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火漫卷》：遲子建小說的城市書寫

孫彥峰 鐘昕妍

[摘要]《煙火漫卷》作為2020年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的碩果，為文壇提供了遲子建成功實現文學創作轉向的力證。小說圍繞著哈爾濱普羅大眾渾然一體的情感命運、歷史記憶與現今生活徐徐展開，為哈爾濱勾勒出一幅溫情又現實的人間煙火圖。小說以底層敘事掀開現實的陰霾和人性的秘辛，以多重聲部的敘事詩學織就現代之城哈爾濱的生命經緯，以反思精神重新解讀時代變遷下的社會現狀。小說對當代城市的書寫和現實主義創作的深度追求，展現了遲子建城市書寫獨具一格的文學風范。

[關鍵詞]遲子建;《煙火漫卷》;城市書寫;民間立場;敘事詩學

[中圖分類號]I207[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2095-0292（2022）04-0130-06

故鄉經驗作為遲子建文學肌體中最不可撼動的構成部分，在一定意義上構成了她的文學根柢。在尋根的過程中，故鄉經驗與故鄉圖景貫穿于遲子建的整體創作，從遲子建的處女作《沉睡的大固其固》到新篇《煙火漫卷》，這一特征得到了賡續。在享有“遠東莫斯科”美稱的哈爾濱久居三十余年后，遲子建收獲了新的創作靈感，哈爾濱的城與人共同搭建了小說的主體結構，塵俗煙火中人的悲與喜，生與死以及城的發展與變遷共同形成了該作品的中樞?！稛熁鹇怼分械某桥c人之間的關系在遲子建筆下得到一次巨大轉變，文本中呈現的不是對立沖突，而是水乳交融的關系，儲存著苦難的記憶的城與生活在其中的凡人共同經歷了歷史震蕩、文化滲入、時代嬗變，在當下共同點燃了人間煙火。在作品中，哈爾濱不僅作為敘事空間，還作為敘事對象而存在，城與人共同成為敘事目標和表現對象。在城市書寫的坐標軸中，《煙火漫卷》通過民間敘事、空間敘事、反思敘事為讀者呈現了一個城與人之間相互轉化、相互指涉的緊密關系，作為“世界”的城和作為“此在”的人共同豐富了文本內涵，并且顯現出遲子建相較于其他作家的特殊性。

一、扎根民間的執著書寫

陳思和認為：“民間的傳統意味著人類原始的生命力緊緊擁抱生活本身的過程，由此迸發出對生活的愛與憎，對人生的欲望追求，這是任何道德說教都無法規范，任何政治條律都無法約束，甚至連文明、進步、美這些抽象概念也無法涵蓋的自由自在?！盵1]（P12）《煙火漫卷》中哈爾濱與哈爾濱人之間存在一種相互建構的關系，哈爾濱養育著哈爾濱人，在這片廣袤的黑土地上，哈爾濱人完成了生、老、病、死的人生之旅。哈爾濱人反哺著哈爾濱，他們將哈爾濱的風俗民情、地域文化傳承、發揚、更新。

我們可以從城市的民俗性中提煉城市的歷史，使城市顯現出厚重的底蘊。遲子建擅于寫民俗、樂于寫民俗，在《煙火漫卷》中，遲子建不吝筆墨地講述了哈爾濱的節日風俗、婚喪風俗、飲食風俗等等。在遲子建的創作中民俗既是維系人與城關系的重要紐帶，又是對世俗人生的認同和對民間精神的發揚?！稛熁鹇怼分?，“進入臘月，年關之際，人們想到的都是短缺了什么，年夕趕緊補齊和償付，以免有災殃。除了吃的用的，欠人錢的要還錢，欠人情的要還情?！盵2]（P283）哈爾濱人沿襲了“年”、“夕”的傳統，一到年關之際，就開始辦置新衣新寢具，添置新碗筷，采買年貨的，買春聯宮燈的，買紙錢祭奠故人……除了這些習俗，作品中還呈現了哈爾濱其他獨具特色的年俗，如：一進臘月陳秀就做了兩盞冰燈放在大門兩側、熏煮或是鹵煮豬肉和雞鴨來備辦年菜。黃娥在大年三十貼窗花、包酸菜餃子，初七要吃過“人日子”的面條。遲子建對哈爾濱的地方風俗和民間生活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捕捉，為《煙火漫卷》增添了極大的地域特色，顯現出厚重的文化底蘊。

