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我國國際科技合作績效影響機制研究

劉夢璐， 謝科范

摘要：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為我國國際科技合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如何抓住新發展格局下的機遇，突破“瓶頸期”，從而最大化促進國際科技合作，這對成果轉化與技術轉移顯得尤為重要。為探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我國國際科技合作績效的影響因素與影響機制，基于問卷調研數據，構建了結構方程模型并進行檢驗，結果表明：科研條件不僅對合作績效有直接的正向影響，還可以通過合作意愿、合作行為的中介效應，以及兩者的鏈式中介影響合作績效，此外，國際科技合作的政策環境能夠負向調節科研條件對合作績效的正向影響?；趯嵶C研究結果，提出了提升國際科技合作績效的相關建議。

關鍵詞：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 國際科技合作; 結構方程模型; 影響機制; 合作績效

中圖分類號： F204; G311文獻標識碼： A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2.03.005

一、 引言

當今世界，隨著科技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全球“技術—經濟”范式迎來深刻變革[1]，各國的綜合國力競爭也逐步演變成科技實力的競爭[2]，越來越多的國家通過國際科技合作促進各國間優勢資源互補，從而實現自身科技創新能力的顯著提升[3]。全球各地的多元化創新主體在參與科技合作的過程中，不斷推進資金、技術、人才、知識等關鍵創新要素在世界范圍內的流動與聚集，為我國促進科技水平進步和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帶來了機遇。中國作為國際科技交流合作的推行者與參與者，正在“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4]。在這種背景下，國際科技合作作為提升科技水平的重要途徑，在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笆奈濉币巹澨岢觥皩嵤└娱_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國際科技合作戰略”[5]，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積極推動科技開放合作。因此，進一步深化國際科技合作與交流，促進科技創新要素整合，創新國際合作模式，從而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既順應了當代科技發展的潮流，也是我國建設科技強國的必然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背景下，全球科技格局正在發生深刻的變革，中美博弈、新冠肺炎疫情、逆全球化暗流等給國際科技合作帶來了新的挑戰。全球各國正在通過不斷推動國際科技合作，鞏固自身科技合作的基礎，整合科技創新要素，提升國際科技合作績效，加快科技成果轉化。隨著國際科技合作的廣泛化與競合行為的激烈化，對外科技合作的績效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先前大多數文獻主要從外部資源投入與內部合作主體特征兩個角度對國際科技合作績效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Qin等[6]提出資源投入與信息共享度對產學研創新績效存在正向影響，劉和東等[7]基于資源依賴與行為協同理論，提出了主體特征對合作過程以及績效的積極作用，高強等[8]證明了國際合作研發與創新績效的正向關系，石燕青等[9]運用計量經濟學模型驗證了國際科技合作的程度能夠正向影響學者科研績效，Szücs[10]基于概率模型的實證結果，提出了參與合作的企業與高校的數量對創新績效產生正向影響。不過，總體而言，國際科技合作績效影響因素之間的作用機理仍需要進一步探索。因此，本研究運用問卷調查和結構方程模型的方法，構建“雙循環”背景下國際科技合作績效的影響機制模型，厘清國際科技合作績效的影響路徑，以期為構建更具柔性與韌性的國際科技合作體系提供參考。

二、 模型假設與概念模型

（一） 科研條件、合作意愿、合作行為與合作績效

國際科技合作的科研條件是影響國際科技合作績效的首要因素，具體包括參與合作團隊或者單位的科研基礎設施、合作平臺與資源配置?？蒲袟l件的地區差異性導致人才聚集性的差異，從而影響區域差異性的科技競爭能力[11]。良好的科研條件是相關科研人員開展科技合作活動、實現合作目標的首要條件，有助于鼓勵科研活動中的高水平產出。目前，我國的國際科技合作在廣度和深度上存在不足，多為自上而下的形式，即在政府間政策協議的基礎上展開合作[12]，以獲取互補性資源和防止過度競爭。而且我國的科研基礎相對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國在合作項目中的話語權[13]。只有增強自主創新能力，與國內外學者共同搭建開放、和諧的科研創新平臺，才能進一步提升我國在國際科技合作中的參與度，從而推動合作成果的產出與轉化。完善協同科研基礎設施[14]，優化科技合作管理機制，整合創新資源支撐，將對科技創新合作成效產生積極的作用。潘勛等[15]認為加強科研條件平臺的建設是開展高績效科研的必要保障。姜揚[16]實證發現青年科研人員對科研環境的滿意程度對科研合作意愿有積極的影響。王書會[17]提出完善科研條件配置，有助于提升合作績效。此外，黃越等[18]認為具有一定研發實力的合作主體將各自的優勢資源進行有效組合是合作成敗的關鍵所在。

