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礦業市場新形勢新特點與我國應對策略

文/張乃欣

戰略性礦產資源是事關中華民族永續發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標的重大戰略問題，也是新時期維護我國產業安全、提升我國綜合國力和產業競爭力的基礎和關鍵。

從目前國際礦業市場基本運行情況來看，我國是鐵礦石、銅、鋁等礦種國際市場最大買家，也是稀土、錫、石墨等優勢礦種最大賣家。當前我國形成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已經達到能夠足以影響、甚至改變國際供需的程度，這是當前國際礦業市場的一個新因素、新現象。我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超大規模市場特征，勢必要求擁有與大國地位相匹配的礦產資源保障供給能力，核心在于保供穩價，構筑礦產資源硬實力。

國際礦業市場新形勢和新特點

供給端儲備調節是一個周期性過程

后疫情時期，世界的修復需要大量礦產資源提供保障。但世界各國經濟復蘇的進度和程度不同，且普遍表現為資源消費國率先復蘇，資源供給國復蘇滯后。經濟復蘇節奏不一致導致供需節奏不統一，引發全球礦產資源供需失衡。同時，在全球流動性泛濫的推動下，大宗商品“量價齊飛”。截至2022年3月底，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各主要交易品種銅、鋁、錫、鋅、鎳等庫存量持續減少，而價格仍在高位徘徊。國內以長江現貨1#銅為代表，曾一度上漲到最高點75 050元/噸，后又回落，較2月末上漲幅度約4.68%。國內鋁價從2022年年初持續上行，3月底長江現貨A00鋁錠均價22 990元/噸，較月初上漲約1.9%。

疫情破壞了原有礦業市場的平衡，在交通、物流“斷流”“斷供”情況下，供給側因減少投資開發項目或生產商減產而造成供給下降，目前庫存處于偏低狀態，而“補庫存”則需要一個過程。與此同時，國際大宗礦產品市場價格巨幅波動也對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造成不利影響。上游原材料價格及供應節奏的頻繁變動導致產業鏈供應鏈中下游企業出現被動跟隨、頻繁調試的連鎖反應，“牽一發而動全身”。

邊際增量及其價格成為大宗礦產品的主要定價機制

更為重要的是，大宗礦產品的定價權被高度壟斷。特別是國際鐵礦石價格的定價機制一直以來飽受詬病。從長協價到季度定價、指數定價，再到期貨定價，國際礦業寡頭打著“價格隨行就市”的旗號，卻行價格操縱之實。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來，國際大宗礦產品市場期貨定價的特征更為突顯，期貨價格對現貨價格走勢的影響極為顯著。由于全行業平均成本相對穩定，價格的變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新增的邊際貢獻量及其價格，即邊際增量及其價格成為大宗礦產品定價的主要決定因素。目前，全世界鐵礦石、鋁等幾種關鍵礦產品主要掌握在澳大利亞必和必拓、巴西淡水河谷、英國力拓集團以及澳大利亞FMG集團四大國際礦業集團手中，從而掌握著鐵礦石供應的游戲規則和定價權；產業組織形態呈高度壟斷格局，供應商之間不僅極易達成價格聯盟，且通過控制邊際增量、調節邊際價格的方式掌控礦產品的價格走勢，并對其他礦種形成示范效應，成為當前大宗礦產品國際定價的基本邏輯。

以最典型的礦種鐵礦石為例，我國從澳大利亞進口的鐵礦石占我國進口鐵礦石總量的60%以上，澳大利亞在巴西減產的“檔口”順勢提高鐵礦石價格，我國進口商、鋼材企業的利潤空間因價格上漲被侵蝕。

礦產品金融屬性增強，資本對大宗礦產品的過度“追捧”助推通貨膨脹加劇

為應對疫情帶來的嚴重沖擊，各國普遍加大貨幣供給和采取一系列積極財政政策，促使礦產資源的金融屬性進一步強化。國際資本市場將礦產品作為核心資產加強配置，且通過交易頻率和倉位調整等方式不斷強化其金融屬性。通過期貨與現貨市場聯動效應，不斷調整量價關系，控制大宗商品價格走勢，從而使擴散效應進一步波及實體經濟層面。從生產端來看，由于上游原材料價格上漲，在傳遞效應的作用下，中下游廠商成本遞增，不得不在價格和產量之間進行被動調試以使終端市場達到新的動態平衡。此外，大宗礦產品金融屬性的強化進一步放大了通脹預期，造成物價上行。2021年以來，鐵礦石價格創歷史新高、銅價居高不下，使成本推動型通脹趨勢確立。截至2022年1月，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7.5%，為近40年來最大漲幅。

