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鄉生命共同體理念下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測度與發展對策研究
——以山西省為例

裴健華

（長治學院 法律與經濟學系，山西 長治 046011）

引言

根據發達國家實現現代化的普遍路徑和特征，實現城鄉一體化是實現國家現代化的重要標志。進入21 世紀后，我國的城鄉關系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2003 年中央提出統籌城鄉發展，2012年提出城鄉發展一體化，2017 年又提出城鄉融合發展，2019 年4 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同時使用了這三個概念。黨中央對城鄉關系最重要論述上述變化實際是黨中央對城鄉關系認識的不斷深化的過程：由城鄉統籌到城鄉一體化，再到城鄉融合的動態演進過程。聯系上，三個概念都強調城市與鄉村的整體性、不可分割性，理念和目標都是一致的；在目標上，三者都強調通過城市與鄉村共建共享，促進城鄉資源自由流動和均衡配置，形成城鄉良性互動、深度融合、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新格局。區別上，城鄉統籌發展基于統籌行為——政府的視角、城鄉發展一體化基于目標任務視角，城鄉融合發展基于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途徑視角，三者并不矛盾。[1]

現階段，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已進入中后期發展階段，“城市病”和“農村病”并存，城市和鄉村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根據木桶原理，鄉村的持續落后對我國實現共同富裕造成極大阻礙。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建立“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城鄉關系，是破解我國新發展階段主要矛盾的重要選擇。[2]

續 表

1 相關文獻回顧

目前，關于城鄉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鄉融合發展與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戰略三者之間的理論邏輯、[3-5]城鄉融合發展的機制與實現路徑、[6-9]城鄉融合發展的內涵。[1-2]關于城鄉融合水平的測度研究，宏觀層面，大部分研究者構建了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或基于截面數據，或基于面板數據采用橫縱向拉開檔次法、熵值法對全國總體城鄉發展格局、分區域、分省份城鄉發展模式進行了分析；[10-12]中觀層面，周新秀、劉巖的城鄉融合指標體系包括經濟、社會、人口、空間、生態環境五方面，運用網絡層次分析法對山東城鄉融合水平進行計算。[13]

從以上文獻回顧看到，城鄉融合發展理論和實踐層面的成果集中于國家、戰略區域空間尺度上，對省域空間尺度上的分析不足，也未有統一的城鄉融合指標體系。中國各地區發展差異大，其城鄉關系也各不相同，政策轉化和實施情況存在差異。因此，文章從城鄉是生命共同體的本質內涵出發，構建了包括25 個具體指標的城鄉融合發展評價指標體系?；?008-2019 年的數據，采用熵值法對山西省城鄉融合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并對影響因素進行分析，以期為山西省城鄉融合發展提供參考。

2 城鄉融合的指標體系構建和數據來源及預處理

2.1 指標體系的構建

城鄉融合發展是一個全面融合概念，包括城鄉要素融合、產業融合、居民融合、社會融合和生態融合等方面的內容。從長遠目標看，其核心是實現“五化”：城鄉公民權利平等化、城鄉要素流動自由化、城鄉公共資源配置均衡化、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等值化，其中，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是生活質量等值化的核心內容。[1]文章依據城鄉融合發展上述“五化”核心內涵并參考相關文獻，依據全面性、科學性、準確性和數據可得性的原則，選取了25 個指標作為測度城鄉融合發展綜合水平的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

表1 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

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因素突出表現為城鄉之間要素流動、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嚴重不均。城鄉公民權利平等首要表現應是收入分配上的權利平等化。長期以來，城鎮居民的收入來源相對于農村居民更多樣化，各項財產權利更豐富，而農村居民的財產權利賦予和保障均不充分，因此選取X1 財產性收入占比的城鄉比值來衡量城鄉公民權利平等水平。城鄉融合發展的經濟層面本質是資本、勞動、技術等要素的在城鄉之間的自由流動以及產業之間的融合，選取X2-X10 這9 個指標代表城鄉要素流動及產業融合水平。城鄉生命共同體在公共資源配置均衡水平上的表現用X11-X13 這3 個指標來衡量。教育、醫療、文化、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供給差異是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水平的重要內容，選取X14-X18 這5 個指標來衡量。在以人為本的理念下，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等值水平從收入、消費、人居環境三方面選取X19-X25 這7 個指標來衡量。

