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學社、岳麓書社與《船山全書》

【摘要】本文主要記述船山學社、岳麓書社搜集整理船山著作，最終集大成出版《船山全書》的過程。同時，本文從20世紀80年代船山學社的恢復、岳麓書社的創建開始，對《船山全書》的編纂體例、資料收集、存世版本以及新編《船山全書》的特點及其獲獎、修訂重版的情況亦有所介紹和描述。

【關鍵詞】船山學社 岳麓書社 存世版本 楊堅 修訂重版

船山學社是瀏陽學者劉人熙于1914年6月14日創建的，其前身是郭嵩燾創立于1881年的思賢講舍。學社舊址位于今長沙市開福區中山東路。今存兩進院落，磚木結構，內有庭院、講堂和多間廂房，是1938年長沙“文夕大火”后，就船山學社剩下的一片殘垣，于1954—1956年修復的。因1921年8月，中共湖南地方組織的籌建人毛澤東、何叔衡、易禮容利用船山學社的房屋及經費開辦了以培養革命干部為宗旨的“湖南自修大學”，故按舊址在船山學社內，復原陳設了毛澤東、何叔衡的臥室和湖南學生聯合會辦公室、自修大學圖書館，修復了自修大學東門和講堂等，門額“船山學社”四字系毛澤東手跡。

劉人熙（1844—1919），字艮生，四十以后號蔚廬，學者稱蔚廬先生。清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生于瀏陽西鄉棖沖小桃源。光緒三年（1877），他34歲中進士，任工部主事，分管農田水利。從光緒五年（1879）起，他開始逐日寫日記，五十年持之以恒，很少間斷。也就在這一年，他獲讀王船山《周易外傳》，方知船山學問之博大精微，“直契鄒魯、濂溪，橫渠以來，一人而已”[蕭驤：《劉人熙先生學術事跡簡述》，湖南圖書館藏稿本手跡，第4頁。]。從此以后，他便終身服膺、倡導船山學，以此啟示后學。光緒十三年（1887），他在坊間購得王船山《四書訓義》一部三十八卷，是湘潭王氏守遺經書屋刻本，完整如新。他驚喜之余，囑門生王芝祥籌資印行，并親自作序，以饗學者。

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開始議行新政，各省自設大學堂、課史館。瀏陽李興銳巡撫江西，電邀劉人熙擔任江西大學堂總教習，兼任課吏館館長，劉人熙欣然應聘。次年秋，他赴廣西任課吏館館長兼營務處會辦、法政講習所監督。光緒三十三年（1907）回湘，任湖南中路學堂監督，湖南教育總會會長。辛亥革命后，任湖南都督民政司司長，電促王芝祥策動廣西巡撫陸榮廷宣布廣西獨立。1912年8月，湖南舉辦國會議員選舉，賄買選票，丑態百出。劉人熙默察人心，靜觀時局，“竊恐革命黨人以義始而以利終”，于是年冬辭去民政司職務。他篤信船山學說是救時的良方，決意籌辦船山學社，以昌明正學，挽救時局?；I備工作進行了兩年，經報請省議會決議，每年撥款四千元“以崇正學”。學社于1914年6月14日正式成立，公推劉人熙為第一任總理（社長）。他于次年又籌備創辦《船山學報》，于1915年8月20日發行第一期，至1917年8月出版了8期。所刊文章，皆本船山之學說引申發揮，為弘揚船山學術和愛國思想，砥礪國人承擔社會責任，振興中華民族，推動思想解放，發揮了重大作用。與此同時，他還花了大力氣搜集出版船山未刊手稿，籌辦船山大學、船山圖書館等，為傳播船山學術思想、開啟民智、振興中華而竭盡全力，直至1919年正月五日在上海病逝。

本文為敘述船山學社、岳麓書社搜集整理船山著作，而最終集大成出版《船山全書》，有必要從20世紀80年代船山學社的恢復、岳麓書社的創建開始敘述，然后重點敘述《船山全書》的編纂體例、版本資料收集、存世版本以及新編《船山全書》的特點及其獲獎、修訂等要事逸聞。

一、船山學社的恢復與重建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掀開了新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新篇章。在思想大解放的熱潮中，湖南的學術文化和出版事業迎來了燦爛的春天。

1980年6月2日，著名船山研究專家王孝魚（1900—1981）應湖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邀請來長沙講王船山的《周易外傳》，當天上午在中共湖南省委黨校開講。趁此機會，湖南省中國哲學史學會籌備小組于當天下午成立，盧楓、黃洪基、唐凱麟、王忠林、王興國為小組成員，推湘潭大學的盧楓任組長，黃洪基、王興國任副組長。6月7日下午，籌備小組在省委黨校專題討論王船山研究問題，建議在1982年王船山逝世290周年時，舉行一次大型的學術研討會。11月21日，根據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和省社科聯有關領導指示，王興國負責起草關于1982年召開紀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學術討論會向中共湖南省委的報告。12月26日至30日，由湖南省教育廳和省社科院聯合主持的湖南省高校文科科研座談會在韶山召開。會上，省內著名學者林增平、姜書閣、羊春秋、馬積高等都對1982年召開紀念王船山逝世290周年學術研討會表示熱烈支持，并建議要逐步恢復船山學社和《船山學報》。會后，省社科院李楚凡副院長要王興國寫一個船山學社簡介，以供有關領導參閱。

