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魯迅對啟蒙的懷疑

謝嘉齊

摘 要：《狂人日記》的獨特之處在于：啟蒙的故事外面還有一件瘋狂敘事的外衣，構成了魯迅啟蒙敘事的別樣風貌。帶有文化原罪的瘋人是《狂人日記》的不可靠敘述者。瘋人是一個先覺的啟蒙者，病愈后，啟蒙主體徹底瓦解?；趯M化論的相信，魯迅獲得了保持啟蒙姿態的動力。但是，魯迅又通過對“孩子”形象的續寫，表達了對啟蒙的懷疑。啟蒙者的悲劇在于明知道自己為之犧牲生命的“庸眾”卻不能理解啟蒙的真正意義，但是，啟蒙者只有在面對庸眾，并拯救庸眾的過程中才能彰顯自己的生存意義和本質力量。魯迅對啟蒙的懷疑的深層原因在于他從啟蒙一開始就關注到了啟蒙者的命運，關注到了自我以及自我之外的，與自我相互認同或相互隔膜的他者。

關鍵詞：《狂人日記》;魯迅;啟蒙;懷疑;原因

1925年魯迅在《燈下漫筆》里寫道：“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盵1]216-217在《狂人日記》創作的七年之后，魯迅以雜文的方式再一次重復了《狂人日記》的主題，這至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是對傳統文明的批判，二是從進化的眼光將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狂人日記》最后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吁，《燈下漫筆》則期待于青年人。其實，兩者不是割裂開的，或者說，正是基于對進化論的相信，才構成了魯迅持續對傳統文明批判的動力。當狂人發現了自己也“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他的一切覺醒和反思也就被消解了一大半，敘述者本身的力度也就減弱了，或者說，狂人本身就是一個不可靠的敘述者。這樣一個有著“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的原罪體充當啟蒙者，來對抗傳統文明、吃人禮教，這本身就造成了巨大的反諷距離，以至于只能為這樣一個不可靠的敘述者尋找一個相對合理的依據：救救孩子?；蛟S還有沒吃過人的孩子，所以要“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扛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從此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140。二十年代中期，魯迅明確提出了中間物的觀念：“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盵3]286有人認為魯迅提出“中間物”的觀念，用意正是在論證一種充當犧牲的必然性。1925年魯迅在《雜感》中寫道：“血書所能掙來的是什么？不過就是你的一張血書，況且并不好看。至于神經衰弱，其實倒是自己生了病，你不要再當作寶貝了?！盵4]49-50這里魯迅對犧牲、流血、疾病做出了深刻的反思。我們再來看《狂人日記》，如果僅僅從故事情節的角度看，這不過寫了是一個人覺醒的心理過程。但是，它的獨特之處在于，在啟蒙的故事外面，作者還加了一件“瘋狂敘事”的外衣，也就是說，作者用瘋狂敘事這一形式載體承載了一個啟蒙的故事。那么，這個形式載體本身具有的意義就是解讀文本時必須要考慮的，這樣，我們才能理解在文本表層結構之下的“深層結構”。

一、“狂人”的周圍

這一形式本身至少有兩個方面值得我們重視，一是狂人之狂，二是吃人意象。我們先來看狂人之狂。詹姆遜曾經提出：“永遠歷史化！這句口號——絕對的口號?！睂ξ谋镜年U釋必須回到歷史語境中，1918年《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發表伊始，最早對它作出評論的是傅斯年。1919年4月在《新潮》第一卷第四號傅斯年署名為孟真發表文章《一段瘋話》，文中傅斯年呼吁：“瘋子是烏托邦的發明家，未來社會的制造者?！薄拔覀冏町斁磸牡氖钳傋?，最當親愛的是孩子。瘋子是我們的老師，孩子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帶著孩子，跟著瘋子走，走向光明去?！盵5]不難看出，在那個特定的歷史語境下，無論是魯迅自己還是同時代人，雖然沒有追隨狂人或瘋子，但是，都對瘋癲表示了一定的頌揚。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狂人敘述者仍然不能等同于尼采式的超人，“尼采式的超人，雖然太覺渺茫，但就世界現有人種的事實看來，卻可以確信將來總有尤為高尚尤近圓滿的人類出現?！盵6]325很顯然，狂人并不能算作高尚和圓滿?！犊袢巳沼洝芬矝]有表達出魯迅在這篇隨感錄中所表現的信心?？袢怂嫉哪耸轻t學上稱為迫害狂的病癥。?？抡J為：“瘋癲不是一種自然現象，而是一種文明產物。沒有把這種現象說成瘋癲并加以迫害的各種文化的歷史，就不會有瘋癲的歷史?！边@就是瘋癲或疾病的隱喻。無論是追隨瘋子或頌揚瘋子，都只會不斷的繁殖瘋人，引誘更多的人的夢想墮入更具毀滅性的“瘋癲”。我們需要反思的是這種癥候本身，并對其歷史根源進行知識考古，而不是跟隨著瘋人無意識地“狂歡”，瘋子除了以病態的方式摧毀過去，并不能帶給我們別的什么。

