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特：自我的超越性

【關鍵詞】薩特，馬克思主義，自由，超越性

【中圖分類號】G64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26-5328（2022）03--02

理解薩特是困難的。因為，薩特不僅以文學上的成就著稱，他也往往以哲學家與社會活動家的身份出現。討論薩特的文學作品如果不結合他的哲學思想上的經歷與轉變，是不得要領的，即便不是不得要領，也是很難認清薩特作品的整個面目?？v觀薩特作品，最早的成功見于他的文學作品《惡心》（1938）。薩特早期關注的是個人意識，這些意識大多是在充滿敵意的世界之中對自由意識的威脅，比如在他成功開始的《惡心》之中對一些負面心理的刻畫，這些心理處于一些“荒謬的”、“沒有存在理由的”、“多余的”事物的背景之下，甚至，嘔吐是無緣無故地發生，哪怕是撿起一顆光滑濕潤的石子。還有一類文獻似乎佐證了薩特這個時期的困惑，“脫離存在的人類精神是自由的，但是沒有力量去完成這一綜合，真理與知識充其量不過是一種神話”。問題是，1933年，薩特開始接觸胡塞爾現象學，并對現象學深深著迷，并利用現象學的方法解決他困惑的哲學問題，因此，按照這個思路，1938年的《惡心》既然已經是在薩特接觸現象學之后的文學嘗試，它就不應該像它表面看起來的那樣——現象學并沒有拯救薩特的“頹廢”。不過，薩特在《惡心》的最后提出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當形而上學的患者認識到在令人嘔吐事物面前的失敗即是在走上一條治療疾病的路上。

通過薩特對于意識、自由、存在與超越等概念的闡釋，能夠解讀薩特在其哲學之中是如何貫穿施皮格伯格所稱的薩特哲學風格——“未來創造現在的意義”。薩特很容易被誤解的是他關于意識的描寫，往往引起非議的是他關于負面意識的描寫，比如焦慮這類的主題。發表于1938年的《惡心》，薩特是從1931年開始寫作，1936年完成。從時間上看，整個寫作的過程貫穿薩特接觸胡塞爾的現象學。很多國內的評論家認為，薩特的《惡心》反映的是當時的人們在這個世界里，萎靡不振，渾渾噩噩，彷徨苦悶，感到生活沒有意義。評論家們在某一層面上可能是對的，當薩特被限制在法國哲學的狹小的圈子里，他和同時代的人具有同樣的思想：幻滅、厭倦、無力。關于這一點，薩特后來也承認了這一點，并為在1964年的一次采訪中提到，“使我感到遺憾的是我并沒有完全把自己放進去?！边^分地渲染小說反映了某一時期人們的整體心態，也會帶來一個深度的問題，薩特說的是“沒有完全放入”，也即是說薩特此時在作品里并非沒有對于自我意識體驗的放入，只是多與少的問題。因此，當評論家的這樣的意見即會忽略薩特此時對意識的形而上學的體驗，以及薩特何以如此的哲學原因。參照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的說法，在前現象學時期，盡管薩特寫了很多東西，出版的只是少數不太重要的作品，在這個期間，也有很多文獻表明薩特此時的“困惑與幻滅的心情”，這是由于“薩特在求學的過程中所接觸到的法國哲學顯然無法改變他的形而上學的失敗主義與悲觀主義所致”。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的這個說法可能是正確的。在薩特之前的法國哲學家對于意識的解決方案都不能令薩特滿意的，無論是笛卡爾還是柏格森。薩特的哲學是創造的、具有生成性質的哲學。薩特在他的童年自傳《詞語》中就發出了對傳統惰性的抗議，他說，“為什么是過去使我變得豐富呢？它并沒有造就我，相反是從我早已成為灰燼的過去中蘇醒的我不斷以創造性的行動從虛無那里奪回我的記憶?！焙詹亍な┢じ癫裼忠昧艘欢卧?，薩特“想在每一種現象的把握中看到與存在本身的某種接觸，即在相對的事物中看到絕對的東西;他所相信的是一般人除非逃避開人類的相對狀態，否則不能個成為人”。