王興國是1962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后，回湖南一年就有幸參加籌備和召開湖南湖北兩省學者紀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全國高規格學術研討會的青年學者，對船山學術與人品十分推崇。于是，在1981年3月14日由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部長屈正中主持的船山研究座談會上，省社科院院長王興久提出要成立一個1982年王船山學術討論會籌備小組的同時，提出要恢復船山學社。

1981年11月27日，重建船山學社籌備小組成立并召開第一次會議，由吳立民任組長，王興國、陳遠寧任副組長。至1982年5月7日，在長沙召開的船山學術討論會上，通過選舉產生了船山學社理事會。理事會推選吳立民任社長，王興國、鄧潭洲、馮正剛、陳遠寧、周士一、唐凱麟、陶懋炳為副社長，王興國兼秘書長。劉壽祺為名譽社長。5月8日下午召開船山學社重建大會，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董志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王含馥、副省長程星齡、省政協副主席谷子元等領導出席會議祝賀。

二、岳麓書社的創建與《船山全書》編委會的成立

1981年11月，湖南省出版事業管理局報請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省編制委員會和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要求在原湖南人民出版社歷史編輯室古籍組的基礎上，成立一家以古籍整理出版為主的專業出版社。1982年1月21日，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以〔82〕出版字第46號文件，正式批準同意成立岳麓書社，主要負責整理出版湖南地方古籍、古典著作普及讀物和研究古籍的學術著作。

1982年2月1日，中共湖南省出版局黨組決定梁紹輝任岳麓書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主持全社工作，趙端才任副社長。根據中共中央《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精神，1982年4月26日至28日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在長沙召開湖南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本省各院校古籍專家、學者、社會科學學術團體代表、省直屬有關廳局的負責人共110位，共同商定湖南地方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成立了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車文儀任組長的湖南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確定《船山全書》《魏源全集》《曾國藩全集》《左宗棠全集》等為湖南省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并積極申報，使上述四大全集均列入了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第一批規劃項目。岳麓書社作為湖南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負責組織聯絡，承擔出版任務。

12月，中共湖南省委辦公廳批復湖南省出版局《關于成立王船山全集編輯委員會的請示報告》，指定屈正中為編輯委員會主任，車文儀、姜書閣、李楚凡、吳立民為編委會副主任，羊春秋、馬積高、宋祚胤、雷敢、顏克述、楊堅、王興國、陳遠寧為委員，編委會辦公室主任楊堅，副主任王興國。這表明，船山學社的主要領導成員都參加了《船山全書》編委會。批復中還有編委會顧問：張岱年、任繼愈、侯外廬、蕭萐父、周谷城、黎澍、張舜徽、楊伯峻、程千帆、周大璞。

擔任編委會主任亦即《船山全書》主編的楊堅（1923—2010），字公強，浙江紹興人。1949年3月考入北平華北大學政治學院參加革命工作，8月南下湖南寧鄉縣任文教助理，1952年4月調湖南省文化局，任社會文化科科員。1969年起入五七干校。1975年調入津市文化館任編輯工作。1979年5月調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從事《郭嵩燾日記》的整理編校，使郭氏歷咸豐、同治、光緒三朝長達37年且夾有英語漢字對音的“天書”200萬字日記能出版饗世。1983年1月調入岳麓書社，5月被評為編審。

肩負船山著作全集整理重任的楊堅，當時雖已年屆花甲，但深知茲事體大，較之他編?！豆誀c日記》更艱難：不僅內容涵蓋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史、子、集四部，且文字極古奧艱深，流傳版本復雜難斷。于是他在調入岳麓書社之前，即開始搜索船山著作歷代刻印傳抄情況，草創《王夫之全集整理工作發凡》一文供編委參考。1983年3月編委會舉行第一次會議，確定書名為《船山全書》，全部著作按四部分類排列，并認為《發凡》一文可作為全書編纂體例的基礎。議定全書編委會的工作為：發凡起例，搜訪版本，輯集佚稿，組織校點，擔任補校并終審定稿。參加辦公室工作者除楊堅、王興國正副主任外，先后還有李傳書、劉柯、胡漸逵、徐孫銘、劉志盛、陳戍國、邊仲仁、吳普生。

三、船山有關資料的搜尋，船山著作刻本、鈔本的搜集復印以及全書的封面設計

《船山全書》編委會成立后的一、二年中，對于船山著作版本的搜集出力最多的是王興國、徐孫銘、劉志盛和楊堅，足跡涉及北京、西安、蘭州，深入衡陽農村。

早在1982年10月15日，船山學社副社長王興國、陳遠寧在赴衡陽落實王船山學術討論會的準備工作時，從船山十二世孫王鵬處得到王敔所撰的《大行府君行述》抄件，共4100余字，較之清同治四年（1865）金陵刻本《船山遺書》卷首之《姜齋公行述》2200余字，以及刊于光緒十九年（1893）王之春《船山公年譜》卷首之《行述》1600余字，都不僅字數多了2000多，且涉及船山“孤忠”志節的文字更詳盡。此件原題《大行府君行述》，下署“敔述”二字，系民國六年（1917）船山八世孫德蘭在《王氏五修族譜》竣事后“于竹花園古篋內覓得老譜敔公所刊原牒”，“照抄無訛”，由王鵬復印。王德蘭在抄件上加按說：“上系原譜敔公所作《行狀》……為乞潘師作傳，述事最詳?！?/p>

