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陜甘寧邊區農民教育的歷史考察及時代啟示

劉衍峰 楊悅

[提 要]延安時期，農民占全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民的生存與發展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國家未來與歷史走向。中國共產黨意識到農民教育的重要性，并為此進行了不懈努力。在全國抗戰的大環境下，為改變陜甘寧邊區農村文化缺失的現狀，中國共產黨在吸取蘇區農民教育的經驗教訓上，開展了識字掃盲與新文字改革、民智開化與移風易俗、勞動生產教育等一系列實踐，培養出具有文化素養和政治素質的革命農民。延安時期的農民教育，為新中國成立后的農村文化建設提供了良好的樣本，對于新時代鄉村治理現代化也具有重大借鑒意義。

[關鍵詞]延安時期;農民教育;文化建設

[作者簡介]劉衍峰，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思想政治教育;楊 悅，華南師范大學教師教育學部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勞動教育。（廣東廣州 510631）。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專項“新時代高校意識形態風險研判與防控機制研究”（20V SZ021）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地區開始了執政嘗試，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等方面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全面執政做了重要的預演，留下了可供借鑒的寶貴經驗。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所開展的多維、立體、全覆蓋的農民教育，借助政權力量與培育新的社會精英相結合以及文化建設“走向民間”的取向，使農民教育呈現出現代與傳統交相輝映并彰顯中國特色的獨特面貌。理解并傳承延安時期農民教育的理論與實踐資源，對于當前的鄉村文化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延安時期開展農民教育的歷史背景

延安時期農民教育的開啟是一個動態的歷史過程，也是中國共產黨在繼承蘇區農民教育經驗、應對抗戰形勢的要求逐步發展起來的。中國共產黨針對陜甘寧邊區農民文化極端落后的現實，采取自上而下、上下互促，層層遞進，由淺入深，民辦公助與社會力量相結合等多種形式，借助傳統教育載體并加以革命化的改造，賦予農民教育以新的使命，從而擴展和豐富了農民教育的形式與內容。

（一）蘇區農民教育的現實借鑒

中國農民深受幾千年封建剝削制度影響， 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中央蘇區時期，廣大農民在反動統治者實施的封建迷信、宗教、奴化思想的侵害下更是長期處于黑暗和愚昧之中。[1]但由于革命形勢嚴峻，毛澤東提出，“一切蘇維埃工作服從革命戰爭的要求”[2]，所以蘇區時期最先開展的并不是農民教育，而是將主要精力和重點放在對紅軍的教育上。隨著根據地建設的發展和革命深入的需要，尤其是戰爭動員的緊迫現實，社會教育受到重視并陸續展開。無論是擴紅，還是擁軍、支前，都需要對農民進行教育引導，從而培養為革命所需要的農民。為達到動員效果，持續深入、普遍開展的社會教育自然是應有之義。中央蘇區在開展農民教育的實踐中，注重將識字掃盲與反對封建迷信、宣傳科學知識、傳播衛生常識、開展衛生防疫等活動有機結合，使得蘇區農民文化面貌發生很大改觀。

蘇區開展的農民教育有著三條最基本的原則：一是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服務，即教育的革命性;二是文化教育要為工農勞苦大眾服務，即教育的民本性;三是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即教育的實踐性。[3]而蘇區文化教育通過上述原則聯合運作，尤其是廣泛開展的識字運動、讀報運動等影響很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眾的文化水平，改變了蘇區文化落后的嚴峻狀況，但由于戰爭環境以及生產任務的極端繁重，借助急風暴雨式的農民掃盲的文化發展模式難以維系?！皟H僅依靠表面上的急風暴雨式的革命，也不足以從根本上動搖和瓦解宗法制度的根基，新的變革成果也難以鞏固和深化?！盵4]

總之，蘇區時期的農民教育，在傳承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早期農民教育的經驗基礎上，同時學習蘇俄革命經驗，堅持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斗爭服務，堅持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具有濃厚的“蘇化”色彩，實現了對農民生活的全面介入，使廣大農民參與到革命斗爭中來，為粉碎國民黨軍隊對蘇區的四次“圍剿”及穩固蘇區的政權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也需要指出，這種具有強烈“革命”色彩的意識形態為主的教育，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越來越顯現出它的不足，尤其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更是折射出這種教育模式需要變革發展。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與紅軍的被迫長征，迫使中國共產黨對革命道路進行新探索，也揭示了對農民教育模式進行改革的必要性。

