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一個做官的“名士”

張瑋

在民國史上，總有一批人的名字，似乎隨處可見，如雷貫耳，但似乎又總不在舞臺的最中央。于右任，就屬于這一類人。

1906年，于右任在日本認識了一個很重要的人，名叫孫中山。

然后，他加入了一個很重要的組織，叫同盟會——于右任后來被稱為“國民黨元老”，即由此而來。

不過，成為真正的革命黨之后，于右任還是沒準備“換太平以頸血”，因為對他這樣的人來說，有比槍和炸彈更拿手也更有效的東西：筆。

于右任一手創辦的《民呼日報》《民吁日報》《民立報》，就是中國報史上赫赫有名的“豎三民”。

于右任善寫詩作賦，但更有名的，是他的字。于右任最擅長草書，有“當代草圣”的稱號。1932年，于右任發起成立草書研究社，創辦《草書月刊》，將篆、隸、草與行楷融會，打通魏碑，自成一家，每一個字都自有意境。

有人來求字，提筆就寫，寫完蓋章，分文不取。于右任寫字不看人，也不分貧富，更不會“惜字如金”，以確保自己字的價格。販夫走卒來討字，只要于右任喜歡，來者不拒。但如果碰到他不喜歡的人，怎么討也不給。比如他不喜歡宋子文，宋子文曾專門準備了一個精致的扇面托人請他題字，他就是不肯寫。但他在飯館吃到一道好吃的菜，提筆就給店家寫一塊匾額，甚至給女服務員也題字。

于右任到了臺灣后，很多人都假冒他的名賣字，他的下屬知道后表示要“嚴懲”，但于右任特地關照“不要為難”他們。一次，他在馬路上看到一家商店的牌匾是假冒他名題的字，就走入店內，讓店家摘下牌匾，重新寫了一幅，且分文未取。

于右任給人題字比較隨意，但題的內容卻不隨意。

他給張大千題的字是“富可敵國，貧無立錐”，為蔣經國（當時在臺灣，于右任已看出蔣介石欲讓他接班）題的字是“計利當計天下利，求名應求萬世名”。

辦報，寫詩，題字，于右任完全就是一副知識分子的樣子，但之所以他有名，因為他還是個政治家，甚至還當過總司令。

于右任一直追隨孫中山，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他被孫中山任命為交通部次長——中國的鐵路開始夜晚發車，就是在他任上決定的。

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后，于右任也隨即辭職（回去辦《民立報》了），后因反對北洋軍閥，于右任擔任過陜西靖國軍的總司令，也算是書生掌兵了。

從1930年開始，于右任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央政府的監察院長，從此在這個位置上，一坐就是34年。

監察院是國民政府最高監察機關，依法行使彈劾、審計職權，是一個非常重要但又非常敏感的部門。也正是因此，“監察院長”這個職位，一直遲遲沒有歸屬，直到最終以正直清廉聞名的于右任出任，大家才都沒意見。

但在民國的大官場，于右任自己正直清廉是沒有用的。于右任上任之初，也曾躊躇滿志，放言“蒼蠅老虎一起打”，但真打起來，就發現除了能動幾個小小的科長或處長，再往上的就動不了了。于右任曾想法辦貪污的鐵道部長顧孟余和財務部常務次長顧翊群，但這個級別的“小老虎”，就已經有上層人物，乃至蔣介石或汪精衛來打招呼了。

以蔣經國的身份，以國民黨當時的決心，在上?！按蚧ⅰ币琅f落得個無疾而終，于右任又能做些什么呢？所以這個“監察院長”，于右任做得很是胸悶，被人譏笑為“監而不查，查而不明”。他也曾提出過辭職，但蔣介石堅決不準。

于右任在官場中表現得最書生氣的一次，就是1948年的民國副總統選舉。

1948年5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于右任站了出來，參選副總統。他的競爭對手，是孫科、程潛，以及最有實力的李宗仁。

各個競選人為了拉票，對各路投票代表使出了各種手段：

李宗仁給每個投票代表都提供了一輛汽車，配司機服務;包下幾個大旅社和酒店，只要是代表，免費入住，免費吃喝。

孫科當時是行政院院長，程潛是武漢行轅主任，他們也是天天設宴款待各路代表，給吃給喝還給禮物。

于右任呢？啥也沒給，在自己屋內擺開文房四寶，只要代表來，就送一幅字，上書他最愛寫的一句話：“為萬世開太平?！泵刻焐祥T討字的代表絡繹不絕，最多時每小時有近200人，排起長隊。

在投票日前一天，于右任終于給各路代表送去一張請柬，在一家飯店里請大家吃飯。在開席前，于右任說：“我家中沒有一個錢，因此，很難對代表厚待。今天，是老友馮自由等二十位籌資，才略備薄酒相待，我只是借酒敬客?！?/p>

到了投票日，結果不出意外，于右任得493票，第一輪就被淘汰。

馮自由替于右任感慨：“你的紙彈怎么敵得過人家的銀彈？”

但投票第二天，于右任依舊準時出現在會議現場，風度依舊。全場起立鼓掌。

和政治走得近，就難免會為政治所累。

1949年4月，國民黨在大陸已經一潰千里，國共和談在北京舉行。當時的代總統李宗仁原本想派一直主和的于右任一起去北京參與和談，但國民黨的和談首席代表張治中認為：于右任留在南京，更有利于促成南京政府批準和談。

周恩來當時很希望于右任也到北京，得知他不能來后非常失望，只能托于右任的女婿轉告于右任：如果國民黨拒絕和平協定，請先生在南京不要動，到時候我們攻破長江，派飛機接先生來北平。

于右任得到口信后，曾說過一句話：“文白先生害了我！他不應該阻止我去北平！”因為他知道，當時他身邊已經被安排了監視人員，他不太可能留在大陸了。

于右任沒有料錯。

1949年4月20日，解放軍發動渡江戰役，國民黨苦心經營的千里江防，一觸即潰。4月21日，于右任被人從南京轉移到上海，隨后輾轉到重慶，最終在11月29日離開大陸，飛往臺灣。

但于右任直到去臺灣的時候，他的夫人高仲林、長女于芝秀等親屬依舊留在大陸。

一家人，從此再也無緣相見。

1962年，83歲的于右任知道自己時日無多了。

他在臺灣的日子，一直都過得很清貧。很多人會奇怪，于右任作為國民黨元老，再不濟，錢財也不至于太窘迫。但事實上，于右任基本上把自己的錢財都捐了。

在大陸時，他捐建學校，捐建農場，賑災，扶貧，錢如流水一般出去，他眉頭都不皺一下。到臺灣后，大家一開始的日子都不好過，很多人也會來找于右任借錢。于右任一般能借都借，也不催賬。

于右任向來視錢財為身外之物，清貧倒也罷了，關鍵是過得不開心。政治上，他繼續成為“監察院”的一個擺設，感情上，他和妻女隔海相望，不能團聚。

1962年的元旦，于右任在臺灣“監察院”參加完一次活動后，感到身體不適，便在日記中寫下這樣一句話：“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p>

無論是辦報還是辦學，無論是做官還是做人，于右任都是盡心盡力，且竭盡所能。歸隱山林，縱酒高歌固然愜意且顯風度，但更讓人尊敬的，是懷一顆悲天憫人之心，盡己之力，為蒼生增一份福祉。

這也可能就是于右任的人格魅力所在吧。

（摘自《歷史的溫度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