此件經王、陳二位?？睒它c，發表在《中國哲學史研究》1983年第3期，該刊還同時發表了他們所寫的《研究王船山生平思想資料的一個重要新發現》一文，于船山研究影響很大?！缎惺觥肥峭醮绞攀朗哪旰笸鯏犓鞯牡谝粋€傳記，也是記述船山生平事跡和志節風貌最為全面和可靠的第一手資料。王德蘭按語所云“潘師”即潘宗洛（1657—1716），字書原，江蘇宜興人?？滴跞吣辏?698）進士，四十一年至四十五年任提督湖廣學政，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蒞衡陽開考取士時，延聘俊才入幕幫助校閱試卷，王敔應邀參加了閱卷。由此乃知有船山，求讀船山的著作，并詳細詢問王敔，要他寫出其父船山的生平事跡，以便為之作傳付史館。王敔為了讓老師對父親的生平、著作和志節等有一個全面的了解，便認真思索而寫了這篇述事非常詳細的《大行府君行述》。末署：“時康熙乙酉孟冬，不孝敔泣記?！迸俗诼寤匚洳?，一邊讀王敔送給他的《張子正蒙注》《楚辭通釋》及《思問錄》內外篇，“把玩不能釋手”[潘宗洛《邗江王氏家譜序》，署“康熙四十有四年……提督湖廣學政翰林院檢討宜興潘宗洛撰”。見《船山全書》第十六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522頁。]，一邊品讀王敔的《行述》而作《船山先生傳》。這是清廷官員第一次為船山作傳，既介紹船山的生平、志節，且列舉船山著作達30種，最后歸納出船山乃“前朝之遺臣，我朝之貞士”的結論?！秱鳌纺翱滴跻矣习嗽录韧?，則比王敔署“康熙乙酉孟冬”的刻本《大行府君行述》還早了兩個月。這些情況在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所藏《楚辭通釋》刻本中的《船山先生傳》中都記載得很清楚[楊堅因當時未能借到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所藏湘西草堂鐫本《楚辭通釋》，《船山全書》第十六冊《傳記之部》所錄之潘宗洛《船山先生傳》便據同治金陵刻本排印，還為末署“康熙己酉”當作“乙酉”作了考訂。]。

1983年6月15日至23日，船山學社副社長王興國與理事劉志盛、徐孫銘一起到北京，為《船山全書》的編纂辦了三件大事：一是到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校對了收入文津閣本《四庫全書》的船山著作《詩經稗疏》《書經稗疏》等;二是與中華書局協商，將王孝魚等先生已校點的船山著作書稿轉讓給岳麓書社，竟獲支持，共轉讓了24種著作的校點稿;三是到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所找馬宗霍先生之子馬雍協商，將馬宗霍的《船山遺書校記》的手稿本復印，供編?！洞饺珪穮⒖?。

1984年11月14日至18日，船山學社副社長王興國與理事張鐵夫赴衡陽縣，再次找船山十二代孫王鵬，借到并復印了其祖傳的船山《張子正蒙注》和《讀四書大全說》抄本。其中《張子正蒙注》抄本的字跡為正楷，體勢端嚴凝重，點畫結構一絲不茍，筆致與傳世之船山手跡《顯考武夷府君行狀》《顯妣譚太孺人行狀》《自題墓石》《傳家十四戒》及《噩夢》等完全相同，其為船山手跡無疑。筆者于1992年校點《船山全書》第十二冊之《張子正蒙注》時，遂認定并經楊堅主編同意，采用此珍貴手抄本為底本。抄本末頁有“乙丑孟春月下旬丁亥成，庚午季夏月重訂”小字一行。乙丑孟春月下旬丁亥為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月二十七日，是年船山六十有七，庚午季夏月為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時船山已七十二歲。進而發現，用此抄本去校讀湘西草堂本、劉氏鈔本及其以后各印本，自王敔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臘月抄錄副本而導致湘西草堂開始的跳行脫落（每跳一行少17個字）以及為避清諱而改字等情況，均歷歷在目，毋庸置疑，從而導致此本之后的印本、抄本等脫文竟有40余處，240余字。這就使岳麓版《張子正蒙注》的質量陡然提高，真正恢復了船山原著的本來面目。

關于湖南省內館藏船山著作版本的搜集、復印工作，主要是兩大項。一是湖南省博物館收藏了船山著作的手抄本11種，60多冊，3200余頁，內容包括船山的重要哲學、史論著作《周易內傳》《周易外傳》《尚書引義》《春秋世論》《讀通鑒論》和《宋論》等。這些抄本系王介之五世孫，即船山五世從孫王嘉愷、王嘉怡于乾隆年間所錄，1951年湖南進行土地改革時，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派人在邵陽縣東鄉太平曾家收到的，十分珍貴。這11部著作的手抄本由省博物館免費提供，《船山全書》編委會辦公室李傳書負責復印。二是湖南圖書館所藏船山著作歷代刻本和衡陽劉氏鈔本，則由岳麓書社編輯、《船山全書》編委會成員劉柯負責聯系復印。

通過兩年時間的勤奮工作，船山著作的書目、版本已大部搜齊，輯佚工作也已開展，各地發現船山佚文，皆知先向《船山學報》投稿發表，由楊堅關注并及時收錄。在楊堅的統籌規劃下，船山著作已定人校點，個別著作已開始復審，這些都有賴岳麓書社首任領導梁紹輝及《船山全書》編委會辦公室全體同人之力。