從心理學角度出發，合作意愿是指社會個人為了達到共同的目標而與合作對象進行合作的傾向以及維持合作關系的愿望[19]。國際科技合作意愿表現為相關科研團隊或組織之間主動合作的傾向，并愿意維持合作關系，從而實現共同的科研目標。合作期間，合作主體認知到合作行為使研究成果受益，并且主動進行高質量的信息交流，共同促進合作項目的順利推進。由于單個主體受地區、技術、人才與資源的限制，再加上技術的日益突破與高新產品的更新迭代，使得單獨研發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需要不斷謀求國際科技合作，從而促進參與合作主體自身的能力提升，而且對于提升科技創新績效具有重要的意義。梁嘉明等[20]認為兩國科技合作中，友好的合作關系為雙方的科研活動創造良好的合作氛圍，從而達到科學技術、資源、成果等互惠的效果。張相斌等[21]提出包括資源平臺在內的諸多因素影響科技型小微企業的合作傾向，提供資源的小微企業在獲取一定報酬的同時，自身的績效也會得到提升。

社會學家格蘭諾維特在其研究中首先將嵌入性理論引入社會網絡中，并提出了關系嵌入的概念[22]。格蘭諾維特認為關系嵌入體現了社會網絡主體之間的緊密程度，包括信任程度、信息共享程度以及共同行動[23]。為了研究國際科技合作中的合作行為，本研究從關系嵌入角度出發，將合作行為定義為國際科技合作主體間合作關系的緊密程度，包括合作主體之間的信賴程度、信息共享的及時性與質量以及能否共同行動解決問題。信任關系是國際科技合作得以進行的基礎，沒有一定的信任的合作行為將無法持續。張涑賢等[24]驗證了組織間的信任對合作創新績效有積極作用，同時影響著組織間的信息共享行為。王龍偉等[25]提出組織間的信賴程度能夠加強組織間的知識整合能力，從而提高合作創新績效。Miller[26]認為企業的合作經驗和研發能力等都直接影響企業的創新效率。當國際科技合作主體之間的合作行為不夠穩定時，合作主體之間缺乏信任、信息交流滯后、成果產出質量低，合作關系難以為繼，直接影響國際科技合作的績效。據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H1：國際科技合作的科研條件正向影響合作績效;

H2：國際科技合作的科研條件通過合作意愿的中介作用影響合作績效;

H2a：國際科技合作的科研條件正向影響合作意愿;

H2b：國際科技合作意愿正向影響合作績效;

H3：國際科技合作的科研條件通過合作行為的中介作用影響合作績效;

H3a：國際科技合作的科研條件正向影響合作行為;

H3b：國際科技合作行為正向影響合作績效;

H4：國際科技合作的科研條件通過合作意愿與合作行為的鏈式中介作用影響合作績效;

