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下鄉”：數字鄉村建設的經驗、困境及方向

〔摘要〕 數字鄉村建設是數字時代的新生事物，作為鄉村振興的途徑之一，數字鄉村建設與網絡社會的信息化、數字化發展進程密切相關?！皵底窒锣l”問題實質上反映的是技術、現代化與鄉村發展的關系問題，數字要成功下鄉，必須應對和解決數字鄉村建設相關的現代性困境，如供給效率困境、“數字鴻溝”、小農戶銜接困境、數字技術兼容困境等。有效推進“數字下鄉”，需朝著構建多主體共建共享建設模式的大方向努力前行。

〔關鍵詞〕 “數字下鄉”;數字鄉村;鄉村振興;困境

〔中圖分類號〕C912.8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22）03-0126-09

2019年5月，國家發布了《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明確提出“數字鄉村是伴隨網絡化、信息化和數字化在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應用，以及農民現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內生的農業農村現代化發展和轉型進程”。2022年1月，國家又發布《數字鄉村發展行動計劃（2022-2025年）》，為“十四五”時期數字鄉村建設行動做出了總體規劃。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背景下，數字鄉村建設在實踐經驗中究竟呈現出什么樣的邏輯？遇到了何種困境或問題？數字鄉村要重點朝什么方向建設？這些問題不僅關涉數字鄉村建設規劃能否成功落地，而且關乎鄉村振興戰略的成效。從歷史脈絡、實踐經驗和鄉村社會現代化理論視角來思考、研究這些問題，對認識數字鄉村建設的意義、把握數字鄉村建設的正確方向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一、從“文字下鄉”到“數字下鄉”

數字鄉村建設某種意義上說是推動“數字下鄉”的過程，那么，數字為何要下鄉？為什么要推動“數字下鄉”？對“數字下鄉”現象及其意義的理解和認識，或許需要從中國鄉村社會現代化變遷的歷史脈絡中去加以把握。

20世紀上半葉，在鄉村建設與平民教育運動中，“文字下鄉”得以廣泛推進。倡導鄉村建設和平民教育運動的代表人物晏陽初認為，鄉村問題歸根到底就是“愚貧弱私”問題，因而推動鄉村建設就要開展“四大教育與三大方式”的平民教育運動，即通過學校式、社會式和家庭式三種方式開展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和公民教育。①由此可見，鄉村建設派倡導“文字下鄉”與平民教育，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通過教育即可解決鄉村根本問題，尤其是農民“愚”的問題。然而，費孝通認為，鄉村文盲的廣泛存在，農民普遍不識字，并不代表鄉村人“愚”，而是鄉村生活對文字的需要較少。費孝通認為：“單從文字和語言的角度去批判一個社會中的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夠的，因為文字和語言，只是傳情達意的一種工具，并非唯一的工具;而且這工具本身也是有缺陷的，能傳的情、能達的意是有限的。所以倡導文字下鄉的人，必須先考慮到文字和語言的基礎，否則開幾個鄉村學校和使鄉下人多識幾個字，也許并不能使鄉下人‘聰明’起來?！辟M孝通：《文字下鄉》，《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7頁。在流動性較低的鄉土社會，人們聚居和生活在彼此熟悉的村落里，日常的人際交流靠熟悉的語言及符號就已足矣，生產生活需要運用文字的場合并不多。所以，不識字、接受學校教育少不能反映農民“愚”，鄉村問題本質上亦非“愚貧弱私”問題，“文字下鄉”也不是解決鄉村問題的根本出路。

當然，費孝通并不是反對“文字下鄉”，而是指出要正確地理解和對待“文字下鄉”，提出“如果中國社會鄉土性的基層發生了變化，也只有在發生了變化之后，文字才能下鄉”。費孝通：《再論文字下鄉》，《鄉土中國 生育制度》，第23頁。也就是說，“文字下鄉”不是簡單化地在鄉村推廣識字教育，而是要為鄉村教育發展創造適宜的社會與文化條件。只有通過社會變革，解決鄉村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才能真正實現“文字下鄉”的目標。

隨著脫貧攻堅取得勝利，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新時代，鄉村建設與發展面臨新的目標和任務。陸益龍：《鄉村振興背景下鄉村發展的路徑選擇》，《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數字鄉村建設是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提出的，作為國家發展戰略規劃，數字鄉村是信息化時代鄉村發展與現代化的目標和路徑之一。也就是說，推動“數字下鄉”，建設數字鄉村，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同時又是實現鄉村振興的有效路徑。