2.2 數據來源及數據預處理

文章所選指標的原始數據來源于山西省統計年鑒和EPS 數據庫，部分數據根據山西統計年鑒數據計算得來，選取了2008 -2019 十二年數據作為分析的數據基礎。由于指標量綱不一致，并且指標屬性不同，文章采用極差變換法對原始數據進行預處理。正向指標的值越大，則說明城鄉融合發展的水平高，逆向指標的值越小，說明城鄉融合發展水平高，分別采用如下公式進行預處理。

2.3 方法的選取

對于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測度問題，研究者們有多種測度方法，主要有三種測度方法：第一種是層次分析法，這類方法的缺陷是主觀性較強，研究者本身的主觀因素對測度結果的影響較大；第二類是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這類方法對原始變量信息保留并不全面； 第三類是熵值法，這類方法相比前兩種方法克服了主觀性較強和原始信息保留不全面的缺陷。因此文章研究采用熵值法對山西城鄉融合發展評價指標體系進行指標權重的確定和融合水平的計算，之后分析影響山西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因素。

3 山西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的測度

3.1 城鄉融合發展綜合水平的總體評價和一級指標分析

文章對山西省的 25 個指標的2008-2019 年的數據進行熵值法處理，得出了 25 個指標的權重，如表1 所示，進而可以得出山西城鄉融合發展綜合水平及5 個一級指標的 2008-2019 年的得分情況，如表2 所示。

表2 2008—2019 年山西城鄉融合水平及一級指標得分情況

從表2 可以看出，經過十二年的發展，山西城鄉融合綜合水平2019 年得分是2008 年的1.7倍；城鄉公民權利平等水平2019 年是2008 年的0.9 倍；要素流動及產業融合水平2019 年是2008年的1.8 倍；城鄉公共資源配置均衡水平2019 年是2008 年的110 倍；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水平2019 年是2008 年的1.1 倍；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等值水平2019 年是2008 年的1.7 倍。從整體上來看，這十二年間，山西交通信息網發展最快，而城鄉間的要素流動及產業融合、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等值水平發展緩慢，城鄉公民經濟權利平等水平沒有提高。

圖1 為2008-2019 年山西城鄉融合發展綜合水平及5 個一級指標發展趨勢圖。從圖1 可以看出，2011-2013 年山西城鄉融合發展水平跨越性發展，2013-2015 年基本維持，2016 年稍有下降，2017 年有大幅提升。2013 年十八大上提出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2015 年中央提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號召，2017 年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趨勢圖正好與中央的重大戰略方針一致，說明所選指標反映城鄉融合發展趨勢是恰當的。從圖1 看到，對城鄉融合發展綜合水平影響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城鄉要素流動及產業融合水平、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等值水平、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水平、城鄉公共資源配置均衡水平、城鄉公民權利平等水平。

圖1 2008-2019 年山西城鄉融合發展綜合水平

3.2 城鄉融合發展水平一二級指標分析

3.2.1 城鄉公民權利平等水平

公民的財產收入權利是公民權利平等的重要方面。根據圖1 顯示，2012 年之前，城鄉公民財產收入權利差距較小，2013 年差距迅速擴大，之后差距緩慢擴大。

3.2.2 城鄉要素流動及產業融合水平

城鄉經濟融合水平方面集中體現在資本、勞動、技術流動以及產業之間的融合水平上。如圖2。

圖2 2008-2019 年山西城鄉之間要素流動水平

圖2 顯示，城鄉要素流動及產業互動水平與城鄉產業互動水平有較強的一致性，而且得分最高，表明城鄉產業互動為城鄉生產融合做了最重要貢獻。城鄉資本流動得分高于勞動和技術流動，特別是2016 年以后，受政府對鄉村建設重視的影響，城鄉資本流動水平提高很快，大量的城市資本進入了鄉村。近幾年勞動力流動水平降低很快，這一情況應有兩個原因：一是鄉村建設的有力推進。2007 年黨的十七大提出“要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2017 年鄉村振興戰略開始實施，山西省依據自身情況制定并實施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計劃，鄉村舊貌換新顏，鄉村產業新業態的發展等極大吸引了更多年輕人返鄉或留鄉創業。二是戶籍制度的制約。雖然城市的工作機會很吸引人，但受戶籍制度制約進城的農民不能馬上成為市民，給他們造成諸多不便，阻礙了農民進城的速度。