（二）文化缺失的現實困境

陜甘寧邊區由于歷史原因，在延安時期之前，廣大農民文化程度仍相當低，絕大多數不識字或識字不多。陜甘寧邊區成立之前，“經濟文化十分落后……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知識分子缺乏，文盲達99%……人民不僅備受封建的經濟壓迫，而且吃盡了文盲、迷信、不衛生的苦頭，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得不到保障”。[5]大量文盲的存在既不利于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深入，也不利于全民族抗戰的推進。正由于邊區民眾文化落后的現實與中國共產黨對民眾動員的期望之間有比較大的差距，因此采取切實措施提高民眾文化水平就成為邊區政府的重要任務。毛澤東指出，“如果不發展文化，我們的經濟、政治、軍事都要受到阻礙?，F在我們是被拖住了腳，落后的東西拖住了好的東西，比如不識字、不會算賬，妨礙了我們的經濟、政治、軍事的發展。假如我們都能識字，文化高一點，那我們就會更快地前進”[6]。

由于邊區民眾文化落后的這一客觀現實，尤其是“過節時連好的春聯都沒有”，如果片面地強調提高，那么只能是不切實際的空談，沒有什么效果。正如毛澤東所言：“只是談提高，這只能是空談?！盵7]同時，邊區還普遍存在各種陳規陋俗，封建迷信思想極為盛行，清除農民頭腦中固有的落后意識，殊為不易。毛澤東等領導人充分預計到改造邊區社會的困難，堅持從文化教育入手：一方面從邊區政府以及各級組織方面，開展自上而下的社會教育活動，配合各種群眾喜聞樂見的宣傳形式，如墻報、秧歌、說書等形式，將文化教育與傳授生產技能相結合，編寫符合農民生產實際的教材，讓農民學會一些實用技能，如打算盤、記賬、寫信、寫路條等;另一方面，倡導和鼓勵民眾開展自我教育，如“小先生”制、家庭識字組，注重發掘民間識字典型，廣泛宣傳識字的好處，實現民眾由被動學習到主動學習的轉變。

（三）支持抗戰的現實需求

抗戰事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形成抗戰的合力，是抗戰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詳細分析了抗戰雙方的實力對比，闡明了中國共產黨關于抗戰的戰略方針，強調兵民乃勝利之本。正是服從和服務于抗戰的需要，邊區教育政策的決策者意識到，“抗戰緊張的目前，文化教育動員（消滅文盲，普及國防教育，激發救國熱忱，訓練抗戰技能），為目前抗戰動員工作中重要緊迫的工作之一”[8]。

抗日戰爭的爆發，使得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采取了有別于蘇區時期的農民教育政策。首先體現在政治上，“階級斗爭的利益必須服從于抗日戰爭的利益，而不能違反抗日戰爭的利益”[9]。壓倒一切的抗戰之中心任務，決定了延安時期文化發展的基本路向。正因為如此，邊區發展的各種文化，包括農民教育，或多或少帶有抗戰的元素，并在中國共產黨文化傳播機制的強力運作下，不斷傳播到邊區的各個角落。在支持、配合抗戰的語境下，農民教育中的政治內容更加凸顯，許多文藝作品除了宣傳抗日英雄，敘述抗日故事之外，就是經過革命熔爐加工的《兄妹開荒》《二流子變英雄》《王貴與李香香》這類突出農民進步形象的題材與主題，階級斗爭與階級仇恨的內容與蘇區時期相比大為減少，只是到抗戰結束后國共矛盾上升才有《白毛女》這樣的作品出現。文化創作的對象及表述主體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淡出文藝工作者的視野，身邊的工農英雄成為主角。在邊區的群眾藝術中，農民勞動英雄吳滿有、工人模范趙占魁、墾荒英雄馬丕恩父女、衛生模范崔岳瑞、農民詩人孫萬福乃至劉生海、申長林、楊樹枝等，都成為邊區政府塑造和表揚的先進典型。

二、延安時期農民教育的實踐模式

延安時期農民教育，在繼承和創新的基礎上，結合抗戰實際，創立了嶄新的教育模式，改變了邊區農民教育落后的歷史，為邊區政府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從實踐內容上看，邊區農民教育呈現出以識字教育為抓手，大力開展新文字運動以迅速掃除青壯年文盲;大力開展社會教育，蕩滌封建陋俗以建立新的鄉村秩序;在生產中宣傳樹立農民先進典型以培育“革命化農民”，擴大了黨的執政基礎和群眾基礎。

