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參與國內國際循環水平測度研究

[摘要]作為局部的地方，如何參與構建國家的新發展格局，成為當下經濟實踐中亟待破題的難點。為此，利用2017年31個省份42個部門的區域間投入產出表，測算了31個省份參與國際、國內（省外）、國內（省內）循環創造GDP的比例，發現31個省份平均國際循環比例為11-5%、國內（省外）循環比例為33-4%、國內（省內）循環比例為55-1%，且表現出明顯的省份差異。長三角區域國內國際循環均較強，華南、華中、西南地區國內國際循環互促乏力，北方地區主要通過資源和基礎工業參與國內大循環。而且，地方人均GDP與參與國內國際循環程度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國內（省內）循環比例較高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也往往較低。根據數據分析的結論，各地應根據自身的優勢稟賦和劣勢不足，有針對性地解決省內小循環、省際循環不暢、循環低端鎖定等問題，推動形成內外循環互促的新發展格局。

[關鍵詞]國內國際循環;區域投入產出;新發展格局;比例測算

[中圖分類號]??F1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461（2022）05-0008-06

一、引言

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安排。而構建新發展格局，地方是實實在在的實施主體。但地方如何參與構建新發展格局卻面臨“實踐鴻溝”：國內國際循環是全國宏觀層面的概念，地方作為局部如何參與助力雙循環？地方又如何能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更加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新發展格局的構建中？事實上，如果不能科學地把握各地參與新發展格局的定位和作用，構建新發展格局將面臨宏觀到微觀的實踐障礙。

而把握地方參與國內國際循環的定位和作用時，各地參與國內國際循環的現狀分析就變得尤為重要。一般而言，從增加值分解的角度，地方參與國內國際循環可以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參與國際循環創造的增加值，二是參與超出本地范疇的國內大循環創造的增加值，三是本地經濟循環創造的增加值，這是按照空間概念歸納的循環的三個層次。要防止地方搞小循環，事實上就是要構建全國大市場、全國性供需體系，而不是各地打造自我循環的獨立體系。因而，也就是應該鼓勵地方的增加值更多通過對外開放參與國際大循環、對內開放參與國內大循環進行創造。但目前對于從區域地方層面進行增加值分解的文獻缺失，導致無法科學地評判各地參與國內國際大循環的程度和特征。

有鑒于此，本文利用投入產出分析，通過31個省份①42個部門區域間投入產出表，以增加值分解的方法客觀地分析31個省份參與國內國際循環的程度，篩選地方參與雙循環的主要模式和重點產業，為構建新發展格局在地方落地實踐提供理論參考。

二、文獻綜述

由于經濟大循環的概念主要側重于一國或多國的層面展開討論，因此從地方區域角度研究國內國際循環的研究較為匱乏，但地方又是國內國際大循環真正的實踐主體，不同的地方經濟稟賦也導致了不同的循環參與模式。尤其是在我國提出新發展格局以后，各地都在積極探索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的定位和具體做法。與本文研究內容直接對應的文獻較為匱乏，相近的文獻主要有三個層面，一是主題相近，定性的研究區域和地方如何融入和服務新發展格局，二是方法相近，從全國層面利用投入產出法定量測算國內國際循環比例，三是數據應用相似，利用區域間投入產出表的相關研究。

在地方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方面，現有的研究主要是2020年以來從地方層面分析新發展格局的研究。如李宜達（2021）認為，應以三維網絡之力形成經濟發展新格局，分別為打造區域協調分工網絡、暢通城市群內溝通機制、構筑高效商貿流通網絡[1]。姚樹潔、張帆（2021）認為區域經濟均衡高質量是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內涵[2]。但缺乏相應的數據支撐，研究僅僅局限在理念論述層面，而實證分析不足。更多的研究從具體的區域和省份出發，分析當地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的優劣勢。馬曉玲（2021）圍繞構建新發展格局分析了廣東的優勢以及在供給、需求和供需匹配上的劣勢，并從需求、供給、區域、市場機制和改革開放等方面提出解決路徑[3]。張雪原、周君（2021）研究了新發展格局下經濟循環方式的變革和西部內陸地區面臨的機遇，認為西部內陸地區要融入新發展格局，關鍵在于在國內大循環中通過暢通要素循環流動，與東部沿海地區形成更好的互動，從而深度參與國內國際產業分工[4]。李恩平（2021）則研究了近海城市在國內國際大循環中的重要樞紐節點作用，認為加快近海城市的產業承接和人口城鎮化擴展，有利于我國關鍵產業鏈的創新構建和分工拓展升級，有利于國家區域均衡發展、合理城鎮化格局和促進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有利于沿海和內陸省份統一大市場形成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5]。但正是由于相應地方參與國內國際大循環分析方法和數據的缺乏，使得相關研究的數據支撐性不足。更重要的是，如何統籌協調全國共性和地方特性的關系，成為相應文獻的難點，因為定性研究往往只能涉及單個地方或者某類地區的特性，而不能兼顧全國共性，也很難從全國層面去看地方在新發展格局中的位置。