在城鄉技術流動水平方面，2019 年比2008年有很大提高，但總體水平偏低。山西農村地區農業生產的機械化、智能化、集約化水平偏低，可持續發展能力和產出水平均處于低水平狀態，可見山西省在農業技術投入上遠遠不足。

3.2.3 城鄉公共資源配置均衡水平

選取了交通網信息網和兩個二級指標，如圖3。

圖3 2008-2019 年山西城鄉融合公共資源配置均衡水平

圖3 表明，山西的交通網建設密度穩步上升，信息網建設密度雖在2012-2014 年出現大的波動，但總體呈現為快速上升，信息網建設速度遠遠快于交通網，呈現出與公共資源配置均衡水平變化相一致的趨勢。2008 年金融危機對山西的能源行業產生巨大沖擊，2010 年底國務院批準設立山西省為國家能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后，山西全面開啟蹚出一條轉型發展、跨越發展之路。經過3年多努力，2014 年全省轉型綜改區建設取得階段性勝利，所以2012-2014 年的大波動是山西省轉型發展造成的。整體上，交通網和信息網建設呈現出上升趨勢，表明山西城鄉生產要素流動渠道在改善，資本、勞動、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流動載體在不斷擴大，城鄉聯系更加緊密。

3.2.4 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水平

結果包括五個二級指標，如圖4。

圖4 2008-2019 年山西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水平

圖4 顯示，受2008 年金融危機的影響，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水平在2010-2012 年間下降幅度很大，2012-2017 年間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水平提高速度很快。其原因在于在黨的十八大精神指導下，山西省落實中央的工作部署，將各種資源配置向農村傾斜，進行美麗鄉村和特色小鎮建設，農村的基本公共服務有了很大改善，極大提高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水平。五個二級指標中，教育水平方面逐年穩步提高，城鄉的教育資源差距縮小速度較快；醫療均等水平看到2009年達到一個高水平，2010 年后一直處于下降趨勢，表明城鄉醫療資源差距有所擴大，大量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城鎮；快速的交通網信息網建設促進了鄉村文化發展，城鄉文化服務、平均水平提高明顯；公共服務水平2015 年到達低點，之后到2019 年有少量提高，但處于較低水平；社會保障在2012 年出現最低水平之后到2017 年提高很快，2018-2019 又有所下降。隨著城鄉教育資源的重新配置、大學生村官制度的實施、以及公共資源配置的城鄉均衡化，農村獲得了更多的教育資源和文化交流機會，提高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水平，但醫療、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仍然是農村的明顯短板。

3.2.5 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等值水平

包括三個二級指標，如圖5。

圖5 2008-2019 年山西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等值水平

圖5 顯示：城鄉人居環境差距與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等值水平具有一致性，在廁所革命的推動下，山西城鄉人居環境差距從2008 到2015 年有了很大改善，但2016-2019 年出現下降趨勢，這是因為對農村衛生廁所的建設標準進行了優化，統計數據進行了修正。十二年間，收入差距的縮小貢獻最大，因為旅游文化資源的開發和鄉村的建設，促進了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環境的改善。城鄉消費差距在經歷一段時間的改善后，2018、2019 年又擴大了，原因在于2016 年正式成立山西綜改區后，城市產業的轉型升級促進了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

3.3 城鄉融合發展二三級指標分析

3.3.1 城鄉公民財產性收入及相關三級指標

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由工資性收入、經營純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構成，財產性收入的比例說明居民利用自身財產權利和收益的大小，如圖6。

