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滬商人之同鄉組織：上海城市化進程中非自覺的積極推動者（1843-1919）

徐子堯

摘要：晚清民初的旅滬商人們以會館和公所為依托、中介所進行的經濟活動在客觀上推動了上海近現代以來的城市化進程，具體表現在慈善事業、現代化企業嘗試等方面。同鄉組織成員基于故土忠誠、謀求商業便利等動機的實踐活動使該類組織產生了在上海城市公共領域中有相當影響與權威的群體合力，通過有組織、有規模的集體經濟行動解決了上海早期前現代化經濟發展中的資金問題;而這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近現代上海旅滬商人之同鄉組織作為城市化發展歷程中的“非自覺的積極推動者”的角色。

關鍵詞：旅滬商人;地緣;同鄉組織;城市化

一、導言

自上海開埠以來的近百年時間，來自全國各地的旅滬者絡繹不絕，而其中又以商人居多。出于國人“愛群”之天性，“僑寓之民……皆以會館以通聲氣，聯絡鄉情之意也”（李維清，1907）。據考證，早在明朝，同鄉組織就以會館或公所的形式出現，大多由同鄉或同鄉又同業的旅居商人所建立，其初衷是為解決旅外同鄉的住宿問題、為客死者厝葬并祭奠等之用（竇季良，1946：21-23）。雖然一般來說，會館更為強調地緣屬性，公所則指同業組織，注重保護其會員的商業利益;但在近現代以來的上海，由于業緣與地緣關系的重疊，會館與公所的名號常被混用，并不作刻意區分（吳馨，1918）。這一點可被19世紀在上海具有巨大影響力及權威的廣肇公所成員構成所印證——廣肇公所作為旅滬廣幫商人的同鄉組織，孕育出具備相當實力的廣幫買辦關系網，這一關系網便是以基于鄉誼和姻親關系結盟的各大買辦家族為依托（夏東元，1985：3）。

據《上海鄉土志》記載，自開埠以來，從寧波、廣東等地前來上海經商的移民數量實際多于原住居民（1907），因而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上海的近現代文明是由移民創造的;這些自稱為“旅滬者”的商人們所建立的兼具經濟、社會乃至政治功能的同鄉會館或公所在上海的城市發展進程中扮演了不容忽視的角色。對此，學界已有相關論及。既往研究表明，在整個清末民初時期，同鄉組織的制度更迭及其在形態上的多樣化轉型與變革迎合了上海社會變遷的需要，是構成近現代都市文明重要的制度性要素（虞和平，1998;朱榕，2006：94-112;李瑊，2009）。除了在上海的洋務運動中發揮巨大作用外（李吉奎，1999），會館與公所的職能還在逐漸擴大蔓延，介入到地方公益、捐稅及人員管轄等方面，與政府協同治理（張忠民，1999）。

但上述研究主要關注同鄉會館、公所在上海城市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所發揮的客觀作用，此時，同鄉組織作為一個無生命的整體被討論;關注到地緣幫會中商人行動邏輯的研究則聚焦于更早的明清時期（卞利，2017;王世華、張劍，2019）。同鄉組織設立之初常常宣揚著“敦鄉誼，輯同幫”，“所以聯商情而敦梓誼也”的理念（上海博物館圖書資料室，1980），然而這種對于家鄉的高度認同與忠誠為何非但沒有使旅滬商人們將視野局限于故土和本幫，反而如上文所說，令商人們以會館和公所為組織化單位，介入到上海地方事務與城市化進程之中呢？這是否意味著家鄉觀念在影響和調節旅滬商人行為策略時的失靈，亦即構成了同鄉組織的“目標替代”呢？同時，雖然會館或公所的存在形式本身即意味著其成員同鄉、同業的共同利益，但共同利益常常并不意味著集體行動的自然達成（奧爾森，1995），尤其是在介入地方事務所能帶來的即時性的直觀收益似乎并不明顯時。那么究竟是何種緣由促使旅滬商人們不斷推動近現代以來的會館、公所逐漸打破其固有的“小社區”領域，參與到全上海范圍內的慈善與市政事業呢？本文希望通過回答上述問題，對近現代時期由旅滬商人們主導的同鄉組織在上海城市發展進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進行進一步地闡述。