H4a：國際科技合作意愿正向影響合作行為。

（二） 科研條件、合作績效與政策環境

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國際科技合作的模式發生變化的同時，政策也在不斷發展完善。全球各國逐步意識到國際科技合作帶來的增益效果，正在不斷推進國際科技合作的深化，因此，需要新的合作政策、合作模式與合作內容滿足各合作主體的需求[27]。一方面，政府相關政策的支持，有利于促進資源配置與投入向研究成果轉化。劉長威等[28]提出知識產權、職責履行等問題影響著雙方參與合作，若這些問題得到適當的處理，將最大化釋放合作動力，反之，則會影響科技合作的效果。胡恩華[29]指出政府在合作創新的過程中的引導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蔡伯文[30]提出政府的過度支持會對高校的研發投入產生一定的“擠出效應”，不僅會使得企業研發過程與成果帶有政府意愿，還會使得研發活動過度依賴政府支持，研發成果不能很好地轉化。政府較高水平的優惠政策將帶來“拔苗式”成果[31]，從而影響創新的主動性。曹陽等[32]也指出在創新研發過程中，政府補助規模對研發投入與研發績效之間的負向調節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地方政府的相關政策支持對我國的國際科技合作的多層次、全方位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然而隨著合作創新的深化與科研條件的變化，一些現有政策與發展現狀匹配度不佳，只起到了一定的限定作用?；谝陨戏治?，提出如下假設：

H5：國際科技合作的政策環境負向調節科研條件對合作績效的正向影響。

對國際科技合作績效的影響因素進行邏輯鏈接，可構建概念模型，具體如圖1所示。

三、 調查問卷的設計與調研

（一） 量表設計

初始調查問卷均基于回顧相關文獻和研究框架設計而成，用于測量科研條件、合作意愿、合作行為、合作績效、政策環境這5個潛在變量。國際科技合作科研條件量表基于張雨辰[33]的研究;參照Scott[34]、海本祿等人[35]的研究問卷，設計了國際科技合作意愿的調查量表;參考Fynes[36]、鄧愛民等人[37]設計的問卷，構建了國際科技合作行為的調查量表;國際科技合作績效的調查量表借鑒了梁耀明[38]、蘇州等人[39]的想法;依照尹希果[40]的研究問卷設計了國際科技合作政策環境的調查量表。除此之外，通過專家評審與預調查的方式對初始調查問卷進行修改，以提升問卷質量。最終正式問卷包含23個題項用于測量這5個潛在變量，科研條件量表包含4個題項，合作意愿量表包含5個題項，合作行為量表包含3個題項，合作績效量表包含7個題項，政策環境量表包含4個題項。調查題項的回答量表均為LIKERT5級量表，其中，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所有題項均為正向描述，分數越高表示一致性越強。表1顯示了量表題項的具體情況。

（二） 問卷調查

由于針對全國科研人員的大樣本調查難度較大，完全隨機抽樣的方法可行性較低，本研究采取了便利抽樣[41]的方法。調查樣本選取湖北省有科技合作需求的高校、高新企業、政府等單位，首先通過電子郵件、短信等聯系方式與單位管理人員聯系并征求他們的準許，然后通過電子郵件將網絡問卷的鏈接發送給單位管理人員，委托其推送給單位中參與科研的人員，無法找到郵件地址的單位采用傳統信件的方式進行調查。問卷調查的時間為2021年2月至2021年10月，共發放問卷417份（其中通過郵件發放325份，信件92份），回收問卷257份，問卷回收率為61.63%，剔除網絡問卷填寫時間小于60 s且問卷主要信息不全和答案明顯規律性排序的問卷，最終得到有效問卷有194份，問卷的有效回收率為75.49%。

在有效調查樣本中，女性占比57.7%，男性占42.3%。在參與調查的科研人員中，一半的人員的單位類型為高校，53.6%屬于高校，29.4%屬于企業，12.9%屬于政府。從學歷上來看，95.4%的參與者具有大學及以上學歷，62.9%的參與者具有碩士及以上學歷。52.1%的受訪者初次參與國際科技合作的形式為參加國際學術會議，21.6%的受訪者初次參與形式為參與國際科技合作項目或課題，10.8%的受訪者初次參與形式為國外留學或訪學，15.5%的受訪者初次參與形式為技術或專利轉移。從參與國際科技合作的持續性上來看，35.1%的科研人員在初次參與國際科技合作活動后，后續參與了多次國際科技合作，24.7%的科研人員后續不常參與國際科技合作，22.2%的科研人員后續僅參與一次國際科技合作。受訪者的研究領域在醫學、化學、生物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信息科學等領域均有分布?？傮w來說，該樣本能夠很好地代表我國科研單位的分布特征。