《狂人日記》有一個暗含作者偽托的文言小序，“持歸閱一過，知所患蓋‘迫害狂’之類?！薄按殇浺黄?，以供醫家研究?！睆牟±韺W的角度確定了狂人的“瘋”?！叭灰言缬?，赴某地候補矣?！盵7]422這句話的意思是說，狂人恢復了常態，回到正常的生活秩序中去了，這似乎象征著啟蒙的失敗，狂人病愈，啟蒙從此缺席，則進一步加劇了世俗生活的病態。反抗世俗生活的病態唯有依靠作為疾病的瘋癲，這本身不就是一種深刻的現代性的隱喻嗎？啟蒙與瘋癲因此變得不可分割。?？绿崾疚覀儯骸八坪趺艿氖?，這種解放恰恰來自意義的自我繁衍。這種繁衍編織出數量繁多、錯綜復雜、豐富多彩的關系，以致除非用奧秘的知識便無法理解它們。事物本身背負起越來越多的屬性、標志和隱喻，以致最終喪失了自身的形式。意義不再能被直覺所解讀，形象不再表明自身。在賦予形象以生命的知識與形象所轉而采用的形式之間，裂痕變寬了?！备？陆沂镜氖巧鐣v史過程的斷裂性和非連續性。從古典到現代，從蒙昧到啟蒙，歷史的發展并不是直線式的，也沒有那么多的理所當然，啟蒙的神話與古典的神話背后有著極其相似的思維圖式，以致要消解一個神話，必須要重新建構另一個神話，這就是相同意義的自我繁衍。當我們回到歷史，運用“知識考古學”清理這些被繁衍出來的意義和關系，就會發現歷史斷裂的同時，也產生了深深的異化。誠如羅蘭·巴爾特所說，瘋癲不是一種疾病，而是一種隨時間而變的“異己感”。而這種異己感首先表現在第一代現代知識者突然面對傳統關系和秩序的斷裂而產生的“失語”癥候，以至于他們的言說只能是瘋言瘋語或被認定為瘋言瘋語。從文體上說，這也是魯迅在面對同一時代讀者的期待視野，在敘述層面有意識地距離控制。當狂人的言說被當作病理學的案例，當N先生（《頭發的故事》）的言說被敘述者“我”不斷的置于瘋話的境地被讀者審視，當瘋子（《長明燈》）大多數時候是在幕后，呈現他形象的方式是那些庸眾們的言說，瘋子的形象是在“被言說”“被描寫”中展開的。魯迅顯然是考慮到了不同層面的讀者的不同層面的需求。在尊重讀者的接受心理和接受心境的基礎上盡可能地讓他們向隱含讀者的價值規范靠攏。因此，魯迅的小說做到了W.C.布斯所說的“讀者與小說開始距離大而結尾時則趨于同一”的現代小說最理想的距離控制模式?！犊袢巳沼洝沸问缴系南蠕h性，也是“夾在中間”的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與傳統關系和秩序斷裂以后產生的“異己感”的文體表征。正是這種斷裂和裂痕釀成了一代“歷史中間物”的瘋癲、流血乃至犧牲的悲劇命運。