1984年5月，湖南省出版局實行機構改革，岳麓書社領導易人，編委會辦公室被撤銷，隨后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亦不復存在，全書草創伊始后的紛繁事務便全落于楊堅一人之身。幸省出版局李冰封局長、黎維新副局長及其后劉李純副局長等大力支持，如印刷廠須注意排印質量，紙張公司須存儲一色的封面用紙等，楊堅的請示報告都得到批示執行，原辦公室邊仲仁、吳普生等繼續協助楊堅的編務工作。直至1988年秋，岳麓書社的新社長潘運告上任，才引起重視而派胡漸逵協助楊堅。而社外的王興國、徐孫銘二位則一如既往，始終扶持。

全書編輯工作除版本甄選、文字編校均由楊堅審慎從事外，裝幀設計之講究亦頗費周折。如最為關鍵的“船山全書”四字，楊堅先擬集船山先生親筆，于是遍翻手跡，在《噩夢》一書中采集四字，但形體偏長，“拼攏觀覽，未見穩貼”?！澳苏垥ㄗ碳覘畹略葡壬鸀榧凶?，自漢《曹全碑》至隋《龍藏寺碑》，凡十數，均不愜意，最后始集唐李邕《麓山寺碑》字”，才感到“雄健嚴整”[楊堅：《船山全書編輯紀事》，《船山全書》第十六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1464頁。]，且北海太守李邕剛強激烈、屢忤權貴，字如其人，也與船山先生的“剛腸嫉惡”性格頗為吻合。后以《麓山寺碑》中所集“船山全書”四字，經王誠龍編審、姜鐵山副編審配色設計，經胡穎副編審勤慎實施于全書各冊，最后獲得了“裝幀素雅，落落大方”的普遍贊譽。于是，籌備多年的《船山全書》在1988年出版了第一、二冊和第十冊，開啟了船山著作出版史上的新篇章。

四、清代至民國刊行的船山著作存世版本

《船山全書》新編伊始，楊堅即花極大精力進行船山著作傳世刻本、抄本的調查了解和收集工作，隨后即在1988年出版的《船山全書》第一冊的《船山全書序例》作簡要敘述，并在1996年出版的第十六冊《雜錄之部甲》的“編輯出版之屬”具體列舉清代自王敔湘西草堂本以來的船山存世版本。這是他與各書校點者最后選定各書底本的基礎，至關重要，故有必要專題論列清代至民國時期船山著作存世的刻本與排印本如下。

（一）鐫“湘西草堂藏板”的船山遺書刻本

船山一生著作繁富，存世與佚著一起共一百余種，四百余卷，但他對于自己著作的態度，卻如其絕筆詩所云，是“荒郊三徑絕，亡國一臣孤;霜雪留雙鬢，飄零憶五湖;差足酬清夜，人間一字無”[王敔：《大行府君行狀》，《船山全書》第十六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76頁。]，即自己一生作為明朝遺民終身不剃發、不應世，力避“身隱名揚”，寧可無一字留在人間，所以生前沒有刊行[據劉志盛、劉萍《王船山著作叢考》，王船山于明崇禎十六年（1643）25歲時曾刻印《漧濤園初集》，但未見傳本。]。加之他“貧無書籍紙筆，多假之故人門生，書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與子孫言者無幾焉”[王敔：《大行府君行狀》，《船山全書》第十六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74頁。]，所以他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去世后，其子王敔所收藏保管的著作并不多。但王敔畢竟是能繼承其父名山事業的學者，船山在世時和去世后，他都一直為父親著作的搜集、保管、謄抄和整理、編校、補正、注釋等做了大量的工作。這從傳世的王敔湘西草堂刻本的各書封面、序、跋、題識及所署撰著、纂注、校梓等項目，都足以證明王敔是整理、?？?、保存船山著作的第一人。

對此，楊堅在1988年的《船山全書序例》中說：“三百年來，最早為清康熙年間，船山之子王敔，于船山歿后，在衡陽湘西草堂?？踢z書，約十余種，其書至今猶有存者?！盵楊堅：《船山全書序例》，《船山全書》第一冊，岳麓書社1988年版，第25頁。]顯然，這是一個不太具體的概述。至1996年的《雜錄之部甲》列舉“湘西草堂本”（清康熙、雍正時期）的注釋中，則由“約十余種”已增至“凡二十七種”，并具體列舉了書名：“湘西草堂所印船山遺書，存世得見者，有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湖南圖書館所藏之《王船山先生書集》，含《老子衍》《莊子解》《楚辭通釋》《張子正蒙注》《俟解》五種;又《落花詩》《和梅花百詠》《洞庭秋》《雁字詩》《仿體》《愚鼓歌》《南窗漫記》等小冊七種;又上海圖書館所藏之《五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兩種。未見而根據文獻知已刊行者有：王敔所記之《六十自定稿》;曾載陽、曾載述所識之《夕堂永日緒論》及《經義》兩種;王之春《船山公年譜》書末所載之《春秋世論》《四書稗疏》《四書考異》《思問錄》等數種;及近人孫殿起在其《販書偶記》中自述所見之《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兩種。又清代禁書目錄所開之《夕堂戲墨》《船山鼓棹》《五言近體》《七言近體》等皆當指印本。合計湘西草堂所刊船山著作迄今可以指稱者凡二十七種?！盵參見《船山全書》第十六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395頁。]

