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象與想象：清代詩人結社與園林傳統的多重呈現

胡媚媚

摘要：園林具有悠久的雅集傳統，是古代詩人結社的重要空間。清代園林結社以宋代“西園雅集”為先導，經過地方詩人群體的提倡與響應而漸趨興盛。園林與文學活動的關聯所形成的這種傳統，借由清代詩人結社而呈現出三種形態：一是園林作為實體空間，其修筑與翻新提供了結社契機和集會場所。園林象征著廟堂和江湖之間的第三種生活方式，推動清代政治結社向文學的轉型。二是園林作為文化符號，園林結社承當振興和弘揚地方文化的功能。園林通過系列社事的疊加與替代而實現符號化，結社因此擺脫了具體集會空間的限制。園林符號也有助于文學想象和虛構敘事在社詩創作中的建構。三是園林傳統借助社圖社詩的創作得以再現和延續。詩人結社將園林、繪畫和文學置于同一話語平臺。園林傳統介于具象與抽象之間，豐富了清代詩人結社方式的多樣性，也是結社實踐提升園林內涵的結果。

關鍵詞：詩社; 園林傳統; 清代; 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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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詩社盛行，詩人結社集會的現象趨于日?；?。除了唱和即文學創作，集會及地址也是詩社的重要方面。而園林，自有社事始，便常作集會之地。園林和文學的密切關系可追溯到西漢梁園，梁孝王劉武營造梁園并招攬天下文士，對漢代作家群體的形成和辭賦的發展產生重要的影響。魏晉時期也有諸多譽稱當時、名垂后世的集會，如山陰蘭亭之會、石崇金谷之宴、鄴下文人南皮之游和西園之集，或宴飲或賦詩，往往也寄情于園林。宋代最著名的園林集會當屬元祐元年丙寅（1086）“西園雅集”，因于駙馬王詵的府第西園舉行而得名。此次雅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結社，但“西園”之于后世園林結社的意義重大，正如“蘭亭”之于山水集會。清代園林結社沿襲先輩傳統而呈現欣欣向榮的態勢?！盎蚣饔趫@林，或拈題而懸之通衢”①，與拈題征詩一樣，園林集會已成詩人群體固定的結社方式。園林的興廢和地方的盛衰息息相關。北宋李格非曾說：“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雹谇宕娙藙⒇贯掠终f：“園囿之興廢，揚州盛衰之候也。且揚州園囿之興廢，視虹橋喧寂為轉移，而虹橋喧寂之端倪，視修禊盛衰為趨向?！雹蹐@林為禊事提供自然空間，而禊事使園林成為文化中心，共同展現了城市的發展程度。近年，園林與文學的關系及其非物質形態受到學者的重視。④園林傳統以什么方式激發和影響清代詩人結社，詩人結社如何推動園林多重形態的建構，社作又如何再現園林美學和復原結社場景，是本文關注的重點。

一、 修園與結社：園林的實體空間及其情感投射

結社主體的數量、集會活動的層次和文學創作的即時即場要求，決定了空間對詩社的重要性。除了寓所及書齋，園林是古代詩人結社頻繁涉足的空間。清代，純文學社團隨文教而興，園林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清初以政治活動為主的遺民詩社，結社環境相對開放。如，甬上“西湖七子社”有：“語者，默者，流觀典冊者，狂飲作白眼者，痛哭呼天不置者”，“以扁舟共游湖上，或孺子泣，或放歌相和，或瞠目視，岸上人多怪之”。朱鑄禹：《全祖望集匯校集注》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974、858頁。隨著清朝統治的逐步鞏固，遺民群體的集會活動從軍事謀劃轉向詩文唱和、學術探討等。此后，文學社團涌起，結社場景漸趨封閉，康熙時期“蕉園詩社”訂盟即顯著的標志之一。當然，閨秀結社的活動范圍本身囿于閨閣及園林，但遺民冒襄從桃葉渡集會到水繪園修禊卻足以說明這一點康熙四年乙巳（1665）上巳，冒襄招同王士禎、邵潛、陳維崧在水繪園修禊，同游各有詩作。。至于園林的新建與重修，相關的慶?；顒雍图o念文字需要詩人群體共同完成，這也刺激了詩社雛形的誕生。不同于其他建筑，園林的落成同時提供了結社契機和集會空間。清代大部分詩社都有具體的集會時間和活動內容，園林實體是舉行集會的基底和依托，是園林傳統以物質形態支撐詩社發展的必要條件。

清代江南社事繁榮，和園林數量眾多亦不無關系。江蘇太倉“南園”，便是典型的江南園林兼社集之地。與該園相關的兩個詩社是：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秋季，徐元潤、沈端、盛大士等人結“南園秋社”;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夏季至宣統元年己酉（1909）秋季，“南園賡社”接續前社進行唱和，成員有徐敦穆、繆朝荃、劉炳照、吳清庠、沈焜、汪元文、潘履祥、聞福圻、聞錫奎和錢溯耆十人。南園原是明人王錫爵的別墅，常有名流觴詠于此。王寶仁《南園秋社詩跋》記載如下：

近則漸就荒蕪，而文肅手植之鶴梅、華亭尚書之“話雨”遺墨、先司農麓臺公之畫壁，至今尚在。曾有客作牽蘿之計，未竟所事。余昔與友人過此，輒為心愧。秋士家居時，錢方伯伯瑜、陸大令子范寄貲佐葺，遂得招攜故侶，徜徉歌嘯其中。夫以先人釣游之地，子孫弗能自理，而徒借諸君子留心舊跡、從事修除，得不愧益加愧乎？此則余之所感視秋士而尤深者也。王寶仁：《舊香居文稿》，道光二十一年辛丑（1841）六安學舍刻本，第33b頁。

道光年間，南園幾近荒廢，但王錫爵手植的鶴梅、董其昌的題字和王原祁的畫壁卻保存下來。徐元潤（號秋士）對南園加以修葺，并在此結社。跋文提到，由于錢、陸二人“寄貲佐葺”，徐元潤得以在園中“招攜故侶，徜徉歌嘯”。顯然，此次結社得益于結社空間的完善。相較于一般的文學創作，結社唱和對物質條件的要求更高?！扒锷缛稀边x擇集會之地的緣由主要在于地理和文化，南園是故里勝跡。明人留下的景觀增加了南園的看點，而結社所得詩作也將園林傳統延續下去。清代詩人之間相互交游，并和前人隔代對話，都有賴于這座園林所提供的天然屏障。南園的興廢，正與當地社事和文學的盛衰步調一致。

結社集會配合園林的修建而興起的例子，蘇州還有滄浪亭一處。滄浪亭在清代是一座官署園林，乃官員寓居期間賓僚唱和之地。北宋蘇舜欽修筑滄浪亭，感于屈原《漁父》“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取以名之。王士禎（禛）《西堂全集序》曾敘及滄浪亭的歷史：“吳郡名勝，有滄浪亭焉?！秷D經》以為吳越時廣陵王之池館也。宋慶歷間，蘇校理子美得之，始構亭北碕，自為之記，以為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歐陽子為賦詩曰：‘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只賣四萬錢。于是滄浪亭之勝甲吳中矣。夫滄浪衣帶水，視三江五湖，不啻蹄涔，吳中號多名山水，卒亡有出其右者，豈非以人重歟？”王士禛：《王士禛全集》第3冊，齊魯書社，2007年，第1778頁。滄浪亭一帶環境清幽，在清代經由詩壇名家提唱，遂成極具標志性的結社中心，社事不斷。根據《社事始末》記載，順治初年，杜登春與宋實穎、徐乾學、徐元文等人在滄浪亭結社，稱“滄浪會”（又作“滄浪合局”）。杜登春：《社事始末》，《叢書集成初編》第764冊，中華書局，1991年，第1314頁。此后，滄浪亭的幾次翻修，都有不同詩人群體的社集活動發生。

