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囑咐

我生在光緒17年11月17日（1891年12月17日），我父親死時，我母親只有23歲。我父親在臨死前兩個多月，寫了幾張遺囑。給我母親的遺囑上說穈兒（我的名字叫嗣穈）天資頗聰明，應該令他讀書。給我的遺囑也教我努力讀書上進。這寥寥幾句話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影響。

我母親望我念書的心很切，我才滿三歲零幾個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的學堂里讀書了。我的身體太小，他們抱我坐在一只高凳子上面。我坐上了就爬不下來，還要別人抱下來。但我在學堂并不算最低級的學生，因為我進學堂之前已認得近一千字了。

換了禹臣先生的家塾，有個叫嗣昭的，天資不算笨，卻不愛讀書，最愛“逃學”。他逃出去，往往躲在麥田或稻田里，寧可睡在田里挨餓，卻不愿念書。有時候，嗣昭被捉回來了，總得挨一頓毒打。我常覺得奇怪，為什么一個人情愿挨餓，挨打，而不情愿念書？后來我稍懂得世事，才明白了。嗣昭在江西長大，不容易改口音，而這位先生不原諒，難怪他不愿念書。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家鄉的蒙館學金太輕，每個學生每年只送兩塊銀元。先生對于這一類學生，自然不肯耐心教書，每天只教他們念死書，背死書，從來不肯為他們“講書”。小學生初念有韻的書，也還不十分叫苦。后來念《幼學瓊林》，“四書”一類的散文，他們自然毫不覺得有趣味，因為全不懂得書中說的是什么。

我一個人不屬于這“兩元”的階級。我母親渴望我讀書，故學金特別優厚，第一年就送六塊錢，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這樣的學金，在家鄉要算“打破紀錄”的了。我母親囑托禹臣先生為我“講書”：每讀一字，須講一字的意思;每讀一句，須講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認得了近千個“方字”，每個字都經過父母的講解，故進學堂之后，不覺得很苦。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親增加學金的大恩惠。一個同學的母親來請禹臣先生代寫家信給她的丈夫。信寫成了，先生交她的兒子晚上帶回家去。一會兒，先生出門去了，這位同學把家信抽出來偷看。他忽然過來問我道：“穈，這信上第一句‘父親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他比我只小一歲，也念過“四書”，卻不懂“父親大人膝下”是什么！這時候，我才明白我是一個受特別待遇的人，因為別人每年出兩塊錢，我去年卻送十塊錢。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講書：父親母親為我講方字，兩位先生為我講書，念古文而不講解，等于念“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全無用處。（摘自《胡適四十自述》，哈爾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