上述湘西草堂本27種刻本，是船山先生逝世以后的四十年中，即從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至雍正九年（1731）王敔逝世時止，湘西草堂先后刊刻的船山著作，顯然還不包括楊堅一直未能見到的至今保存在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的康熙四十八年（1709）湘西草堂刻本《楚辭通釋》《莊子解》單刻本各一部。因為要在這兩種單刻本之后的康熙五十五年（1716）王敔六十歲時，從游諸子及姻友才捐資刊刻合刊本《王船山先生書集》五種。由于清朝文網的逐漸嚴密，王敔慮患思危，在合刊時抽掉了一些直接暴露言志作品的內容，如單刻本《楚辭通釋》中的《序例》《九昭》及張仕可的《序》、潘宗洛的《船山先生傳》，在合刊本中便都沒有了。故曾經見過并將湖南省社科院藏本與湖南圖書館藏本《莊子解》《楚辭通釋》相互比較核對鑒定的劉志盛先生，在其《王船山著作叢考》中，一方面肯定“王夫之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逝世后的三十年中，刊刻印行的船山遺書約有二十八種”[劉志盛、劉萍：《王船山著作叢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頁。]，一方面綜合自己的意見與“有人認為”的鑒定，“據此認定王敔在湘西草堂刊刻船山遺書時，先是一種一種地刻印，然后將幾種單種本的書板匯集成套，重新修補增訂印刷，統一集裝成《王船山先生書集五種》行世”[劉志盛、劉萍：《王船山著作叢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

筆者有幸于2017年5月某日到省社科院圖書館借閱《莊子解》《楚辭通釋》單刻本和包含此二書的合刊本《王船山先生書集》五種，經與館方專家一起比對鑒定，認為單刻本與合刊本的字體、字款完全相同，只是單刻本字跡清晰，無斷板痕跡，而合刊本字跡模糊，有板裂痕跡，顯然劉志盛“據此認定”的意見是對的，湘西草堂本船山著作刊本至少有28種。這也說明，學界說船山逝世后“身世寂寞”，著作不顯，直至清嘉道年間的鄧顯鶴出而撰《王夫之傳》，才得以與顧炎武、黃宗羲比肩并列，“而船山始顯”[王闿運《邗江王氏族譜敘》：“至道光時，始得鄧南村表彰之，求其遺書及其族人……而船山始顯?！币浴洞饺珪返谑鶅?，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663頁。]的說法，顯然有失偏頗。殊不知清初文網專制尚不甚嚴密時，王敔已在門人與姻親好友的幫助下，刊刻了28種船山遺書，其手稿、副本或刊本已在入湘的學政、考官、巡道等士人中產生了巨大影響，出現了開創和傳承船山學的第一代學人。誠如劉志盛先生所言：“這是清代刊行王夫之著作的第一個黃金時期?！盵劉志盛、劉萍：《王船山著作叢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頁。]

（二）《四庫全書》本

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廷議定修《四庫全書》，各省督撫、學政搜求“本朝士林宿望”遺籍。經湖南巡撫劉墉采進船山著作，著錄六種，存目兩種，查禁九種。但乾隆帝摒除不了滿、漢畛域的私見，一邊在保存古書，一邊又在銷毀古書。凡是涉及明末清初的史跡而稍于清廷不利的，乾隆及其館臣都把它們燒毀，能夠留下一個書名的，則列在所謂“存目”之中。如船山的《尚書引義》，因引申《古文尚書》之義而發揮船山自己的哲學、政治思想，便不能收刻入《四庫全書》，而列入“存目”。

約乾隆五十四年（1789）殿本刊成，刊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船山著作如下：

《周易稗疏附考異》;《尚書稗疏》;《詩經稗疏附考異葉韻辨》;《春秋稗疏》;《尚書引義》，經部《書》類存目;《春秋家說》，經部《春秋》類存目。

（三）湘潭王氏守遺經書屋本《船山遺書》

清嘉慶年間，有衡陽翰林馬倚元刻于匯江書室的船山著作10余種，稱“匯江書室本”。此版今雖不存，但據鄒漢勛于道光二十年（1840）的《致鄧湘皋學博書》：“知而農先生于先生卒后未十年，虎止先生已刊行十余種于湘西草堂，后乃有匯江書室之刊，即往歲衡陽馬碩坡詒先生之本。此刻似有十余種，而此處惟有《春秋世論》及《四書稗疏》?！端臅奘琛飞性谙壬泻D;聞卷端有船山著述總目多至七八十種，不知是何等名號？”[鄒漢勛：《致鄧湘皋學博書》，《船山全書》第十六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412頁。按：此信中所言“于先生卒后未十年”不知所據，有誤。]由此書信可見，鄧顯鶴、鄒漢勛當時均見過匯江書室刻本的船山遺書，且聽鄧顯鶴說卷端列有船山著作達七八十種。