遲子建堅守的民間立場，使她的作品中十分關注社會底層小人物，作品中的小人物不僅不為歷史洪流所淹沒，還展現了特定的時代精神內涵?！盁o論春夏，為哈爾濱這座城破曉的，不是日頭，而是大地上卑微的生靈”。[2]（P3）生活在哈爾濱這座城市中的“生靈”，在季節更替，朝暮更迭中生生不息，遲子建扎根于民間，駐足于民間詩學，譜寫了一首大地生靈命運交響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城市的煙火氣息共同構成作品血脈，作品上半部的開端就陸續出現了蔬菜市場批發商、環衛工人、經營早點的人、送奶員和送外賣的小哥、哈欠連天的業主、早班公交司機和出租車司機、晨練者……一組俗世中努力生活的底層人物群像，署名了哈爾濱的早晨。下半部則用大潑的筆墨描摹了燈火照亮的夜晚，不絕的車流，涌動的人群，熱鬧的餐桌，休閑的夜生活，忙碌的夜工者共同落下了哈爾濱夜晚的帷幕。這種傳統的自然紀時記錄方式正是作家的精心設計，時光不停，生活不停，步履不停，意在告訴讀者，關于哈爾濱的敘事是從城市的邊邊角角，生活的細枝末節，人世間的酸甜苦辣中表現出來的。這座融匯了古典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冰雪之城告訴所有人，最平凡的就是最真實的。

遲子建在談到關于《煙火漫卷》的創作時提到：“悲傷和苦難之上，從不缺乏人性的陽光”。[2]（P311）苦難經常會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個作家作品中的每個人物的人生軌跡截然不同，雖然他們各自主導自己的生命活動，但卻無力擺脫了命運的安排。即便現實將他們壓得喘不過氣，他們依舊不放棄生活之光，選擇成為逆流而上的溯洄者。劉光復在罹患癌癥后仍掛心自己的城市，費心推廣東北城市紀錄片，仍然想著去松花江上游一回，珍惜生活的美好與自然的饋贈;劉建國在知青時期意外遺失銅錘，于是選擇了司機這一適合尋人的職業，在尋找銅錘的路上一走就是五十余年;大秦小米面臨小米婆婆陳秀的刁難，經濟上的窘困，為了愛情還是義無反顧的結合在一起;意外撞傷黃娥的馬車夫家境貧寒，但他并沒有逃避責任，主動提出若黃娥出事了便承擔起撫養雜拌兒的義務……城市中的每個靈魂都是城市主體的創造者，如此看來，《煙火漫卷》中的哈爾濱不是單純的小千世界，文本中遲子建關于哈爾濱人世間的書寫，不僅注重客觀真實的再現，而且還體現了文學的本質，作家寫出了大千世界普遍性的生存境遇——無論人生命途多舛，都要踏開世間不平路。

《煙火漫卷》體現了遲子建城市書寫的能力，她既關注民間生活，重視對原生態生活面貌的描寫，又關注作為全體的人的精神層面的內容。關于哈爾濱人間煙火中人與城的相互建構，正基于她的民間立場和對底層的關注，再上升到人性和更為普遍的生存境地，遲子建通過小人物和世俗生活呈現城市風貌的敘事策略，在存在哲學和現世價值這個更高的層面上實現了超越。

二、多重并置的敘事空間

遲子建的創作總是以民間視角來觀照底層民眾的人生百態。值得注意的是，《煙火漫卷》雖然使用了民間視角，但其敘事內容大多置于城市這一空間視域下?！稛熁鹇怼返目臻g敘事之所以富有歷史感、層次感就具體體現在哈爾濱這一都市空間中設置了多重空間。遲子建以哈爾濱為中心設置了一個多維空間，書寫具有煙火氣息的市井生活，勾勒具有地方色彩的城市建筑，同時又將哈爾濱的人文景觀收藏于文本中，展演了歷史文化的內蘊，幾代人的際遇聯袂呈現了一部全面的、完整的哈爾濱地方志。