戰略性新興礦產成為時代“新貴”

全球數字化與低碳化進程加速，綠色復蘇在后疫情時代前行。以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業、新能源新材料等為代表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成為世界各主要經濟體角逐的新賽道。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的創新突破和快速應用，不僅拓寬了礦產品的應用范圍，也使部分礦種脫穎而出，成為國際礦業界共同關注的新焦點。作為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基礎原料，鋰、鎳、鈷等原本用量較少的小宗礦產資源的使用強度不斷增強，成為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下的礦業“新貴”和時代“寵兒”。預計未來15年，隨著新能源、新材料等產業走向成熟及電池加工精度的提高，鋰、鈷、鈹、鈮等“小眾”礦產的需求量還將數倍增長。中國、美國、日本、歐盟不僅是戰略性新興產業的主要競爭者，也是國際礦業市場上有限供給量的爭奪者。

當前國際礦業界的競爭正在由資源數量保供和價格穩定向更注重質量和效益提升轉變

當前，在以數字化、智能化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浪潮下，礦業科技也取得前所未有的進步。當代礦業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開采、挖掘、加工行業，對初級礦產的提煉、提純、裂解、深加工過程都已達到精細化水平，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等多種高科技手段在礦業全流程中的滲透與應用，使當代礦產業已躋身高科技、新材料、新能源行列，且重要程度日益向產業鏈核心環節逼近。圍繞著礦產資源展開的一系列經濟活動已橫跨多領域，學科交叉性顯著增強，技術含量之高、跨學科領域之廣、精密化程度之深，都與傳統觀念中的采礦業不可同日而語。因此，國際礦業資源的爭奪正在由單純的數量保供和價格穩定向更注重質量和效益的提升轉變。礦業企業不僅要在時間坐標上提升企業全生命周期管理能力，而且要在空間坐標上提高礦山綜合利用效率，把礦產開采與礦區開發、礦山綜合治理以及周邊自然環境保護和生態環境修復結合起來，綜合利用風能、太陽能等多種能源形式，構建多能互補、質量優化、效率提升的礦業新格局。

我國礦業發展面臨的總體形勢

復雜的國際政治環境加大獲取礦產資源的難度

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價格走勢極具敏感性。近年來，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因素疊加多重因素擾動國際礦業界。除了氣候、季節、自然災害等不可控因素，地緣政治局勢動蕩、沖突、對抗、戰爭直接導致物資供給中斷和價格飆升。后疫情時代，一系列新情況將成為國際礦業界的新常態。新冠肺炎疫情與地緣政治風險疊加，多起地緣政治事件加劇了市場的波動性，全球能源、資源市場變得更為敏感而脆弱。

近年來，國際礦業市場政治化傾向越來越明顯。我國從外部獲取礦產資源的國際環境日趨復雜。大國博弈使國際之間對礦產資源的爭奪更為激烈。美國借大國優勢地位操縱礦產資源“小國”，引發部分資源國資源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抬頭。部分資源國打著保護資源旗號大行保護主義之道，提高準入門檻，將正常的礦業合作政治化。

世界礦業版圖中我國仍處被動

當前世界礦業版圖中，已探明儲量早已被大型國際礦業集團“瓜分殆盡”。與大型國際礦業集團形成的壟斷優勢相比，我國作為后發進入者，在礦權數量、交易價格、國際礦業規則等方面均處于被動地位。

從數量上來看，世界十大礦業公司控制了一半以上的鐵礦石、銅礦、金礦和鋅礦產量。巴西淡水河谷、澳大利亞必和必拓和英國力拓集團3家公司控制了世界上絕大部分鐵礦石產量。我國礦業海外投資的項目數量和在產項目數量都明顯少于國際礦業大國，大量“優勢項目”已被資源國本地公司和跨國公司控制。對優勢礦產資源的壟斷成為國際礦業巨頭價格操縱的籌碼，我國在部分緊缺礦種的進口中處于價格被動接受地位。