啟蒙，原產于歐洲資產階級革命，本是一種對理性和知識的執著追求與探索的精神。但是，在現代中國的歷史語境下，民族救亡不斷擠壓、更改著啟蒙話語，進而影響啟蒙的方向和效度，個人的理性精神探索也因此置換成了社會政治行為，異化也因此產生了。啟蒙本身都發生了異化，那么啟蒙者面臨的無疑是更深的異化，甚至是處在荒漠之中的痛苦和悲哀。在《狂人日記》中，魯迅表達了對這一切的清醒認識和主動承擔，在一個病態的社會和文明里，唯一理性的人是瘋子，瘋子不再發瘋了，卻只能加劇病態社會的瘋狂。倘若要追求現代的理性和文明，就必須追隨瘋子，但是，追隨瘋子的結果，也只能是繁衍更多的瘋子。瘋癲和疾病隱喻的是中國啟蒙現代性的異化和夢魘，而這悲劇的承擔者只能是那被叫醒了的“不幸的少數者”。中國啟蒙的先天不足促成了他們的營養不良。這群營養不良的啟蒙者繼續承擔叫醒更多的熟睡著的人們的使命，結果只能是產生更多更加瘦弱矮小的侏儒。一個帶有文化原罪的“瘋人”成了《狂人日記》的不可靠敘述者，啟蒙主義的人學想象徹底破產。

但是，瘋人仍然是一個先覺的啟蒙者，更大的悲劇是在文本最一開始暗含作者偽托的文言小序，狂人病愈了，已經“赴某地候補”去了，啟蒙敘事也就被徹底瓦解了，至多不過是復制更多的夢魘、更多的瘋子和更多的病愈的泯然眾人。這體現了魯迅對啟蒙的深刻質疑反思和無可替代的“現代性”體驗。

我們再來看吃人意象。剛才談到，從故事情節上來看，《狂人日記》只是一個關于啟蒙的故事。但是，從啟蒙理性的角度，我們幾乎無法理解魯迅的吃人意象。這是因為，“吃人并不是一個抽象的單純的理性判斷，而是一個充滿著自我生命體驗的意象，是少年魯迅吃人情結的升華”[8]，吃人意象是熔鑄了魯迅的主觀情感和創傷記憶的獨屬于魯迅個人的意象。魯迅在小說創作中是完全地融入他自己的，魯迅清醒的現實主義精神當然很偉大，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魯迅小說的抒情性品格，魯迅過于強大的主觀性總是會不自覺地滲入小說之中，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對魯迅小說的讀者提出了要求，即你是否能從象征主義的角度解讀出魯迅小說的意象內涵。這就是“讀者建構”，一部好的文學作品總是能夠不斷地闡釋，它不僅要求作者技巧運用的含蓄和含混，也要求讀者具備閱讀意象的能力。吃人意象，本文認為至少可以從三個層次來解讀。第一，它是指事實意義上的吃人。1918年8月20日，魯迅在寫給許壽裳的信中這樣談及《狂人日記》：“后以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種發現，關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盵9]365這段話是距離《狂人日記》創作最近的魯迅的創作談。既有歷史上的吃人，也有現實中的吃人——徐錫麟的被吃、人血饅頭都確有其事。作為事實維度上的吃人，是魯迅吃人意象的第一個層次。第二，從現代文學起源的角度，魯迅的吃人意象、狂人意象都從病理學的角度開啟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病體民族國家想象。那么吃人意象也從史實升級到了文化文明的高度，吳虞在《吃人與禮教》談道：“我們中國人，最妙的是一面會吃人，一面又能夠講禮教?！盵10]這就是吃人意象的第二個層次，在象征的意義上的吃人意象指向的是仁義道德的封建禮教。1935年，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寫道：“《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之弊害?！盵11]262正是這種啟蒙立場的再次公開表白。吃人意象的第三個層次是指向魯迅自身的生命體驗的。第二個層次我談到了現代文學的“起源”問題，關注的是魯迅的公共性。那么，第三個層次是魯迅的私人性，即回到魯迅的文學生成的歷史現場，到底是怎樣的經歷和創傷促使魯迅在創作中凝結成了吃人這樣一個高度主觀的生命意象。魯迅自然沒有事實意義上的“被吃”經歷，但他一定有過相似的心理感受。意象是客觀事物主觀化與主體精神現實（心理真實）圖景化?！秴群啊ぷ孕颉酚羞@樣的敘述：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柜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12]415。