首先體現在歷史情境下設置的緊密貼合的人物關系。城市的建構和歷史文化，與人的養成有著深厚的關系。哈爾濱在時間洪流中書寫了一部帝國侵略史、反法西斯戰爭史及難民流亡史，遲子建跟隨著歷史留下的印記，找到了哈爾濱的城與人的互動關系。

“如今我們在談及城市傳記的書寫時，多處于一種試圖勾連當下與歷史的姿態。城市傳記既書寫城市歷史，也包括與城市歷史相關的記憶?！盵3]（P8）在偌大的哈爾濱中，聚集了漢人、滿人、蒙古人、朝鮮人、日本人、俄國人、猶太人等族群，每個族群都能夠在哈爾濱找到歸屬，都有資格講述自己與冰城的故事?！稛熁鹇怼穾ьI讀者認識哈爾濱的人物并非是城市中身世平凡，毫無牽連的人。針對哈爾濱族群混雜多樣的特性，遲子建將講述哈爾濱故事的資格證發給了歷經帝國擴張、抗戰救亡、文化大革命等歷史事件的特殊人群及其后裔。小說所選擇的說故事的人為讀者重現了哈爾濱命途多舛的歷史，交代了哈爾濱族群混雜的原因，明確了哈爾濱的城市性質。在哈爾濱城這一物理空間，各族群通過經濟往來、軍事控制、殖民入侵、文化交融、婚戀養育等形式，形成了盤根錯節的社會關系。劉建國是被俄語翻譯家劉鼎初收養的日本遺孤，其親生父母為日本開拓團成員和關東軍隨軍護士;于大衛是個不折不扣的混血兒，其父于民生是中國人，其母謝普蓮娜是猶太人;盧木頭是蒙古人，因此雜拌兒身上同樣流著蒙人的血脈?！稛熁鹇怼凡⒉宦溆谑吩姲愕暮甏髷⑹轮骄?，以血脈親情相關的日常生活敘事連起了哈爾濱的城與人的歸屬關系，賦予哈爾濱這一空間獨特的歷史感。

其次，《煙火漫卷》中的歷史時間與精神空間為哈爾濱的城與人提供了一個對照的時空。小說敘事的主要人物通常都被并置于哈爾濱這一物理空間，但在精神維度上，他們的生命軌跡都沿著不同的歷史時間設置的路線行進著，并且這一路線包孕的文化內涵及象征的時代印記在不同人物身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精神烙印。這種條件下，城與人就形成了在同一場域中既輔車相依又單孑獨立的復雜關系。以黃娥為例，她是一個野性、自由的存在，是逡巡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典型。她生活于未經現代化浸禮的七碼頭，并且未經過系統的現代教育，未經過現代文明的開化，也不具備任何現代生活經驗，由于與現代保持著相當距離，黃娥在進入現代城市之后，游走于城市與鄉土的邊緣，在相當長的一段文本時間中，黃娥都在復魅自然性神性的基礎上努力平衡本我與自我的精神天平，但是在哈爾濱的救贖下，她的靈魂重獲自由，不再困囿于誤殺丈夫的負罪感中，并且再次覓得愛情，從而實現人與城的真正和諧。小說另一重要人物劉建國，在哈爾濱度過的歲月已逾花甲，但自丟失銅錘后，劉建國真正意義上的生活就停擺了，他的精神之表和生命之鐘停留在銅錘被拐的那一刻，雖然努力地生活著，但卻失去了生活的本色。由銅錘丟失而展開的于大衛的家族之譜則在歷史時間中縱向延伸，引出了以謝普蓮娜為核心的波折起伏的家族故事，既是個人的，又是城市的。既為其家族史添上了滄桑的年輪，也為哈爾濱這座城市鍍上歷史光輝。