數字鄉村建設可以說是數字時代的新生事物，也是鄉村建設與鄉村發展的理想型目標。關于數字鄉村建設的價值與意義，學界的闡釋大體可概括為三類觀點：一是高質量發展需要觀;二是數字賦能鄉村建設觀;三是鄉村治理數字化觀。

高質量發展需要觀認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就是要推動高質量的鄉村發展。在信息化、數字化時代，要滿足鄉村高質量發展的需要，必須加強數字鄉村的建設。如有種觀點認為，數字鄉村建設具有“以人為本、成效導向、統籌集約、協同創新”等特點，因而是推進鄉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沈費偉、葉溫馨：《數字鄉村建設：實現高質量鄉村振興的策略選擇》，《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5期。

在對數字鄉村建設的政策解讀中，數字賦能鄉村建設觀提出，數字化建設向鄉村的賦能主要體現在空間再造、權力整合和利益聯結等方面。在鄉村治理中，數字技術的應用突破了空間區隔，縮短了權力距離，協調了多方利益，從而實現鄉村治理的有效升級。王薇、戴姣、李祥：《數據賦能與系統構建：推進數字鄉村治理研究》，《世界農業》2021年第6期。鄉村振興面臨的一個重要困境就是如何找到發展新動能，數字鄉村建設順應信息化、現代化的大勢，旨在助力鄉村社會能與時俱進，有效推進鄉村現代化。當然，鄉村數字化建設是否真正給鄉村建設與發展賦能，可能仍在較大程度上取決于“數字下鄉”的具體實踐。只有數字資源成為鄉村社會主體的真實需要，而且被人們真正使用，那樣才表明“數字下鄉”產生了實際效應。

鄉村治理數字化的觀點認為，數字鄉村建設的重要意義主要在于數字技術對鄉村治理變革的貢獻。隨著數字技術引入鄉村并被廣泛應用，鄉村原有社會結構、經濟結構、關系結構、地緣結構、文化結構等皆發生改變，由此推動鄉村治理模式的變革，“形成了以交互性和群結構性為特征的交互式群治理模式”。陳明、劉義強：《交互式群治理：互聯網時代農村治理模式研究》，《農業經濟問題》2019年第2期。對鄉村治理問題的關注，已是“三農”問題研究領域的一大熱點。在關于數字鄉村建設與鄉村振興的討論中，學界將其與鄉村治理聯系起來，似乎有邏輯必然。然而，數字鄉村建設的主要目標可能并不在于變革鄉村治理，而是要實現鄉村社會現代化發展與轉型。盡管發展任務也是鄉村治理的核心內容之一陸益龍、孟根達來：《新時代鄉村治理轉型的內在機制與創新方向》，《教學與研究》2021年第8期。，鄉村振興也需要有效治理，但鄉村振興、鄉村建設與發展的意義并不宜泛化為鄉村治理的需要。對“數字下鄉”的理解，需要從縱向歷史和橫向現實兩個背景出發，一方面要認識到從“文字下鄉”到“數字下鄉”這一歷史變遷與轉型過程中的內在邏輯聯系，另一方面要關注到技術革命和制度創新帶來的現實形勢。

與“文字下鄉”相似的是，在社會轉型與現代化的背景下，鄉土社會的“文字鴻溝”對鄉村發展的制約作用凸顯出來。同樣，在信息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數字鴻溝”對鄉村振興的“瓶頸”作用也顯現出來。伴隨著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數字得以“下鄉”。越來越多的數字資源輸入鄉村社會之后，是否會讓鄉村實現數字化，鄉村社會能否順利吸收這些數字資源，并將其轉換為新發展動能，關鍵仍在于鄉村基層的變化。只有鄉村社會發生變化的基礎上，數字才能下鄉。因此，數字鄉村建設目標的真正實現，一方面需要注重向鄉村輸入數字資源，另一方面要相應加大鄉村建設與發展的力度，促進數字化技術的應用與鄉村社會發展需要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與此同時，讓鄉村社會主體更好地適應現代化、數字化的發展。

二、鄉村振興與數字鄉村建設實踐

鄉村振興是新時代中國鄉村建設與發展的重大戰略，也是“三農”工作的中心任務。為助力鄉村振興，落實國家數字鄉村發展戰略規劃，中央網信辦信息化發展局、農業農村部市場與信息化司、國家發展改革委創新和高技術發展司、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技術發展司、科技部農村科技司、市場監管總局標準技術管理司、國家鄉村振興局社會幫扶司組織有關機構和地方編寫了《數字鄉村建設指南1.0》（以下簡稱《建設指南》）。