二、由故土忠誠到“慈善競賽”

會館、公所一向有記錄重大事務捐款明細的慣例，以往常以碑刻形式體現。雖碑刻人人可觀，但就其傳播度而言，仍基本局限于以會館、公所為載體的同鄉社區網絡。而自《申報》創立以來，上海的報紙逐漸充當起公共事務與輿論的一面“鏡子”，上海成為中國報刊中心（張仲禮，1990：925），慈善、救濟等活動的捐款人及資金明細由于刊登在報紙上而被迫邁入了全市乃至全國范圍內的公共視野中（顧德曼，2004：91）。廣東買辦鄭觀應在一篇致上海廣肇公所董事的來信中寫到，“江浙寓滬官商創設濟急善會……未悉廣肇公所與潮州會館會商派定何人前往，若不派人，于同鄉失色……惟寓滬同鄉甚眾，各同鄉不捐資、不舉人同往，必為外人所笑矣”（1988：1139-1140）。此時，廣幫對于賑災人力、物力的捐助雖“亦無量功德也”，但江浙商人在滬會館的慈善活動顯然對廣幫商人造成了壓力——廣肇公所作為廣東旅滬商人的制度性團體代表，其為賑災所做的努力已經被賦予了超出慈善本身的意義，而與整個同鄉群體的經濟實力、道德覺悟乃至政治信譽捆綁在一起。

此外，1878年，廣肇公所董事徐潤與鄭觀應等人在上海合資設立義賑公所，救濟災民（劉志強、趙風蓮，2011：167），他們的領頭作用引發了旅滬廣幫商人的捐贈熱潮，開啟了廣東同鄉會館與浙江寧波商會的“慈善競賽”，并將競賽場域延伸到了《申報》刊登的捐贈榜單上（羅威廉，2016：165）。

可以看出，近代以來，上海的會館與公所在其設立之初所強調的地緣觀念、家鄉認同等方面非但沒有隨著商人活動范圍與涉獵事務的擴大而消減，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強化;換句話來說，對于故土的忠誠和為家鄉爭光的“愛群”之本能成為了旅滬商人們參與當地慈善活動的重要激勵源泉，而當以同鄉組織成員的身份出現在報紙的捐贈榜單上時，這種認同與忠誠將通過運動式的激烈競賽與暗自較勁再次在商人們身上內化和鞏固;此時，競賽這種形式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動員與激勵作用，因而這一類慈善活動得以在缺乏制度性強制力量的情況下不斷延續下去。因此，在近現代上海會館與公所的慈善活動中，在中國傳統中根深蒂固的鄉土觀念除了以實用的社會網絡形式發揮資源整合作用，還以較為純粹的情感形式對捐贈行為進行了意義感的重塑——雖然我們不能說救濟同胞、共情與行善積德等不在誘發旅滬商人們捐款的動機之中，但家鄉的“面子”已然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從而在短期內建構出一種“舊酒倒新瓶”的慈善捐贈邏輯。

這一時期的同鄉組織“頭面人物”也發揮了重要的動員作用，而徐潤、鄭觀應等人兼具公所的“小社區”領域領導者與更為廣闊的城市公共領域參與者的身份或許可以視作是旅滬商人群體行動邏輯中由家鄉忠誠所導致的“地方主義”與“普世主義”的融合、轉化的集中體現。毫無疑問，上海的同鄉組織在上海都市迅速發展的近現代時期保持甚至強化了其設立的初衷與目標，而無論動機是否狹隘，其開展的大量捐贈活動與領導者設立的綜合性慈善機構等都在客觀上促進了上海城市慈善事業的繁榮與體系的完善。