當薩特寫作本科畢業論文《意象》之時，薩特的主要引路人是“康德、柏拉圖和笛卡爾”，但是薩特把自己看做一個笛卡爾主義者。的確，笛卡爾對于薩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即便在薩特的巨著《存在與虛無》中，哪怕笛卡爾是被以批判的視角出現，笛卡爾的“我思”仍然是薩特哲學的出發點。笛卡爾通過普遍懷疑的方法構建了一個抽象化的“我思”，“我思”具有自明的、清楚的特點，在“我思”的基礎上才能夠構建整個現代哲學或知識的基礎。笛卡爾的哲學開啟了將我思與世界、顯象與本質二元對立，從此哲學的主題演變為探討主體與客體的哲學。在薩特看來，笛卡爾的信條“我思故我在”，割裂了意識、思想與生存、存在的關系，這種哲學思維并不能解決薩特對于自由、存在這些主題的思考，因為這樣的思考方式“將自由與存在陷入互不相關和無法調和的境地”。柏格森提出意識是綿延的方案似乎避免了二元論的問題，在意識的連續性方面給了薩特很大的啟示。但在薩特看來，柏格森除了混淆了事物的狀態和意識之外，并未提出任何主張，只是一種“欺騙性的膚淺的快樂”。

1933年以后，薩特借助胡塞爾的現象學上的“意向性”對意識進行重新解讀。薩特認為，意向性這一概念將意識從受到世界的干擾解放出來。胡塞爾認為，現象學的意識就是對某個對象的意識。薩特改造了胡塞爾的“意向性”。在他看來，意向性指的是意識的方向性。意識是不可還原的。如果按照現象學的方法，笛卡爾的我思頂多是一種描述性的或者解釋性的術語。薩特指出笛卡爾唯理論的錯誤就在于以實在先于本質來定義，將自我完全地設置為絕對的實體。薩特斷言：包括自我在內的一切事物都存在于我們的意識之外， 并且不能被我們的意識所吸收;我們是在我思之外， 在世界中， 在他人中間，才發現我們自身的;我的“自我”并非實體， 而是我必須通過我在世上的行動及其與他人的關系去加以構建的一個對象。借用海德格爾的說法就是， “現象就是顯示自身的東西”。薩特進一步提出，現象就是本質。

薩特的意向性解讀是在胡塞爾的啟發下進行的，在我看來，但是關于意識與世界的錯綜復雜的關系，是在海德格爾對“此在”的解讀基礎上進行的。換句話說，薩特對意識的處理體現了法國傳統的微妙的精神所在，并不以簡單二元對立的方式解決問題，這也是對笛卡爾以來的二元論的克服。在對二元論的克服的過程中，不得不借用海德格爾的語言來指明意識的發生。薩特拒絕意識的主體性。意識是被動發生的，類似于海德格爾對人的存在的解釋，人本身被“拋入”世界的。人的意識完全是具有直接指向世界的的特點（薩特將“自為的我思”一度理解為反映-反映者結構）。在《存在與虛無》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海德格爾的術語，如“在世”、“領會”、“共在”等。自我就是“在世”世界的許多現象中的一個。當人具有恐懼、憤怒或焦慮等意識是介入了世界的結果。當然，海德格爾很不滿意的是，薩特將海德格爾本體論的存在哲學改造為具體的人化的哲學。

關于意識的微妙精神體現在薩特對意識否定作用的超越上。意識并非是抽象的實體，不具備絕對的超驗地位。首先，在薩特看來，意識能進行認識和認識自己，但他本身不是回歸自我的認識，而是朝向一個對象，意識本身沒有內容。意識必須是自我與自我之間的一種直接的，而非認識關系。按照薩特的意思，按照現象學構造的人或者存在，是存在人的世界，這個存在產生于對自我的超越向外開拓出意識的世界。