從《建設指南》的文本分析看，其內容與《數字鄉村發展戰略綱要》一起共同構成了數字鄉村建設的頂層設計?！督ㄔO指南》主要針對縣級層面的數字鄉村建設實踐，設計出了一個總體框架。這一框架由五大部分構成：建設運營管理、保障體系建設、數字應用場景、公共支撐平臺、信息基礎設施（見圖1）。

建設運營管理和保障體系建設屬于運行與保障的體系架構，主要在縣級管理層面之上。在縣域社會范圍內，政府可根據數字鄉村建設規劃，結合本地實際情況和本地特色，統籌協調多方力量和資源，為鄉村數字化建設及具體運行提供管理和保障方面的支撐，以推動并維持數字鄉村建設的各項措施不斷落地見效。

數字應用場景模塊可以說是數字鄉村建設實踐的主體內容，按照《建設指南》，這一模塊主要包括五個方面內容：一是鄉村數字經濟，二是智慧綠色鄉村，三是鄉村數字治理，四是鄉村網絡文化，五是信息惠民服務。五個方面的內容實際上對應的是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要求：“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發展鄉村數字經濟可為促進鄉村產業興旺提供一條新的路徑，智慧綠色鄉村系統可助力于鄉村生態宜居建設，鄉村數字治理板塊為促進鄉村治理有效提供技術治理的支撐，鄉村網絡文化部分將對鄉風文明建設起到積極作用，信息惠民服務系統主要對接生活富裕目標，為鄉村生活提供便捷、現代化的服務。

公共支撐平臺由兩個部分組成：公共數據平臺和應用支撐平臺。數字時代的來臨，平臺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發揮著中介橋梁作用，為發展新業態、新生活提供信息交流和服務的公共平臺。在數字鄉村建設實踐中，搭建起縣域社會范圍的公共數據平臺和數字應用平臺，是鄉村振興的一項基礎性工作。

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三個方面：網絡基礎設施、信息服務基礎設施和傳統基礎設施數字化升級。數字鄉村建設的意義及必要性與現代化、信息化的大背景密不可分，鄉村現代化發展必須適應信息化社會的基本形勢，必須具備城鄉一體化的信息基礎設施，以補齊鄉村發展的基礎設施“短板”，縮小城鄉之間的數字鴻溝。

《建設指南》不僅提出縣域數字鄉村建設的總體框架，而且提供了一些典型案例。我們從中選取幾個案例，介紹其數字建設的相關經驗，旨在透過具體事實來理解數字鄉村建設的實際意義，闡釋數字鄉村建設的可行方案。

案例一：浙江省德清縣的“數字鄉村一張圖”

德清縣運用遙感監測技術，解決人居環境、“三改一拆”、農地保護、水域監測等方面的發現難、監管難、處置難問題。全縣統一采集遙感監測數據，通過大數據分析、智能分析比對等，自動發現垃圾堆放、違章建筑、河流改道、糧食功能區變化等問題，將農業農村、民政、建設和水利等業務部門的遙感監測治理需求一次性采集，從整體智治的角度，節約資源成本、統籌鄉村治理。

在“數字鄉村一張圖”上疊加遙感監測地圖、電子地圖、國土空間規劃、三維實景地圖以及各部門應用等18個圖層，建成數字化鄉村，使問題點位及原因一目了然，方便村干部開展工作。通過在公眾平臺上線“工單管理”模塊，將遙感監測發現的問題自動下發至村干部手中，村干部通過平臺認領任務后進行現場確認和處置，最后將處理結果上傳，經過鎮的審核后完成處置流程。

“數字鄉村一張圖”的建設成效體現在：實現人居環境、治水拆違、私建墓地、糧食功能區等9類基層治理問題點位的全面發現和自動歸集，構建“天上看、網上查、地上管”的閉環監管鏈條。

在案例一的經驗中，數字鄉村建設主要從本地的重點問題、突出需要出發，通過數字化建設，將一些先進技術整合起來，運用于鄉村治理之中，提升鄉村治理能力，推動鄉村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發展數字經濟是數字鄉村建設的重點內容，為推動鄉村產業振興以及農業農村現代化，鄉村經濟的數字化升級改造勢在必行。要發揮數字鄉村建設的功能，就要把數字資源轉化為新要素，促進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形成。要在以農業生產為主體功能的生產空間，重點布局產業數字化改造。彭超：《數字鄉村戰略推進的邏輯》，《人民論壇》2019年第33期。案例二就提供了數字賦能鄉村特色經濟發展的經驗。

案例二：安徽省長豐縣的“數字草莓”

長豐縣利用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建設“數字草莓”大數據中心、草莓園區智能管理、草莓品質品牌數字管理等數字化系統，構建長豐草莓“產業布局、病蟲害識別、肥水管控、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銷售網絡”一張大圖，實現草莓生產溫、光、氣、土、肥、藥可視化和聯動控制，建成草莓資源數字化、生產智能化、管理精準化、服務遠程化、質量監管網絡化體系，形成數字農業應用場景模式。