道光十九年（1839），寓居長沙城南的鄧顯鶴因友人歐陽兆熊的介紹，接見并接受船山七世孫王世全送來的船山詩集，謀刻“先生六世孫承佺具藏先生各種遺書”。鄧顯鶴大喜過望，第二年春便在長沙開雕，請鄒漢勛擔任校讎，邀歐陽兆熊、羅汝懷、袁芳英等人協助編校，于1842年在長沙刊成《船山遺書》18種，151卷。這就是書牌為“道光廿有二年湘潭王氏守遺經書屋刊”本的《船山遺書》。卷首載鄧顯鶴所撰《船山著述目錄》，計五十二種，分別注明“已見”“未見”，如：“凡經部二十二部。已見二十部，都一百六十四卷;未見二部，無卷數?！盵鄧顯鶴：《船山著述目錄》，《船山全書》第十六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408頁。]可見這是繼清初王敔刊印船山遺書以來，第二次大規模系統地編印船山著作。

（四）衡陽學署本《船山遺書子集五種》

道光二十八年（1848）分巡衡永郴桂道俞焜主持，主事者實為衡陽縣學教諭郭孔嵐。據孔《跋》可知，王敔湘西草堂刻書《老子衍》《莊子解》《楚辭通釋》《張子正蒙注》《俟解》等《王船山先生書集》五種的雕版，在雍正九年（1731）王敔逝世后移藏于衡陽學署的“臨蒸黌舍”，因“歲久漫漶，多脫簡，讀者苦之”，便購置善本，詳校補刻，而改名為《船山遺書子集五種》。楊堅認為這次補刻的版本，“其最大價值為《老子衍》卷首有船山《自序》一篇又附記一段，為草堂本所無”[楊堅：《船山遺書子集五種》注一，《船山全書》第十六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417頁。]。這就進一步說明王敔合刊子書五種時，也像合刊《楚辭通釋》一樣，為避文網之禍而抽去了某些篇章，而當時流傳的單刻本《老子衍》還完整地保存了船山《自序》等。

（五）金陵節署本《船山遺書》

這是晚清重臣曾國藩、曾國荃兄弟集資在安徽安慶、江蘇南京設局?？摹洞竭z書》。曾氏兄弟聘請湘潭歐陽兆熊董其事，南匯張文虎、儀征劉毓崧等人分任校讎，自清同治三年（1864）在安慶開始籌備，后遷到南京曾國藩任總督的金陵節署，于次年10月竣工，收書56種，共288卷。光緒十三年（1887），衡陽船山書院又以相同版式補刻6種，10卷，附在全書之后，共為62種，298卷。后者又另稱“衡陽補刻本”。

金陵節署本《船山遺書》由于曾國藩的高度重視，不僅親自校閱《禮記章句》《張子正蒙注》《讀通鑒論》《宋論》及《四書》《易》《詩》《春秋》諸經稗疏等117卷，訂正訛脫一百七十余處，還親自托人從文淵閣代抄船山的《稗疏》，認真改正鄒漢勛在王氏守遺經書屋本中的“增刪攛易”，所以其?？辟|量是相當高的。但由于曾氏的政治把關，為避清諱，卻又造成了有損古籍整理質量的重大缺陷。據楊堅統計：“金陵本有此類白匡及個別墨格凡九百九十處、二千二百三十二字，其竄改、刪削之跡，亦不時可見?！盵楊堅：《船山全書序例》，《船山全書》第一冊，岳麓書社1988年版，第27頁。]

（六）船山學社本及《船山學報》本

辛亥革命建立中華民國后，清朝封建統治制度被徹底推翻，文字禁網被掃除，大大促進了船山著作的編輯整理出版印行，而真正具有版本意義的新刊船山著作，是船山學社社長劉人熙搜羅，由船山學社刊行的五種書：民國四年（1915）船山學社本《搔首問、愚鼓詞箋合刊》，含《搔首問》《愚鼓詞》兩種;民國六年（1917）船山學社本《船山古近體詩評選》排印本，含船山《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三種，系首次公世之本。民國四年至五年，《船山學報》第一期至第六期及第八期連載《籜史》，也是首次公之于世的船山著作。民國四年至五年《船山學報》第一至八期連載未完的《子王子四書授義》，是《四書箋解》的另一種版本，也都被收入新編的《船山全書》。

（七）上海太平洋書店本《船山遺書》

這是民國二十二年（1933）上海太平洋書店鉛字直排的《船山遺書》，收船山著作70種，358卷。1930年3月，陳銘樞、譚延闿、胡漢民、于右任、何鍵、馮玉祥、章士釗等30人發起重刊《船山遺書》，由上海太平洋書店的瀏陽人張秉人主其事，瀏陽李英侯、張吉吾與平江李蘊平擔任編輯?？?。此書于1930年3月開排，至1933年11月竣工，分裝80冊。其內容較同治四年（1865）金陵刻本多了12種，較光緒十六年（1890）衡陽船山學院增補金陵本則多6種，是收錄船山著作種數最多的版本，且因開本小，方便閱讀與攜帶，而發行量很大。