作品中的主要人物都身處于相同的時間與空間之中，但精神維度都各不相同，這種參差讓文本充滿了張力，人物的形象更為立體。遲子建獨具匠心地設置了不同的空間來表現人物不同的精神維度，這典型體現在時間空間化的處理上。遲子建通過悉心設計猶太墓園、七碼頭、榆櫻院、中央大街、小劇場等具有不同文化底蘊的文學空間，在實際空間上刻上歷史時間的度量。遲子建在介紹榆櫻院的時候，埋下了這樣的暗示，“據說主樓最早是中國人開的戲園，后來成為俄國一個馬戲團的住所，再后來被一個日本商人看上，做了日貨專賣店，院中那棵枝干遒勁的櫻花樹，是主樓的日本商人戰敗前夕栽下的?！盵2]（P57）通過這樣暗示性的描寫，梳理出“闖關東們”發展建設哈爾濱——日俄戰爭后滿洲國的被俄化——日本將東北作為侵華的第一站——東北實現光復這樣一條真實的歷史線索。猶太墓園在作品中出現了數次。謝普林娜的墓碑與眾不同，她一生牽連的種族、婚姻關系，疊加為她的復雜署名方式。墓碑上的字母分別是代表了謝普林娜家族姓氏的波蘭文字母，其前夫伊格納維奇的俄文縮寫，還有代表現在家庭的漢語拼音“YU”。小小的一座墓碑，卻承載了多種文化的交融，記錄了三代人的命運軌跡;七碼頭是一個在現代化進程中隕落的物理空間，但生活在其中的人擁有蓬勃的生命力，自由的靈魂，他們是現代社會中最接近本我的個體，雖然他們缺乏約定俗成的道德束縛，但承襲了樸素的自然觀與倫理觀。黃娥具有的自然性，自由、淳樸和野性的精神屬性就脫胎于七碼頭這個前現代的空間，二者之間形成一種象征關系更好地展現了立體的人物精神維度。

此外，《煙火漫卷》中的物理空間與精神空間形成了互為他者的鏡像建構，豐富了作品的敘事維度。榆櫻院應當看作是同一空間的多重維度的典型，榆櫻院屬于中華巴洛克風格的建筑，如同其中西合璧的雜糅風格，院中雜居著不同年齡、性格、職業的群體，這種包羅萬象的空間與眾生百態的繁瑣龐雜的特征相吻合，是讓煙火取得具象意義的客觀符碼。黃娥、劉建國、翁子安、謝楚薇、小米等人相繼打開榆櫻院這一空間的大門后，迥然不同的精神空間也自覺疊加，使得榆櫻院與人物的精神空間互為他者的鏡像建構，極大地豐富了文本的精神符號?！稛熁鹇怼分?，另一重要的空間典型是醫院。小說開端就出現了劉建國去醫院接翁子安（銅錘）的描寫，并且設置了凌晨四點這一時間點，實際上這是遲子建特意安排的情節。翁子安在走失前是混血兒銅錘，走失后成為凌晨四點出生的四點。當他發現自己的真實身份之后，翁子安在醫院這一空間實現了兩種身份的轉化。除去生命上的新生意義，醫院對翁子安來說還有情感上的新生意義。當黃娥出事后，翁子安終于正視自己對黃娥的感情，他意識到沒有什么生命比愛情更為輕盈，于是決定釋放出對黃娥的傾慕愛戀。翁子安在作為物理空間的醫院實現了情感上的圓滿與身份上的認同，開拓了自身的精神空間，形成了互為他者的鏡像建構。

三、時代變量的精神反思

與土地之間的羈絆進入現代化城市之后就被切斷，在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觀、生活方式、社會習俗等方面帶來的沖擊面前，人自覺地更新生命體驗和空間經驗的認識。作為一個生于鄉村而身處城市的異鄉人，遲子建對城鄉之間的由內而外的發展變化有最直觀和真切的感受，這促使她將目光聚焦于城市，探索現代性語境下城市與人類之間的奧秘?！稛熁鹇怼烦尸F的感物傷懷之美讓我們陶醉的同時，也深切的感受到了另一種警示之義，這對于我們平衡心理訴求，做到和諧發展，重拾精神信念等方面具有大有可觀的現實意義。