一是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宋犖任江蘇巡撫期間重修滄浪亭，在此舉行集會唱和，編有《滄浪小志》。志書包括上卷和下卷，上卷是前代詩文、傳志、筆記等，下卷則是宋犖和友人的詩文創作。編者本人撰有《重修滄浪亭記》，尤侗、陳廷敬、王士禎、朱彝尊、范承勛、邵長蘅、顧貞觀、朱載震、顧圖河、梅庚、洪昇等人都有唱和詩歌宋犖：《滄浪小志》卷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45冊，齊魯書社，1996年，第201215頁。。朱彝尊《曝書亭集》卷十七有《九月八日，滄浪亭懷古二十四韻》《九日，宋中丞招集滄浪亭觀韓（滉）〈五牛圖〉，復成二十四韻》兩首詩作朱彝尊：《曝書亭全集·曝書亭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225頁。，《滄浪小志》錄其第一首?？梢?，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九月九日，宋犖曾在滄浪亭招集諸友進行唱和，陳廷敬、王士禎和潘耒的詩文集中都有相關作品陳廷敬：《滄浪亭，次歐陽公韻》《長水道中重題滄浪亭，懷宋牧仲中丞》，《午亭文編》卷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6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94頁;王士禛：《滄浪亭詩二首，寄牧仲中丞》，《王士禛全集》第2冊，齊魯書社，2007年，第1336頁;潘耒：《滄浪亭賦》，《遂初堂集·文集》卷一，《續修四庫全書》第14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89390頁。。

二是道光七年丁亥（1827），梁章鉅和陶澍所倡修的滄浪亭落成，出現了以陶澍為核心的兩個詩人群體。江蘇巡撫陶澍舉“滄浪五老會”，其《滄浪五老圖詠》詩序記載：“滄浪亭既成，與蘇城諸老觴于亭上，林木掩映，水石回環，好事者遂摹繪為《五老圖》?！碧珍骸短瘴囊愎肪砦迨?，《續修四庫全書》第150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77頁?！皽胬宋謇稀敝概宿入h、韓崶、石韞玉、吳云和陶澍，都是蘇州有名望的詩人。道光八年戊子（1828）、九年己丑（1829），陶澍與同年顧莼、朱珔、朱士彥、吳廷琛、梁章鉅、卓秉恬在滄浪亭舉行集會，稱“滄浪七友會”，繪有《滄浪七友圖》。此外，“問梅詩社”也曾在滄浪亭舉行集會。道光七年丁亥（1827），朱珔加入“問梅詩社”，其《十一月廿九日，初入“問梅詩社”，分韻得“舒”字》詩序記載：“吳門詩社之興，蓋五載矣，至此已六十集。輪值張蒔塘大令（吉安）借前輩石竹堂廉訪（韞玉）五柳園會飲。韓桂舲司寇（崶）以次日即臘而少陵詩有‘岸容待臘將舒柳句，因稱為‘待臘會，即用七字分韻?！敝飓叄骸缎∪f卷齋詩稿》卷三十，《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9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96頁。次年，滄浪亭重修落成之后，“問梅詩社”在此補禊，朱珔《四月八日，約社友集滄浪亭補修禊，竹堂前輩詩先成，即次其韻》即詩證朱珔：《小萬卷齋詩稿》卷三十一，《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9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06頁。。朱珔所謂“吳門詩社之興，蓋五載矣”，是從“問梅詩社”第一集即道光三年癸未（1823）開始算起。而滄浪亭重修又迎來新一輪的吳社之興。另，“問梅詩社”集會多達百次以上，也得益于蘇州的造園修園活動?！皢柮吩娚玳_吳趨，良朋勝地相招呼。園林昔傳靜寧慕，今見重葺虞山吳?！迸硖N章：《松風閣詩鈔》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51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57頁。吳嵰曾重修逸園并招集同社。

寓居官員和地方詩人之間的互動通過觴詠得以維系，園林也起到媒介的作用。詩人群體代有不同，但物質形態的園林傳統卻不會在短期內消失。梁章鉅《滄浪主客圖詩》其詩序曾探討園林和詩人之間的主客關系。主客圖中包括陶澍、梁章鉅、朱珔、卓秉恬、吳廷琛和程邦憲六人，和“滄浪七友”稍有差異。詩序如下：

余于道光丁亥春仲自山左移藩來吳，撫吳者為安化陶云汀宮保，偶以公余葺城南滄浪亭，為賓僚觴詠地。時涇縣朱蘭坡侍講主正誼講席，華陽卓海帆京兆主云間講席。次年元和吳棣華廉訪、吳江程竹廣鴻臚先后自京師歸，游跡多以亭為主。無何，海帆先以需次去，又二年，宮保晉督兩江，移節金陵，惟余尚與蘭坡、竹廣、棣華諸君徘徊茂林清流之間。每感勝集之不易得而聚散之靡有恒也，思合作一圖以紀之。時余之蒞吳四年矣，其甫至也，宮保暨余同修此亭，宜為主者也。而棣華、竹廣皆郡人，蘭坡、海帆所居皆與亭一水隔，是皆宜為主者也。然海帆別此亭去最早，宮保繼之，竹廣居吳江，遠郡城四十里，不能時至亭，蘭坡本寓公，余以官系，其去留遲速皆非所自操，棣華亦如泰山之云將出雨天下，是則宜為此亭主者，又皆此亭客也。惟念通籍垂三十年，同榜二百數十人中，離合蹤跡無歲無之，獨此六人者久與此亭習，互為主客。人以亭重乎，抑亭以人重乎？是不可以無述也。梁章鉅：《退庵詩存》卷十九，《續修四庫全書》第149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07608頁。

人與亭相合便是亭主，與亭相離便是亭客。勝集不易，聚散無恒，這些詩人們都在主、客身份之間轉換。滄浪亭茂林清流，容易激發賦詩之興，而詩人游跡常至又增加園林之名氣。即使唱和活動結束，園林仍牽動詩人的思舊之情。實際上，在宋犖和梁章鉅兩次修園之間，還有其他社事，如道光三年癸未（1823），王賡言陳臬吳門，寓居滄浪亭，在蘇州紫陽書院聚集諸生結課賦詩，也稱“吳會聯吟社”，以滄浪亭作為唱和主題之一;也有其他修葺工作，如“亭自宋牧仲先生修后，復經許長洲及吳、雅兩中丞三次修葺”梁章鉅：《退庵詩存》卷十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49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56頁。，許遇、吳存禮和雅爾哈善都曾修繕此亭，只是鮮有人知而已。而梁章鉅、陶澍諸人，既修復園林，又舉行社集，二者相得益彰，因此名噪一時，連吳中名媛都各有獻詩。只要園林實體不廢，園林傳統就有可能以結社集會等方式逐代傳遞。