五、新編《船山全書》的特點

經楊堅苦心搜集、精編精校的《船山全書》，于1988年單本印行時，即已確定其最大的特點是王船山著作收錄之“全”。其時已確定《船山全書》16冊之總目，其中第1—15冊為王船山本人的著作，按經史子集四部排列，含船山存世著作73種，371卷;第16冊為附錄，收船山傳記、年譜及有關雜錄等研究資料。其收錄之全，可謂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對此，楊堅后來在第十六冊的《船山全書編輯紀事》中，不無自信地說：“本書作為金陵本《船山遺書》與太平洋本《船山遺書》后之第三部船山全集，其顯著之優點當為業已搜齊迄于九十年代初發現存世之全部船山著作，諸如《四書箋解》《籜史》等成部述作，《禮記章句序》《放姜皎歸田》等書中佚篇，以及其他輯集于《詩文拾遺》中之零散篇什，約計二十萬字，均屬前兩部全集所未有?！盵楊堅：《船山全書編輯紀事》，《船山全書》第十六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1487頁。]實際上是比收書最大的太平洋《船山遺書》多收了三類佚稿：第一類是已刊行的著作中，因各種原因而被刪落了的篇章，計有《禮記章句序》一篇、《詩廣傳》四篇、《讀通鑒論》五篇等;第二類是未經收錄的成部著作，計有《四書箋解》十一卷、《籜史》一卷、《惜余鬒賦》一卷等;第三類是其他集外零星撰述，計有傳、記、敘、跋、歌、辭、銘、聯等五十余篇，新編為《拾遺》二卷。

第二個特點是依據可信的船山手稿和舊抄、舊刻，訂正前兩部全集中的白框、墨格、竄改、刪削，恢復了船山著作的原貌。誠如楊堅所言：“其次則為全部著作除個別例外，均系會閱所有版本，并充分利用前人?？背晒蠖ǜ?，藉此檢閱三百年來船山著作之寫刻印制情況，加以比較鑒定，而于各種著作之編校后記中記述之。其尤足快意者，則為此次編校獲睹大量船山手稿、王敔家刻以及衡陽劉氏、邵陽曾氏兩家舊鈔，據以填補由金陵本作俑、經太平本沿襲之二千余字諱隱白匡，并以訂正其他刪改，從而糾正歷史造成之缺陷，恢復船山著作之真貌?！盵楊堅：《船山全書編輯紀事》，《船山全書》第十六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1487頁。]

第三個特點是全書采用標點符號，對所有著作系統編排，有的還加標題點明大意。即楊堅所說：“全書施用標點符號，較之前兩部全集之并無句讀，整板一塊，實為一大進步。又如《讀通鑒論》《宋論》，兩書一千余篇，均加標題點明大旨，亦為前兩部全集之所無，而有利于廣大讀者閱讀應用?！盵楊堅：《船山全書編輯紀事》，《船山全書》第十六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1487—1488頁。]

故全書出版至1991年，即已收到學界教授的好評。如北京大學張岱年教授于1991年11月2日來信說：“《船山全書》?？本?，印刷精美，實為近年不可多得的新印古籍，嘉惠士林，功德無量！”[楊堅：《船山全書編輯紀事》，《船山全書》第十六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1467頁。]北京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先生于1991年1月7日來信說：“這次的全集，可以說是最完備的版本。岳麓版《船山全集》可以傳世?！盵楊堅：《船山全書編輯紀事》，《船山全書》第十六冊，岳麓書社1996年版，第1468—1469頁。]

第四個特點就是除前15冊系船山著作外，楊堅還廣泛收集船山傳記、年譜、雜錄等有關船山的各種資料，輯為第十六冊以供讀者閱讀船山著作和研究船山之重要參考。此書字數達117萬，大都是楊堅一人苦心搜索后一字一句手錄于湖南圖書館、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等多家圖書館的，可見其為全書完善之艱苦卓絕和良苦用心。其時省圖書館、社科院圖書館均為楊堅專設了工作室，楊索書后即一邊研讀，一邊錄其所需。他中午也不休息，就將自己關在工作室里，一個饅頭一杯開水作午餐，吃完又手書不止，直至館方人員下班。所錄蠅頭小字，后又整理謄抄為書稿，其書稿紙叢集足高二尺，當時發稿至出版科，讓人咂舌稱奇！

此書分三大部分，首“傳記之部”收譜牒之傳、史館之傳、私家著述及方志之傳共11篇，作者自王敔、潘宗洛、余廷燦以迄當代清史研究者。其中王敔《大行府君行述》除收船山八世孫德蘭所抄“老譜敔公所刊原牒”祖本及德蘭之跋語外，還附載金陵本《船山遺書》卷首之《姜齋公行述》與王之春《船山公年譜》卷首之《行述》，用以說明王敔作狀始末及后世刪削妄改情況。又鄧顯鶴所撰，則既收其原載《楚寶》道光九年重刊本之《王夫之》，又載其原載《沅湘耆舊集》之《船山先生王夫之》。

次“年譜之部”，收同治初劉毓崧著《王船山先生年譜》及光緒中王之春所撰之《船山公年譜》?！皠⑹蠟榻鹆瓯尽洞竭z書》之編校者，其譜以考訂綿密見長。王譜晚出，其所據船山著作及其他資料有劉所未見者，可補劉譜之不足?！保ā洞饺珪返谑鶅苑饷婧喗椋?/p>

“雜錄之部”分量最重，達1057頁，分甲乙兩部分。甲為《編輯出版之屬》，輯湘西草堂本以來各種船山著作版本之序跋題記;乙為《記敘研究之屬》，輯船山生前友好贈答及后人記敘詠嘆、論說研究之作，共收約二百家。最后還錄載《清代方志抄》與《中國大百科全書條目抄》兩組資料。所錄研究著作中，如嵇文甫《王船山學術論叢》達83頁，論說了《船山哲學》的輪廓，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第一編第二章《王夫之的思想》，達106頁。如此雜錄巨制，皆由楊堅采錄編校。