在遲子建的城市書寫中，哈爾濱不僅是敘事和抒情的對象，更是諦視和反思的對象。遲子建對哈爾濱的塑造是客觀的、辯證的、立體的，她在表現哈爾濱的日常性、歷史性、藝術性的同時，還指出哈爾濱諸多隱匿于現代性背后的痼疾，其中包括生態環境、倫理道德、文化傳承等方面的問題。具體而言，遲子建針對現代性進程中哈爾濱存在的問題提出的反思與批判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生態環境的破壞、倫理道德的失落與文化傳承的斷裂。

“當人心向下時，人性的黑暗，會埋葬這世上最不該埋葬的生靈。這樣的埋葬多了，人類就岌岌可危了?！盵4]城市既是歷史和文化的產物，也是社會和經濟的網絡。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加快，人類對經濟效益的追求，良好的自然生態步入轉瞬即逝的境地，為了改寫無可挽救的生存悲劇，遲子建在作品中加重了書寫生態環境被破壞的筆墨，希冀引起人類的重視，沖破城市與自然之間的隔膜?！稛熁鹇怼分?，小鷂子葬身于陽明灘大橋邊上滿是廢棄物的塑膠跑道;原本充滿了浪漫情調的馬家溝河遭受污染后成為城市的排污口;一到冬季，城市就扣上了由大量的燃煤與焚燒秸稈制成的黑帽子等等……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在現代化進程中，城市生態系統保護與被視作現代性城市建設的重要部分，但這一重要部分卻淪為經濟發展建設的附庸。針對生態環境在城市中逐漸喪失有機性這一現實困境，遲子建開出了自己的藥方，即凸顯生態環境對人的精神療效之大用：黃娥在自然賦予的安全感的呼喚下，最終回歸了七碼頭;翁子安得知黃娥出事故后，對著蘆葦蕩祈愿，并承諾將致力于濕地保護，使丹頂鶴得以棲身于自然的懷抱。遲子建為城市開具的藥方不僅顯現了城市生態的價值性，還強調了城市生態保護的重要性。

作為典型的倫理型社會，中國自古以來就主張以倫理維持社會秩序，以道德規約社會生活。當倫理道德的發展脫離正確的軌跡，將會動搖小家大國的根基。在劉建國執行愛心護送的任務中，一父二子尤令人印象深刻。劉建國原以為二子要求劉建國保證車輛行駛絕對安全是拳拳孝心，但在二子逼問父親錢財下落的丑惡面孔之下才明白他們的要求只是為了得到遺產;榆櫻院中的老郭頭與陳秀的黃昏之戀不被老郭頭的孩子們認同，出于保護自身利益的目的，他們更換新證為名騙走了老郭頭的房產證和戶口薄，之后便不再來看望老郭頭了。這兩個故事細節可以看出現代家庭中利益至上的觀念已經取代了親情至上的傳統觀念，倫理失序導致和諧家庭的解體，并且動搖了社會的穩定。作品中道德失落的典型代表——劉驕華之子小李僅憑閱讀內容簡介的經驗就在報紙上發表書評，并且對于劉驕華的勸誡不屑一顧。而后又憑借自身的資源介入了小劉胖丫二人的感情;七碼頭的鎮在保護老建筑的工程上巧立項目，貪污公款，導致二人受傷;即便是道德高標劉建國，也曾經被欲望蒙蔽了雙眼，在知青時期猥褻了一名小男孩……物質主義、利益至上高舉的旗幟，導致了倫理道德在現代社會中失去陣地，人的品質在扭曲的價值觀的影響下侏儒化，遲子建通過塑造一組價值觀受時代影響而滿身瘡痍的人物形象表達了自己對現代城市人之倫理道德的反思與批判。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靈魂，而藝術為城市提供了最直觀清晰的速寫，它是城市文化底蘊的印記，也是理想人格的培養皿。但現代性的進程推動了文化多元性的產生，一方面極大地促進了文化藝術的交融，另一方面又產生了傳統文化藝術被淘汰或盲目改造的問題。在《煙火漫卷》中，遲子建通過對舊建筑的細致描寫和傳統藝術二人轉艱難轉型表達了她對于城市文化藝術傳承鏈的斷裂感到忐忑不安。類似榆櫻院、老會堂音樂廳這種與周圍現代建筑格格不入的“時光的棄兒”在哈爾濱已經越來越少，而遲子建卻堅持予以它們偏愛與關照，是因為這些建筑保存了無法復制的歷史和記憶，具有成熟的生命韻味和不朽的靈魂。作為東北傳統藝術的二人轉是小劉胖丫二人的努力追求的藝術理想，他們為了改變二人轉備受冷遇的現狀，試圖將二人轉與歌劇相結合，但卻遭到了消費主義影響下的低俗審美和崇洋媚外的文化觀念的沖擊被市場拋棄。以舊建筑和二人轉藝術為代表的文化遭遇是文化傳承斷裂的重要表征，也是現代城市文化建設必須正視的問題。