“數字草莓”的建設成效表現為：通過數字賦能、科技加持，草莓生產節肥30%、節藥45%。通過數字化實現草莓平均產量提高15%，每畝節省農資、人力等費用800元，畝均增產增收3600元，經濟效益增長15.2%。依托數字化技術，草莓農產品質量安全追溯覆蓋率達到99%以上，長豐草莓電商銷售占比增長到19.2%，草莓線上年銷售量超7萬噸。

從案例二的經驗來看，數字鄉村建設實踐可立足于自身已有的基礎和優勢，通過引入數字資源和科技力量，推動已有產業的數字轉型與升級，通過數字經濟助推鄉村高質量發展。

電子商務的發展為農產品營銷帶來新方式、新機遇。數字鄉村建設要為鄉村產業興旺和農業農村現代化做貢獻，就需借助農村電子商務平臺，給鄉村創造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機會。在案例三中，江蘇豐縣的數字鄉村建設以農村電子商務為突破口，逐步建立起農村電商產業體系。

案例三：江蘇省豐縣的農村電子商務

豐縣通過成立電子商務發展工作領導小組，出臺農村電子商務產業發展政策，設立2000萬元的電子商務發展專項扶持資金。建設了數字豐縣產業園、淮海云商創業園、豐縣快遞物流園3個縣級產業園區，江蘇大沙河電商物流園、大沙河鎮電商產業園、宋樓鎮電商產業園、首羨鎮電商產業園4個鎮級發展載體，建設村級電商綜合服務中心，園區共入駐企業150余家，年交易額40億元。建立健全電商人才培訓體系，開展電商培訓250批次，培訓人數12000余人，舉辦電子商務創業創新大賽。

豐縣農村電商建設成效包括：建成村級快遞物流綜合服務站點7個，覆蓋人群5萬余人。建成鎮級電商快遞服務站15個，村級電商快遞服務網點180個，服務覆蓋全縣100%的行政村，農村快遞成本下降20%，創建江蘇省首批農村物流示范縣。

案例三的數字鄉村建設實踐是由政府主導，通過相關政策引導與支持，落實人才培育，強化電商平臺建設，整合市場主體的力量，推動新興產業的聚集發展，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體系，為鄉村產業興旺打下堅實基礎。

自中央提出數字鄉村建設戰略之后，各地其實都在積極探索符合本地情況的有效建設路徑，因而各地的數字鄉村實踐也相互有別、各具特色。這里選擇性介紹《建設指南》中的三個典型案例，并非指數字鄉村建設只有這三種模式，亦非指各地都可以復制這三種經驗。案例經驗的呈現主要是為了說明，數字鄉村建設實踐是地方性的、多樣性的，地方的建設實踐可以立足本地特色，把握重點建設內容，找到有效的突破口，取得實際建設成效。

三、數字鄉村建設面臨的困境

數字鄉村建設雖已有宏觀的頂層設計和微觀的基層實踐，然而，數字鄉村建設的推進過程并非平坦無障礙，而是面臨多種挑戰或困境。數字鄉村作為鄉村振興、鄉村發展的一種理想類型，更容易從理論層面想象出來，但要落實到具體實踐之中，則要擺脫諸多實際困境。在鄉土中國的“文字下鄉”運動中，文字是通過識字教育、平民教育而灌輸到鄉土社會，而農民的生產生活似乎并不太需要文字。同樣，后鄉土中國的“數字下鄉”也面臨數字如何才能下鄉、數字如何才能融入鄉村社會的問題。

某種意義上，困境是各種發展、各種轉變常常遇到的，猶如鄭杭生所概括的“人類困境”，在現代社會普遍存在，有著廣泛影響?！笆澜缧缘摹祟惱Ь场饕浮敶教幋嬖诘牟环€定性’，也就是現代風險?！编嵑忌骸吨袊鐣W的“理論自覺”》，《光明日報》2009年10月20日。數字鄉村建設所要面對的困境，也可以說是現代性困境的構成之一。因為數字鄉村建設受網絡化、信息化和數字化等現代性要素的影響，需要去改造、轉變或振興鄉村，以此推動鄉村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轉變。在鄉村社會現代轉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各種各樣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產生多種現代性風險。數字鄉村建設既有來自社會現代化的推動力，即現代化要求鄉村朝著網絡化、數字化方向發展，而且現代化也為鄉村數字化發展提供了條件。在鄉村數字化建設的同時，又要面對現代性帶來的發展困境，這些困境類似于鮑曼所說的“流動現代性”。我們希望鄉村“成為現代”，意指追求鄉村更美好的狀態，然而也不能排除“急切地，強迫性地去進行現代化”的意向，從而具有“脆弱性、暫時性、易傷性以及持續變化的傾向”。鮑曼：《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4、5頁。