園林之所以能夠成為獨樹一幟的類型空間，在于它的物質景象及其精神指向。進則廟堂，退則江湖，園林象征著仕進追求和田園理想的沖突在現實中的消解，在廟堂和江湖之間給詩人們提供了一種生活方式。清代詩社的根本性質、結社宗旨、詩人群體和創作體裁等，與結社環境存在一定關聯。官學、書院結社，詩人群體創作試帖詩，以此作為通往仕途的手段和策略，展露一定的功利性。例如：光緒年間“日余吟社”是正白旗官學子弟在舉業之余所結，主要進行試帖詩創作試帖詩，又稱“試律”，是科舉考試的項目。作為一種詩體，試帖詩創作在八旗詩人之中也頗為流行。題前常冠以“賦得”二字，因此也叫“賦得體”。其起源于唐代，受到“帖經”“試帖”的影響，后因王安石變法而被取消。清代乾隆時期開始恢復試律以用于考試。試帖詩一般采用五言六韻或八韻，講求對仗、用典，結構形成八股式。;同治六年丁卯（1867），薛時雨主講崇文書院并開“湖舫詩社”，姚燮又結“湖舫文社”，兩社并著，也都包含試帖詩創作。相反，清代耆老會的主體通常是退休官員或布衣詩人，結社怡老的目的決定他們不可能創作帖體詩。而園林結社，既不具備學院培養人才的實用需求，也不偏重怡老放跡山水的消閑功能，多是以詩歌唱和寄托人生懷抱的純文學社團。

康熙年間，金侃、潘镠、曹基、黃玢、金賁、蔡元翼和顧嗣協并稱“依園七子”，因集會之地而并稱?！兑缊@七子詩選》徐行序記載：“依園者何？顧子逸圃讀書之所也。園介阛阓間而蕭閑淡遠，無塵囂湫隘之累。高柳蔭門，疏籬繞徑，有長林豐草之思焉。顧子既雅抱微尚，不慕榮利，枕經藉史，日焚香嘯歌其中。一時名流勝侶及四方之士假道吳門者，無不愿交顧子，戶屨恒滿。顧子必為之設茗布席，上下千古，酬對終日，了無倦意。暇則拉二三知己以詩文相淬礪?！雹菪煨校骸缎颉?，徐行、曾燦：《依園七子詩選》，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刻本，第1a1b頁;第3a3b頁。依園坐落于街市卻“蕭閑淡遠”，顧嗣協“不慕榮利”但廣交文士，展現了避世而不絕世的態度。徐行又感嘆說，“大雅不作，詩道榛蕪，身都通顯者輒高自矜許，而窮巷繩樞之子往往卑靡齷齪，鮮克樹立”，而七子都是有學問、有性情、有志節的詩人，“既無紈袴裘馬之習，復不作山林寒瘦之態”⑤?？梢?，“依園七子”不汲汲于富貴，也不戚戚于貧賤，在進退之間找到了人生的平衡點。雍正初年，許起昆和許昌禔、許禝、許起易等人在檀干園舉行詩會，方學成亦參與唱和，稱：“今則吾友許子玉載，以少孤力學，屢困場屋，同其叔氏眉庵、履凝與弟在魯諸子，于其家之檀園，文行鏃礪，自相師友，聲稱籍籍，播于遐邇。自是游屐之過歙者，無不就檀園通款洽焉?！狈綄W成：《檀園雅音自序》，《松華館合集·檀園雅音》，乾隆松華堂刻本，第1a1b頁。檀園諸友“貴交游，不事結納;尚切磋，不爭異同”，和“依園七子”異曲同工。清初，朝廷禁社之舉在革除時弊、淳化士風的同時，也抑制了結社交游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治社團向文學社團過渡。順治九年壬辰（1652）禮部頒天下學校臥碑有“禁立盟結社”的內容，十六年己亥（1659）例則也有黜革結社訂盟者的規定，十七年庚子（1660）楊雍建上言禁社?？滴醵迥瓯?686）“查革社學”，雍正三年乙巳（1725）“定例拿究”，都假借社俗之敝以否定社事。與前文的結論一致，園林所包含的精神內涵和美學意蘊使之在這場過渡中成為重要載體。園林的構造和景象是投射理想和情感的造園策略的具體實踐，借由實體空間向我們傳達文化符號的隱喻信息?！案吡a門，疏籬繞徑”是依園真實景象，“長林豐草之思”則借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之語表達顧氏的隱逸意愿，體現了主、客體之間的高度契合。發生在園林這類實體空間當中的文學活動發揮了景致的象征意義和興觸作用，是詩人追尋和反思自己與環境、與他人的關系的良機。

二、 想象與虛構：結社的統緒相承及園林的符號化

當園林實體不復存在或遭到破壞，其園林傳統是否有可能獲得保存和延續？園林由于詩壇領袖提唱風雅而備受矚目，或經過歷代詩人聯吟疊唱而頗享盛譽，在清代和當地詩人群體的關系依舊親密。詩人結社通常遵循定時定點的集會規律，但因變制宜的結社方式讓我們了解到，詩社對于結社空間的依賴程度沒有我們預想的那么高，或者說，空間以非物質的形式影響社事的發展。而純文學社團回歸文學創作的宗旨，也讓具體集會空間在結社中的重要性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一脈相承的地方文化精神。清代園林結社也衍變出了基于時空卻超乎時空的類型。

前文提及的江蘇太倉南園在晚清還有“南園賡社”一例?！赌蠄@賡社詩存》劉炳照序云：“南園風雅，有‘秋社三老繼起，墜緒復振。予生也晚，不獲攬繡雪堂、香濤閣諸勝，及王文秀公手植鶴梅、華亭尚書‘話雨題字、麓臺司農山水畫壁遺跡。僅于披讀‘南園秋社詩集，想像及之。錢君聽邠，文字神交，郵示與蘭、菊二老追和‘秋社疊韻詩，再接再厲，可稱后勁。予亦賈勇，唱酬贈答，積久成帙，共得若干首。視沈、盛、徐三先生原作，有過之無不及也。前、后‘三老，天然對待，彼蒼若有意生此詩人，為南園生色。爰命鈔胥最錄清本，題曰《南園賡社詩存》，授諸剞劂氏，以諗來者?！雹趧⒈眨骸稊ⅰ?，錢溯耆：《南園賡社詩存》，宣統元年己酉（1909）聽邠館刻本，第1a頁;第1b頁。清代光緒、宣統之際，南園的繡雪堂、香濤閣以及鶴梅、題字和畫壁已經不存，詩人們只能通過閱讀《南園秋社詩》加以想象和構建。因此，“南園賡社”沒有實際集會于南園，社員追和“秋社”作品而積詩成帙。從“秋社”到“賡社”，南園走過七十余年而不復原貌，但歷經時間的洗禮和積淀而成為蘇州的文化符號?！澳蠄@賡社”的起結初衷是“慨念名區，追惟舊德”②，以園林結社賦詩的形式接續當地幾近斷裂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傳統不僅僅是道光時期“秋社三老”在南園唱和所建立的文學傳統，還要追溯至王錫爵、董其昌、王原祁等人建立的藝術傳統，涵蓋建筑、書法和繪畫等。走出南園，放眼而望，弇山園也是太倉園林傳統不可缺失的一環，王世貞的造園藝術亦堪稱舊德。晚清沿用“南園”舊名而踵事增華的做法，展現了詩人群體對當地歷史文化的強烈認同及其所引發的結社動機。因此，詩人結社也擺脫了具體集會空間的限制，憑借“神交”“郵示”而實現自由的精神交流。臺榭興廢和壇坫盛衰并非同步，園林的符號化和精神化讓殘園在詩中得到完整呈現。