克羅齊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5]（P3），對當下社會歷史現實的觀察、記錄和反思，莫過于書寫自身的歷史，這是文學的責任，也是作家的自覺。遲子建在《煙火漫卷》中對環境保護、道德倫理以及文化傳承的關注，實現了一個作家的責任與擔當。

四、獨具風范的遲式書寫

當代文學承襲了現代文學的創作軌跡，繼續在現實與歷史、城市與鄉村二維上挺進。在城市書寫的橫軸上，女性作家以她們細膩、敏感的情感體驗，溫情、悲憫的人文關懷，在城市“現場”進行了個性表達，將女性經驗、女性認識和女性意識融入了城市“現場”。作為東北作家中書寫城市的個中好手，遲子建從獨特的視角追尋和回顧城市的歷史，觀察大歷史統攝下的小社會和小人物命運是她的卓異之處。相比較另一位東北女作家孫慧芬，我們就能發現獨具特色的遲子建式的城市書寫方式。二者同樣是女性，同樣書寫東北大地，同樣長于農村，同樣描繪城市風景線，同樣呈現世俗生活，同樣注視底層，但遲、孫二人創作主題、敘事風格和哲學思考差別卻很大，比較而言，遲子建以城市為主體，而孫惠芬以入城農民為主體;遲子建城市日常生活的敘述則傾向于表現世俗與情趣的溫度，而孫惠芬城市日常生活的敘述表現的是沉悶與平淡背后的冷漠;遲子建執著于發現人世間的詩性共情，而孫惠芬嘗試在城市化進程下進行理性認識。

從創作主體來看，遲子建以城市為主體，而孫惠芬以入城農民為主體。評論家岳雯提出，文學意義上的城市主體性建構應該以鄉村為鏡像與參照，只有在“對位”與“互鑒”之中，城市性言說才是完整有效的，如果只局限于城市經驗談論城市性，而沒有與鄉村體驗構成一個整體的話，就會陷入“唯城市主義”的審美意識形態陷阱之中。遲子建將這座具有生命性的城——榫，與生活于其中的具有生命力的人——卯緊密嵌合，又以鄉土因子輔之，成功地協調了城與鄉，城與人的關系。歷經十余年的錘煉，在遲子建這里，城市正式獲取主體性身份并且展開了自我敘事?！稛熁鹇怼分v述的是百年冰城哈爾濱的故事。在這座城里進行了歷史與現時的碰撞、鄉土與城市的碰撞。哈爾濱作為三代人錯綜復雜的命運的承載體，匯集了巨大的史詩性、厚重的文化性、旺盛的生命性。同時，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正是由于鄉土因子積極地融入城市，哈爾濱才得以散發出強烈的、醉人的歷史光輝、文化光輝和生命光輝。在文本中，黃娥是屬于鄉土的文化符號，她以自身的力量重新闡釋了城市與鄉土之間的關系。在哈爾濱的這幾年，她繪制了一份哈爾濱的地圖，但在這一過程中，她對哈爾濱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轉變，由格格不入到為之著迷，原因是黃娥在哈爾濱得到了救贖。黃娥態度的轉變正是城市積極包容鄉土，鄉土努力融入城市的證明。遲子建筆下的哈爾濱巧妙地融合了古典型的鄉村經驗和現代性的城市經驗，并且建立了城與人之間“在而屬于”的和諧關系，拓寬了當代城市書寫的闡釋空間。仔細研讀孫惠芬的城市書寫，筆者發現孫惠芬的城市書寫存在“城”與“人”的二元對立結構，實際上孫惠芬是虛寫城市，實寫鄉村。在只具有臨時“城里人”身份的農民工群體看來，城市生活只是短暫的謀生之旅，鄉土生活才是真正的的歸宿。在孫惠芬看來，民工群體與城市是一種“在而不屬于”的關系，孫惠芬筆下的農民工們對城市的特殊認識導致呈現出來的是一個殘缺的城市形象和殘缺的人物群像。由于虛寫城市的創作手法建構的是殘缺的城市主體，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孫惠芬的城市書寫是仍處于未成格局的實驗階段。

