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者》中戰爭難民的創傷記憶書寫

云玲

關鍵詞：阮清越 《同情者》 越戰 創傷記憶 倫理訴求

《同情者》是美國越南裔作家阮清越的處女作，該小說使他在2016 年榮膺普利策獎的桂冠。該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具有雙重身份的“雙面人”，他表面是一個跟隨南越將軍的副官，實則是北越共安排在將軍身邊的臥底，這種復雜的身份使他能夠從一個獨特的視角來看待越南戰爭。小說以回憶錄的形式通過重新審視越南戰爭帶給越南難民和他們后代的傷痛，揭示越南戰爭的陰影將會永遠留存于越南人民的心中。在《永不消失：越南和越戰記憶》中，阮清越指出：“所有的戰爭都要進行兩次，一次是在戰場上，另一次是在心里?！盿小說中的難民創傷記憶包括對失去家園和死亡的記憶、對背井離鄉逃難和受辱的記憶、對種族歧視的記憶，本文運用文化記憶和創傷理論，分析敘述者如何通過寫“自白書”和回憶錄的方式，將這些創傷記憶進行重構，通過個體記憶來質疑和修正越戰官方記憶，這既是對戰爭的無情控訴，也是對美國主流越戰話語的抵抗。

一、貧窮、死亡和遷徙的記憶

記憶是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回憶的主體是每一個個體。哈布瓦赫提出了集體記憶的理論，并指出個體的記憶是集體記憶的視角。越戰的痛苦給每個經歷者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這種痛苦會像一個幽靈長期盤踞在人們的心中，成為受害者心中的噩夢。小說中的第一人稱敘述者“我”通過回憶的方式講述了戰爭給越南人民帶來的創傷和痛苦，卡魯斯（Cathy Caruth）認為創傷是對突發或災難性事件的壓倒性體驗，受害者表現為一種“延遲、不受控制的復現的幻覺和其他受創的經歷”b。小說作者并沒有著力于歷史的宏大敘事，也沒有過多的戰爭場面的描述，而是將越戰作為一種內隱的框架，描摹出普通人在戰爭中的情感體驗以及痛苦經歷。戰爭將人們逼得無路可退，暴力和死亡時有發生。

作者敘述的故事發生在1965 年北越即將勝利之前，美國支持的南越人心惶惶，政府岌岌可危。就在這關鍵時期，美國放棄了南越政府，開始撤軍。南越的軍人上至將軍下至普通士兵都在設法逃亡海外。為了逃難，南越軍官和平民爭搶船只，南越平民遭到本國軍人的掃射。老百姓被迫離開自己的村莊，用不斷遷徙來躲避戰爭的厄運?！昂拥牢鄯x不堪，兩岸到處搭建著破破爛爛的棚屋，住著鄉下逃難來的農民，他們老家的房子和土地已被縱火狂似的軍人和操縱轟炸機的不折不扣的縱火犯摧毀?！眂這些普通的百姓失去了家園，像困獸一般在驚恐中不斷遷徙，生命和安危得不到保證?！拔摇睆囊粋€見證者的角度來講述這些失去家園的普通人所承受的焦慮、恐懼和絕望。在去往機場的路上，“我”用生動的語言描述了越南這個被戰爭蹂躪的國家人民的種種慘狀。人們一無所有，他們已經失去了做人的尊嚴。街上到處都是乞丐，“有的手呈杯狀，捧在胸前，沒手的則用牙齒咬住帽檐朝上的棒球帽帽舌，乞求施舍。截肢軍人搖著空空蕩蕩的衣袖，像失去翅膀的鳥兒”d。這些失去家園的平民時刻遭受著饑餓和恐懼的折磨，這種凄慘的景象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讓敘述者深刻感受到遭受戰爭蹂躪的平民的痛苦。