我國部分礦企“走出去”過程中尚未融入現有國際礦業市場的生態環境，對既定的游戲規則只能被動接受，改變現行不合理規則的難度較高，表現出諸多“水土不服”癥狀。特別是隨著疫情沖擊與保護主義升溫，我國企業在收購海外礦產資源方面面臨新的挑戰。除需面對實力雄厚的競爭對手外，我國企業還面臨來自資源國政府、行業協會、本地企業、土著民眾、媒體等各方壓力，如資源國政府部門出于“國家安全”考慮加大審核力度，導致項目收購流程變得更加繁瑣，對我國礦企的海外并購活動造成現實阻力，使得資產出售方無法在規定時間完成出售，最終導致項目收購事宜只能陷入擱置局面。

我國礦企整體呈“小散弱”局面

相較于國際礦業巨頭，我國礦企海外投資的產業組織形態整體上呈“小散弱”局面。首先，大型國際礦業巨頭擁有覆蓋礦種品類齊全、產品線寬的競爭優勢，而我國礦業企業規模小、國際競爭力低；第二，世界上主要礦產資源產區均有大型跨國礦業企業集團的身影，足見其“勢力范圍”覆蓋之廣；第三，在多元化經營方面，如澳大利亞必和必拓等大型礦業集團其本身既是鐵礦的主要供給企業，同時也是其他多個礦種的主要供給者；第四，國際礦業巨頭不僅壟斷了礦產資源的初級產品，而且憑借其多年積累的專業能力，產品線覆蓋產業鏈上下游多個環節（如澳大利亞必和必拓活躍在原鋁產業鏈中的每一個環節：鋁礬土開采、氧化鋁精煉和金屬鋁冶煉等），同時也掌控了相關資源的價值鏈。

政策著力的方向

以積極姿態主動參與國際礦業治理，全面提升國際礦業市場治理能力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國企業及相關機構、社會團體要主動“走出去”，以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礦業治理，參與國際礦業治理機制的修正和重構，致力于打破資源壟斷霸權，抵制價格操縱，扭轉現有國際礦產品定價體系中霸道的“勝者通吃”局面，營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礦業新格局。

做強做優做大中國礦業企業，打造中國的國際礦業跨國公司

建立礦業投資盈利機制或盈利模式，統籌國內和境外礦業投資整體布局和步調，帶動國內礦企在海外投資和大宗礦產品國際貿易中形成保供穩價機制。國內礦業企業及相關部門、機構需理性分析研判投資價值和投資時機，避免“追漲殺跌”、盲目“貪大求全”和其他高風險因素帶來的損失。企業也需將自身的發展戰略與國家的資源戰略緊密結合，以“一帶一路”倡議、基礎設施建設互聯互通為引領，推進一批“小而美”的國際礦業合作項目，切實提高投資效率和效益。

多措并舉緩解改善緊缺礦種進口依存度、維護優勢礦種的優勢地位

當前，應加快推進礦山資源保護法律法規立法工作，加強礦產資源的綜合利用，補齊短缺礦種的“缺口”，降低進口依存度；通過產業技術政策支持礦山開發新技術突破，打破技術壟斷，全面提升國際礦業市場控制力和話語權。同時，抓住我國在部分新興礦種方面的優勢，在產業保護政策方面下功夫，保持優勢礦種的優勢地位，把“長板”做長。我國需抓住當前戰略性新興礦產的歷史機遇，把握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特有規律，前瞻性研究與預判不同產業、不同技術路線對礦產資源需求量的趨勢，盡早謀劃、適時布局，力爭在國際市場上斬獲一批優質資源，并獲得主動權。

適時整合海外礦業投資，向存量投資要效益

在取得驕人業績的同時，我國礦業企業在國內及海外的礦業投資也存在自發性、無序性甚至惡性競爭現象。一些項目經濟效益收效甚微，有些還陷入常年虧損狀態，要防止出現“爛尾項目”。建議對此類項目適時整合。尤其是對運營不暢、投資效益不佳、投資停滯、投資虧損的項目予以整合?？赏ㄟ^資產重組、剝離、置換等多種股權、債權等方式，由項目業主、各投資方、當地政府、相關行業組織等結合項目實際情況具體制定。通過對存量投資進行整合優化，以達到資源高效配置、高效利用，并在總量上增加我國可控礦產資源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