圖6 2008-2019 年年山西城鄉公民財產性收入差距

圖6 顯示，在山西城鄉財產性收入差距方面，2013 年較2012 年有巨大差異。2012 年前，農村居民家庭財產性收入比重高于城鎮居民，之后城鎮居民的高于農村居民的。原因在于山西2012 年前后正處于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城市居民受產業轉型發展影響，財產性收入比例提高；農民的主要財產權利就是宅基地、房屋、農地、經營性集體建設用地。但長期以來，我國城鄉分離的土地管理制度導致城鄉土地市場的分割，城市土地可以入市交易，市民可以獲得相應地財產收益。而農村集體土地還沒有入市，農民無法獲得相應地財產收益，再加上農村經濟不景氣，其財產性收入比例持續下降。山西城鄉融合發展中，城鄉公民權利平等水平有待提高。

3.3.2 城鄉資本流動相關三級指標

城鄉資本流動類指標包括城鄉資本流動水平及其下屬三級指標城鄉固定資產投入比、財政支農比重和貨物周轉量，四個指標 2008-2019 年的變化趨勢如圖7。

圖7 2008-2019 年山西城鄉資本流動水平

圖7 顯示：貨物周轉量與財政支農比重匹配度較高，表明財政支農比重的提高促進了城鄉貨物的流動。2010 年之后，城鄉固定資產投入（逆向指標已正向化）差異顯著拉大，對城鄉資本流動水平的提高產生了負面作用。具體來看，2008-2011 年，城鄉固定資產投入差異拉大抵消掉大部分財政支農和貨物周轉對城鄉資本流動的促進作用，2012-2016 年，城鄉固定資產投入差異拉大的負面影響繼續，而財政支農和貨物周轉發展緩慢，造成城鄉資本流動水平沒有提高甚至降低。2017-2019 年，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加額度高于農村固定資產投資增加額度；貨物周轉量增加明顯，表明農村與城市貨物流動增長較為迅速。城鄉資本融合在2018 年后進入較高水平的新階段，城市和農村之間的產品供求關系得到改善。

3.3.3 城鄉勞動、技術流動及相關三級指標

勞動流動類指標包括人口出行頻次一個三級指標，技術流動包括新產品開發經費支出一個三級指標，圖2 已顯示了這兩個三級指標在2008-2019 年的融合變化。

圖2 顯示：人口出行頻次在 2012 年以前水平一直上升，2012 之后逐年下降。新產品開發經費支出2014 年之前一直上升，2015 年有所下降，之后又有提高。2017 年之前人口出行頻次水平高于新產品開發經費支出水平，之后兩者關系出現逆轉。2017 年之前，受金融危機和能源行業不景氣的影響，人們工作的不穩定性增強，勞動流動頻率在增加，17 年之后，山西的轉型發展取得進展，經濟朝著高質量發展邁進，創新的內在驅動力逐漸增強，同時互聯網的發展減弱了勞動力流動性。

3.3.4 產業融合及相關三級指標

城鄉產業融合類指標包括產業融合水平及其下屬三級指標農業機械化普及程度、農業有效灌溉面積、人口城鎮化率、二三產業對GDP 的貢獻度。產業融合水平和四個指標 2008-2019 年的融合變化趨勢如圖8 。

圖8 2008-2019 年山西城鄉產業融合水平

圖8 顯示：農業有效灌溉面積和人口城鎮化率一直呈現增長趨勢，農業機械普及程度2008-2015 一直增長，2015-2017 年下降，之后又有所提升。受2008 年金融危機影響，2009 年二三產業對GDP 貢獻度大大低于2008 年，2009-2016年一直處于較低水平，2017 年后全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山西綜合轉型取得重大進展，二三產業對GDP 的貢獻度顯著提高。具體來看，農業有效灌溉面積和人口城鎮化率對城鄉產業融合水平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拉動作用，農業機械普及率的高低對城鄉產業融合水平影響顯著，2015-2019年農業有效灌溉面積和人口城鎮化率對產業融合的影響最高，超過了另外兩個指標。以上趨勢變化表明山西農田水利設施條件得到很大改善，但整體農業現代化水平仍然不高，不穩定，城鄉產業融合水平有所提高，但還需要進一步加強。

