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關中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明器

摘要：明器作為新石器時代發展起來的一類重要的隨葬品，它的發展演變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埋葬習俗和喪葬觀念。本文以陜西關中地區新石器時代的隨葬品為縮影，通過對北首嶺、半坡、姜寨、史家、米家崖等遺址出土器物的分析比對，了解明器在關中地區的發現情況，可知早在老官臺文化時期的墓葬中就已出現了明器的萌芽;至仰韶文化時期，明器愈來愈普遍化和專門化，遺址中發現的明器數量和種類也更加豐富;到了龍山文化時期，明器發現則越來越少，可能與這一時期墓地發現較少以及玉器在墓葬中的使用有關。

關鍵詞：關中地區;遺址;明器

“明器，也稱作冥器、盟器，是我國古代為了隨葬而專門仿制生活用器制造的一種器物?！秲x禮·既夕禮》中記載“陳明器于乘車之西”，是第一次以明器之意指示喪葬當中所陳之物。明器最大的特征則是“備物而不可用”，正如荀子在《禮論》中指出這種器物“略而不盡，貌而不功”，說明明器是一種專為喪葬禮儀而作、徒有其貌而無使用價值的器物[1]?！夺屆め寙手啤吩诮忉屆髌鲿r說：“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于人也?！备敲鞔_了明器乃用于送葬之事，且供“神”所用，不同于生者所用器物。

新石器時代的明器主要有陶、石兩種，可能也有木質的，但未見有保存，本文在此只討論陶明器的發現情況。根據以往的研究，陶明器一般具有以下特征：1.小，明器一般明顯小于遺址中出土的同類型實用器物;2.粗糙，相較于居址出土器物，明器一般粗糙不加修飾，多為捏塑而成;3.非實用器，應是燒制時溫度較低的緣故，明器陶質較硬或軟，易破損，實用性極差。另外，黃衛東先生認為史前的碎物葬形式，即將生活中的實用器經過處理使其改變了性狀而喪失實用功能，并在墓葬中充當葬器，這種器物也視作明器[2]。在關中地區的多處史前墓葬中都有發現這種獨特的器物隨葬形式。

本文所指的明器，則是指專門為隨葬所制，形制甚小，非實用器的器物，同時也包括碎物葬的情況。此次研究主要針對關中地區部分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器物，以現有的發掘材料為主，通過對各遺址出土器物大小、質地、性狀等方面的分析，簡單了解關中地區老官臺時期、仰韶時期以及客省莊時期的明器發展情況。

一、老官臺文化時期

早在老官臺文化時期，就已經出現了明器的萌芽。這時墓葬中的隨葬品在器型上與居址中相同，但形制甚小，且實用價值不大，似乎是專門為了隨葬所制。以白家村遺址為代表，其早期地層中出土了6件小夾砂陶器，包括3件小陶罐和3件小陶杯，均為夾砂，制作粗糙，系捏塑而成。唯一復原的一件完整小陶杯T306③：2，高僅4.6厘米[3]，非實用器。晚期墓葬中同樣發現了這種小型陶器，以M11小陶罐為例，口徑2.5、高4厘米[4]。這些隨葬陶器有一共同點，即形體都很小，像是居址中發現的實用器的小型化。

白家村墓葬當中所隨葬的小圜底缽、小圈足碗、小三足罐普遍比居址當中的同類器物小很多（圖1），且有些僅存在于墓葬中。如M5出土的一件Ⅵ式圈足碗，“器型較小，出自墓葬當中，遺址中未見同類器”，猜測可能是明器。

二、仰韶文化時期

到了仰韶文化時期，明器的使用愈加普遍，種類也更加豐富。如北首嶺墓葬中的鼎、壺、缽、碗、瓶等隨葬品（圖2），其明器化的程度已然高于白家村遺址。陶碗和陶缽均較居址中發現的小，像M288：（1）Ⅱ式碗高7.2、厚0.4厘米，為捏塑而成，其與78T2：6Ⅱ式碗器型相同，但器型小且不規整，非實用器;M7：（5）Ⅰ式缽高僅4.4厘米，器型甚小[5]。這種僅見于墓葬中的小型器，應是專門為隨葬而作。除此之外，77M17的墓主無頭骨，但其頭部位置側放著一個畫有黑彩符號的尖底陶器，用以代替失去的頭顱，珍重之意十分明顯。此器東側還撒有朱紅顏料，這種情況在賈湖遺址中也有相關發現[6]。這件尖底器與居址所出相同，但器型較小。