就現實而言，數字鄉村建設的困境也指具體建設過程中所要克服的困難、所要排除的阻力、所要解決的張力問題。在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實背景下，推進數字鄉村建設，首先必須克服基礎薄弱、“短板”突出、資金短缺等一系列困難。其次，需要排除來自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等方面的阻力。中國鄉村幅員遼闊，地理分布的差異性大，建設數字鄉村就要普遍改善鄉村網絡通信基礎設施建設。在偏遠的山區農村加強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必須排除不利自然條件帶來的阻力。同樣，鄉村社會發展存在較大區域差異，不同的社會環境也會給數字鄉村建設帶來種種阻力，真正實現數字鄉村建設的理想目標，就必須應對來自現實社會的各種障礙與阻力。此外，數字鄉村建設還要面對一些張力問題，諸如城鎮化與鄉村振興之間的張力及其均衡問題、新業態與農業發展之間的張力及其均衡問題，解決好這些問題，才能使數字鄉村建設得以更好地推進。作為鄉村振興的重要手段和內容，數字鄉村建設必須結合城鎮化的大背景，在城鄉統籌發展和城鄉一體化的大框架下均衡合理地推進。鄉村的數字化、信息化建設實踐需要發揮城鄉融合的優勢，發揮以城帶鄉、城鄉互補的效率，促進城鄉在數字化建設方面的協調發展。作為鄉村振興的途徑之一，數字鄉村建設追求通過新產業、新業態的發展來促進鄉村產業興旺，而同時卻又面臨農業發展、農業現代化的要求。新產業、新業態如何與農業發展相融合、相一致，這是數字鄉村建設必須解決的矛盾關系和張力問題之一。

結合對戰略規劃和實踐經驗的分析看，數字鄉村建設所面對的困境可概括為四個主要方面：（1）有效需求與供給效率受限的困境;（2）“數字鴻溝”難以彌合的困境;（3）小農戶如何分享大數據成果的困境;（4）數字技術如何與鄉土特色相兼容的困境。

（一）有效需求與供給效率受限的困境

“數字下鄉”面臨的一個突出現實問題就是高流動性與鄉村空巢社會的形成所帶來的諸多發展困境。鄉村“空巢社會”是鄉村現代轉型與變遷中出現的一種新形態陸益龍：《后鄉土中國》，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隨著勞動力與人口的大流動，鄉村社會處在空落化以及結構功能分化和持續變動的不確定狀態之中。如同鮑曼認為，流動性雖創造了更多新機會，但流動性也意味著脆弱性、暫時性、易傷性、不可靠性、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霸凇鲃有浴臓顩r下，一切都有可能發生，但一切又都不能充滿自信與確定性地去應對?！滨U曼：《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第12頁。

數字能否順利下鄉，外部的推動力雖然重要，但內在的需求拉力也必不可少。如果數字化建設不被鄉村社會成員所需要，外部“一廂情愿”的推動可能出現有始無終的結局。在鄉村勞動力和常住人口持續凈流出的背景下，鄉村社會的總體需求實際上不斷走向疲軟，對數字化、信息化的有效需求也因此受到制約。人們通常以為，鄉村人口向城鎮流動是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狀態，那么，若改善鄉村現代化條件，也就能吸引外流人口回流鄉村，讓鄉民得以“歸巢”。然而，我們看到的殘酷現實是，越來越多的鄉村已建設得越來越美，但并沒有真正扭轉流動性的狀態。

在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來自國家以及社會其他方面對鄉村建設的投入在不斷增加，向鄉村發展提供的經濟支持、政治支持和社會支持大大增多。由于受鄉村有效需求的限制，這些外部供給的效率難以得到顯著提升。因此，數字鄉村建設必須正視這一困境，采取合理有效的實踐策略，一方面要保障鄉村最低限度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另一方面需要最大限度地擴大鄉村社會的數字需求，通過培育和發展數字與信息技術需求來提高鄉村數字公共品的供給效率。

（二）“數字鴻溝”難以彌合的困境

推進數字鄉村建設，重要目標之一就是補齊鄉村在信息化、數字化方面的“短板”。而現實的情況是，橫在鄉村現代化發展面前的這條“數字鴻溝”既很深且巨大，逾越這條鴻溝難度較大。