四、 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 描述性分析與相關分析

根據有效的樣本數據，借助SPSS 24.0進行描述性分析與相關性分析，其中均值、標準差和相關性系數結果如表2所示。從表2中可以看出，科研條件（RC）、合作意愿（CW）、合作行為（CB）、合作績效（CP）與政策環境（PE）這五個變量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蒲袟l件與合作意愿（r=0.290，p<0.01）、合作行為（r=0.611，p<0.01）和合作績效（r=0.527，p<0.01）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合作意愿與合作行為（r=0.382，p<0.01）、合作績效（r=0.378，p<0.01）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合作行為與合作績效（r=0.516，p<0.01）呈現出正相關關系，政策環境與合作績效（r=0.458，p<0.01）也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表明假設H1、H2a、H2b、H3a、H3b、H4a得到了初步驗證。

（二） 信度與效度檢驗

根據樣本數據，運用SPSS 24.0進行問卷的信度分析，依據內部一致性來檢驗量表的信度，結果如表3所示。問卷的內部一致性通常通過CITC（Corrected Item-Total Correlation）和Cronbachs Alpha來進行估算。從表3可以看出，問卷各題項的CITC值均大于0.5，五個變量的Cronbachs Alpha值都大于0.7，表明問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問卷題項能夠適當反映出要測量的構念。

效度分析常用于檢驗題項是否能夠正確測量出潛變量的特征[42]，包括內容效度與結構效度。本研究的問卷借助相關學者的研究問卷，并且結合專家小組的建議，具有一定的內容效度。結構效度的檢驗需要結合探索性因子分析（EFA）與驗證性因子分析（CFA），采用SPSS 24.0和Amos 24.0基于有效樣本數據進行結構效度檢驗，具體結果如表4所示。首先，根據EFA的結果，KMO值為0.904且Bartlett檢驗顯著（χ2=3526.559，df=253，sig.=0.000），提取得5個主成分因子對應5個變量且總解釋方差達到了77.234%。同樣，CFA的結果也進一步驗證了研究模型的效度，其中，模型的擬合優度也滿足相應要求，具體數據結果為χ2/df=1.631，GFI=0.870，CFI=0.960，IFI=0.960，TLI=0.954，AGFI=0.837，PGFI=0.693和RMSEA=0.057。此外，根據CFA的結果數據計算研究問卷的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提取值（AVE），根據表4的結果顯示，國際科技合作科研條件、合作意愿、合作行為、合作績效與政策環境量表的CR值分別為0.889、0.939、0.899、0.937、0.909，均大于0.7;量表的AVE值分別為0.667、0.754、0.691、0.680、0.714，均大于0.5。分析結果表明，研究問卷的調查題項能夠很好地適用于解釋潛在變量，具有良好的結構效度，適合進一步展開分析。

（三） 科研條件與合作績效的鏈式中介效應檢驗

基于概念模型與調查樣本數據，利用Amos 24.0建立國際科技合作績效影響機制的結構方程模型，以探討國際科技合作中科研條件、合作意愿、合作行為與合作績效的關系。圖2描述了結構方程模型中研究變量的相關關系;表5給出了模型的路徑分析結果。根據結構方程模型的分析結果，模型的擬合度較好，相應的擬合優度指標數據為χ2/df=1.411，GFI=0.900，CFI=0.978，IFI=0.979，TLI=0.975，AGFI=0.870，PGFI=0.692和RMSEA=0.046。根據路徑檢驗的結果（見表5），科研條件與合作意愿（β=0.382，p<0.001）、合作行為（β=0.591，p<0.001）、合作績效（β=0.370，p<0.001）之間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因此，假設H2a、H3a、H1成立，即：國際科技合作的科研條件正向影響合作績效;國際科技合作的科研條件正向影響合作意愿;國際科技合作的科研條件正向影響合作行為。此外，合作意愿對合作行為（β=0.223，p<0.001）、合作績效（β=0.165，p<0.01）的正向影響顯著，合作行為對合作績效（β=0.280，p<0.05）也有顯著的積極作用，假設H2b、H3b、H4a通過檢驗，即：國際科技合作意愿正向影響合作績效;國際科技合作行為正向影響合作績效;國際科技合作意愿正向影響合作行為。