半坡遺址隨葬陶器大多數在日常生活和墓葬均有所見，但墓葬中所用者同樣較居址中小。如隨葬品種最常見的尖底瓶，居址出土的Ⅸ1a式尖底瓶，形大而質好，大的平均高在50厘米左右，而墓葬當中出土的尖底瓶器型小且質地松軟，小的僅20厘米高。Ⅰ4型缽，器高在4.5至6厘米之間，M79還隨葬有一個未經燒制的陶缽泥坯[7]。值得注意的是，在M142距離頭骨0.5米處有一卷唇盆，發現已被打成數片，在頭上和腳上各蓋一大片，這種隨葬現象在M4、M30、M45、M47、M55、M69、M91、M104、M106、M132、M155等墓葬中也有發現，隨葬品中的水器如長頸壺、尖底瓶和直口壺，有一部分很明顯是有意將其口部打碎后埋入的，這種“有意為之”便是史前碎物葬的表現，即我國史前人類故意打碎器物充作明器為死者陪葬的一種形式。這種形式在魚化寨和楊官寨遺址中也有發現?！段靼舶肫隆分姓J為，如同甕棺上所蓋的陶缽和陶盆底部有一個孔供死者靈魂出入一樣，隨葬品里的尖底瓶和長頸壺通?？诓勘淮蚱圃俾袢?，這可能是精靈崇拜的一種象征。原始社會的人們相信無生命的東西也有靈魂，為了能夠使隨葬物的靈魂受死者靈魂的驅使，就需要將隨葬物打破，否則死者不能享用。

姜寨一期的陶器隨葬品以生活用具最為普遍，其中陶盂、陶碗、陶缽、陶罐等，墓葬所出與居址當中的并無差別，部分陶罐表面留有煙熏痕跡，應是實用器。而小口尖底瓶、細頸壺、陶盆等，墓葬所出明顯小于居址所出（圖3）。如M46中出土的一件Ⅲ式淺腹盆，高5.6厘米，明顯小于其他的盆。W252和M52中分別出土有一件Ⅲ式和Ⅵ式細頸壺，器型甚小且制作粗糙。M146中出土一件泥質斂口罐，高僅5.7厘米，口小底大，比其他陶罐小很多。另外，W275出土一件Ⅶ式小口溜肩尖底瓶，高僅16.8厘米，形小壁厚，而其他尖底瓶器高幾乎都在30厘米之上，孫霄先生認為姜寨遺址的這類小型尖底瓶似乎沒有實用價值，更像是明器[8]。

值得注意的是，一種飾有鳥喙狀凸飾的陶罐，其造型獨特、器型矮小，僅發現于墓葬中，可能是專門為隨葬而作的明器，這種陶罐在半坡遺址和史家墓地都有發現。史家墓葬中的9件素面Ⅰ式罐口唇有直有斜，形如M28：3和M26：1，肩上均飾有4個鳥喙狀的凸飾（圖4），有的在中腹部以下附加凸飾一周，均有手捏粗糙的器蓋，有的在器蓋上也有附加凸飾[9]。另外，細頸變成了短頸，如M15和M28出土的Ⅱ、Ⅲ式細頸壺，頸部短粗，器型都很小，顯然是明器。

到仰韶文化晚期，隨葬品發現較少且與居址中出土的器物器型、大小并無差別，玉器逐漸作為隨葬品出現在墓葬中。值得注意的是，楊官寨遺址中的兩類器物：一是出土數量較多的陶環，H17出土的一件泥質紅陶環，表面飾黑陶衣，浮雕豬面、口、鼻，局部涂有朱砂;二是出土1件陶塑豬首（圖5），圓雕捏塑出豬首，再戳刺刻劃出豬嘴、鼻及雙眼，栩栩如生。

綜上分析，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及史家類型遺址中發現的明器較多，較前一時期也更加地普遍化和專門化。具體表現為：一是墓葬隨葬品與居址所出者器型相一致，但墓葬所出比居址當中的同類器物明顯小且粗糙，乃明顯的明器;二是有些器型或者某種器物的部分式別僅在墓葬中發現，在居址中不見或者很少發現，明器更加專門化。仰韶文化早期的明器主要有尖底瓶、盆、罐、缽、細頸壺、葫蘆瓶、碗等陶容器，這些器物一般器型甚小，制作粗糙，質地堅硬或松軟，明器特征顯著;而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即廟底溝類型和半坡晚期類型遺址中，幾乎沒有發現明器。另外，在仰韶文化時期，有意損壞尖底瓶、壺、盆、罐等實用器物，使其喪失原有實用功能當作明器再進行隨葬的現象比較多。