所謂“數字鴻溝”，一般指不同社會群體在數字或信息技術擁有及應用方面存在的差別，如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代際之間在數字基礎設施和技術使用方面的不均衡。就“數字鴻溝”的測量而言，互聯網普及率通常是衡量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之間信息技術擁有與使用差別的主要指標之一。從這一指標的變動情況看，中國城鎮與鄉村互聯網普及率的差距雖在逐步縮小，但“數字鴻溝”還是明顯存在，城鎮地區互聯網普及率明顯高于農村地區（見圖2）。

數字鄉村建設所要彌合的“數字鴻溝”并不僅僅是城鄉之間和區域之間的數字化發展差距，更為嚴重的困境是鄉村內在性的、結構性的和變動性的問題，其中尤為突出的問題就是鄉村“雙重老年化”問題。陸益龍：《后鄉土中國的自力養老及其限度——皖東T村經驗引發的思考》，《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在中國社會發生人口轉變與社會轉型的過程中，鄉村既出現了人口的老年化問題，也出現了社會的老年化問題。老年人已成為鄉村社會的主體，支撐著鄉村社會的日常運轉。數字鄉村建設首先必須面對這一現實問題，并努力去彌合老年人群體特征所內生的結構性“數字鴻溝”。一方面，以信息化、數字化技術主導的現代化進程中，鄉村現代化要想跟上時代步伐，就必須加快推進數字化建設;另一方面，在以老年人為主體的鄉村社會，要彌合“數字鴻溝”就必須解決數字化建設的適老問題和老年群體的數字化滯后問題。相對于基礎設施等物質性的“數字鴻溝”來說，受鄉村老年化及教育水平等因素影響的社會性“數字鴻溝”可能更難逾越。

（三）小農戶如何分享大數據成果的困境

分散的、差異化的、具有脆弱性的小農戶是農村社會的主體構成，也是農業生產的主體之一。鄉村振興戰略優先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就面臨著小農戶如何與現代化有機銜接的問題。小農戶與現代化的銜接困境突出體現在三個核心方面：一是如何內化小農戶生產特性的產業和技術結構，二是如何組織統籌小農戶的分散經營，三是如何實現差異化農產品與地方市場的有效對接。葉敬忠、張明浩：《小農戶為主體的現代農業發展：理論轉向、實踐探索與路徑構建》，《農業經濟問題》2020年第1期。

對于數字鄉村建設來說，同樣要應對小農戶適應與分享的困境問題。鄉村數字化、信息化的發展，無疑為現代產業、現代治理創造新的條件和機會，而對相對傳統的小農戶來說，由于受自身特性的影響，可能難以適應并分享數字經濟的發展成果，甚至在分化過程中更加邊緣化。

小農戶既是一種生產經營主體，又是一種生活共同體。小農戶既在生產生活方面有較高同質性，又在勞動力構成及需求結構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性。作為現代化的進程，數字鄉村建設致力于新產業、新業態、新機遇的培育與發展，然而在此過程中，能否成功將小農戶融入新發展之中、讓他們能夠分享發展成果將是關鍵。小農戶與數字化建設的有機銜接，小農戶能夠分享發展成果，也是成功實現鄉村現代化的重要影響因素和衡量指標。

（四）數字技術如何與鄉土特色相兼容的困境

伴隨著數字技術在鄉村的推廣和應用，鄉村社會生活情境將越來越多受到先進信息技術的支配和影響，同時也意味著現代技術對鄉村傳統的改造與改變。那么，“植入”鄉村社會文化“土壤”之中的數字技術，是否會順利“生根發芽”并茁壯成長，這要看數字技術能否和鄉土特色相兼容。技術雖有影響和引導社會選擇的功能，但技術的社會文化兼容性和適應性關系到人們對技術的社會需求，社會需求最終會決定著技術發展的前途和命運。

建設數字鄉村不同于智慧城市建設，現代城市與數字和信息技術有著高度的統一性和兼容性，城市為數字技術及其新業態發展提供了動力和社會需求的基礎。而數字鄉村建設面臨的情境則不同，不僅受客觀物質條件的制約，而且還要解決現代技術與鄉土傳統的兼容問題，這一問題類似于吉登斯所說的“結構性制約”。吉登斯：《社會的構成》，李康、李猛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第280頁。結構性制約不同于物質制約和負面制約，是情境類型對一群行動者選擇范圍所產生的制約。在鄉土情境中，鄉村主體對數字技術擁有和應用的選擇機會是有限的。如果數字技術不能融入鄉土情境之中，那么數字化建設與發展難以從鄉村社會中汲取資源和支持。