通過SPSS 24.0中的Process插件進行研究模型的中介效應檢驗，以科研條件為自變量，合作績效為因變量，以合作意愿、合作行為為中介變量，通過5000次重復抽樣、95%置信區間的Bootstrap法檢驗模型中介效應的顯著性，其結果如表6所示。從表6可以看出，科研條件對于合作績效的直接效應值為0.316，Bootstrap95%置信區間不包括0，相對中介效應占比為60.886%，表明直接效應顯著;科研條件對于合作績效的總間接效應值為0.203，Bootstrap95%置信區間均不包括0，總間接效應顯著，其中，鏈式中介效應由3條路徑的間接中介效應組成，“科研條件→合作意愿→合作績效”路徑產生的間接效應值為0.054，Bootstrap95%置信區間均不包括0，相對中介效應占比為10.405%;“科研條件→合作行為→合作績效”路徑產生的間接效應值為0.133，Bootstrap95%置信區間均不包括0，相對中介效應占比為25.626%;“科研條件→合作意愿→合作行為→合作績效”路徑產生的間接效應值為0.016，Bootstrap95%置信區間均不包括0，相對中介效應占比為3.083%，表明3條路徑的間接效應均達到顯著水平?？傊?，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科研條件不僅可以直接影響合作績效，還可以通過合作意愿、合作行為的中介效應，以及兩者之間的鏈式中介影響合作績效。因此，假設H2、H3、H4成立。

（四） 政策環境的調節效應檢驗

為了檢驗政策環境對科研條件與合作績效的調節效應，通過SPSS 24.0采用逐層回歸的方法進行檢驗，檢驗結果如表7與圖3所示。模型1考察自變量（科研條件）與調節變量（政策環境）對因變量（合作績效）的影響，結果顯示科研條件（β=0.400，p<0.001）和政策環境（β=0.266，p<0.001）對合作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模型2中，引入科研條件與政策環境的交互作用考察調節作用，交互項（科研條件×政策環境）對合作績效有顯著負向影響（β=-0.168，p<0.01），這表明在政策環境的加入能夠緩解科研條件對合作績效的積極影響。此外，模型2引入科研條件和政策環境的交互作用以后，模型的R2與F的改變量均顯著，膨脹因子（VIF）均處于可接受的范圍（<5），同樣驗證了政策環境的調節效應?？傊?，以上驗證結果表明假設H5成立。

五、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積極落實創新驅動戰略、提升國際科技合作績效、加快深度融入全球創新網絡、促進國際循環的深化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以及科技強國的必然要求。本研究通過構建國際科技合作績效影響機制的結構方程模型，探討了科研條件對國際科技合作績效的影響機制，尤其是合作意愿與合作行為的鏈式中介作用與政策環境的調節作用，可以為優化我國國際科技合作方式和路徑提供參考，以提升國際科技合作的廣度與深度，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健康發展。結果發現，科研條件不僅顯著正向影響合作績效，還能通過合作意愿與合作行為的中介效應，以及合作意愿和合作行為的鏈式中介效應影響合作績效。同時，政策環境能夠對科研條件和合作績效的積極影響產生負向調節作用，在高政策環境與低政策環境中，科研條件均能夠對合作績效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但高水平的政策環境能夠減緩科研條件對合作績效的積極作用。

（二） 啟示建議

國際科技合作的科研條件的提升有助于科技合作的產出與轉化，且能通過提高科研主體的合作意愿，繼而優化合作行為來推動國際科技合作的績效提升。此外，政策環境的雙重作用不可忽視。一方面，優化政策環境能夠直接促進合作績效，另一方面，政策環境能夠緩解科研環境對合作績效的積極作用，也就是說政策環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科研環境對合作績效的影響。為了充分發揮國際科技合作創新在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中的重要作用，推進高質量、高水平國際科技合作活動，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1.推動國際科技合作部協調機制的發展，通過定期的協調會整合國際科技合作資源、發布國際科技合作信息，消除信息缺乏與不對等，實現合作活動與參與主體的精準匹配。