對一個人來說，最容易構成“創傷記憶”的年齡大概就是十二三歲吧。就是在魯迅十三歲那年，天突然塌了，祖父科場舞弊案、父親的病，一連串命運的打擊一下子降臨到內心一直充滿優越感的“少年魯迅”身上。更讓魯迅的內心發生根本改變的是周圍的人的態度，魯迅他們被稱為“乞食者”，魯迅的小說中經常出現的乞丐或神似乞丐的人物形象大概也有這樣一個心理動機吧。魯迅是周家長孫，祖父入獄，父親的病日重一日，命運要求魯迅必須像個成年人一樣承擔這一切。這對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魯迅來說，是怎么樣的內心刺激。世界上沒有突如其來的災難降臨，魯迅故家敗落本身就有一種象征意味，象征著傳統關系和秩序正在走向沒落。世界上同樣沒有什么東西是會一下子消失的，突如其來的命運打擊使魯迅看待世界、看待人的方式發生了根本轉變，一種執拗的懷疑精神，對什么事情都不相信的悲觀精神，特別是對家鄉人的憎惡心理油然而生。所以魯迅才會寫道：“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仿佛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盵12]415我想，正是這些創傷體驗使魯迅感受到了一種類似“被吃”的心理感受吧。

除了魯迅的童年記憶，對他的文學創作有著重要影響的事件是幻燈片事件。這是魯迅自覺的文學選擇的起點。如果說童年的創傷體驗構成了魯迅文學創作的內在的抒情動因，那么幻燈片事件則在直接意義上刺激了魯迅放棄醫學，踐行文藝救國的啟蒙使命。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簡單。竹內好認為，魯迅的自敘不能簡單地作為史料看待，其回憶只對回憶的當下負責，而不對回憶的對象，也就是蟄伏時期的真正狀態負責。它既是回憶當下現場的一種心境表達，同時，也可能是有意識地（自覺地）“虛構”。李歐梵先生認為：“從文學觀點看，魯迅所寫的幻燈片事件既是一次具體動人的經歷，同時也是一個充滿意義的隱喻?！盵13]19也就是說，在幻燈片事件中，我們同樣能夠剝離出魯迅式的生命體驗，而不僅僅是文藝救國的理想。這到底是怎樣的體驗呢？本文認為，可以概括為“在一個特定的場域內被異化、被孤立、被他者化的體驗?！笨磁c被看，往往并不一定要呈現于行動，有時候，這只是一種心理感受。以生命理解生命，當你存在于一個特定的場域內被孤立的時候，往往會有這樣的感覺，即好像有無數只眼睛在看向你。從生命主義的角度看，人在確立自我的過程中，就仿佛是在建筑一道千瘡百孔的墻壁一樣，總是無法抵抗外部世界的進入。這就是在那個共同觀看砍殺中國人的幻燈片的場域內，魯迅作為那個場域內唯一的一個中國人所感受到的東西，個人的屈辱感擴大到了民族的屈辱感，因此魯迅棄醫從文，開始了文藝救國，改造國民性以重建現代文明主體的啟蒙使命。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認為，幻燈片事件，就是魯迅試圖與國民性建立聯系的契機，“一位孤獨的愛國者徒勞地想到自己的同胞中去的感情，這也是他后來一系列作品中的常見主題。于是，文學成了魯迅發現和理解他的同胞的一種方法?！盵13]19這也再次說明了魯迅的文學誕生開始，就與啟蒙——改造國民性不可分割。但是，在《狂人日記》中，這生命體驗化為了啟蒙理性無法承載的吃人意象，可以看到魯迅對人的近乎偏執的懷疑到了怎樣的程度。所以，我們可以說，正是對改造國民性的絕望，加以童年所受的冷眼、在異國他鄉被他者化的創傷體驗，種種情感元素最終凝結成了吃人意象，以生命理解生命，這樣的魯迅，他又怎么能對啟蒙抱有任何樂觀的情緒呢？又怎么會不對啟蒙表現出深刻質疑和反思呢？