此外，敘述者還著力渲染戰爭引起的死亡給人們帶來的巨大恐懼，甚至是創傷后的應激障礙（PTSD）?？斔乖凇稛o可言說的經歷：創傷、敘述和歷史》中是這樣描述戰爭創傷的：“士兵們面對突然和大量的死亡無所適從，他們以麻木的狀態目睹了這些場面，只會在日后用持續不斷的噩夢來減緩痛苦，這種是本世紀一個重要和復現的創傷表征?！眅敘述者的飛機在將要起飛時遭到了北越的火箭炮轟炸，機上的乘客匆忙逃生，“我”的朋友邦的妻子和兒子被當場炸死。就在這一刻，我看見邦“在用頭咚咚地撞著平板，撕心裂肺地哭嚎。仿佛不是因為世界到了末日，而是因為有人剜去了他的一雙眼睛”f。敘述者控訴了戰爭的殺人機器的本質，戰爭割斷了親情，使最愛的人從此陰陽兩隔，讓人承受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更嚴重的是，創傷經歷會不斷地在受害者腦中復現，最終使他們意志崩潰，患上創傷后應激障礙癥，表現為失眠、噩夢或者幻象。妻子和兒子的死亡場景在邦的腦海中不斷浮現，他陷入了回憶的深淵，整日生活在痛苦與憂郁之中，他失眠，做噩夢，內心崩潰，唯一的感覺就是“現在要么自殺要么殺人”g。從他身上，讀者可以感受到越南難民面對死亡時的一種無助、絕望和瘋狂的狀態。

小說中越南平民對貧窮、死亡和不斷遷徙的記憶成為他們的集體創傷和集體記憶，也成為他們一生抹不去的傷痛。這種創傷通過不斷傳遞成為代際創傷，使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家庭成員生活在戰爭陰影中。敘述者的回憶更讓讀者體會到戰爭帶來的切身之痛，引起讀者對戰爭殺戮本質的反思。

二、逃難和受辱的記憶

越南戰爭的結束帶來了20 世紀后半期規模最大的難民潮之一。從1975 年開始，此后的20 年間，有300 多萬人逃離了越南、老撾和柬埔寨，其中很多人是乘船逃離的。戰后的越南面臨著很多困難，例如極度貧困、大規模失業、有限的食物供給和政治腐敗，這導致很多人通過蛇頭飄洋過海前往西方發達國家。敘述者以第一人稱的形式回憶了自己作為難民跟隨將軍逃難的經歷。逃難之路充滿了兇險，隨時都有可能失去性命。在逃往美國的飛機在越南西貢機場準備起飛時，北越的炸彈和火箭炮不斷襲來，飛機受損，很多乘客被炸死或者受傷，將軍和“我”不得不更換飛機，我們的飛機最終在最后一刻起飛，離開了越南。

而普通難民的逃難之路更是充滿了兇險，這些非法偷渡者被稱為“船民”（boat people），他們如牲畜般被安置在一個狹小的船艙中，里面擠滿了人，又悶又熱而且又腥又臭，“沒通風口，一旦船員蓋上艙蓋，呼吸將變得極其艱難。然而，比稀薄空氣更沉重的是，我們就是知道宇航員的生存概率也比這艘船上的人生存概率大”h。難民船既帶給了越南人生的希望，同時也將他們置于危險之中，難民船的超載傾覆會使很多難民命喪大海，在這種危險的環境下，無數難民死在路上，幸運的難民即使能夠順利逃到美國，在那里他們也只能淪為二等公民，在難民營里過著茍且的生活。

難民不歸屬于任何一個國家，他們的身份是始終是一種懸置的狀態，是一個等待著救贖的外來者。難民不分貴賤被統一安置在簡陋的難民營，吃的是難以下咽的食物，過的是沒有尊嚴的生活，就連北越將軍在那里也失去了昔日的驕傲與榮耀。難民們甚至將國家淪陷的怨憤發泄到將軍的身上，他們責罵將軍是臨陣脫逃的膽小鬼，用各種方式來侮辱他。當“我”和將軍在難民營穿行時，難民們瞪著將軍和我，用各種侮辱性的語言稱呼我們。將軍領上的將星被扯掉，衣袖被撕破，一半扣子不見蹤影，臉頰和脖子被抓得東一條西一杠，滲著血，慘不忍睹。