透過“南園賡社”，我們看到清代園林符號化的原因，也看到這個過程的實現需要幾代詩人的普遍認識和共同努力。結合清代園林結社現象可知，園林符號化的實現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疊加，二是替代。前者通過同地詩社的舉行而加強園林符號的內涵，后者通過異地詩社的舉行而擴大園林符號的影響。清代，廣州“南園”作為嶺南文化符號被普遍接受的過程，正包含了這兩種途徑。

明初，孫蕡和王佐、黃哲、李德、趙介并稱“南園五先生”，結社南園抗風軒，是嶺南社事的開端。嘉靖時期，歐大任、梁有譽、黎民表、李時行和吳旦亦結社南園，稱“后五先生”。孫蕡《西庵集》卷四歌行《南園歌，贈王給事彥舉》有句云：“昔在越江曲，南園抗風軒。群英結詩社，盡是詞林仙。南園二月千花明，當門綠柳啼春鶯。群英組絡照江水，與余共結滄洲盟?！睂O蕡：《西庵集》卷四，《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100冊，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6頁。南園在廣州城南，中有抗風軒，后廢為總鎮府花園，嘉靖間改為大忠祠。清代于大忠祠東復建抗風軒，祭祀前、后五先生。唐代廣東曲江詩人張九齡以后，嶺南風雅中衰，但南園十位先生以結社的方式改變了這種局面。此后，嶺南詩社多以“南園”為宗。發生于南園或仿照南園結社的每一次集會唱和活動，都意味著嶺南風雅的再度振興。

所謂“疊加”，是指承接明代社事而舉行同名詩社，形成累積重疊的效果，其代表有道光“南園詩社”和宣統“后南園詩課”。馮詢《子良詩存》卷十一《補錄水仙花詩》題注記載：“此詩與第一卷《玉山樓望春》，同為少時‘西園詩社作也。吾粵自前明以來疊開詩社。道光初年，‘南園‘西園兩社最盛，詩至萬卷，送巨公甲乙，予《玉山樓》作拔置冠軍，此作取列第三名，距今三十年矣。同社諸公風流云散，故園韻事老更難忘，偶憶及之，補錄于此?！瘪T詢：《子良詩存》卷十一，《續修四庫全書》第152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4頁。這里提到的道光初年“南園詩社”，是馮詢年少時所獵之社?！暗拦獬跄?，南園詩社大開，每會詩逾萬卷，送鉅公評閱，冠軍者，社長以詩幟鼓樂，送潤筆諸珍品無算”馮詢：《序》，許應銑：《南園寄社詩草》，同治八年己巳（1869）刻本，第2a頁。，盛況空前。廣東大型集會通常包括命題、征詩、甲乙、列最、謝教、繼興等步驟，“南園詩社”也是如此。這些活動在振興廣東文教、弘揚嶺南文化等方面起到切實的作用。伍崇曜《月泉吟社跋》也提到該社：“以余所及見，道光癸未、甲申‘西園‘南園兩詩社?！蠄@第一集，題《羊城燈市》，葉廣文星曹擅場;第二集，題《菩提紗》，鐵孫擅場?！蔽槌珀祝骸对氯魃绨稀?，吳渭：《月泉吟社》，道光、光緒南海伍氏粵雅堂刻本，第2a頁。當時廣州燈市有制作精巧的菩提紗燈，便以此命題。

基于對文教的重視，廣東詩人傾向于舉行征詩大會，也常結社以課詩，提高創作技巧。宣統初年，黃映奎（字日坡）等開創“南園詩社”（或作“后南園詩社”“后南園詩課”），輯有社詩總集《后南園詩課》梁鼎芬：《后南園詩課》，宣統三年辛亥（1911）羊城刻本。。該社第一課請姚筠評定;第二課則請梁鼎芬（號節庵）擔任裁判，仿照《摘句圖》的形式，采其佳句。梁序如下：

后南園詩社，泰泉詩孫黃日坡與同人所開，事雅而意美。第一次請姚嶰雪十九丈評定，至為公允，社論尊之，此次以屬鼎芬。名章雋句，紛紜絡繹，深恐過眼不能追尋，因仿昔人《摘句圖》例，錄為一冊，同社傳觀。（“又次取”“備取”亦有佳者，不但前列也。）竊惟詩于風教關系不細，思往傷今，意中所有。諸君抗心古人、蒿目當世，可謂有哀窈窕、思賢才之懷矣。所愿研精典冊，發寫襟情，于北宋王（禹偁）、歐陽（修）、梅（堯臣）、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韓（駒）、王（令）、陳（師道）諸家詩集（有不易得者，求之《宋詩鈔》），其所性近，實致苦功，既可收斂神思，必能挽回風氣。淺論如此，大雅之訶，吾不能免矣。梁鼎芬：《后南園詩社》，《后南園詩課》，宣統三年辛亥（1911）羊城刻本，第2a2b頁。

“南園后五子”均師事明代著名學者黃佐（泰泉其號），并受其詩風的影響。而黃映奎是黃佐后人，因此所開詩課必定有意追步明社?！昂竽蠄@詩社”很有可能是清代最后一個南園詩社，足見明代社事之深遠影響。該社成員“抗心古人、蒿目當世”，以發起同名詩課的方式追賢思古。社名相同，意味著結社精神相通，詩學思想相近。不管詩人足跡是否踏入南園，以“南園”名社便是強化園林符號所承載的嶺南文化內涵的舉動。陳恩維《空間、記憶與地域詩學傳承——以廣州南園和嶺南詩歌的互動為例》一文也指出：“清代以來，嶺南后學以文人雅集和創作有關南園的詩歌這兩種方式不斷延伸有關南園的記憶鏈，從而使南園成為不斷疊合的嶺南詩歌‘記憶之場?！标惗骶S：《空間、記憶與地域詩學傳承——以廣州南園和嶺南詩歌的互動為例》，《文學遺產》，2019年第3期，第109頁?？梢?，除了起結同名詩社，諸多與南園相關的雅集、祭祀或創作活動，對形成和延續嶺南文學傳統也具有重要作用。

所謂“替代”，是指詩人在他鄉舉行詩社以寄托故園之思，其代表有“南園寄社”。同治八年己巳（1869），許應銑在江西結社，同鄉諸君與會，取名“南園寄社”，輯有《南園寄社詩草》，請馮詢評定甲乙并撰序。社詩總集收錄了許應銑、許炳杰、黃焌光、許炳泉、黎原超、蔡召鏞、吳邦瑞、吳邦祺、馮永年和鄒紹嶧等人的詩歌作品。馮詢序文如下：