二、“孩子”的續寫

基于對進化論的相信，魯迅獲得了保持啟蒙姿態的動力。但是在小說中，即便是對于進化論，魯迅那種深刻的懷疑和反思精神還是會時不時地跳出來。剛才已經提到“救救孩子”的呼吁，在文本內部實際上是斷裂，與前面的敘述構成了不和諧的張力，顯得是那樣的牽強。我們也可以借此考察一下魯迅筆下孩子形象的演變，《長明燈》中瘋子的啟蒙最后在孩子的兒歌和笑聲中被消解殆盡?？袢怂鹊暮⒆泳谷弧俺嗖驳倪€將葦子向后一指，從喘吁吁的櫻桃似的小嘴唇里吐出清脆的一聲道：‘吧’！”[14]66之后，瘋子徹底靜寂了。承載希望的，有可能成為“真的人”的孩子竟然要喊殺啟蒙者，魯迅用象征的方式表達了他對進化論的懷疑，那么，啟蒙的意義也就被徹底瓦解了?！豆陋氄摺分幸矊懙搅撕⒆有蜗?，敘述者我與魏連殳還就這個問題產生了對話。魏連殳說，“孩子總是好的。他們全是天真……我以為中國的可以希望，只在這一點?！边@是五四時代典型的啟蒙話語，是以進化論為依托的。但是敘述者我則對這樣的說法表示懷疑：“如果孩子中沒有壞根苗，大起來怎么會有壞花果？譬如一粒種子，正因為內中本含有枝葉花果的胚，長大時才能夠發出這些東西來?！焙⒆拥谋憩F證實了敘述者我的預言的正確，而對孩子的失望也成了魏連殳精神支柱轟然倒塌的重要原因?！跋肫饋碚嬗X得有些奇怪。我到你這里來時，街上看見一個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蘆葉指著我道：‘殺’！他還不很能走路……?！盵15]91-92孩子要殺啟蒙者，這當然是無心的，當然也不會付諸行動，但唯其無心，所以悲涼，更是對“救救孩子”的啟蒙初衷的巨大諷刺。魯迅在《答有恒先生》中說，“總而言之，現在倘再發那些四平八穩的‘救救孩子’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覺得空空洞洞了?！盵16]476-477這不是對以進化論為依托的啟蒙的完全否定了嗎？我們要追問的是，孩子為什么會這樣？狂人的原話是“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許還有？”也就是說，“我”是一個“有著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未必無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幾片肉”的原罪體，是歷史中間物，但是或許還有沒有吃過人的孩子，他們的身上沒有文化原罪，沒有“因襲的重擔”，只有我們“自己肩住黑暗的閘門，”他們就有可能成為真的人，有可能“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蔽哼B殳也認為：“大人的壞脾氣，在孩子們是沒有的。后來的壞……那是環境教壞的。原來卻并不壞，天真……?！盵15]91從啟蒙的角度看，孩子被環境教壞，或是“娘老子教的”，都不會令人絕望。只要解放出來，“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就可以了。真正讓人感到絕望的是《孤獨者》中敘述者“我”的觀點，即在孩子本性中就含有“壞根苗”，這意味著我們的歷史將陷入了車輪式的循環之中，文化原罪如同夢魘一樣無法擺脫，再也沒有希望可言。在《孤獨者》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在主人公魏連殳徹底墮落以后，他對孩子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

“他先前怕孩子們比孩子們見老子還怕，總是低聲下氣的。近來可兩樣了，能說能鬧，我的大良們也很喜歡和他玩，一有空，便都到他的屋里去。他也用種種方法逗著玩;要他買東西，他就要孩子裝一聲狗叫，或者磕一個響頭。哈哈，真是過得熱鬧。前兩月二良要他買鞋，還磕了三個響頭哩，哪，現在還穿著，沒有破呢?！盵15]101

每次讀這段文字，我都能感受到一種透骨的悲涼之感。孩子本是希望的象征，但是，為了保護這希望，或者說，為了不讓這希望破滅，啟蒙者面對孩子竟產生了“恐懼”的感情，這本身就證明這希望的微弱和不可靠。一旦證實了這希望的真實的破滅，他便將這根本不存在的希望一起帶入黑暗之中，從這段敘述中，我感受到了啟蒙者的辛酸、小心翼翼還有悲壯的失敗和復仇的可能。