2.利用全國范圍內的對外科技交流中心、國際科技協會等組織的合作資源，加強國際科技合作的相關信息平臺與數據庫的建設，為參與國際科技合作的高校、政府、單位提供精細、適時的全方位信息服務，實現國際科技合作的資源與信息共享，助力清除合作道路上的阻礙，提升各單位或團隊參與合作的意愿。

3.創新海外引智制度，加強建設引智平臺，為海外高層次人才來華參與科學研究打好基礎;完善引進聘用制度，采用客座教授、專家顧問等多元化引進、聘用形式，為海外科技人才提供更加有利的發展環境，消除海外人才參與合作的顧慮，激發其參與合作的能動性。

4.充分利用科技展會的宣傳與搭橋作用，定期組織國際科技合作成果展與表彰會等，不僅能夠推動思想碰撞與跨學科合作，還能激發相關單位或團隊參與國際科技合作的熱情，營造良好科研氛圍。

5.發揮優秀合作單位、基地和團隊的優勢基礎，推動構建國際科技合作創新網絡，基于合作網絡舉辦合作經驗與技術交流活動，制定政策保證合作創新網絡資源與信息交流的公平性，打造良好的創新氛圍以達到約束合作行為的效果，實現資源、知識、人才與信息沿著創新網絡高效流通。

6.完善科技成果轉讓機制與知識產權保障機制，著力建設知識產權服務業聚集平臺，通過開放合作的方式培養知識產權領域的國際化人才，為國際科技合作參與主體提供專業化的知識產權服務與保障。

7.建立高效的審查機制，以防止無效投入或參與主體的機會主義行為，確保立項單位具有相應的合作基礎與合作條件，加強對合作項目的監督與審查，使得優惠的政策產生預期效果。

[參考文獻]

[1] 溫軍，張森，王思欽.“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我國國際科技合作：新形勢與提升策略[J].國際貿易，2021（06）：14-21.

[2]張立，余趙.基于創新鏈的科技人才評價體系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20，38（01）：139-142.

[3]王智新.國際科技合作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研究評述與展望[J].科學管理研究，2021，39（01）：163-167.

[4]金仁淑，王森垚.雙循環發展格局的國際經驗及中國路徑[J].甘肅社會科學，2021（03）：182-188.

[5]新華社.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EB/OL].（2020-11-03）[2021-11-16].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6]Qin Wei，Xu Fei.Do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e the performance of industry-university alliances？ Evidence from China[J].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Management，2011，5（22）：9348-9354.

[7]劉和東，陳文瀟.資源互補與行為協同提升合作績效的黑箱解構：以高新技術企業為對象的實證分析[J].科學學研究，2020，38（10）：1847-1857.

[8]高強，蔣北辰，謝家平，安博文.國際合作研發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機理：研發能力和海外人才資源的調節作用[J].大連民族大學學報，2021，23（04）：331-339.

[9]石燕青，孫建軍.我國圖書情報領域學者科研績效與國際合作程度的關系研究[J].情報科學，2017，35（11）：114-120.

[10]Szücs F.Research subsidies，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J].Research Policy，2018，47（07）：1256-1266.

[11]牛沖槐，楊彥超，楊玲.中西方科技環境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應的影響比較分析[J].中國科技論壇，2010（03）：106-111.

[12]龍明蓮，鄭偉.國際科技合作的現狀與建議[J].黑龍江科學，2019，10（02）：162-164.

[13]邱瑾.中國在國際科學合作中的真實角色[J].中國科學基金，2015，29（06）：472-474.

[14]趙康.協同科研環境下我國科研人員的信息交流行為及差異性研究[J].情報資料工作，2016（06）：91-98.

[15]潘勛，馮倩倩，王宏偉.持續建設科研條件平臺 助力生命學科跨越式發展[J].實驗技術與管理，2021，38（04）：1-6.

[16]姜揚，鐘少穎，楊中波，劉光儀.青年科研人員培養現狀與建議：以中國科學院為例[J].中國科學院院刊，2017，32（06）：641-648.

[17]王書會.校企合作對高校整體科技創新績效的影響[J].創新與創業教育，2020，11（02）：1-6.

[18]黃越，張宸璐.全球化語境下我國研究型大學與跨國企業科技創新合作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21）：138-144.