3.3.5 交通網和信息網及其相關三級指標

交通網類指標包括公路與鐵路交通網密度，信息網類指標包括信息網二級指標及其下屬的三級指標長途光纜線路密度和移動電話覆蓋率。三個指標 2008-2019 年的融合變化趨勢如圖9。

圖9 2008-2019 年山西城鄉交通網信息網融合水平

圖9 顯示，公路與鐵路交通網密度和移動電話覆蓋率逐年增長。長途光纜線路密度水平和信息網水平變化趨勢一致，除2013 年出現異常高水平發展之外，其他各年增速呈逐年遞增態勢。信息網水平主要受長途光纜線路密度水平的影響。以上分析表明山西交通網、信息網逐漸完善，信息網的建設速度快于交通網，城鄉融合的硬件基礎發展迅速。

3.3.6 城鄉間教育、醫療、文化、公共服務、社會保障五方面指標

五個方面每方面包括一個三級指標，分別是普通高中師生比、衛生人員人均配比的城鄉比值、電視節目綜合人口覆蓋率、一般公共服務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社保就業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五個三級指標 2008-2019 年的變化如圖10、11。

圖10 2008-2019 年山西城鄉教育醫療融合水平

圖10 顯示，普通高中師生比逐年降低，12年間下降明顯，表明教師隊伍建設得到加強；衛生人員人均配比的城鄉比值2009-2010 年下降明顯，2010-2019 年降低速度緩慢下來，總體上城市與鄉村之間的醫療水平差異較大。從比值上看，2009 年比值下降到1.5，其他年份均在2.6 以上，2010-2019 一直是上升的，即城鎮衛生人員人均配比高于農村衛生人員人均配比，表明醫療資源配置和技術水平的城鄉差距在不斷拉大。

圖11 顯示，電視節目綜合人口覆蓋率樣本期間一直上升，到2019 年以達到99.6%，表明城鄉居民在獲得電視節目服務方面是均等的；一般公共服務占財政支出的比重呈現出逐年下降的態勢；社保就業支出在2013 年之后一直高于公共服務支出，政府保就業是很好的，但對一般公共服務重視程度不高，在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不足。

圖11 2008-2019 年山西城鄉教育公共服務社會保障融合水平

3.3.7 城鄉收入、消費、人居環境及相關三級指標

收入類指標包括人均實際GDP、城鄉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消費水平類指標包括城鄉恩格爾系數比、城鄉居民家庭消費水平比；人居環境類指標包括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單位面積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強度。二三級指標2008-2019 年的融合變化趨勢如圖12、13、14。

圖12 2008-2019 年山西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圖12 顯示，人均實際GDP 水平樣本期間穩定較快提高，城鄉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逆向指標已正向化）對城鄉收入差異影響較大，12 年間，城鄉收入差異縮小成果顯著。具體而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2008-2012 是一個階段，2013-2017 是一個階段，2018-2019 是一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是在更高水平上的改善。隨著經濟的發展，農村居民人口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快于城鎮居民，更多享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福利，明顯改善了城鄉居民收入上的差距。

圖13 顯示，樣本期間，城鄉恩格爾系數差異波動較大，城鄉居民家庭消費水平差異逐年縮小，城鄉恩格爾系數差異與居民消費差距變化較為一致。具體而言，十二年間，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均低于農村居民，除2012 年城鄉差異較小之外，其他年度差距均較大，特別是2018-2019 差距拉大明顯；樣本期間，農村居民消費水平有所提高，與城鎮居民的差距在縮小，但仍然低于城鎮居民。2008-2012 城鄉居民消費差距在縮小，但2013-2019 城鄉居民消費差距卻擴大了。