《在酒樓上》也有關于孩子形象的敘述，和《孤獨者》一樣，孩子形象無一不是兇狠的、喊打喊殺的，完全是成人世界的翻版，很難從這些孩子形象看到希望、看到未來、看到進化、看到誠與愛、看到被拯救的可能。更讓人感到絕望的是，他們對待啟蒙者的態度，“這阿昭一見我就飛跑，大約將我當作一只狼或是什么，我實在不愿意去送她……這些無聊的事算什么？只要模模糊糊……”[17]33這是一種仇恨的情緒。

可以看到，無論是呂緯甫還是魏連殳，對孩子的希望的破滅都極為深刻地投射到了他們的內心里，進而改變了他們對于啟蒙的態度。呂緯甫走向了世俗生活的瑣屑，或者可以說，那個敏捷精悍的，去城隍廟里拔掉神像的胡子的呂緯甫是曾經的“狂人”。而如今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呂緯甫就是病愈以后“赴某地候補”的正常人。但是，那個病態的社會卻向我們證明了，做一個正常的人反而正在加劇前者的病態。魏連殳是決絕的，他走向的是自毀式的“復仇”，魏連殳死去的樣子是這樣的“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著，合了眼，閉了嘴，口角間仿佛含著冰冷的微笑，冷笑著這可笑的死尸?！盵15]107他到死也不是一個順民。

通過對魯迅筆下孩子形象譜系演變的整體考察，我們可以認為，魯迅從未停止過對啟蒙包括進化論的懷疑，這種深刻的懷疑與反思就表現在他對孩子形象的書寫。

三、“啟蒙”的悲劇

1919年魯迅寫道：“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么，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著火;是彈琴人么，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聲器么，別人也必須是發聲器，才會共鳴。中國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會相干?！盵18]371創作《狂人日記》一年之后，魯迅再一次以雜文隨筆的形式表達了對思想啟蒙的反思和懷疑。魯迅對啟蒙本來就沒有什么信心，在《吶喊·自序》中我們不難看出這種情緒，《新生》雜志的失敗，對魯迅情緒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可以說這是一個轉折點，宣示著魯迅告別了青年的理想，走向了中年式的消極：

“凡有一人的主張，得了贊和，是促其前進的，得了反對，是促其奮斗的，獨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無可措手的了，這是怎樣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為寂寞……這經驗使我反省，看見自己了：就是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我于是用了種種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盵12]417-418

魯迅正是帶著這樣的“挫敗感”再次走向啟蒙道路的。蟄伏多年后，《吶喊》的寫作象征著魯迅記憶的復蘇，文學是魯迅對那失落的時間的求索，是一顆“被騷擾著的暗淡的內心”渴望排遣寂寞的方式，也是魯迅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反抗絕望的生命哲學的表征。因為這樣的主觀情緒不斷地滲入魯迅的小說創作，魯迅的啟蒙敘事有了不同于同時代的“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最終促使魯迅從沉默狀態中突圍出去的，既有他個人主體建構方式的表現（“反抗絕望”的主體哲學），也有對未來的許諾的熱忱，這當然是以“進化論”為基礎的。

“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于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于是我終于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盵12]419

《吶喊·自序》中的這句話交代了《狂人日記》的來由。事實上，也暗示了《狂人日記》文本的矛盾和張力?？袢俗詈蟆熬染群⒆印钡暮粲鹾臀谋厩懊娴臄⑹鰳嫵闪朔粗S的距離。在某種意義上，《狂人日記》就是這樣一部觀念小說，在深層結構有限度地暗示并表達了作者個人的情感，在表層結構則盡量與時代的氛圍保持一致。這就是魯迅自己所說的“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憑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于自己，卻也并不愿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盵12]419-420這似乎說明魯迅希望讀者有選擇性地接受作品的思想。但是，文學創作本身就是一個作者與讀者對話的過程，作者當然希望自己的主觀感情得到讀者的共情和理解。所以在《吶喊·自序》里，魯迅的說法仍然是一種啟蒙式的表達，但也給自我的情感表達留了一定的余地和空間。