在研究方法上，在新發展格局提出后，學術界出現了較多研究國內國際循環比例程度的研究，較為典型的是利用投入產出法將增加值進行分解從而得到國內國際循環比例的研究。如陸江源（2020）利用OECD的國際投入產出表，較早研究了中國1995—2015年的國內國際循環比例，同時測算了美國、歐盟、日本等經濟體的國內國際循環比例，從而從歷史縱向和國際橫向分析了國內國際循環的典型模式[6]。黃群慧、倪紅福（2021）構建了基于供給端和需求端的國際國內循環測度指標和基于全球價值鏈的國內國際循環GDP分解新方法，并利用WIOD數據進行了實證測算分析[7]。由于投入產出表將供給和需求聯系在一起，通過分解出滿足不同需求的增加值得到循環比例，可以較好地規避外貿依存度、凈出口占經濟增長比例等指標的缺陷，因而被學者廣為應用。

在數據應用上，一些研究也利用地方投入產出表分析了區域經濟。在單個省份投入產出表方面，孫凌宇、羅楊帆（2021）利用2012、2017的四川和重慶的投入產出表，分析了四川省和重慶市經濟發展的區域內乘數效應、區域間溢出效應和反饋效應，進行靜態分析與比較靜態分析[8]。在多區域投入產出表方面，杜莉、鄭毓文（2019）基于2012年31個?。▍^、市）42個部門的區域間投入產出表，研究了我國增加值收入省級轉移效應，發現大部分的中西部省份為增值稅的凈流出地，而少數東部省份為增值稅的凈流入地[9]。

由此可見，定性分析地方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往往難以“解渴”，因而本文利用投入產出將增加值分解的方法，基于31個省份42個部門的區域間投入產出表分析地方參與國內國際循環的水平。

三、地方參與國內國際循環程度的測算

（一）研究方法及數據來源

利用2017年涵蓋31個省份和42個社會經濟部門的中國多區域投入產出表，對地方參與國內國際循環進行增加值分解。具體而言，投入產出關系中，總投入形成了中間品產出和最終需求，最終需求因而與總投入存在矩陣數量關系，總投入乘以各行業的增加值率就能得到增加值，因此最終需求與增加值存在矩陣數量關系。

可以表示為V=v×Y=v×C×（I-B）-1，其中V是增加值，也就是GDP，v是增加值率，B是直接消耗矩陣，Y是總產出，C是最終需求。

利用國際投入產出表，增加值可以進一步分解為：

C1是本國增加值滿足的本國最終需求，C2是本國增加值直接出口最終品滿足的他國最終需求，C3是本國出口他國又回到本國滿足本國最終需求的增加值，C4是本國出口他國中間品滿足的他國最終需求，V1，V2，V3，V4就是相對應的增加值。V1就是僅僅在本國循環創造的增加值，V2、V3、V4是通過國際循環創造的增加值。國內循環比例即為V1/V。

同理，通過區域間投入產出表，省份的增加值可以分解為六部分：①直接出口創造的增加值，②輸出到其他省份然后出口創造的增加值，③直接滿足其他省份最終需求創造的增加值，④通過輸出其他省份又返回來滿足本省份需求創造的增加值，⑤通過輸出其他省份的中間品間接滿足其他省份創造的增加值，⑥直接滿足本省份需求創造的增加值。①和②是國際循環，③、④、⑤是國內（省外）的循環，⑥是省份內部循環。所有行業的增加值都可以分解為上述六部分（見圖1）。