有明一代，以社盛，以社衰。社以詩盛，以詩衰。名公鉅卿、山人墨客，始而互相標榜，繼而互相傾軋。七子提倡壇坫，詩社日興，詩學亦日壞，至鐘、譚遂為亡國之音。此朱竹垞先生之論也。雖然，竹垞先生極詆明季詩學之衰，而獨推重吾粵“南園五先生”，謂能自樹立，不囿風氣，則詩社不又賴吾粵為維持哉？我朝文教覃敷，詩學超越前古。國初“嶺南三大家”屈、梁、陳，名噪海內，詠古諸題，三集互見，蓋當時詩社作也。繼起而特出者，黎二樵先生“桐心竹詩社”，首冠一軍，至今稱盛。自是，吾粵詩社大小不一，總以南園為宗。蓋曲江后，南園接統緒矣?！渭核?，同邑許和軒詞丈隨其令兄星臺觀察游宦江右。觀察固風雅，幕中親友多才，和軒集同鄉諸君子命題聯吟，名曰“南園寄社”，示不忘鄉學淵源也。以詩卷屬予甲乙，匯前列，將付梓，復屬予一言。予于社中諸君為同鄉，而皆十年以長，不獲辭。統讀社卷，清潤勻圓，可樹南園一幟矣。予既重諸君子學有本原，客中猶眷眷鄉先賢不置，有足嘉者。又念予老矣，故園吟侶云散風流，撫是卷，不禁動思鄉懷舊之感，更安能已于言哉？是為序。馮詢：《序》，許應銑：《南園寄社詩草》，同治八年己巳（1869）刻本，第1a3b頁。

這篇序文介紹了“南園寄社”的基本情況，也回顧了明清嶺南詩社的發展歷史。清代廣東一帶的詩社，始于“嶺南三大家”，即屈大均、梁佩蘭和陳恭尹，三人結社唱和的詩歌在各自的詩集中都有保留。清代中期，黎簡（號二樵）“桐心竹詩社”最為突出陳永正：《嶺南詩歌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273頁。黎簡與張如芝、謝蘭生、羅天池并稱“粵東四大家”。。道光初年，南園詩社盛行，活動形式豐富，后因戰事而有所停頓。雖然“南園寄社”的集會地點不在廣東，但詩人群體都是同鄉，從結社宗旨、詩學淵源等角度出發，它和明代“南園詩社”一脈相承。許應銑還輯有《寄南園二子詩鈔》許應銑：《寄南園二子詩鈔》，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刻本。，是黎原超、馮永年二人的詩歌總集。黎、馮都是廣東人寓居江西，因此稱“寄南園二子”。以許應銑為核心的詩人群體將嶺南文化移植至江西，以結社的方式構建虛擬南園。根據《南園寄社詩草》所錄作品，該社主要圍繞江西的實景進行集會唱和，如東湖泛月、西山看雨、南浦歸帆、北營校射、琵琶亭懷古、牡丹亭題壁等題，還對廣東的山川形勝和風俗物產進行回憶性創作，如珠江消夏詞、百花墳、粵鄉七夕詞等題?？梢?，除了集會地點遷移，詩歌創作也不止就地取材，“南園”跨越了一時一地的限制而具有了符號的普遍意義。

歷史上既有廣東詩社舉于異地，又有異地詩社續于廣東。這種結社土壤發生改變但園林傳統不變的事例，在明末清初就已出現。明末崇禎十六年癸未（1643），江蘇揚州鄭元勛（字超宗）影園作“黃牡丹會”。黎遂球賦成律詩十首，被錢謙益評為第一。在此之前，黎遂球曾結“南園詩社”。自揚州歸粵后，同社陳子壯、曾道唯、高賚明、黎邦瑊、謝長文、區懷年、蘇興裔、梁祐逵爭和黃牡丹詩，選成《南園花信詩》一卷。黎序部分如下：

南園為國初五先生觴詠處，其后以祀宋大忠三公。頃直指葛公來按粵，鳩工飾之。遂球因與吾師陳秋濤宗伯公邀諸公復為“南園詩社”。遂球北行逾歲，還至揚州，憩鄭子超宗影園，為“黃牡丹會”，謬辱揚州諸名公，有夜珠明月之賞。偶以所賦十律歸，質之同社，于是陳宗伯師聽然為和如數，題曰《南園花信》。既而粵詩人和章日眾，爰錄諸公之成十首者。宗伯師先成，為首;次則方伯曾先生息庵，侍御高先生見庵，家明府叔洞石，廣文謝子伯子，同人區子叔永、蘇子裕宗、梁子漸子，附以遂球原詩，凡九人，為一卷，付之剞劂，且報超宗。⑤黎遂球：《南園花信附刻小引》，陳文藻：《南園后五先生詩》，《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38冊，齊魯書社，2001年，第617頁。

一方面，《南園花信詩》都是廣東詩人的作品，又冠以“南園”二字，可視作黎遂球“南園詩社”的總集。另一方面，《南園花信詩》沿用黃牡丹題材，并報與鄭元勛，可附作影園詩會的作品?！澳蠄@無牡丹而有牡丹，黃牡丹無南園而有南園，影園無粵社詩而有粵社詩，均快事也”⑤，說的便是南園社和影園會之間的聯系。陳子壯、黎遂球所創“南園詩社”共有十二名成員，除了上述九人，還有區懷瑞、黃圣年和陳子升，其為清代南園結社之先聲?！包S牡丹會”設有廣泛征詩、糊名易書、評定甲乙等流程，很有可能借助此次南園花信唱和而影響后來如道光初年南園詩社的結社方式?；ㄐ懦突顒硬灰欢ㄐ枰瘯?，“南園”在明末就有符號化的跡象。詩社以此符號和外界進行互動，有利于促進地域之間的文化交流，豐富本土結社方式的多樣性，并推動社詩創作在紀實之外的文學想象和虛構敘事。

前引馮詢序文提及清代廣東詩社始于“嶺南三大家”。順治年間，屈大均與同里諸子結“西園詩社”屈大均：《廣東新語》下冊，中華書局，1985年，第357頁。，抒發故國之思。道光三年、四年和五年，廣州都有“西園”詩社，主人和詩題各不相同，規模大小也有差異，但存在部分共同社員?！拔鲌@”和“南園”一樣，都有詩人并稱群體結社作為先例，從園林實址變成文化標簽，在道光時期將嶺南詩學推向高潮。大致在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以商盤為代表的“西園十子”在紹興龍山詩巢結社唱和，還得到了袁枚的推崇。商盤交游頗廣，同畢沅、程晉芳、陳兆侖、彭啟豐、王昶、王鳴盛、王文治、吳省欽、袁枚和厲鶚等都有過唱和。周長發《賜書堂詩鈔》袁枚序曰：“龍山高會，誚元子之聲雌;鄴下清流，恨仲宣之體弱?！眳⒁娫叮骸段魇辜颉?，周長發：《賜書堂詩鈔》，《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74冊，齊魯書社，1997年，第696頁。此前，已有“龍山詩巢十二子”在該地舉行社集?！拔鲌@”未能成為紹興的文化符號，主要原因在于“西園十子”之后缺乏其他詩人群體秉承這一園林傳統而結社。

三、 圖像與文本：集會場景和園林景象的藝術再現

詩人結社和園林空間及其傳統相互依存和襯托，詩社唱和詩與集會圖以文藝手段再現園林傳統，重塑園林意境。陳衍詩云“人間結社無時無，其流傳者詩與圖”陳衍：《陳石遺集》上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76頁。，社圖描繪詩人群像或集會場景，和社詩作品一樣記錄社事。社圖或會圖制作的歷史，亦可追溯到北宋“西園雅集”。李公麟作有《西園雅集圖》，根據米芾《西園雅集圖記》可知，十六位與會詩人包括蘇軾、王詵、蔡肇、李之儀、蘇轍、黃庭堅、李公麟、晁補之、張耒、鄭嘉會、秦觀、陳景元、米芾、王欽臣、釋圓通和劉涇，現場還有侍奉的女奴、童仆等。后代畫家如馬遠、趙孟頫、唐寅、仇英等都有同題畫作，各有想象和布局。清代園林結社常以《西園雅集圖》為參照，對園林景觀和結社主體進行生動刻畫。這類雅集圖是宋代士大夫雅文化的集中還原，又更為豐富細致，幾乎覆蓋清代文人精神生活的全部。