逃離越南的難民經歷了海上的冒險和九死一生的經歷，到達美國之后等待他們的卻是難民營的痛苦生活。他們沒有家園、身份和歸屬感，在難民營中失去了自由和獨立性，只能過著一種屈辱的生活。即使他們中的一些幸運者能夠走出難民營，難民身份也會給他們人生打上深深的烙印，使他們在求職和正常生活中遭到他人的歧視。這些創傷記憶會由父母傳遞給下一代，從而使他們產生身份焦慮，難以形成自我認同。

三、種族歧視的記憶

越南戰爭帶給越南人的苦難無法言喻。敘述者在小說中回憶了自己在作為難民跟隨將軍逃到美國之后所遭受的種族歧視。安·安林·陳在《種族的憂傷》中指出“種族創傷是美國夢中的噩夢”i。逃難到美國的南越難民，遭到主流社會的排斥，遭受到各種歧視和偏見。他們在主流社會沒有財富，沒有人脈，沒有話語權，因此難以逃脫悲劇性的命運。白人對他們的存在以及痛苦熟視無睹，用各種充滿偏見的刻板印象來詆毀他們，這樣更加劇了他們的身份危機和精神痛苦。

敘述者首先講述了作為一個亞裔美國人經歷的身份危機之痛。白人的驕傲自大使美國人對有著亞洲面孔的人持有否定態度，不管來自哪個國家，亞裔都會被排斥為社會邊緣人和局外人，這更加強化了越裔難民的“雙重意識”和自卑情結。在美國期間，“我”得到一個機會在一所大學的東方文學系做助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我”就職之初，系主任居然給“我”出了個難題，讓“我”來列舉東方人和西方人的特質差異，并且引用英國作家吉卜林的話來告誡“我”說：“東方即東方，西方即西方，二者永難相融?！眏這些言論給一心想融入主流社會的“我”帶來了很多痛苦的記憶。后來，“我”被將軍委派作為助理協助好萊塢導演在菲律賓拍攝越戰紀錄片，“我”本想從“局內人”的視角給電影拍攝提供一些好的建議?？墒?，白人編劇瓦奧萊特對“我”充滿了鄙夷與不屑，她甚至都不會正眼瞧“我”一下。我”在白人的侮辱和呵斥下逐漸變得心靈麻木，性格扭曲，甚至開始用白人對待“我”的方式去對待周圍的越南同胞，“我”成了將軍的“走狗”，在他的指使下參與謀殺了自己在南越的戰友——無辜的酒仙上校，殺人的陰影不斷在“我”的心中復現，使“我”不斷做噩夢，并出現了幻視、幻聽的心理問題，加劇了“我”的精神創傷。

此外，主流社會強加給越南裔的歧視和偏見使越南裔美國人失去了話語權，無法言說自我。越南戰爭是以越南為主戰場進行的一場戰爭，可是在好萊塢拍攝的越南戰爭片中越南人卻沒有發聲的權利。羅納德·雷諾德在批評美國生產的越戰文學時指出：“它們深陷一種自戀主義的泥潭，對越南和越南人表現出驚人的無知?！痹诎兹藢а莸脑侥蠎馉幤?，越南人沒有一句臺詞，只有叫聲。而且，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所有的叫聲都一樣。作者在這里批判了白人的東方主義思維方式。在他們的眼中，越南人野蠻、丑惡、骯臟，如同沒有語言的動物一般。這種東方主義的意識形態給包括越南裔在內的亞裔移民帶來了極大的痛苦和創傷。

四、結語

隨著歐洲數十年的難民危機不斷惡化，越來越多的作家開始關注難民問題。越南戰爭雖然結束了，但是越戰的后果和引發的創傷永遠不會結束。小說中表現的暴力和創傷也不會消亡。戰后強大的美國主流社會不斷用自己的意識形態重塑越南形象，歪曲戰爭歷史，試圖掩飾戰爭真相。阮清越通過對越南戰爭的創傷記憶書寫，打破了難民是“沉默使者”和“無辜者受害者”的印象，讓我們看到了他們的奮力抗爭，聽到了他們勇敢發出的聲音。這既是越戰敘事的一次全新的嘗試，也有力挑戰了美國關于越戰的主流敘事。這既是對戰爭殺戮性的無情控訴，也是對美國主流越戰話語的抵抗，更表達了作者厭惡戰爭、渴望和平的倫理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