（一）識字掃盲與新文字改革

識字掃盲是近代中國農村文化教育的最主要形式。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開展社會教育之初，也不例外。1937年制定的《關于群眾的文化教育建設草案》明確規定民眾教育的課程應包括文字、政治、自然和社會四門課程。邊區政府將農民教育納入社會教育，歸教育廳第三科負責。日常教育除了識字組、半日校、夜校等，還有冬學等形式，識字主要以漢字輔以新文字。此后，盡管課程設置不斷調整，教學形式不斷變化，但識字教育和政治教育都是最基本的內容。邊區政府在動員民眾識字最初，除沿襲傳統漢字掃盲外，還建立了從上到下的層級動員和教育體制，同時繼承和發展了蘇區時期農民教育的經驗。識字組是社會教育的最基礎形式，在鄉村以幾個窯洞或家庭為單位組成，多采用“民教民”的形式，起到“農民不出門，便知天下事”的效果。由于識字組形式簡單，適合農村分散居住的特點，同時不受時間限制，受到群眾普遍歡迎，而且發展很快。

從近代中國社會發展歷史尤其是社會變革的歷史來看，文字改革肇始于五四期間，源于近代以來民族危機強烈刺激給知識分子而衍生出的一種變革方案。當時所謂的新文字改革，實質上是漢語拉丁化，以順應文字國際化的潮流。由于漢字改革被賦予了革新傳統、學習西方的“使命”，自然受到一些激進革命人士的青睞，也得到蔡元培等一些文化名流的支持。當時林伯渠作為邊區政府主席，將新文字視作邊區開展文化工作、創建模范邊區的重要抓手。他在新文字協會成立時明確指出，“要用新文字掃除文盲，提高邊區人們文化水平，使邊區在文化工作方面也成為全國的模范”。時任邊區政府文化委員會主任吳玉章等人也大力倡導新文字，除了符合國際潮流，便于提高文盲識字率之外，還有隱含的革命意圖。經過仔細考察，他們認為唯有漢字拉丁化，才能合乎實際潮流。文字改革在民族存亡的大背景下呈現出特有的政治使命，“新文字簡單易學，有利于打造掃盲，廣大的農村民眾掌握了新文字有利于抗戰，所以必須盡快普及新文字”。[10]

（二）移除民俗陋習

由于歷史原因以及地處較為偏僻的西北地區，陜甘寧邊區廣大農民長期以來文化落后，鄉村民眾普遍封閉保守、迷信巫神，這對邊區政權鞏固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有很大影響。毛澤東指出，“在一百五十萬人口的陜甘寧邊區內，還有一百多萬文盲，兩千個巫神，迷信思想還在影響廣大的群眾”[11]。邊區政府在大力實施文化教育、開展掃盲運動的同時，也注重蕩滌封建習俗，為新政權的社會建設奠定堅實的基礎。

纏足是封建社會對廣大女性身心摧殘的重要方面，在西北農村地區直到20世紀30年代還廣泛存在。由于邊區黨委和政府極為重視放足工作，不僅加強宣傳解釋，而且加大督查力度，同時配合識字運動，廣大農民逐漸接受放足觀念。在政策宣傳以及識字運動等相互配合下，封閉的陜甘寧邊區逐漸掃除了纏足之風，廣大婦女不僅身心得到解放，而且開啟了真正掌握自己命運的新時代。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立之前，包辦婚姻、買賣婚姻以及童養媳等現象在邊區極為普遍。廢除以上陋習，是陜甘寧邊區政府解放婦女、爭取婦女自由的重要手段?！蛾兏蕦庍厖^婚姻條例》的頒布及實施，打破了長期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的現象，為廣大婦女追求自身幸福和解放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時，邊區政府還組織力量在報刊、黑板報上廣泛宣傳新式婚姻，倡導男女平等、自由婚姻觀念，批判傳統舊式婚姻對女性的摧殘和人性的壓制。新婚姻制度的實施，使邊區婚姻生活、婚姻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對培育婦女主體意識、調動婦女在抗戰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具有重要意義。[12]

由于陜甘寧邊區文化教育落后，巫神盛行，加之自然條件極其惡劣，嬰幼兒及牲畜死亡率極高，給邊區生產發展帶來嚴重的影響。邊區政府為了把反巫神的斗爭引向深入，“在全邊區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破除迷信活動，各地黨政軍民一齊行動，召開反巫神大會，用當地巫神作惡的實際事例，向群眾做廣泛宣傳;利用廟會、集市等機會，讓有悔悟之意的巫神坦白交代，以他們為反面教員，啟發群眾提高覺悟，認識破除迷信與反對巫神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加強取締巫神活動的力度，處罰傷害人命與造謠惑眾的巫神”[13]。