嘉道時期，屠倬在杭州結“潛園吟社”，其社詩總集《潛園吟社集》收錄大量關于《潛園吟社圖》的題詠詩歌。陳來泰詩云“圖中十二人，一一可覆按”⑤⑦屠倬：《是程堂倡和投贈集》卷二十，道光五年乙酉（1825）刻本，第19a頁;第17a頁;第13b頁。，可見《潛園吟社圖》繪有十二人，都是社中骨干。潘眉題圖詩記載：“班劍趨陳孫（樹齋軍門及古云襲伯間來同集），靈光仰秦馬（小峴、秋藥兩先生）。齊名重三許（青士、玉年、滇生），耆碩見二雅（應叔雅、張仲雅）。陳郎極超邁，英鷙未可惹（小云）。彭君自吳來（甘亭），朱鄭溯淮下（鐵門、瘦山）?！雹菘梢?，社員陳大用、孫均、秦瀛、馬履泰、許乃濟、許乃穀、許乃普、應澧、張云璈、陳裴之、彭兆蓀、朱春生和鄭璜，很有可能出現在社圖上面。道光初年，潛園已售予他人，但吳振棫還見過《潛園吟社圖》。吳慶坻《蕉廊脞錄》卷三“杭州諸詩社”條記載“《潛園圖》則不可得見”吳慶坻：《蕉廊脞錄》，中華書局，1990年，第96頁。，說明此圖在清末民初已亡佚不存，但還能通過題圖詩略窺一二。潛園兼具山林、城市之美，張云璈詩云：“園中景物正清美，山林城市得兩兼。一重春樹一重綠，濃陰如幄垂虛檐?；ㄊ栌袝r亞雕戶，莎嫩未肯除銀鐮。尋香游蜂闖入座，學飛乳燕微窺簾?！雹邎@景這種“兼美”與前文所說可進可退的人生境界齊同。白居易詩云“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投跡園林是不至于太過囂喧或冷寂的“中隱”。歐陽修曾提出審美享受包括“山林者之樂”與“富貴者之樂”歐陽修：《浮槎山水記》，《歐陽修全集》第2冊，中華書局，2001年，第583584頁。，分別借由“放心于物外”與“娛意于繁華”的途徑而獲得歐陽修：《有美堂記》，《歐陽修全集》第2冊，中華書局，2001年，第584586頁。，二者的觀察與欣賞對象存在明顯的界線。清人將宋代鴻儒所倡導的這種二元美學付諸造園實踐。蘇州、揚州這些地方的園林數量及雅集頻率，也說明比屋豪奢之都、聲色貨利之區其實是雅道存續的一種前提，不論基于雅俗兼收還是以雅抗俗的態度，都客觀上推促了園林文學藝術的發展。

與“潛園吟社”齊名的“東軒吟社”，雖以“東軒”名之，但集會也多在園林。詩社起于道光四年甲申（1824），迄于十三年癸巳（1833）。汪遠孫輯有社詩總集《清尊集》汪遠孫：《清尊集》，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振綺堂刻本。，費丹旭繪有《東軒吟社圖》。光緒初年，汪曾唯又輯有《東軒吟社畫像》汪曾唯：《東軒吟社畫像》，光緒二年丙子（1876）汪氏振綺堂刻本。，包含關于社員的像、記、小傳、題詞和跋語等。社圖作于道光十一年壬辰（1831），社員吳振棫《養吉齋叢錄》記載：“[汪遠孫]嘗結吟社凡十年，得一百集，擇存所為酬唱詩若干首為《清尊集》。又屬費曉樓丹旭貌社中人，仿西園雅集之意，為《東軒吟社圖》，余亦廁焉?！眳钦駰В骸娥B吉齋叢錄》，中華書局，2005年，第443頁。張應昌“東軒雅集比西園，諸老須眉照眼前”張應昌：《彝壽軒詩鈔》卷十二，《續修四庫全書》第15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00頁。，王柏心“東軒會比西園集，主客圖中如相呼”王柏心：《題詞》，汪曾唯：《東軒吟社畫像》，光緒二年丙子（1876）汪氏振綺堂刻本，第5a頁。，都道出社圖是效仿《西園雅集圖》而作?！稏|軒吟社圖記》一文還原了園林格局和集會場景，相關文字如下：

灌木依巖，略彴橫水，隨負花童子度而來者，汪劍秋鉽也。一童子掃花徑，穿巖背出老樹下，倚石闌執葵扇者，秀水莊芝階仲方。背侍女郎，指荷池與語者，黃薌泉士珣。池旁石壁插天，曲闌盡處，童子滌硯，坐石上填詞者，項蓮生鴻祚。水檻半露，二人對坐其中，女郎執拂侍者，為余杭嚴鷗盟杰及小米，小米執卷，若問難狀。小閣相連，據案作吟社圖者，曉樓自貌也;其倚案觀者，高爽泉塏;以手指圖，若有所商榷者，諸秋士嘉樂。閣前柳陰覆地，置壺焉，坐盤石上觀童子拾矢者，吳仲云振棫;持扇聯坐者，夏松如之盛。童子捧壺，坐梧桐樹下浮大白者，汪覺所阜。據石幾捻吟髭者，胡書農敬;其弟子鄒粟園志初，執詩箋立于后。展箋洛誦者，趙雩門鉞;童子捧杖，坐而聽者，龔闇齋麗正。小童遞詩筒至，二人對展詩卷者，左為陽湖趙季由學轍，右為歸安張仲甫應昌。古松蟠拏，下蔭怪石，坐而琴者，武進湯雨生貽汾;并坐者，陳扶雅善;側聽者，錢蕙窗師曾;倚松根撫膝而坐者，汪又村適孫。松旁有石壁焉，童子捧硯，執筆就題者，嘉興張叔未廷濟也。茂林修竹，別成境界，二人自水石間來，持白團扇者，汪少洪邁孫;奚童捧詩卷于旁者，汪小逸秉健。飛流急湍，石梁間之，童子烹茶侍坐而執拂談經者，南屏釋了義，旁坐則子律遺貌也。黃士珣：《記》，汪曾唯：《東軒吟社畫像》，光緒二年丙子（1876）汪氏振綺堂刻本，第1a2a頁。

