持謹慎態度。Graff Zivin還提出由于個人對住宅的選取基于一定的偏好，處于污染較嚴重區域的居民是非隨機分配的。此外，由于個體之間異質性的存在，不同年齡人群對較差空氣質量的感知以及身體機能反應是存在差異的。以兒童為例，Schwartz研究得出，由于身體發育不完全，應對環境沖擊時，身體更容易受到損害。

其次，由于暴露-反應關系在應用時，由于健康終點選取基于醫院數據，如患病率、住院率、死亡率等，因此將空氣污染對居民的影響停留在身體機能損害方面。由于受空氣污染一方面導致生病、住院等非工作時間減少，而勞動時間的減少使得居民的收入減少;另一方面，在空氣污染較嚴重時，居民面臨被迫呆在室內的選擇?？紤]到以上空氣污染對人體的間接影響，可能會使居民產生壓力、焦慮，損害了其心理健康。Pedersen（2004）通過使用丹麥7455名兒童出生時的空氣污染數據，證實了精神分裂癥的發病率與交通引發的空氣污染有關，特別是交通氣體排放中的苯和CO高度相關。心理健康也是健康的一部分，因此心理健康的嚴重程度累積到影響到居民的身體健康的估計沒有被分析出來，是被忽略的一部分。

最后，暴露-反應關系一個主要內生性問題，是個人規避行為。對個人規避行為的估計可分為市場視角和非市場視角。個人的防御性支出、為改善空氣采取的意愿支出可通過市場觀察到，而另一部分非市場行為，如為避免室外空氣污染而選擇其他行動所造成的機會成本則難以觀察和估計。

（二）健康生產函數。

第一，學者們在應用健康生產函數時，大多數選取死亡率或五歲以下兒童死亡率幾個指標來度量被解釋變量健康水平。但是，隨著醫學技術的進步和民眾健康意識的提升，如每年定期體檢、及時就醫，使得只關注死亡率的研究無法合理地衡量居民的真實健康水平。Cutler（2006）提到，由于環境污染導致的住院人數增加，但死亡率的絕對值變化較少，因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醫療技術的進步使得生存率提高。第二，健康生產函數在應用時，與民眾實際生活情況之間存在差距。脫離經濟學家對健康生產函數的分析，健康資本對個人來說并不是離散的，因此用1單位健康的描述是不切實際的，研究個人對衛生服務需求更符合民眾對健康的需求，盡管個人衛生服務需求在經驗研究中存在一些問題。

四、結論

通過對空氣污染與健康成本關系的研究脈絡整理，可得出以下結論：（1）從經濟學領域來分析。國內外對環境質量、空氣污染與健康支出的實證研究文獻無論從污染物選取、研究時間跨度以及相應的實證模型的應用上都有所涉及，研究相對充分，針對各國實際情況提出了政策建議。（2）從國內視角來分析。一方面，從國內研究文獻數量來看，側重于定性分析文獻較多，而關于空氣污染與居民健康成本的實證研究的研究相對較少。此外研究對象一般基于省際數據，后續研究也可以從多個角度來展開分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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