接下來，意識如何朝向一個對象？薩特提出，意識朝向不在場的所在?！耙庾R是它所不是的那種東西，又不是它所是的那種東西?！卑凑账_特的解讀，“存在和非存在不再是空洞地抽象”，存在包含著對虛無的“領會”，人對的實在的認識通過世界的虛無化顯示出來。借助黑格爾的辯證法，薩特否認虛無并非是簡單的否定關系，存在并非預設本質，而是存在超越自身過渡到本質。存在與虛無并不如黑格爾的斷言，存在與虛無構成兩個對立面。意識并非總是對立，虛無產生于自為的存在，薩特說：“自在的世界不可能產生這種塵世的虛無：充滿了肯定性的存在概念并沒有把虛無作為它的結構之一包含咋自身中”。關于意識問題的回答包含著至少是“雙重的虛無化運動”，虛無起源于人的存在某種活動、某種期望、某種謀劃，在意識的連續性斷裂的時刻產生。依照胡塞爾的意向性的規則，嚴格說來， “對象”總是相對于某個意識而言的。相應地，由于所有意識都是關于某物的意識，因而只有面對超越的對象時，才可能有意識產生。用薩特自己的話說，“超越性是意識的構成結構”。在薩特提出的由反思前的“我思”和反思后的“我思”構成的意識結構之中，“反思一點也不比被反思優越：并非反思想自己揭示出被反思的意識?！?。

在反思前的我思與反思后的我思這兩種意識的區分之中，前者是怎么樣過渡到后者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理解“超越”這個術語就成為十分關鍵的環節。本來，在薩特看來，反思前的我思對于我們來講，并非如笛卡爾所認為的那樣——是自明清楚的，反而是不透明的，甚至在大多時候，人們往往處于一種真誠地自欺的狀態。自欺的態度指的是，意識并非將它所面對的否定指向外部，而是回過頭來轉向自身，這些意識往往訴諸相信曾經所是。比如，社會加諸我們的角色，咖啡館的侍者，食品店的店主，裁縫店的店主，我們扮演這些角色，以求別人相信我是咖啡館的侍者，食品店的店主，裁縫店的店主。這種自欺，反映的是意識的惰性。

意識自身具有的超越性質在“反思前的我思”向“反思后的我思”過渡的過程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在意識朝向不是自身的對象的基礎上，要解釋清楚意識具有的超越性含義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從意識朝向的不是自身的角度講，超越描述的是一個持續的動作，在語法上，起到類似現在分詞的作用，意思接近滑向、滑入，從A點過渡到B點。在反思前的我思階段，處于自欺時，也具有從意識中躲避的意思。當意識處于自為階段，意識的超越在引入了時間的因素，從過去到未來，具有連續性。

通過對薩特的意識學說的分析，可以看出，薩特的哲學一方面是向外擴展的，是朝向外部的，他人的，不在場的;在另一方面，他的學說盡管是大談特談外部的、他人的、不在場的，但仍舊回到對法國傳統的意識“我思”、“自我”的考察，這種“我思”或“自我”一種十分精妙乃至精細的以朝向“不在場的”、“他者”的方式呈現，不僅論述了意識的連續性、半透明性、超越性這些特點，而且沿著這條思路，也不難解釋薩特為何由戰前的不問政治，何以到戰后成為一名政治活動家或演說家，何以到戰后親近馬克思主義。

魏士國，男，漢族 天津人，197805，博士，助理研究員，北京市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所（100101），研究方向：國家治理現代化、馬克思主義制度學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一般項目：《首都抗疫斗爭中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的轉化邏輯及實踐路徑研究》（2022C7251）

基金項目：北京市社會科學院一般項目《首都抗疫斗爭中制度優勢向治理效能的轉化邏輯及實踐路徑研究》（2022C7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