三、與當局的雙向依賴

自南京條約簽訂、正式開埠以來，上海便成為重要的通商口岸，外省旅滬商人們不得不與越來越多的受到治外法權與不平等條約保護的外商們進行競爭與合作，并由此誕生了兼具多種身份、連接兩個世界的“中介人”的特殊商人群體——買辦。與“洋商”們頻繁的經濟交易要求買辦們不僅要熟練掌握英語，還要了解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這使得中國政府在進行涉及到包括國際談判、國內危機和改良運動在內的重大政治事務時都傾向于尋求買辦的幫助（郝延平，1989：269-270）;同時，在上海乃至全國的經濟轉型發展進程中，許多清政府官員意識到了富裕商人尤其是熟知西方管理技術的買辦群體在提供資金與經驗方面的重要性（顧德曼，2004：88）。因此，這一時期的當局具備拉攏精英商人的意向——而此時上海的精英商人，如前文所述，幾乎都是會館或公所的領袖人物。于是同鄉組織自然而然地卷入了更為廣泛的城市社會領域之中。

與此同時，在通商口岸的復雜市場環境中占據有利地位的動機促使大多同鄉組織的“頭面人物”都通過兼任官職、投資地方官員的項目等方式來拉近官商關系，尋求官方的庇佑——譬如1870年代初期，在滬廣東幫為李鴻章所發起的救濟山西旱災的慈善計劃提供了大量捐款;除此之外，大批廣東同鄉的買辦商人都在李鴻章的庇護下加入了洋務運動中上海的的現代化機構和官督商辦企業，并在其中擔任重要職務，譬如出任輪船招商局總辦的廣肇公所領袖唐廷樞和徐潤，以及協助李鴻章創辦上?？棽伎偩值泥嵱^應（梁元生，2009：27-38;劉志強、趙風蓮，2011：27）。

唐茂枝在解釋自己為何不能全身心關注作為買辦商人的責任時說，“我作為廣肇公所的主持人……許多官員往來經過此地，他們正式來拜訪我，我也必須回訪……我必須結交四方朋友”（郝延平，1989：188）;同時，華麗的會館議事廳有時甚至會被當局借用以解決包括涉外案件在內的官方事務。加之上文提到的多數會館領導人交叉任職的雙重身份，我們可以從同鄉組織成員角色與建筑功能的象征意義看出，此時同鄉會館、公所和官方當局的利益網絡已經相互交織和滲透，同鄉組織以地緣為界限的“私”領域開始向上海的公共領域蔓延，這一新興的在某些方面達成一致的利益共同體將必然導致同鄉組織對上海都市化進程中地方事務的持續支持——事實上，此時涉及到上海市政公共事業的集體利益已經被置換為會館、公所的以地緣私領域為中心的利益差序格局，而這一利益歸根結底仍是觸及商人命脈的經濟利益。

除此之外，正如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所指出的，宗教門派的聲譽與威望將為其成員提供一種關于誠信的“擔?！?，這種類似于通行證的擔保對于包括商業活動在內的人類各種日?；顒泳哂袠O重要的意義（2010）。在對于個體的單獨考察難以完成的情況下，當官方需要確保商人的商業信譽時，往往會轉而參考其所屬的同鄉組織（宋鉆友，1996）。因此會館、公所作為一個整體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當局對于某一商幫中所有成員的印象，從而影響其從業環境;而對地方事務的支持便是維系同鄉組織與當局良好、頻繁的互動的重要方式，這同樣將投入上海的公共事業與會館成員切身的商業利益聯系在了一起。

四、基于儀式、信仰的約束

雖然參與地方公共事務與同鄉組織的經濟利益之間被建構出了得到其成員默認的意義關聯，但同鄉組織與官方的親密關系為其成員帶來的利益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公共物品;而隨著會館與公所人數規模的擴大，我們不難想到，此時是否會出現如奧爾森所言的集體“搭便車”現象？雖然同鄉這一情感紐帶能在一定程度上規避大集團中對成員缺乏監督與激勵的問題，但超出宗族關系的地緣就像差序格局中水波紋的最外圈，其對個人的約束力度必然有所衰減。與此同時，中國傳統中的另一要素或許在悄然發揮著作用。