“我在年青時候也曾經做過許多夢，后來大半忘卻了，但自己也并不以為可惜。所謂回憶者，雖說可以使人歡欣，有時也不免使人寂寞……?！盵12]415這句話可謂真實地表達了魯迅寫作《吶喊》的內心衷曲?！端帯芬彩且粋€公眾性和私人性交織的復雜文本，那“平空添上的花環”和“救救孩子”的呼吁是一樣的，在文本內部是一種斷裂，構成了不和諧的張力。我們細讀文本就會感受到那種幾乎無法排遣的悲觀情緒。魯迅也有過暗示：“《藥》的收束，也分明的留著安特萊夫式的陰冷?！盵11]247夏瑜的母親看見華大媽坐在地上看她，“慘白的臉上，現出些羞愧的顏色?！边@是一個饒有意味的細節，為何羞愧？因為“路的左邊，都埋著死刑和庾斃的人?！毕蔫さ哪赣H仍然沒有理解夏瑜犧牲的真正意義，反為夏瑜被處以死刑而感到羞愧，恰恰是在面對著吃了夏瑜的人血饅頭的華小栓的母親華大媽的“看”而感到羞愧。這確實讓人從頭“冷”到腳。當夏瑜的母親發現兒子的墳上“平空添上的花環”后，反而在疑惑：“這是怎么一回事呢？”隨后她給出了世俗迷信式的解讀?？梢哉f徹底消解了革命者犧牲的意義。這時，文本又出現了一個重要的“烏鴉”意象：“在筆直的樹枝間，縮著頭，鐵鑄一般站著”夏瑜的母親這時仍然在困惑：“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啞”地大叫一聲，烏鴉“直向著遠處的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盵19]447-449這究竟有怎樣的象征意義，最后的一飛究竟是失望還是希望？多年以來，眾說紛紜。李歐梵先生認為：“作者賦予烏鴉的含義，我以為是完全不確定的，不過，它顯然排除了加在結尾的那個花環所帶來的世俗的樂觀?！盵13]78正因為不確定和文學文本的開放性質，我們就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個意象。革命者為拯救庸眾而犧牲，烏鴉飛向天空，我們能夠聯想到怎樣的畫面？我想到的是，某一個人的痛苦、悲哀甚至犧牲，在天地之間都是極其渺小的。我認為，這體現了魯迅對啟蒙乃至革命的深刻反思，1922年，魯迅提出了更加令人渾身發冷的“散胙”論：“凡有犧牲在祭壇前瀝血之后，所留給大家的，實在只有‘散胙’這一件事了?！盵20]4071927年魯迅寫道：“以生命來投資，為社會做一點事，總得多賺一點利才好;以生命來做利息小的犧牲，是不值得的。所以我從來不叫人去犧牲?！盵21]229啟蒙者的悲劇在于：他們明知道自己為之犧牲生命的“庸眾”們并不能理解這件事情的真正意義。但是啟蒙者只有在面對庸眾，并拯救庸眾的過程中才能彰顯自己的生存意義和本質力量。所以，他們的犧牲的悲劇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四、“懷疑”的原因

魯迅對啟蒙的懷疑不是沒有原因的，既有在童年時期因為“心靈的創傷”形成的對于一切人事近乎偏執的懷疑，也有青年時期一腔熱血的文藝救國的理想無疾而終產生的揮之不去的“挫敗感”，直到紹興會館時期，中年的魯迅已經基本確立了他“必無”的人生哲學，后來的人生經歷不過是一次一次的強化“必無”的心理感受，除了再一次的絕望，還能帶給魯迅什么呢？進化論是魯迅為擺脫虛無感，走向行動所做的一次自我辯護。做一個悲壯的歷史中間物，犧牲或獻身是必然的結局，這是一個隱喻和暗示：“歷史中間物”的發現，啟蒙主體因此獲得了近似于自我放逐、自我消耗的行動力。但也必然在與強大的傳統力量、關系和秩序的博弈過程無法避免失敗的結局。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F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么？”[12]419