數字鄉村建設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手段之一，伴隨建設行動而進入鄉村社會的各項新事物、新變化，需要得到地方性社會和文化的認同與接納，才能順利轉化為真正的發展，才能持久維續下去，新技術與既有成員才能共同存在于一個場域之中。猶如圖海納認為，“我們能否共同生存，全看我們是否能認識到我們共同的任務是把工具性行動和文化認同結合起來，看我們每個人是否都能成為主體”。圖海納：《我們能否共同生存？》，狄玉明、李平漚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13頁。

當然，分析數字鄉村建設面臨的困境，并非要否認建設行動的必要性與可能性，而是要強調建設實踐必須正視困難、阻力，丟掉理想化、簡單化的幻想，因地制宜、扎扎實實逐步推進鄉村數字化進程。

四、共建共享的數字鄉村建設

“數字下鄉”不僅僅是國家建設鄉村、振興鄉村的行動，也是鄉村社會自身變遷以及現代化、信息化的發展進程。在鄉村振興的大背景下，國家為推動鄉村高質量發展，提升鄉村現代化水平，通過公共建設力量加強鄉村的數字化和信息化技術推廣與應用。而作為鄉村社會轉型與變遷的過程，數字鄉村在內生需要驅動下，通過變革與創新，不斷擴大現代信息技術的應用范圍，開創出越來越多的數字技術應用新場景、新形態。

既然數字鄉村建設并非單向的工具性行動，而是一個共進共變過程，那么，順利地、持續地推進這一過程，就需要構建起兩個機制作為保障：一是多主體共建機制;二是新平臺共享機制。

（一）多主體共建機制

數字鄉村的共建機制是其建設過程的推動、組織和保障的基本方式，鄉村的信息化、數字化建設與發展，鄉村社會生活條件現代化水平的不斷提高，是由多主體共同參與、共同建設和共同發展的進程。僅靠國家、市場、技術人員、基層組織或居民個體的某種單個力量，難以實現數字鄉村建設的總體目標。只有通過多主體共同參與到共同建設的行動之中，并在文化上認同建設目標和建設任務，這樣才能有效地推進和實施共同的發展戰略，實現共同的發展目標。

在數字鄉村建設實踐中成功構建起多主體共建機制，關鍵在于處理和解決共建過程中的三個核心問題：主體性問題、主導性問題和共同性問題。

所謂主體性問題，是指與鄉村數字化、信息化、現代化建設和發展相關的機構、組織、單位和個人能否在實踐過程中成為行動的真正主體。也就是說，鄉村數字化建設過程雖關涉到多方面的、多種類型的行動者，如政府、企業、團體、社會組織、社區和個人等，多種行動者會參與到建設過程之中，然而，每一種行動者是否真正成為此項建設行動的主體，對于共建來說至關重要。只有讓參與到數字鄉村建設過程中的多主體能真正發揮主體性作用，才能形成共建的合力。

成為主體不同于一般性公共參與，參與有主動和被動之分，而對于行動主體來說，會自主地、自覺地、主動地、積極地選擇行動，并通過協調達到共同一致的行動。

在數字鄉村建設的多主體之中，不同行動主體的角色并不完全相同。要達到多主體共建的效果，必須具備主導性力量或主角。共建機制的主導性問題實際就是政府如何主導數字鄉村建設行動，亦即為具體建設實踐提供整體謀劃、引導并規范多主體的建設行動、為建設與發展項目提供主力支持。

實現多主體的共建功能，還需解決不同主體的行動共同性問題，也就是行動對共性目標的一致作用。例如，在應對鄉村數字經濟的市場困境方面，就需要政府、電商平臺和農民一致行動，共同對市場進行數字化改造。梅燕、鹿雨慧、毛丹靈：《典型發達國家數字鄉村發展模式總結與比較分析》，《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21年第3期。數字技術是否成功為鄉村發展賦能，是否真正造福于鄉村居民，關鍵看各種不同主體能否在建設過程中達到高度的認同、采取高度一致的行動。

（二）新平臺共享機制

在數字鄉村建設中，共享機制是讓數字和信息技術得以持續發展的保障機制。要使多種不同主體持續地、主動地采取建設行動，一個重要前提就是保證每個主體能夠從中分享建設與發展的成果。如果多主體不能共享實際收益，就難以保證建設行動的可持續性。

數字化建設實際為鄉村經濟與社會生活創造了一種新平臺，網絡通信、數字化及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改變著經濟與社會生活中的信用擔保、支付和交易方式，這些改變促成了數字平臺的形成，而新平臺又為市場主體的收益共享創造了新機制。隨著平臺經濟成為社會經濟新常態，平臺共享機制的動力源及維續功能也就顯得格外重要。

