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鏈集中度、企業市場地位與商業信用

章鐵生 （教授/博士） 朱潔文 （安徽工業大學商學院 安徽馬鞍山 243032）

一、引言

商業信用是我國企業進行短期融資的主要方式，在籌集資金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素來引起學者廣泛關注和研究?，F階段對商業信用的分析，研究者們主要側重于使用意圖和影響因素層面上。商業信用融資的使用意圖整體表現為經營動機（Ferris，1981）和融資動機（Petersen 和Rajan，1997）；影響因素則主要從市場地位（Fabbri和Klapper，2016）、供應商集中度（Chod 等，2019）、貨幣政策（黃興孿等，2016）等方面來探討。實際上，供銷商/顧客作為企業上下游主要的合作伙伴，對企業商業信用的制約更直接、程度更深，很多學者逐漸重視供應商和客戶對商業信用的影響。有研究者發現，供應商基于企業的低轉換成本（Petersen和 Rajan，1997）所帶來的強議價能力以及強買方市場理論，會主動向企業提供更多的商業信用。隨著上游供應商與企業的交流逐漸頻繁，雙方信息差異化降低，企業為了長遠合作可能會主動減少資金的占用，與此同時，供應商為了獲取更多的資金去應對不可控風險，也會減少對企業的商業信用供給。章鐵生和盛余（2021）通過實證證明二者并非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呈現先增加后減少的倒“U”型趨勢。根據商業信用匹配理論，企業的客戶集中度越高，被占用的商業信用就越多（方宗和趙鑫鑫，2021），為了達到資產負債動態平衡，企業將占用供應商更多的商業信用；供應商集中度越高，企業話語權逐漸降低，從上游獲取的商業信用就越少，客戶為了“體恤”企業也會相應提前還款從而減少企業融資壓力。通過學者們的研究視角發現，對商業信用融資的影響主要從單一方向出發，即只考慮供應商或者客戶單邊集中的情況，鮮有文獻同時考慮供應鏈上下游對商業信用的影響。因此，本文將研究視角拓寬到供應鏈三元關系，從整體角度探討其對企業商業信用會產生怎樣的經濟作用。此外，市場地位不同的企業其市場競爭力不同，與上下游間的業務往來會產生一定的影響，供應鏈上下游與商業信用之間的關系會隨著市場地位的不同產生顯著的差異。這些差異如何影響商業信用是本文要討論的內容。

本文的貢獻主要表現在：（1）以往研究供應鏈與商業信用融資的關系大多是從二元視角出發，本文以供應商/客戶與企業三元視角探討不同供應鏈集中度下商業信用呈現的差別，提出二者并非是單調的線性關系，實現了從線性到非線性關系的補充。（2）以企業市場地位高低分組討論供應鏈集中度對商業信用的異質化影響，深入分析其作用機理，為企業合理利用市場地位優勢獲取商業信用提供理論依據。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供應鏈集中度對商業信用的影響。在實際交易中，供應鏈企業之間的往來是環環相扣的，企業與上游經銷商和下游顧客間的交易是同步進行的。有學者提出供應鏈關系中競爭和合作存在博弈的過程，即隨著親密程度的不同，合作和競爭的關系相互轉換，并不是一直維系著一種狀態，這個需要根據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已有研究大多從整合效應和風險效應兩個維度去探討供應鏈對企業商業信用的影響。從整合視角看，學者提出供應商前期為了降低尋找新客戶的交易成本，基于擴大銷售從而為緩解商業信用融資壓力向企業提供更多的借款，客戶為了以后的發展也會“體恤”企業主動償還貨款（王彥超和林斌，2008），這些表現的是上下游與企業間的合作關系；從風險視角來看，有學者認為隨著企業與上下游交易程度的加深，供應商、客戶的議價能力逐漸占主導地位，企業考慮轉換成本不會輕而易舉解綁交易，在三元關系中處于被動地位，沒有說話權，從而獲取的商業信用融資越少，這體現的是上下游與企業之間的競爭關系（Love等，2007；Summers和Wilson，2003），但是在不同供應鏈集中度的水平下，由于整合效應和風險效應主導地位的不同，對企業獲取的商業信用會造成怎樣的影響呢？

在供應鏈三元關系中，當供應鏈集中度較低時，整合效應相對于風險效應占據主導地位，隨著供應鏈集中度的提高，商業信用的獲取呈現上升趨勢。首先，通過企業與上下游間的密切合作，信息溝通更加順暢，有益于企業與上下游形成戰略聯盟，上下游為了緩解企業融資約束，降低交易成本等動機以及擔心自身的利益被其他供應鏈侵占，會增加對企業的商業信用支持；當企業融資遇到困難時，上下游可能出于維護供應鏈關系及長遠合作等原因對企業增加商業信用支持，對企業來說是“雪中送炭”（王貞潔和王竹泉，2017）。其次，當可挑選交易的供銷商越多時，對單個供應商的依賴程度和換用成本比較低，企業在與供應商進行交易時有話語權，具備明顯的議價能力（Dowlatshahi，1999）?；诖?，企業會依靠其強大的買方實力，脅迫賣方提供更多的商業信用（張新民等，2012），利用各種方法和運營方式將成本和風險轉嫁給供應商從而減少利益損失（韓敬穩等，2009）。最后，供應商為了在眾多競爭者中獲取穩定客戶，向企業承諾給予更多商業信用，這也是供應商打價格貿易戰的一種策略，企業與上下游建立更長遠的合作可以獲得更多的商業信用融資。