除了侍者，圖中有汪鉽、莊仲方、黃士珣、項鴻祚、嚴杰、汪遠孫、費丹旭等等，凡二十七人，在規模上已經超越西園雅集。集會之時，或賦詩填詞，或撫琴作畫，或飲酒品茗，極具林下風味。灌木、略彴、花徑、老樹、石闌、荷池、石壁、水檻、小閣、柳陰、梧桐、石幾、古松、怪石、茂林、修竹、飛流、石梁等，勾勒出園林的優美景致。費丹旭善畫人物，又注重人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以靈活的取景技巧表現文人雅集活動的豐富層次?！稏|軒吟社畫像》卷首收錄了十三葉人像寫真，對社員的神態和動作也有細部描摹。繪畫和文學創作一樣，是生活真實和藝術虛構的結合體。費氏塑造的園林全景，既表達了對前人雅集的神往之感，也包含了對園林傳統的認識和想象?！皷|軒吟社”的具體集會地點包括靜寄東軒、半潭秋水一房山、水北樓等，胡敬詩云“看山看水懶出郭，借君園林臥游足”汪遠孫：《清尊集》卷一，道光十九年己亥（1839）振綺堂刻本，第1a頁。，可以想見汪氏園林之規模。透過《清尊集》所收設祀紀念厲鶚的作品，以及“白頭諸老吟懷健，杭厲而還有替人”等題詞張珍臬：《題詞》，汪曾唯：《東軒吟社畫像》，光緒二年丙子（1876）汪氏振綺堂刻本，第1a頁。，可知這個詩人群體尊崇浙派詩人杭世駿、厲鶚并效法二人結社。因此，“東軒吟社”分別從遠、近呼應了園林集會和地方結社兩種傳統。

葉廷琯《清華園圖記》曾說：“韞齋作此圖記，謂園林之興廢無常，賴有名人圖詠，則歷久如新，此言誠然。顧圖詠亦不能無散失，又賴賢子孫搜羅而表顯之，則圖詠藉人以留，而園林即與長留也?！比~廷琯：《鷗陂漁話》卷三，《續修四庫全書》第116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9頁?！皷|軒吟社”的情況正與此說吻合。咸豐庚申十年（1860），太平軍由安徽寧國攻入浙江杭州，湖山和書籍等慘遭兵火之災。汪曾唯作為汪邁孫之子、汪遠孫之侄，是《東軒吟社圖》的收藏者。他任職楚北，將社圖隨身攜帶，使其免于杭州兵燹的損害。汪曾唯廣泛征集社圖題詞的經過，相當于《東軒吟社圖》的流傳過程。根據《蕉廊脞錄》記載，光緒三年丁丑（1877），吳慶坻在湖北武昌見過汪曾唯所藏《東軒吟社圖》;三十年后，汪曾唯已離世，吳慶坻回鄉，再次得見社圖;宣統三年辛亥（1911）第三次見圖，收藏者已是汪氏第三代，即汪詒年、汪洛年兄弟。根據社圖題詞記載，同治五年丙寅（1866），圖中二十七人僅剩吳振棫、汪秉健、鄒志初和張應昌四人;七年戊辰（1868），僅剩吳、張二人。在詩社結束數十年后，題圖詩真實地展現了集會往事和社員現狀。時空轉移，風流云散，繪畫與文學卻保留了文人雅士的活動痕跡。

以景點標記各次集會及創作，也是園林結社的一種特色。如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七月七日，趙吉士招輦下同人雅集寄園，限韻集字，以堂額“相賞有松石間意”為韻分賦，刻有《寄園七夕集字詩》趙吉士：《寄園七夕集字詩》，康熙三十六年丁丑（1697）刻本。清人的“詩社”概念比較寬泛，很多詩會、詩課都在社事的范疇之內。趙吉士寄園七夕一會，視為詩會、詩社均可。。雅集的具體景點包括嚴乎齋、面南城百、巖澤之隅、綠陰深處、見心軒、水鑒山房和拄笏軒，分別對應七個韻部。園林結社的唱和活動，同題共詠或分題而賦，往往就地取材、即景生情，用韻也受此影響。又如前文提及的檀干園詩會，方學成編有《檀園雅音》，“或月夕花晨，或晦明風雨，憑高遠引，以至一草一木，皆分題角韻，不一而足”方學成：《檀園雅音自序》，《松華館合集·檀園雅音》，乾隆松華堂刻本，第1b頁。，園中草木皆是創作題材。根據《檀園品梅小紀》可知，檀干園有和古堂，南有荷池，西南有梅須閣，東南有碧瑯亭，北有虬影軒。亭西南臨池，池西即梅須閣。園林的構造布局躍然紙上，作者對各處命名的由來都有所交代。方學成作有《品梅歌》，眾詩人也曾宴集梅須閣，限韻分賦紅梅綠蒂、鴛鴦梅、映水梅、綠萼梅等多個品種。另有《題檀干圖》，分賦春臺曉霽、南屏疊翠、松壑風濤、沙堤煙雨、雙溪匯漲、石岡秋月、楓亭晚照、前峰積雪和橫塘梅影九題。方學成評語說：“圖為吳田生筆，凡圖中景，皆園所能有，蒼深隱秀，致為精絕。諸什又皆格高韻勝，體備眾妙，特鈔入壓卷?！狈綄W成：《松華館合集·檀園雅音》卷二，乾隆松華堂刻本，第3b4a頁。雖然《檀干圖》未能傳世，但后人可以憑借園景題詠對檀園有所了解。檀園原是模擬西湖景致而修筑，故有檀園九景。咸豐、同治年間，浙江海鹽“小桃源吟社”也曾“編十景而拈題，餞三春而分韻”朱泰修：《序》，徐元章：《小桃源室聯吟詩存》，同治五年丙寅（1866）徐氏刻本，第1a頁。，《小桃源室十景詩》包括沈山塔影、汪堰漁火、梅園夜讀、仙壇晚鐘、鸕湖新月、虎墳殘雪、祝橋垂釣、文溪喚渡、蕉窗聽雨和竹院烹茶等四時風光，顯然也是仿照西湖十景而取名。詩人結社檀干園或小桃源室具有一定的避世之意，檀園主人科考失利，小桃源則是亂世避難的場所。集會場地看似封閉，但唱和詩歌在題材上卻有向外拓展的傾向。園林是人工建筑與自然山水的并存體，蘊含著既相對又互補的沖突美學。園林及其建筑容易遭到摧毀，而文本不僅具有場景寫實的功能，還提供了廣闊的想象空間。不同方位的景點，在變化的季節、天氣、光線之中意境紛呈，成為文學濾鏡下的焦點。

前文提及的道光四年“西園吟社”，邱肇廣輯有社詩總集《西園吟社詩》，集中只有“唐荔園”和“擘荔亭”二題，是廣州荔枝灣的兩個景點。吳仰賢《小匏庵詩話》記載：“粵東詩社最盛，與會者往往千余人。予所見僅‘西園吟社刊本一集，為題二，曰‘唐荔園，曰‘擘荔亭，詩各體俱備，主評選者為四明童萼君先生槐?！眳茄鲑t：《小匏庵詩話》卷七，《續修四庫全書》第170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8頁。童槐《西園吟社詩序》記載：