新平臺共享功能的發揮，取決于三個核心因素：平臺創新、體制變革和成果共享。

共享問題在經濟學意義上屬于收益分配范疇，技術的更新不僅僅影響著生產環節的能力和方式，而且會影響并改變分配方式。數字技術在鄉村的推廣和使用，其重要功能是通過多種平臺的建立與創新，如政府公益性信息平臺、電商平臺、組織或個人的直播平臺等，這些數字平臺的創立和應用會產生平臺經濟效應，帶動新業態的發展，但同時必須滿足一個基本前提條件，即平臺具有公平合理的共享機制，讓利益相關者能夠共享平臺經濟效益。

在數字化與平臺經濟時代，需要對傳統市場規則進行一定的變革，以往“誰投資誰受益”和“勝者全得”的規則與共享原則有一定相悖，數字設施、數字平臺的建設者、提供者不能獨享數字經濟發展的成果，而是要與廣大的參與者、使用者共享收益。特別是在鄉村社會，小農戶的投入及數字技術掌握都較為有限，要讓廣大小農戶從數字建設中受益，就必須有相應的制度變革，保障小農戶的共享權利。

充分發揮數字平臺的共享功能，關鍵在于要讓平臺建設與發展的成果能夠在多元主體之中得到共享，成果的共享是核心，也是本質所在。從數字鄉村建設的具體實踐看，無論何種性質的信息或數字化平臺，其運行和管理必須追求讓廣大民眾特別是小農戶能從中獲得實實在在的福利與便利，讓平臺建設與發展給人們帶來增收或生活改善等實際成果。鄉村數字平臺建設要實現成果共享的目標，就不能按照理想化、模式化的標準去推進，而是要促成數字技術與各地鄉村社會文化達到高度的融合，讓數字平臺更好地滿足地方性社會的需要。

共建共享的建設模式可以說是數字鄉村建設的大方向，此方向是由數字時代特征和鄉村社會現實決定的，新時代的鄉村振興需要信息化與數字技術的賦能和支持，鄉村數字化建設又要滿足應對不均衡不充分發展的功能需要，實現鄉村社會共享信息化、現代化的發展成果。

五、結論與討論

數字與信息技術并不在鄉村社會“生長”出來，卻已成為現代社會生產和生活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甚至主導并形塑著當下生產生活的形態。在現代化的新時代，鄉村振興的國家戰略自然而然地把鄉村數字化建設與發展作為重要戰略任務，大力推動“數字下鄉”行動。

“數字下鄉”作為國家建設鄉村的戰略行動，主要依靠國家力量將通信信息等設施輸往鄉村，并通過外部力量將數字技術推向鄉村?！皵底窒锣l”面臨與鄉土中國“文字下鄉”相類似的現代性困境，數字鄉村建設需要擺脫這些困境，通過鄉村的變革才能讓數字順利地下鄉。

數字鄉村建設已有頂層設計的方案，國家層面的實踐指南主要針對縣域社會的數字鄉村發展，做出了“五大板塊”的規劃，地方社會在各地建設實踐中，立足于基本目標，也遵循著地方實踐邏輯。地方的實踐邏輯類似于布迪厄所概括的探尋“可能的經濟形式”，盡量滿足“充足理由律”，遵循著“若無充分理由，即若無利益，也就沒有行動”的定律。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28頁。從地方數字建設的典型經驗來看，不同地方更加注重數字化發展給當地帶來的實在利益。

作為現代化進程的組成部分，數字鄉村建設并不僅僅為國家的建設行動，也包含著多主體推動的鄉村轉型與變遷。政府、互聯網公司、電商平臺、社團組織、基層組織、個人等都對鄉村數字化、信息化發展有種種需求，也會以不同行動方式參與或影響到數字鄉村的發展。成功建成數字鄉村，就需要讓多種行動者、參與者轉換為數字化建設的主體，即成為自主、自覺、主動推進建設實踐的主力成員。

數字鄉村建設的順利實施，既要解決建設實踐的主體性問題，還要解決多主體之間的協調性問題，因此，構建共建共享的建設模式就有相應必要性。多主體的共建機制會在不同建設主體之間促進合力的形成，通過數字新平臺形成的共享機制，能給數字鄉村建設和維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和維持力量。

在處于大流動狀態的“后鄉土社會”中陸益龍：《后鄉土中國》。，推動“數字下鄉”可能會遇到種種嚴峻挑戰和困境，數字鄉村建設實踐需要正視現實，理性看待各種困境，科學制定基層建設方案，采取合理有效的建設策略，讓數字鄉村建設對鄉村振興真正發揮促進作用。

（責任編輯：何 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