供應商、客戶和企業作為獨立的個體，必須先滿足自己的利益再考慮外界因素。當供應鏈集中度較高時，供應商和客戶都想爭取更多的商業信用來面對不可控風險（李任斯和劉紅霞，2016），導致企業與上下游之間的風險效應逐漸占據主導地位。即隨著供應鏈集中度的變化，商業信用的獲取逐漸減少。首先，如果行業內某一企業可供選擇的供銷商或客戶源較少，那么對方的議價能力會強于企業（Porter，1979）。當供應鏈集中度過高時，意味著企業經常與核心經銷商、顧客進行交易，公司對上下游的依賴程度較高，供應商的產品價格和質量變化對公司的利益造成重大影響（Dowlatshahi，1999），導致商業信用融資的期限較短、規模較?。R黎珺等，2016）。其次，企業與重要經銷商、顧客間為長遠發展會購買大量專用設備、培養技術工人等，一旦之后的交易出現矛盾，企業重新尋找新的供應商和客戶成本也較高，可能面臨費用過高而處于不易脫身的狀態（Banerje等，2008）。因此，企業為規避面臨核心供應商和客戶臨時中斷交易帶來的風險（李艷平等，2016），避免在之后交易中處于被動地位，從而主動減少商業信用的獲?。◤埩嫉?，2011）。最后，隨著企業與上下游之間的聯系更加密切，信息差異逐漸減少，則供應商不會作為質量保證給企業提供更多的商業信用，客戶考慮到上下游之間的利益合作，為了長久發展會體恤企業，其惡意拖欠貨款的意向減少（王雄元等，2015）。

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設1：

H1：其他條件相同時，供應鏈集中度與商業信用融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關系。

（二）企業市場地位對供應鏈集中度影響商業信用融資的調節作用。不同的市場地位，會導致企業的融資行為產生很大的差異（應千偉和蔣天驕，2012），國內學者發現市場地位高的企業會聚攏更多資金，減緩融資壓力（陳金龍和周興，2014），市場地位高的企業與供應鏈上下游交易中有強化整合效應的作用。首先，供應鏈內市場地位低的企業通常規模較小，其在市場上競爭地位和話語權都不高；再加上市場地位低的企業可用于抵押的資產較少，信息差異在財務方面表現更明顯（姚錚等，2013），致使企業不能發揮強勢買方勢力脅迫上下游提供更多的資金支持。相反，市場地位高的企業產品知名度高，在眾多競爭者中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張新民等，2012），提高了企業在供應鏈上下游間的話語權，并以此強迫上游供應商放寬賬款到期標準（Gosman等，2004；Piercy和Lane，2006），或者要求供應商以低于市場成本價作為優惠條件來獲取商業信用（Giannetti等，2011）。其次，市場地位低的企業研發能力相對不成熟，產品被替代可能性強，企業較依賴上游提供的原材料；反之，企業的市場地位越高，表明供應商與之合作的愿望更強烈，為了長遠發展留住客戶，供應商不惜提供更多的商業信用等優惠政策來維持這段關系。最后，在市場地位低的企業，其規模較小、償債能力相對較弱，向上下游企業傳遞還款的信號較弱。相反，市場地位高的企業通常意味著產品占市場比重較高，在行業內有一定的影響力，表現為該企業償還債務能力較強（Datta等，2013），即企業市場競爭力越強，擁有越高的壟斷力量（Fisman 和 Raturi，2004），在行業內有較強的影響力和較大的發展潛力，市場地位高的企業向供應商釋放有足夠能力還清賬款的信號，對企業籌集資金提供了一定的保障（Fabbri和 Klapper，2016）。即使公司內部不存在融資障礙，企業也會憑借市場地位高向供應商索取更多的商業信用（劉歡等，2015）。綜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上下游更愿意向市場地位高的企業提供商業信用。