三、客省莊文化時期

新石器時代晚期發現墓葬較少，明器罕見。如橫陣遺址僅發現一座龍山文化晚期的墓葬M9，內隨葬有6件陶器，均為手制，形制和器型和居址中基本相同[11]。在客省莊遺址的一些灰坑葬中，發現了一些捏制的形制很小、制作粗糙、非實用品的小陶器，形狀有罐、盤、杯等，器高均不超過5厘米，可能為玩具或明器。類似的發現還有米家崖遺址的灰坑葬H13，出土了2件小陶盅，器型較小，均為捏塑制成，殘高分別為1.5厘米和1.6厘米。

明器主要出于隨葬品當中，而關中地區的龍山文化墓地發現甚少，居址中出土的陶器也并不能絕對地將其歸于明器一類。新石器時代晚期，生產力提升，玉制品逐漸盛行，這一時期的隨葬品是否由較為珍貴的玉器慢慢取代陶明器，或這一時期的明器制作是否已經和居址中的實用器物一樣，尚不清楚?？傊?，根據目前的墓葬發現，還不能夠準確判斷這一時期關中地區明器的存在和發展情況。

通過對上述遺址出土遺物的簡單分析，我們對關中地區老官臺文化時期、仰韶文化時期以及龍山文化時期三個階段的明器情況有了一個簡單的了解。老官臺文化時期，隨葬品主要以生活實用器為主，但也出現了明器的萌芽，如白家村遺址發現的小陶罐和小陶杯，還有其他一些小型器物，普遍比居址中出土的同類器物小而粗糙，手捏制成，為明顯的明器。到了仰韶文化早期，明器更加地普遍化和專門化，種類和數量較前一時期都更加豐富，明器種類主要有尖底瓶、罐、缽、壺、鼎、杯、葫蘆瓶、盆等;而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墓葬中，明器明顯減少，碎物葬的形式則比較普遍。再到龍山文化時期，陶明器發現較少。原因有二：一是關中地區發現的龍山文化墓地較少，墓葬資料比較匱乏;二是這一時期玉器的使用，墓葬中的陶明器可能被更珍貴的玉器隨葬品取代。

總的來看，關中地區新石器時代的明器主要為陶容器，均發現于仰身直肢墓葬中，在墓葬中與其他隨葬品放置在一起。結合各遺址的墓葬看，隨葬品的放置位置并不是固定的，其在不同的遺址當中擺放位置也不同。如白家村遺址M10男性墓，隨葬品放在死者的膝部，M5為女性墓，隨葬品則在左肩部位;北首嶺墓葬中的隨葬品主要放置于墓主人的膝部周圍或以下和足部周圍，有的墓葬放置在熟土二層臺上;半坡遺址隨葬品大多規整地壓在下肢和腳骨的上面，裝飾品則都在佩戴的部位;姜寨遺址中一次葬中隨葬品多放置在人骨架的腿的下部及腳部，二次合葬墓中則多位于人骨架的東部或北部;史家遺址的隨葬品則多在墓坑的四角處。需要說明的是，鑒于墓葬中人骨的保存狀況和鑒定結果，尚不能夠為明器在男女墓葬中的具體情況提供討論的依據，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巫鴻.“明器”的理論和實踐——戰國時期禮儀美術中的觀念化傾向[J].文物，2006（06）：72-81.

[2]黃衛東.史前碎物葬[J].中原文物，2003（02）：24-29.

[3]張朋川，周廣濟.試談大地灣一期和其它類型文化的關系[J].文物，1981（04）：9-15+86.

[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臨潼白家村[M].成都：巴蜀書社，1994.

[5]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北首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6]河南省廣物考古研究所.舞陽賈湖[M].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

[7]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館.西安半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

[8]崔俊俊，馬金磊.小口尖底瓶功用芻議[J].黑龍江史志，2013（21）：57-58+60.

[9]鞏啟明.陜西渭南史家新石器時代遺址[J].考古， 1978（01）：41-53+84.

[10]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工作隊.陜西華陰橫陣遺址發掘報告[C].//考古學集刊第四集，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4.

作者簡介：

劉琳琳，碩士研究生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