在記錄會館、公所成立的碑刻中，常常出現“謹豎邑廟……崇祀天后圣母”“神靈應夙著，昭昭在人耳目”“每歲酬神，務其城敬”等字眼（上海博物館圖書資料室，1980：201-208）。這暗示會館與公所在設立之初便具備廟宇功能與宗教角色，可用于祭祀故鄉與客死他鄉的孤魂，或保佑現世中的同鄉成員等;同時，會館中一般設有祭壇、神殿等儀式性的場所用于集體活動（顧德曼，2004：81）。在晚清民初的上海，同鄉組織的領袖通過固定地主持宗教儀式來強化其成員的忠誠與集體歸屬感，其中包括反映土地崇拜共同體利益的齋醮與慰藉游魂的盂蘭盆會;這些起源于宗教的儀式已經大眾化和平民化，其演戲和游行的形式使參與者更容易產生情感共鳴（韋勒，1987）。而事實上，齋醮與盂蘭盆會分別屬于道教與佛教儀式?？梢?，會館與公所并非在刻意重復某一宗教派別的傳統，而僅僅是藉由含有象征意義和動員性質的儀式來使其成員產生一種普遍的信仰——相對于信仰對象而言，同鄉組織所強調的是人們由信仰而產生的對于該同鄉團體獨特的、神圣的情感。

由此，同鄉組織的群體性活動被賦予了一定的象征意義與神圣內涵，從而出現了一種形而上的、具有終極秩序意味的“神靈在場”的約束形式——這種無時無刻不被監視的感覺促使旅滬商人們主動迎合、實踐團體的指令或意向，而在同鄉組織所倡導和發起的任何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行為或許都將導致其背負愧疚感與負罪感。

五、非自覺的積極推動者

會館與公所作為城市移民的地緣性組織，無論是該存在形式本身還是其設立初衷、情感紐帶與原初功能等都帶有強烈的傳統色彩?？梢哉f，在城市之中，于中國傳統社會里源遠流長的鄉土觀念在這一類組織中得到了最為明顯和純粹的體現。而在開埠以來上海的城市化發展進程中，西方文明的入侵、以匿名化為主要特征的都市文明的發展以及不斷變化的復雜的外部制度環境似乎都并未使這類組織所強調的地緣性泯滅，反而在本文所考察的這段時期內有所強化。這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這一傳統要素在近現代城市中的合法性與其生存韌性、靈活性。

同鄉組織成員在將地緣觀念與宗教性信仰不斷內化的同時，逐漸促使會館與公所形成了一種具有個體超越性的凝聚力。旅滬商人們緣于故土忠誠的實踐活動使該類組織產生了在上海城市公共領域中有相當影響與權威的群體合力，通過有組織、有規模的集體經濟行動（如捐贈、投資）解決了上海早期前現代化經濟發展中的資金問題。但顯然，會館與公所大多數成員的商人身份使某些行動不免帶有謀求個體經濟利益的色彩，這是無可厚非的。

綜上，晚清民初的旅滬商人們以會館和公所為依托、中介所進行的經濟活動無疑在客觀上推動了上海近現代以來的城市化進程，具體表現在慈善事業、現代化企業嘗試等方方面面。而雖然我們難以從史料中全面地窺見他們采取行動的動機，但上述中對于家鄉的維護、對于商業活動便利的謀求等在某種程度上揭示了近現代上海旅滬商人之同鄉組織作為城市化發展歷程中的“非自覺的積極推動者”的角色——雖然其成員中數量顯著的買辦商人群體在觀念上已經明顯地區別于傳統商人或中國社會轉型期的“有閑階級”（郝延平，1989：265），但這一特殊的組織化的移民群體仍然可以說是一種介于傳統性與現代性之間的行動主體。

上海作為中國最早開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其豐富的外貿文化、移民文化、租界文化及領先的都市化進程起點等孕育出了獨特的旅滬商人群體組織;而這一組織也憑借其雄厚的財富積累與社會網絡資源回饋了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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