本文的數據來源是CEADs提供的2017年涵蓋31個省份和42個社會經濟部門的中國多區域投入產出表[10]。

（二）31個省份增加值分解情況

參與構建新發展格局最基本的是要了解地方參與國際和國內循環的現狀。本文利用最新的2017年31個省份42個部門的地區間投入產出表，將各省份GDP分解成了參與國際循環、參與國內（省外）循環、國內（省內）循環三部分，可以直觀地了解各地參與國內國際循環的多少。國內（省內）循環是指增加值創造的生產、流通和消費僅在本省份進行，而國內（省外）循環和國際循環是指增加值創造的某個環節參與了國內其他省份和國際的循環。

31個省份平均國際循環比例為11-5%、國內（省外）循環比例為33-4%、省內循環比例為55-1%，且表現出明顯的省份差異。從整體來看，各省份經濟循環的重心主要是本地省內循環，國內循環比例次高，國際循環的比例最低。參與國際循環比例較高的是廣東、浙江、上海、江蘇等東部沿海省份，國際循環比例普遍在20%以上，廣東達到30%。參與國內（省外）循環較高的是吉林、黑龍江、海南、陜西、重慶、內蒙古，這些省份主要是糧食、原材料和能源基地，國內（省外）循環比例普遍在45%以上。參與國內（省內）循環較高的是青海、湖北、云南、四川、西藏，這些中西部省份經濟開放程度較低，國內經濟的參與度也較低，湖北則是由于自身的制造業產業體系較為完備，國內（省內）循環比例均在70%以上（見圖2）。

按循環強弱劃分，長三角區域國內國際循環均較強，西南、華南、華中地區國內國際循環互促乏力。按照國際循環和國內循環的強弱對31個省份進行區間劃分，可以發現各地呈現明顯的循環地域特征。江浙滬地區國內國際循環均較強，京津冀地區國際循環不及江浙滬、但國內循環也較強，這些是國內國際循環互促最典型的區域。華南、華中、西南地區國內（省內）循環普遍較強、區域聯系性最差，除了廣東國際循環比例較高之外，廣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貴州均表現為國際循環弱、國內循環也弱，廣東的外向型經濟對國內相鄰省份的輻射帶動作用明顯偏弱，表現為國際國內循環互促乏力的狀態。北方地區表現為國際弱、國內循環強，山西、陜西、黑龍江、吉林、新疆等北方省份資源型產業、基礎重工業比例較高，主要通過輸出資源和基礎工業品參與國內循環，但參與國際循環的程度則明顯不及南方（見表1）。

從區域層面看，參與國內國際大循環是地方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將31個省份的人均GDP與參與國內（省外）和國際循環比例做個散點圖，發現兩者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即參與國內（省外）和國際循環比例的程度越高，人均GDP也越高。事實上，參與國際大循環使得地方的產業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價值鏈，更容易接觸到全球最前沿的技術和最發達的市場，經濟發展的活力也更強，而參與國內大循環也可以使得地方的產業具有區域甚至全國的輻射性。而對于內陸省份而言，山川隔阻，開放優勢并不明顯，因而省份內部循環就成為主要特征，但這種國內（省內）循環的經濟活力明顯不如參與國內和國際大循環。由此可知，打破地方小循環、促進國內國際大循環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見圖3）。

（三）各地參與國內國際循環的典型模式和主導產業

在初步分析地方國內國際循環比例之后，進一步歸納研究地方參與經濟循環的四類典型模式，精準定位參與經濟循環的主導產業，從而分析各省份對服務和參與新發展格局可以發揮的作用和重點方向。

模式1：江浙滬、北京——國內國際循環互促的重要樞紐。江浙滬整體的國際循環比例高達23-4%，京津冀的國際循環比例也達到17-3%，均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同時江浙滬區域內循環比例和參與國內循環的比例也較高，是國內國際循環相互促進最明顯的區域。江蘇、浙江、上海的制造業和批發零售、交通運輸等制造業相關服務業參與國內國際循環能力均較強，此外上海的金融業參與國際循環比例為23%，參與國內循環比例則高達53%。北京的服務業的比重已達到80%，因此主要以城市現代服務業參與國內國際循環，北京的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參與國際循環比例為17%，國內循環比例則高達54%。相反，天津和河北則主要通過基礎工業參與國內循環，表現出北方資源和工業省份的特征。