圖13 2008-2019 年山西城鄉居民消費水平差距

圖14 顯示，樣本期間，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變化不大；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在2008-2017 一直增長，原因是受農村廁所革命推進的影響。2018、2019 年變化較大是因為對農村衛生廁所標準進行了優化，統計口徑發生變化引起。單位面積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強度與城鄉人居環境水平匹配度較高，表明污染治理投資是影響人居環境融合水平的重要因素。具體而言，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在樣本期間呈現上升趨勢；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2008-2014 年間時高時低，2014-2019 年大幅降低，表明城鎮人居環境質量惡化；單位面積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強度在經歷2008-2013 年的快速上升后，2014-2016 年下降明顯，2017-2019 一直處于較低水平，表明環境污染的治理沒有持續發力，治理行為存在短期性。

圖14 2008-2019 年山西城鄉人居環境水平

4 推動城鄉融合發展的對策建議

文章從公民權利、要素流動、公共資源、公共服務、居民生活質量5 個維度構建了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指標體系，選用熵值法，通過時間序列對山西城鄉融合發水平進行了測度分析，得到了山西城鄉融合發展綜合水平及其與公民權利、要素流動、公共資源、公共服務、居民生活之間的關系。為了推動山西城鄉融合發展進入更高水平，實現城鄉一體化，提出如下的對策建議。

4.1 提高城鄉公民權利平等水平

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并充分保障農村居民各種合法權益。積極推進“三權”分置，盤活閑置宅基地，推動經營性集體建設與國有土地“同地、同價、同權”入市。提高農村土地利用效率，將土地增值收益向農民傾斜，加快推進城鄉公民基本權益的平等化進程。

4.2 促進城鄉要素流動和產業融合

根據上文的分析，近幾年城鄉產業互動水平最高，資本流動次之，技術流動再次之，勞動力流動程度最低。在促進產業融合水平方面，要加強二三產業對經濟發展的貢獻度，繼續推進人口城鎮化和農田水利設施建設，要持續重視農業機械普及度的提高，加大對農戶購置農用機械的支持力度；在促進資本流動方面，固定資產投入和財政支出向農村傾斜，縮小城鄉資本流入的差異；在促進技術流動方面，增加財政支出中農業科技支出的比重；在促進勞動力流動方面，要疏通阻礙城鄉人口雙向自由流動的戶籍和土地制度障礙。

4.3 促進城鄉公共資源配置均衡化

在促進交通網和信息網方面，要提升城鄉主要交通網絡的規模等級與通達能力，加強農村區域光纜線路建設，帶動資本流入農村，促進農村零售網絡與城鎮流通系統有效銜接。

4.4 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教育和衛生方面，要增加農村高質量教育和醫療衛生資源的配置，縮小城鄉資源質量上的差距。鼓勵優秀大學生下村鎮基層，帶動農村教育水平的提高?？晒膭钺t師在城鎮和農村間進行輪換，以提高農村的醫療水平。在文化方面，多渠道籌集專項文化活動基金，結合傳統文化豐富農村居民的文化生活；在一般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方面，繼續維持社會保障支出穩定增長的同時增加財政支出中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的比例，要讓農村公共服務一站式、便利化，讓農村居民也能就地享受到與城鎮相同的公共服務。

4.5 促進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等值化

縮小城鄉居民生活質量差距主要還在于鄉村產業興旺和生態環境治理。鄉村產業發展一方面主要是農業發展，另一方面是第二三產業也要大力發展。

（1）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山西的基本省情是山地多，水資源非常缺乏，嚴重制約著農業的發展，因此要持續長期重視和加大農業機械化和農田建設的投入，鼓勵城市地區的農業企業及生產型企業向鄉村轉移，帶動鄉村就業及經濟發展，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消費水平。

（2）鼓勵多方合作，一方面是農戶之間的合作，另一方面是農戶與工商資本的合作。[7]通過合作組織，提高農業生態水平，既提高了農業生產要素投資收益率，還可以保護生態環境。通過合作組織提高農產品品牌知名度，既提高了農業生產要素投資收益率，還可以提升農業整體的發展水平和競爭力。生態環境治理可以在縣域內城鄉一體規劃，將公園、濕地等部分生態產品逐漸向農村地區延伸，[14]推動生態資源在城鄉之間合理配置；繼續推進農村衛生廁所改造的同時，持續加大財政在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和污染治理投資上的強度，提高城鄉生態環境的等值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