（三）勞動生產培育革命精神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以后，由于日軍改變了侵華策略，對國民黨采取軍事進攻為輔、政治誘降為主的政策，重點進攻中國共產黨中央所在地及其敵后根據地，“這便使整個邊區都不得不經常處于戰爭動員的準備狀態之中”。同時國民黨企圖“困死、餓死邊區政府”，逐步減少邊區經濟補給直至最后取消，邊區政府進入了極為困難的時期。為了實現發展生產、保障供給的目標，切實減輕邊區民眾負擔，中國共產黨中央號召全邊區黨政軍學以及民眾開展大生產運動。所有的人力、物力、財力，被有效地組織利用起來，包括不從事生產的黨、政、軍干部，以及從天南海北奔赴延安的有志青年，都被有效動員組織起來，參與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14]依靠邊區政府和各級組織的動員，在勞動英雄的帶動下，陜甘寧邊區在自然條件惡劣和生產技術非常低的條件下，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就”，生產增加了，農民的負擔減少了，黨群關系改善了。

在大生產運動中，基層政府注重挖掘和培養積極分子，充分發揮勞動英雄的示范作用?！霸诿總€村莊、鄉鎮、區和縣，都推舉出勞動英雄，給予物質和精神上的鼓勵。這一運動的高潮是邊區各地180名勞動英雄匯集到延安，開了兩個周的表彰會。這些勞動英雄有男有女，也包括突出的黨、政、軍干部，他們的業績被廣為宣傳”。[15]勞動英雄被集中表彰并進行鋪天蓋地的宣傳，這種對底層勞動人民的重視可以說“不僅是中國從來沒有過的事情，而且也是東方各民族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這是拿鋤頭的、拿斧頭的、拿鞭子的、拿剪刀的人們所開的勞動英雄會議”16]。而勞動英雄內心對中國共產黨政權的認同感以及新社會主人的意識得到強化，“在舊社會里，咱們受苦人是被人看作牛馬的，可是現在勞動卻變成光榮了”[17]。這種在勞動模范中普遍蘊藏的認同感，以及由自己切身感受到的實際利益，使得他們成為政府各種政策最忠誠的擁護者，也從實質上培育了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的革命精神。

三、延安時期農民教育的時代啟示

農民教育不僅在延安時期得到重視，更是在新中國成立后一直注重并極力推進的重要工作。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的文化建設歷來受到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從建國初期的掃盲運動到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再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培養新型農民，農民整體素質得到較大提升，農村文化建設取得眾多進展。放眼未來，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推進鄉村文化振興，是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豐富鄉村文化活動的載體

延安時期，各級教育機構及新聞出版部門出版了大量的報紙、教材、年畫等出版物?！皬?937年黨中央進駐延安到1947年3月，延安先后出版了20多種報刊和400多種書籍”[18]，各種民間辦報更是如雨后筍般涌現，為當時的農民教育提供了極其豐富的文化傳播載體。農村文化載體是農民文化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基礎，在滋養農民的精神世界中能起到潛移默化的作用，對于提高農民的文化素養具有重要價值。因此，要從根本上讓農民文化建設落到實處，必須抓好載體建設。

要從農村和農民文化需求實際出發，統籌安排農村文化建設，既要謀劃長遠，又要著眼當前，堅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政府要積極推進文化惠民工程，科學指導“農家書屋”建設，為農民提供喜聞樂見、易于接受的精神食糧，激發農民閱讀的內生性潛力，幫助他們從“要我讀”轉變為“我要讀”，破解農民“買書難、借書難、看書難”的難題。加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在滿足鄉村居民基本公共文化需求基礎上，為其提供更多高質量的文化講座、公益演出等現代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積極推進文化陣地建設，充分發揮鄉鎮文化站作用，鼓勵群眾組建廣場舞、詩社、歌曲協會等群眾文化隊伍，支持其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在潛移默化中提升文化素養。舉辦豐富多彩的農民文化活動，在重大節日，尤其是春節等時間由政府出面組織舉辦大型的農民文化活動，廣泛吸收社會力量參與，集中民間智慧，開展豐富多彩、積極向上的文化活動，適時開展農民藝術節等活動。對于一些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民間文化，還可以邀請境外文化團隊聯合演出，擴大中國農民文化的影響，展示中國當代農民的良好形象。