模式2：廣東——參與國際循環的支柱和國內循環的潛力源。廣東表現為國際循環和省內循環相互促進，但參與區域循環和全國循環明顯不足。廣東對周邊地區的經濟輻射作用不強，導致廣東對周邊省份形成了發展極差，對周邊省份形成了人口虹吸效應。最新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2020年廣東人口較2010年增幅達20-79%，遠高于周邊省份。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下，廣東兼具了向港澳開放、向內地輻射的國際國內雙循環的重任，是未來國內循環的重要潛力源。

模式3：資源和工業省份——提供國內循環的物質基礎。大部分北方省份如山西、陜西、河北、東北三省主要通過提供資源能源、基礎工業產品和食品參與國內和區域循環，是國內大循環的重要物質提供基地。從投入產出表可以清晰看出，河北的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山西和陜西的煤炭采選業、河南的農林牧漁業、吉林和黑龍江的食品煙草業等都是參與國內循環的重點產業。但也正因為如此，這些北方省份的產業鏈長期處于上游，較易受到供需周期矛盾影響、且產業結構較為單一。對國內大循環而言，這些省份的物質支撐必不可少，但又缺乏循環螺旋上升的動力。這些省份的重點應是提升參與國內大循環的層次。

模式4：國內（省內）循環地區——從省份內部循環向區域循環升級。除了廣東以外的多數華南、華中、西南省份，人口眾多、地域廣闊、且山嶺分割，國內循環弱、國際循環也弱，地方保護主義也較強，表現為以省會為中心的省內自循環模式，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無不表現為強省會弱地市、弱省際聯系。要通過城市群、都市圈促進華南、華中、西南省份之間的循環聯系，首先促進形成區域大市場，進而形成全國大市場。

進一步從行業的循環特性來看，不同的產業也表現出不同的循環特征。輕工業、機械電子工業是國際循環的主力，批發零售和交通倉儲作為流通環節，國內國際循環均較強。能源和重工業、批發零售業是國內循環的主力，這就解釋了北方資源和工業型省份國內循環強的現象，同時農林牧漁的國內循環比例也較高，海南的較高國內循環比例主要是由向省外輸出大量農產品提升的。此外，金融、科學研究和商業服務業的國內循環也較強，表現為工業化后期城市現代服務業對于國內大循環的重要支撐作用，是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參與國內循環的主導產業。房地產、教育醫療等服務業是省內循環的主力。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來各省份的三四線城市房地產綁架經濟的趨勢日益增強，但建筑業、房地產業省內自循環的特性較強，發展房地產經濟固然可以短期內提振地方經濟，但卻可能陷入地方“小循環”的陷阱。此外，教育、醫療、文化和公共服務業由于其屬地生產和消費的產業特性，主要是省份內部循環，但隨著數字經濟的迅猛發展，在線教育等新模式新業態改變了服務業屬地化的特性，將有可能提升服務業國內循環的水平（見圖4）。

四、重點省份和區域國內國際循環的比較分析

（一）東部發達省份的比較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知，無論是中國經濟的重心還是參與國內國際循環的重點，東部發達省份都是關鍵區域，因此將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廣東等東部發達省份進行對比，分析不同地區參與國際、國內循環的水平。

從國際循環來看，參與國際循環程度最高的是廣東省，其次是浙江、上海和江蘇，北京的程度最低。參與國際循環高低程度與經濟結構有直接的關系，上海是重要的國際航運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批發零售業和金融業是參與國際循環的絕對主導產業，此外化工和交通運輸設備也是上海參與國內國際循環的重點行業。江蘇和廣東較為類似，參與國際循環的主導產業是電力設備制造和電氣機械制造，江蘇的化工也是參與國際循環的重點產業。浙江在參與國內和國際循環過程中表現為制造業門類的均衡，各類制造業均一定程度參與國際循環，并不存在絕對主導產業。而北京主要依靠服務業參與國際循環，批發零售、交通運輸、信息技術、金融業、商務服務都是重點行業。在疫情的沖擊之下，批發零售和交通運輸等傳統服務業的國際循環限制增加，北京服務業參與國際循環的壓力較為明顯。