這個著名的鐵屋子的隱喻，在魯迅之后的文字中反復出現，是魯迅情感中的“原型結構”。如果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如果啟蒙的結果只是換來了孤獨、寂寞、無聊甚至是無可挽救的悲哀和苦楚，那還不如與黑暗一同滅亡，或者用欺騙的方式聊以慰藉吧。其實，魯迅一生都困惑于說與不說之間，野草的題辭說到：“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盵22]159涓生“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不得不“將真實深深地藏在心的創傷中，默默地前行，用遺忘和說謊做我的前導?！盵23]130“為了希求心的暫時的平安，作為窮余的一策，我近來發明了別樣的方法了，這就是騙人?！盵24]485但是，魯迅不是曾嚴厲批判過“瞞和騙”，并熱切地呼喚過“正視人生”的勇氣的嗎？只要想到與黑暗做“絕望的抗戰”的魯迅不得不用同樣的“遺忘和說謊”，同樣的“瞞和騙”來抵抗自己內心的虛無的“鬼氣”，就能夠體會到魯迅那種無法直面人生的痛苦。這是怎樣失望、怎樣辛酸的感情啊。

所以，我們認為魯迅一面參與啟蒙，一面又懷疑啟蒙，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但仍然是問題的表象，而不是本質。如果我們忽略了魯迅的主體建構的因素，就不能理解魯迅對啟蒙的懷疑的“深層結構”。李歐梵先生認為：“‘鐵屋子’意指那種被騷擾著的暗淡的內心，那‘較為清醒的幾個人’則是和魯迅的心相近的，體現著他本人的經驗和感情中的某種氣質?！盵13]97首先，魯迅是以文學家的身份參與啟蒙的。文學的“倔強性”在于：一旦作家進入了創作，他所聽從的只有自己的內心的聲音，傳達的只有自己的感情。作家不可能完全靠“聽將令”來完成自己的創作。在幾乎所有的魯迅小說中，魯迅的主體從未缺席，始終是在場的。本文上面已經論述了魯迅式的生命體驗和情感經驗怎樣倔強地影響著他的創作。其次，魯迅絕不是一位只顧著自我抒情的作家，而是一位“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我存在著，我在生活”[25]601的熱誠的生活者，一位勇于擔當、心懷天下的現代知識分子。他從啟蒙一開始就關注到了啟蒙者（即啟蒙主體）的命運，關注到了自我主體以及自我主體之外的，與自我主體相互認同或相互隔膜的其他主體。這就是鐵屋子的暗喻所表達的深層內涵——對人的關注、理解和同情。在《吶喊·自序》中，魯迅與“金心異”的隔膜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他們能彼此超越對方的質疑，在更高的層面相互認同。這不正是人與人之間的彌足珍貴的互相理解（哪怕這份理解是微弱的甚至是建立在質疑的基礎上的）的感情使然嗎！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并且也還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感到寂寞了?！盵12]419

這種似曾相識的寂寞的情緒激起了魯迅的情感共鳴，使得他在深層感情結構上認同新青年團體，在一邊參與啟蒙，一邊又懷疑啟蒙的背后有一個更加完整的魯迅，魯迅承認了與錢玄同的矛盾的同時超越了它。正是自我的完整且獨立，才使得魯迅創造出了“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的現代小說無法超越的典范。

五、結語

魯迅說過：“造化生人，已經非常巧妙，使一個人不會感到別人的肉體上的痛苦了，我們的圣人和圣人之徒卻又補了造化之缺，并且使人們不再會感到別人的精神上的痛苦?！盵26]81但魯迅總是能對他者的痛苦感同身受，“顯示出靈魂的深”。魯迅是啟蒙的參與者，卻在更高的意義上對啟蒙做出了不同于時代的尖銳懷疑與深刻反思，而所謂在更高的意義上，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文學的道義和責任。文學是人學，文學歸根到底要表現人的命運，同情于人的喜樂、哀傷和痛苦。一個偉大的作家最突出的表現就在于擁有一顆悲天憫人的情懷，魯迅毫無疑問屬于偉大作家行列，一個時代或許有很多優秀的作家，但偉大的作家絕不會有很多。魯迅深刻的現代性還體現在既要通過改造國民性，剔除那些歷史地存在的精神奴役的創傷，以達到重建現代文明主體的歷時性目標，又要“致人性于全”，反對一切形式的人的異化，實現人的本質力量的極大張揚，以達到人性重建的共時性目標，這體現了魯迅啟蒙現代性背后的世界視野。魯迅永遠拒絕本質主義終極話語對生命力量的束縛和自由意志的阻礙，永遠對包括啟蒙理性在內的導致人的命運悲劇的理想建構持有深刻的懷疑，而對于人的痛苦，特別是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者的痛苦永遠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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