從敘事風格看，遲子建的城市書寫是有溫度的敘事，孫惠芬的城市書寫是有距離感的敘事。闖蕩文壇三十余年，遲子建筆耕不輟地書寫溫暖煙火與善惡之花，不知疲倦地傳唱世間的溫情。情感是遲子建作品的肌理，《煙火漫卷》之中，哈爾濱的溫度在遲子建對人間煙火的關注、對人物悲喜的共情中逐漸升高。小說將近尾聲之際，劉建國在找到丟失的銅錘后得到了救贖，他抬起頭發現，自然的夜空中綻放著漫天的煙花，實質上這也意味著劉建國人生的黑夜已經過去，他黯淡已久的生命將會重新綻放光輝，遲子建用這場煙花為劉建國的點燃了生命之火。黃娥母子的出現不僅意味著傳統鄉土文化的介入，而且還是遲子建對冰城中眾多不完滿關系的溫情關懷。謝楚薇和于大衛精心照顧“自己的孩子”，雜拌兒的到來讓夫婦二人尋找到了精神寄托;劉建國有了真實的欲望，黃娥的照顧讓他重啟塵封的悸動之情。在遲子建的創作世界里，她以溫情的方式構建了遲子建式的溫度敘事風格，她始終以溫情燭照普羅大眾的世俗生活，真切感知人世間的感人情愫。孫惠芬筆下的城市是市儈的、無情的、自大的，因此，無論是文本角色還是閱讀者都會產生一種強烈的距離感?！秱闯鞘小分小拔摇迸c“我丈夫”為了定居于城市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除去物質方面的不足，他們在精神層面也飽受折磨?！洞憾弧分泄と诵√m因為沒有城市戶口，被城市人班長玩弄蹂躪。然而小蘭作為受害者卻被工廠開除，被城市驅逐，她被迫承擔了施害者應承受的結果。孫惠芬的創作拉開了城市與人之間的距離，表達了她對城市文明的懷疑與批判。