參與國內（省外）循環比例最高的是上海，其次是北京，表現出明顯的輻射國內大循環的特征，而廣東、江蘇、浙江的國內（省外）循環比例相對較低，省份內部循環比例較高。北京以城市現代服務業參與國內國際循環，北京的金融業、信息技術服務業、技術服務業都是參與國內（省外）循環的重點行業，與上海相比北京的服務業?優勢在于知識和技術密集型服務業。在制造業層面，北京主要是通過交通運輸設備制造參與國內（省外）循環，且占比并不高。上海的金融業、批發零售、商務服務等都是參與國內大循環的重點產業。而浙江、江蘇、廣東參與國內循環則主要依靠各類制造業，浙江的信息技術服務和商務服務業較多地參與國內（省外）循環。在省份內循環層面，這些地區的主要產業類型較為相似，都是房地產、教育、醫療、公共服務等本地化屬性較強的產業（見表2）。

（二）京津冀與江浙滬的比較分析

嚴格意義而言，區域循環也是國內大循環的一部分，區域經濟聯系有兩類，一類是輸出效應，即中心城市為周邊省份提供產品和服務，第二類是輸入效應，即周邊省份向中心城市提供產品和服務。同樣是利用2017年的區域間投入產出表對京津冀、江浙滬地區的增加值進行分解，分析京津冀、江浙滬區域循環特征的差異。本文采用北京滿足天津、河北最終需求的增加值占北京GDP的比例來衡量輸出效應，而用天津、河北滿足北京最終需求的增加值占北京GDP的比例來衡量輸入效應，嚴格意義上講，應該以天津、河北的相應增加值比上自身的GDP，但都采用北京GDP作為分母使得兩個指標可比較。上海、江蘇、浙江采用這一指標衡量。通過分析發現，北京的輸出效應顯著弱于上海，北京輸出到天津、河北的增加值占自身GDP的比例僅為2-54%，而上海高達7-56%。但北京的輸入效應高于上海，北京對于周邊省份更多表現為汲取型輻射，而上海對周邊省份表現為輸送型輻射?？傮w而言，北京對于天津、河北的輻射作用占GDP的比例為8-03%，上海為12-22%，上海的輻射作用明顯強于北京。

從具體行業來看，在輸出效應方面，金融業都是北京和上海對外輻射的重點產業，上海的輻射作用明顯更強，北京、上海金融業占GDP比重分別為15-2%和16-2%，但北京對津冀輸出的金融業增加值只占到GDP的0-62%，而上海對江浙輸出的金融業增加值占比則高達1-88%。此外，上海在化工、金屬冶煉、通用設備、專用設備、批發零售、信息技術等行業與江浙有產業聯系。而北京僅在批發零售、信息技術等產業對津冀輸出。在技術服務方面，盡管北京技術服務的產業占比高于上海，但對周邊省份的輸出輻射也遠不及上海。在輸入效應方面，北京在農林牧漁、輕工業、重工業、各類服務業領域都需要周邊省份輸入，尤其是需要河北的輸入，相比而言江蘇和浙江對上海的輸入效應較弱（見表3）。

五、因地制宜發揮地方作用，推動新發展格局構建落到實處

理論和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各地參與國內國際循環的稟賦條件和現狀差異性較大，國家層面應著力解決省份內小循環、區域循環不暢、循環低端鎖定等問題，各地應充分發揮自身優勢特長，協同推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在更高層次互動。

一是因勢利導，根據地方特點引導地方參與新發展格局。繼續提升江浙滬、北京等東部發達地區參與國際循環的競爭力和參與國內循環的動力，發揮循環樞紐和關鍵節點作用，提升這些地區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的能力，增強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的能力。推進京津冀一體化發展，提升北京高精尖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區域輻射力。以粵港澳大灣區和成渝雙城經濟圈建設為重點，提升華南、西南的區域循環能力，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區域血脈網絡。北方資源和工業省份要拓展和延伸產業鏈，在產業中游和下游更多地參與國內大循環，破除產業的低端前端鎖定。

二是抓住關鍵，鞏固強化參與國內大循環的重點產業。不同產業參與國際、國內（省外）、國內（省內）循環的特征明顯不同。關注糧食安全，降低對外農作物和種子依賴性，完善糧食儲備制度。提升輕工業和機械電子制造業的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著力打破“卡脖子”環節，提升產業價值鏈位勢，增強參與國際大循環的競爭力。推動重化工業提質升級，通過兼并重組等方式做大做強重工業，強化重化工業支撐國內大循環升級的基礎作用。提升批發零售、交通倉儲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水平，提升流通環節對國內國際循環高效運轉的支撐作用。重點發展金融業、科學研發和技術服務、信息技術等現代服務業，推動高端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提升服務業國際化水平和國內輻射能力，構建新型數字化產業鏈。推動房地產業轉型升級，避免過度依賴房地產經濟形成地方“小循環”陷阱。培育和發展在線教育、在線文化交流等新業態，打破本地服務業的邊界，形成國內大循環的新動力源。