[19]Peter Smith Ring，Andrew H.van de Ven.Developmental Processes of Cooperative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4，19（01）：90-118.

[20]梁嘉明，劉小丹，黃海濱.粵港澳大灣區與葡萄牙、巴西科技合作潛力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1，41（11）：42-52.

[21]張相斌，樊竹清.基于共同平臺的科技型小微企業合作績效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20，40（10）：164-173.

[22]左安斌.產業集群視角下關系嵌入對流通企業技術創新績效的影響機制[J].商業經濟研究，2021（15）：33-36.

[23]許冠南，周源，劉雪鋒.關系嵌入性對技術創新績效作用機制案例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1，29（11）：1728-1735.

[24]張涑賢，王強，王文隆.BIM應用下項目主體間信任和被信任感對合作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J].預測，2021，40（06）：76-83.

[25]王龍偉，任勝鋼，謝恩. 研發合作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基于治理機制的調節分析[J].科學學研究，2011，29（05）：785-792.

[26]Miller D，Friesen P H.Successful and Unsuccessful Phases of the Corporate Life Cycle[J].Organization Studies，1983，4（04）：339-356.

[27]任孝平，楊云，周小林，南方.我國國際科技合作政策演進研究及對新時期政策布局的思考[J].中國科學院院刊，2020，35（05）：611-619.

[28]劉長威，全鋒，鄭雪宜.高校與企業科技合作的相關問題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5，35（02）：82-85.

[29]胡恩華，郭秀麗.我國產學研合作創新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02（01）：69-72.

[30]蔡文伯，甘雪巖.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產學合作對高校創新績效的影響研究：基于高校研發投入的中介效應分析[J/OL].重慶高教研究：（2021-01-14）[2021-11-16].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0.1028.g4.20210414.1423.002.html.

[31]陳巖，李毅，翟瑞瑞.政府調節如何影響企業創新績效：基于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5，32（24）：81-88.

[32]曹陽，易其其.政府補助對企業研發投入與績效的影響：基于生物醫藥制造業的實證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8，38（01）：40-46.

[33]張雨辰.國際科技交流合作績效的影響因素：以基礎研究領域為例[J].國際經濟合作，2019（03）：79-88.

[34]D Scott，Bishop J W，Chen X.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Employee Involvement with Job Satisfaction，Employee Cooperation，and Intention to Quit in U.S.Invested Enterprise in China[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alysis，2003，11（01）：3-19.

[35]海本祿.大學科研人員合作研究參與意愿的實證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3，31（04）：578-584.

[36]Fynes B，Voss C，Burca S D.The Impact of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 Quality on Quality Performanc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05，96（03）：339-354.

[37]鄧愛民，陶寶，馬瑩瑩.基于企業競爭合作行為的產業集群可持續發展模型構建[J].軟科學，2013，27（1）：15-19.

[38]梁耀明，張葉平，王浩.產學研合作績效綜合評價研究：基于廣東省部院產學研合作項目的實證[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4，31（05）：118-122.

[39]蘇州.基于多維分層的產學研合作績效評價模型研究[J].南京理工大學學報，2018，42（06）：747-755.

[40]尹希果，李后建.基于SEM的欠發達地區國際科技合作環境因素研究[J].中國科技論壇，2009（12）：124-128.

[41]文東華，陳世敏，潘飛.全面質量管理的業績效應：一項結構方程模型研究[J].管理科學學報，2014，17（11）：79-96.

[42]李燦，辛玲.調查問卷的信度與效度的評價方法研究[J].中國衛生統計，2008（05）：541-544.

（責任編輯文格）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Performance in China with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LIU Meng-lu， XIE Ke-fan

（School of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Hubei，China）

Abstract：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in China.It is crucial to maximize the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by seizing opportunities of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period”.In order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performance in China with 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is developed by collecting data from questionnaire survey.The results show that research conditions not only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and direct impact on cooperation performance，but also affect cooperation performance through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cooperative willingness，cooperation behavior and their chain mediating effect.The policy environment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can negatively moderat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research conditions on cooperation performance.Based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results，several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Key words：the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pattern;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fluence mechanism;cooperation perform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