（二）創新多種形式進行鄉村文化建設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農民教育，在黨的領導下，堅持抗戰與生產、教育相結合，結合黨的中心工作，創造性地采用識字組、夜校、半日校、民教館、冬學等形式，同時借助歌謠、戲劇、說書、順口溜、秦腔等民間藝術開展民眾教育，開創了農民教育的嶄新模式。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目標中明確提出“鄉風文明”，這是新農村建設的應有之義，也是弘揚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具體表現。鄉風文明，既要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尤其是鄉村文化中鄉村治理的優秀內核，更要結合時代發展和人民需要，豐富鄉村文化的內容，增強先進文化凝聚力和導向作用，將農村建設成為民風淳樸的文明家園。[19]鄉風文明建設，既要注重物質經濟層面的發展，以促進現代化在農村的拓展;更要注重精神文化層面的推進，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近些年，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普遍提高，鄉鎮文化設施建設、人員配置、財政投入以及服務群眾能力等方面取得了較大進展，但鄉風文明建設離滿足廣大農民的文化需求還有很大的差距。由于鄉村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量農民往返城市和農村謀求生路，各種思潮的涌入對他們的傳統觀念也開始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個人主義和金錢至上沖擊著農民的價值觀。除去勞動時間外，農民的閑暇時間主要耗費在看電視、打麻將等娛樂活動上，農民文化生活日益空虛，鄉村公共文化生活空心化嚴重，對鄉村文化的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20]為此，既要注重從傳統鄉規民約，傳統農民文化中汲取歷史養分，同時也要結合新時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實踐，培育和發展新時期的農村文化。從觀念層面，要定位鄉村文化建設在整個現代化建設的位序、全面認識鄉風文明在現代文明中的地位;從實踐層面，逐步建立和形成良性的鄉村文化自身發展機制，重塑新型鄉村文化。

（三）文化建設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

農民階級的局限性，使其本身難以具有現代革命所要求的革命特質。延安時期，經過廣泛開展的社會教育，“一些世代不識字的農民開始學習文化知識，關心國家大事，思想上和文化上得到啟蒙和提高”[21]。通過不斷的、廣泛的宣傳和教育，人民群眾也認識到了黨的宗旨是為了廣大農民的福祉利益，他們對黨和各級人民政府的方針和政策表示了強烈的支持和認同。延安時期的農民教育實踐表明，鄉村文化的建設有利于推進鄉村治理的現代化。

鄉村文化是鄉村人口與鄉村自然互動發展的產物，它對維持鄉村社會良性運轉、促進鄉村社會和諧、改善村民的生存質量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的不斷發展，農民原有的生活狀態、思維方式甚至語言習慣都在悄然變化，城市文化中的高雅藝術難以在鄉村土壤落地生根，而其中的淺薄和低俗文化卻不斷沖擊著鄉土社會淳樸、敦厚的文化根基。[22]在傳承與創新的前提下，以新時期的鄉村振興為核心，重塑和發揚優良的鄉村傳統文化，是鄉村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加強鄉村物態文化建設，為鄉村治理現代化奠定物質基礎。實施農業合作化、專業化和規?；洜I，提高農業的生產力，并對農業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促進農民增收。增強農民的現代化消費觀念，轉變傳統的生活習慣，促進文化的消費，增強農民的文化需要。加強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開發，文化設施的完善，發展鄉村特色文化產業，在突出鄉村田園風貌特征的前提下，保障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關注生態環境的優化，提倡綠色、循環、可持續的農業發展方式，發展鄉村觀光，以富裕、有序、合理的鄉村環境為鄉村治理提供全面的物質保障。

加強鄉村精神文化建設，為實現鄉村治理現代化提供智力支撐。提高鄉村人口的思想政治素養，以群眾喜聞樂見、生動活潑的宣講形式，加深農民對鄉村基礎治理的理解，使其擁護并堅持黨的領導，確保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在鄉村落地生根，增強愛黨愛國的自覺。提高鄉村居民的道德素質，重視鄉村德育的資源開發，在繼承傳統的敬老愛幼、忠義仁厚、勤儉持家等優良傳統的同時，還應從新時代發展的現實出發，突出誠信友善、公平正義等內容。開展公民道德、文明禮儀、婚育新風等方面的主題宣傳活動，樹立新風、倡導道德風尚、弘揚社會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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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佳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