三是破除小循環，以城市群都市圈推進國內區域大循環。國際大循環的本質是國際分工的細化，國內中西部省份小循環較強主要是由于同質化發展。要以城市群和都市圈為抓手，推動資源要素向優勢區域集聚，深化城市之間、區域之間的分工合作，打破省份間同質化競爭的障礙，提升國內大循環的區域動力。

[注釋]

①?由于區域間投入產出表是基于各省份的投入產出表合并而來的，而各省份投入產出表又基于國民經濟統計核算體系，目前尚不包括中國港澳臺地區。

[參考文獻]

[1]李宜達.“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區域、政府與市場的協調整合[J].中國西部，2021（6）：43-48.

[2]姚樹潔，張帆.區域經濟均衡高質量發展與“雙循環”新發展格局[J].宏觀質量研究，2021，9（6）：1-16.

[3]馬曉玲.廣東參與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優劣勢及發展路徑研究[J].當代經濟，2021（9）：94-97.

[4]張雪原，周君.“雙循環”新格局下西部內陸地區參與經濟循環的模式轉型與規劃應對[J].規劃師，2021，37（11）：21-27.

[5]李恩平.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近海城市發展探析[J].企業經濟，2021，40（11）：5-14，2.

[6]陸江源.從價值創造角度理解“雙循環”新發展格局[J].當代經濟管理，2020，42（12）：8-15.

[7]黃群慧，倪紅福.中國經濟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測度分析——兼論新發展格局的本質特征[J].管理世界，2021，37（12）：40-58.

[8]孫凌宇，羅楊帆.川渝地區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基于區域間投入產出表的分析[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21，35（8）：37-48.

[9]杜莉，鄭毓文.增值稅省際轉移與政府間橫向財政平衡——基于我國42部門區域間投入產出表的分析[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56（4）：136-148.

[10]ZHENG?H?，?ZHANG?Z?，?WEI?W?，?et?al.?Regional?determinants?of?China’s?consumptionbased?emissions?in?the?economic?transition[J].?Environmental?research?letters，?2020，?15（7）.

Research?on?the?Calculation?of?Local?Participation?in?Domestic?and?International?Circulation

Lu??Jiangyuan

（Institute?of?Economics，?National?Development?and?Reform?Commission，?Beijing?100038，China）

Abstract：???How?can?the?Chinese?provinces?participate?in?the?new?development?pattern?has?become?an?important?issue.?This?paper?uses?the?interregional?inputoutput?table?of?42?departments?in?2017?to?calculate?the?proportion?of?31?provinces?and?cities?participating?in?international，?domestic?（outsideprovince）?and?intraprovincial?cycles，?and?finds?that?the?average?ratio?of?31?provinces?in?the?participation?of?international?cycle?is?11-5%，?the?domestic?（outsideprovince）?ratio?is?33-4%，?and?the?intraprovincial?ratio?is?55-1%.?Moreover，?there?is?an?obvious?provincial?difference.?The?domestic?and?international?circulation?in?the?Yangtze?River?Delta?region?is?relatively?strong，?and?the?domestic?and?international?circulation?in?South?China，?Central?China，?and?Southwest?China?is?weak.?The?northern?region?mainly?participates?in?the?domestic?circulation?through?resources?and?basic?industries.?The?local?per?capita?GDP?has?an?obvious?positive?correlation?with?the?degree?of?participation?in?domestic?and?international?circulation.?The?economic?development level?of?regions?with?a?high?proportion?of?recycling?in?the?province?is?often?low.?All?localities?should?solve?the?problems?of?small?circulation?within?the?province，?poor?inter?provincial?circulation?and?lowend?locking?of?circulation?according?to?their?own?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so?as?to?promote?the?formation?of?a?new?development?pattern?of?mutual?promotion?of?internal?and?external?circulation.

Key?words：domestic?and?international?circulation;?regional?input?and?output;?new?development?pattern;?ratio?calculation

收稿日期：2022-01-18

作者簡介：陸江源（1991—），男，浙江紹興人，博士，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政策、投入產出分析、世界經濟。

DOI：?10-13253/j.cnki.ddjjgl.2022-05-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