既而游覽荔灣，得《西園吟社詩》，知南海邱氏實主斯社。其為題二：曰“唐荔園”，阮公子賜卿所名而記之者也;曰“擘荔亭”，園中之亭，以杜工部詩命名者也。初，康熙戊戌，沈氏為“白燕堂社”，嘗以“荔枝灣”命題。灣之由來，皆目為南漢昌華宮故址。邱君于此構園，復得唐跡以唱于社，蓋非復白燕堂意也。諸君子以清才逸興各抒性情，荊璧靈珠，不名一體，皆有意于牡丹品藻者也。雖然，獨如是乎哉？斯社有三善焉：自唐征荔貢，民吏苦擾，故東坡猶慨然發瘡痏之喻，今幸際盛朝，嶺海清晏，年豐果熟，游處者不知有前代事，而太平風景繪于詠歌，一善也;曹、鄭已往，名園久堙，今以表章之力，使千載遺韻不墜煙蘿，后之續志乘者資之，二善也;南漢僭跡，奚翅蛙紫，耳濡心向，哲士所慎，屏奢放、親風雅，此邦之人將由咸通而溯曲江以前，三善也。李西涯謂東南士人皆重詩會，余生平足跡所至，未睹如粵東之盛者。童槐：《西園吟社詩序》，邱肇廣：《西園吟社詩》，道光四年甲申（1824）刻本，第1a2a頁。

阮元《唐荔園》句云：“曹詩巋然見文苑，古園不泯因詩存。喜從新構得陳跡，社詩千首題園門?！弊髡咦宰⒄f：“近日民間詩社有《唐荔園》詩，累至千余首?！比钤骸堆薪浭壹废聝?，中華書局，1993年，第1098頁。邱肇廣于荔枝灣構園而有詩社，結社唱和又使園林不至泯滅。廣東詩社采取命題征詩的方式，動輒千首萬卷，童槐因稱尤勝東南。他提到“西園吟社”有“三善”：一是歌詠盛世風景，二是彰顯園林韻事，三是追溯風雅傳統。又，邱熺識云：“唐荔園在羊城西荔枝灣中，面北，四圍臨水，繚垣五尺，皆以瓦片結作梅花格，可以望外。入門數武，即為擘荔亭，旁一亭相接，皆朱欄圍繞?！鼻駸纾骸蹲R》，邱肇廣：《西園吟社詩》，道光四年甲申（1824）刻本，第1a頁。卷首題識和阮?！短评髨@記》，將唐荔園及擘荔亭的地理、淵源和景致都一一道來。吳仰賢曾列舉社作：“集中《唐荔園》詩，推張繩前作為絕唱，曰：‘千年勝跡賴尋搜，不負珠江載酒游。從此荔園添故事，曹舒州后阮揚州。此不過切合當日情事耳?！峨⒗笸ぁ吩?，則推徐仁廣作，曰：‘萬樹炙江天，孤亭一角偏。偶移青翰舫，來揖絳襦仙。佳節當重五，清尊醉十千。不須勤秉燭，自有夜珠懸。又，徐良琛作曰：‘半醉憑欄拍掌呼，欲揮如意擊珊瑚。酣來喚起鵝潭月，映徹仙人白玉膚?！眳茄鲑t：《小匏庵詩話》卷七，《續修四庫全書》第170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859頁。張繩前、徐仁廣和徐良琛都在社員名榜上面，他們的詩作被收入總集和詩話而廣泛傳播。園林亭榭經文學渲染而極具意趣，嶺南名物荔枝成了詩人筆下冰肌玉骨的“絳襦仙”。嶺南園林及其相關文本，在當地文學傳承與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園林是凝聚地域情感的空間，詩歌是擴大文化影響的載體。

制作社圖或編纂社詩總集，意在通過文藝作品將結社風雅和園林傳統加以保存。園林常因歲久而廢弛，又具有空間固定性，而圖文卻能突破時空的束縛得到廣泛傳播。相關文學作品讓我們對園林有了具象的認識，對園林符號的精神內涵也有更深刻的領會。

四、 結 語

園林、繪畫和文學三者關系緊密，具有藝術共通性，陳從周先生也曾提出造園之理如繪畫、綴文之理等觀點陳從周：《說園》，同濟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28、66頁。。清代詩人結社又將三者置于同一話語平臺。造園與結社相互促進，園林傳統主要通過三種形態貫穿于社事：一是園林的實體空間，二是園林符號的虛構空間，三是園林的文藝呈現。園林兼具實體空間和文化符號的功能，園林傳統介于具象與抽象之間，是清代結社實踐提升園林內涵的結果。文藝作品運用紀實和虛構的手法，還原了園林景象和集會場面，展現了園林美學的層次與內涵。值得注意的是，園林景象對詩人而言是一種興象，觸發他們的創作興致和人生思考。黎庶昌《夷牢亭圖記》開篇談道：“士大夫之有園林者眾矣?；蛱庎l，或處城，莫不欲極山水之趣。然率舍自然之一境，而以意匠巧為營度。本無是山也，累土疊石以為高，曰某峰、某岡、某垞;本無是水也，捎溝引泉，劑灰款而渟之，曰某池、某湖;本無是庭堂也，架木結構，雕飾精嚴，曰某亭、某館、某臺、某榭，胥假外物而為之名，凡此皆以求適吾趣而已。若夫君子，因天地自然之用，隨所遇以養神明，其為適不亦更大哉！”黎庶昌：《黎庶昌全集》第1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18119頁。因地制宜的造園策略與隨遇而安的人生態度相通，而“適吾趣”的追求則充分肯定人在處理與自然之關系中的主導地位。這種自適心態又弱化了園林景象及選址的重要性，如楊芳燦所說：“得泓崢蕭瑟之境游焉，市廛亦深山也;得清曠超逸之士友焉，區中即物外也。何必買山而始結社，入林而后論隱哉？”楊芳燦：《芙蓉山館全集·文鈔》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147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97頁。結社是園林突破實體空間的形態最終變成群體共享的精神鄉園的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

結社常與集會、宴飲、交游等社會活動相結合，從根本上反映了城市經濟的發展程度，但園林內部景象展現的多是遠離城囂的林泉之樂。前文曾提到，園林意味著不同于仕進和隱退的第三種人生態度。然而，即便是純粹的文學社團，也具備社交的功能和優勢。固定詩人群體展開規律集會的一個重要動因就是基于地緣關系和地域文化的共情效應。園林符號的創建也需要這種情感共鳴。公共知識背景如園林的結社故事，激發詩人群體保存地方園林和精神文明的使命感，推進園林符號及其特定語言的產生，并利用約定俗成的結社慣性強化園林符號的文化演繹。園林傳統以多種形態介入詩社，呈現了詩人群體尋索文學脈絡的歷史過程，也再次證明本民族的文化建構由物質空間和精神活動共同推動。

Scenery and Imagination：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Poetry Society and

Garden Tradi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HU Meimei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xchang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ina

The garden has a long tradition of literati gatherings and is an important space for ancient poets to host the poetry society. The poetry society in gardens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guided by the Xiyuan（west garden） Gathering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gradually prospered through the promotion and response of local poet groups. The tradition formed by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gardens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showed three forms through the poetry society in the Qing dynasty. To begin with， as a physical space， the construction and renovation of the garden provides opportunities and venues for gatherings. The garden symbolizes the third way of life between detachment and attachment， and promotes the transition from political society to literary society in the Qing dynasty. Furthermore， as a cultural symbol， the poetry society in gardens assume the function of revitalizing and promoting local culture. The garden is symbolized through the accumulation and substitution of a series of poetry societies， and the gathering is free from the constraints of specific space. Garden symbols also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fictional narration in poetry creation. Finally， the garden tradition can be reproduced and continued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images and poetry in poetry society. The poetry society puts gardens， painting and literature on the same discourse platform. The garden tradition lies between concrete and abstract， enriching the ways of organizing poetry society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it is also the result of gathering and writing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of the garden.

poetry society; garden tradition; Qing dynasty; symb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