從1985年至1993年，楊堅的大部分時間花在圖書館里，為了筆錄資料或查證一個字一段引文，奔波于各圖書館之間。1993年秋，楊堅在湖南圖書館查閱資料的返程中，遭車禍骨折，臥床達一年之久，《船山全書》第十五冊的?？?，就是在病榻上完成的。

六、《船山全書》的獲獎和修訂再版

楊堅嚴謹、細致、勤奮地工作及其“以身殉書”“十年磨一劍”的奉獻精神，引起了局社領導的重視和岳麓書社員工的欽敬。筆者久已鐘情船山并為船山學社常務理事，1993年3月接任岳麓書社社長，為“加大投入，加快進度”推進《船山全書》的編校和印制，決定暫停1988年以來的單冊零星付印，而改為整套裝箱印制發行，以適用讀者購書和市場的需求。1994年，筆者與副社長曾果偉一起按照省出版局和出版協會的要求，認真撰寫上報楊堅申報“韜奮獎”的材料。1995年11月，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和全國出版工作者協會評選，楊堅獲第四屆“中國韜奮出版獎”，享受國務院發給的政府特殊津貼。

1996年10月，《船山全書》16冊全部出齊，各書除加印配套零數書之外，整套印制1200套，受到船山研究者的歡迎，學界反應熱烈。認為《船山全書》自1982年底著手整理，至此已整整十五年，其時間之長、工作量之大、質量之高、出版印制之精，在船山著作出版史上是首屈一指的，在全國的古籍整理中也是不多見的。該書于1997年8月獲第三屆國家圖書獎。

為向讀者負責，1996年出版的《船山全書》第十六冊末尾刊載了全書第一至第十五冊勘誤表，匯集各方所指正與編者自行翻閱發現的錯誤，包括目錄、正文中的文字、標點以及校記中的錯誤缺失等。雖然詳明，但于讀者仍十分不便。全書成套發行后，又陸續收到讀者來信指出錯誤，全書的編校質量問題遂引起學界與社領導的關注與重視。2003年，丁雙平任岳麓書社社長，決定將全書修訂再版，并請已離休多年的楊堅回社擔此重任。2005年，楊堅又邀筆者協助審讀其第九至十三冊。孰料正值全書即將修訂告竣之時，2010年3月16日，楊先生不幸因病辭世。楊先生去世后，全書的掃描、校改以及進一步規范體例等未竟的工作，則由岳麓書社湖湘文庫項目部承擔。

歸納起來，這次修訂大致做了如下四個方面的工作：

（一）輯佚補遺。全書初版以后，陸續發現了幾篇失收的船山佚文，計有千乘堂倪氏四修族譜收錄的《麥園記》、滋德堂均陂劉氏三修宗譜收錄的《昆映府君墓志銘》和《龍太君墓志銘》。此外，第十冊《讀通鑒論》卷二十二唐玄宗第六論《放姜皎歸田》，初版（包括通行各本）僅存殘文116字，此次據舊鈔本補脫文378字，使《讀通鑒論》版本更臻完善。

（二）擇優更換個別底本。第十二冊所含八種的《識小錄》《搔首問》，原以金陵本為底本，此次修訂均改用新發現的湖南圖書館藏衡陽劉氏鈔本，明顯優于后來的包括金陵本在內的各本。

（三）正訛補漏。通過重新核對底本發現初版文字上的訛誤與缺漏，然后進行正、補，是這次修訂工作的主要任務。通過核對，發現各書存在的訛誤多寡不一，多者如第九冊《說文廣義》，因原稿抄寫錯漏與排版致誤而失校者，有誤將“女幾山”作“女兒山”，“如推排狀”作“如推排然”之類十數處，而“從”排作“從”則百余處。又原稿抄漏，如《宋論》原據船山手稿抄漏“光宗亦是人也，而心亦動”等情況，以及原第十六冊《勘誤表》中的錯漏，這次修訂均予以正、補。修訂本印行后，筆者又將原第十四冊《楚辭通釋》楊堅所錄湘西草堂本王揚緒跋文中的148個空格，據湖南省社科院藏本補入該本電子版，以臻完善。

（四）編輯體例的進一步規范。一是某些特殊字形的標準化，如猺、獞等，規范為瑤、僮。二是楊先生對大量校注文字做了悉心修訂，從而使表述更為精準。

經過精心修訂的《船山全書》，自2011年再版以后，更受廣大讀者歡迎，也必將為船山著作的傳布和船山學研究的昌盛發揮更大的作用。

〔作者夏劍欽，岳麓書社原社長、編審〕

Chuanshan Academy， Yuelu Press， and Complete Works of Chuanshan

Xia Jianqin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describes how Chuanshan Academy and Yuelu Press collected and collated the works of Wang Chuanshan， and finally published Complete Works of Chuanshan. It begins by talking about the restoration of Chuanshan Academy and the founding of Yuelu Press in the 1980s. Then，? it introduces and discusses several points about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Complete Works of Chuanshan， including the compilation style， the collection of materials， the extant editions of Wang Chuanshans work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dition， the awards it has won， and its revisions and reprints.

Keywords：Chuanshan Academy， Yuelu Press， extant editions， Yang Jian， revision and re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