從哲學意義看，遲子建賦予城市書寫詩性的哲學意義，孫惠芬則賦予城市書寫理性的哲學意義。遲子建創作的詩性主要體現在存在的詩意與人性的光輝兩方面。一方面，遲子建提供了一種新的書寫日常詩意的方法。正如列斐伏爾所說：“日常生活是一個產生意義的地方，也是意義降至無意義的地方?！盵6]（P316）遲子建洞悉了和瑣屑的日常生活表象下的各種生存狀態，發掘出其中具有生命意義的一面，并將其呈現為詩意的文本形態。遲子建在《煙火漫卷》中信筆寫出人們在不變的日常生活中經歷的命運之變，揭示個體與命運之間纏夾不清的緘祕沖突。劉建國大半生都在尋找他人，在人生的尾端又開始尋找自己，這不僅是生命屬性上的尋找，更是精神層面上的尋找。遲子建有意安排了劉建國尋找者與被尋找者的雙重身份，當他完成自我確認后，就揭開了更深的層面下歷史和戰爭給“劉建國們”造成的創傷和困境，在個人多舛的命運折射下，遲子建對于歷史與人性進行了形而上的哲學思考。另一方面，《煙火漫卷》籠罩了一層溫暖的人文關懷之光。遲子建在作品中描繪許多宗教建筑，目的是將哈爾濱打造為物質、精神上雙重意義的救贖空間。另外，遲子建認為沒有絕對的善，也沒有絕對的惡，在這種善惡觀的影響下，《煙火漫卷》以二元對立的人性真正切近人的靈魂掙扎，真正攫取現實的塵埃。如退休后的劉驕華還想通過自己的能力為社會做更多的貢獻，她關心出獄囚犯的生計，也關心被肆意破壞的生態，但當她得知丈夫精神出軌的時候，半夜拿著刀對丈夫比劃。這樣一個積極向上的人物時常帶有明亮的光環，卻也有黑化的瞬間;又如劉建國用余生向他曾經猥褻的男孩武鳴贖罪、黃娥終日對誤殺丈夫盧木頭而懺悔、于大衛為自己在精神上報復謝楚薇而慚愧，城里人都背負著不能說的秘密，他們在生活中贖罪，將自我融入生活，又被生活救贖，活出生命的色彩，這是獨屬于遲子建的超脫的、詩意的人文關懷。在《尋找張展》這部作品，孫惠芬從教育這個現實話題出發，針對家庭關系、婚戀關系、交友關系等各個關系展開了探討和思考。當人們不得不面臨狂飆突進的社會變革所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時，當新生的資本開始改寫傳統的生存法則、人際關系以及倫理觀念時，人們是否還有能力人云亦云、利益至上的環境之中保持獨立的思考和清醒的頭腦？孫惠芬通過主人公張展提出了新的一代能否在尋找自己的過程中找到生命的本質這一理性的哲學思考。

總的來說，遲子建與孫惠芬兩位作家的城市書寫有相同之處，但從二者在創作主體、敘事風格和哲學意義上比較，我們領略到了具有鮮明特色的遲式書寫。

五、結語

學者陳曉明對城市文學做出這樣的定義：“只有那些直接呈示城市的存在本身，建立城市的客體形象，并且表達作者對城市生活的明確反思，表現人物與城市的精神沖突的作品才能稱之為典型的城市文學?！盵7]（P2）按此標準，我們可以認為《煙火漫卷》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文學。

《煙火漫卷》整體地呈現了哈爾濱的地理、人文、歷史、藝術、現實等城市文化符碼，更具體地繪制了小人物在這座城市中的人間煙火，并且為城市文學的書寫與評價作出了時代的回響。學者王敏對于城市書寫有這樣的認知：“或許城市最先以為制服、擺脫的東西，其實一直也在從內部對抗它，文學表述應該正視這種對抗并找到表述它的文學方式?！盵8]（P179）遲子建以“人世間”的民間視角和認真生活的底層人物聚焦哈爾濱的歷史風云和現實變遷;以人與城之間相互指涉的敘事關系，豐富了人的敘事的空間性與歷史性，城的敘事的情感性與生命性;以多維度展現了對于現代城市的精神反思?！稛熁鹇怼反_定了“人”與“城”的命運與共的共同體身份，展現了遲子建對于城鄉題材切換的處理能力，完成了遲子建敘事重心的一次空間位移。城市書寫在遲子建的筆下不再顯得捉襟見肘，體現了充盈的現實性與本土性，亦表現了客觀的反思性與批判，為當代文學的城市書寫提供了正確認知、積極回應與有益借鑒，也許這就是城市書寫的正確表達。

[參考文獻]

[1]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

[2]遲子建.煙火漫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

[3]遲子建.一座城的生靈煙火[J].中學生閱讀：初中版，2021（11）.

[4]張瀅瑩.城市傳記：讀懂城也就讀懂了自己[N].文學報，2021-01-02.

[5][德]貝內德托·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6][法]亨利·列斐伏爾.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

[7]陳曉明.城市文學：無法現身的“他者”[J].文藝研究，2006（1）.

[8]王敏.文學表述中的城市、城里人與城市生活方式[J].青年作家，2019（11）.

[責任編輯張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