商業信用融資還具有分散風險的功能（Yang和Birge，2018），市場地位高的企業與供應鏈上下游交易中有弱化風險效應的作用。首先，市場地位低的企業可用于擔保的資產較少，防御風險能力更弱，經營戰略不完善（Irvine和Pontiff，2009），相反，市場地位高的企業抵御外界風險能力較高，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企業的部分經營風險；供應商與企業進行交易的過程中，為了使資金能盡快收回，更愿意向風險承受能力強的企業提供商業信用。其次，市場地位較低的中小企業信息披露制度還不完善，供應商不能及時獲取有利的信息，對企業的還款能力沒有把握，然而市場地位高的企業在日常交易中對外披露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樣化，內部機制更加成熟，供應商和客戶可以利用各種途徑來監督企業的運作（Agostino和Trivieri，2014），某種程度上降低了企業的部分信息風險。最后，隨著企業市場地位的提高，供應商更加相信其具備解決風險的能力，因此會提供更多的商業信用作為留住企業的手段。然而相比之下，市場地位低的企業具備更大的經營財務風險，上下游為了資金盡快回籠，將少量提供商業信用給企業（付佳和劉慧，2018）。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設2：

H2：其他條件相同時，市場地位低的企業其供應鏈集中度與商業信用之間的倒“U”型關系更敏感。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本文選取2007—2020年我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并對相關數據做如下處理：（1）剔除在研究區間被ST或*ST的公司；（2）剔除數據不全或者有異常的公司；（3）為了消除異常值對數據的影響，對相關連續變量進行了上下1%分位數的縮尾處理，最后得到15 172個觀測值。本文的基本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統計軟件采用STATA 15。

（二）變量選取與定義。

1.被解釋變量。商業信用（TC）。借鑒陸正飛和楊德明（2011）的做法，企業獲取的商業信用采用（應付賬款+應付票據+預收款項）/資產總額來度量。

2.解釋變量。（1）供應鏈三元關系（SC）。借鑒方紅星等（2017）的做法，用供應鏈集中度來表示，具體采用向前五大供應商采購比與向前五大客戶銷售比的均值進行衡量。（2）企業市場地位（MP）。借鑒張新民等（2012）的做法，本文將市場地位用該企業本年度的銷售額占行業內所有企業的年度銷售額比重表示，作為虛擬變量。當該虛擬變量的值大于行業樣本中位數值時，用MP=1表示高市場地位，否則用MP=0表示低市場地位。

3.控制變量。參考馬黎珺等（2016）、張敏等（2012）等已有相關文獻的做法，本文還在模型中控制了下列變量：商業信用供給（AR）、企業規模（Size）、資產負債率（Lev）、資產收益率（Roa）、企業年齡（Age）、銀行存款（Bank）、企業成長性（Growth）、總資產周轉率（Turn）、銷售現金比率（Cashr）、存貨水平（Inventory）、獨立董事比例（Indd）、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現金流（Cf）、總資產增長率（Grow_ta）、托賓 Q 值（TQ）、兩職合一（Dual）、產權性質（State）、行業（Ind）、年份（Year）。具體變量定義和度量見表 1。

表1 變量定義

（三）模型設計

建立模型（1）來檢驗假設1：

建立模型（2）來檢驗假設2：

四、實證檢驗

（一）描述性統計。下頁表2列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中可以看出：就商業信用獲?。═C）而言，有75%的企業獲取商業信用的額度超過0.076，25%的企業獲取商業信用的額度大于0.212，平均值為0.157，最小值0.012與最大值0.499的極差較大，說明不同企業之間獲取商業信用的水平差異較大。供應鏈集中度（SC）的平均值為0.321，表明選取樣本的供應鏈企業內部交易量約占總交易量的三分之一，最大值為0.771，最小值為0.071，中位數為0.297，超過一半的企業與前五大關系型交易比例小于30%，不同企業對上下游的依賴程度相差較大。其他變量描述性統計結果在合理區間內。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主要變量的組間檢驗。為了對比企業市場地位不同相關變量之間的差異，本文進行分組描述性統計及組間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從中可以看出，市場地位低的企業所獲取的商業信用平均值為0.124，市場地位高的企業獲取商業信用的平均值為0.187，t檢驗結果顯著，表明市場地位高的企業獲取商業信用更容易。供應鏈集中度在市場地位低的企業中平均值為0.354，在市場地位高的企業中平均值為0.291，市場地位低的企業其供應鏈關系型交易比市場地位高的企業更集中，表明低市場地位的企業更加注重維護上下游之間的關系。

表3 按企業市場地位高低組統計及檢驗

（三）相關性分析。表4為主要變量間的相關系數矩陣。經檢驗可以發現：供應鏈集中度（SC）與商業信用（TC）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086，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表明從線性關系來看，隨著供應鏈上下游與企業交易更加集中，企業獲取的商業信用越少；企業市場地位（MP）與商業信用（TC）的相關系數為0.294，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表明市場地位越高，企業從上下游獲取的商業信用更多；企業市場地位（MP）與供應鏈集中度（STC）的相關系數為-0.206，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表明企業市場地位越高對上下游關系型交易的依賴程度越低。另外，主要變量間相關系數基本不超過0.5，說明模型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

表4 主要變量的相關系數矩陣

（四）多元回歸分析。

1.假設1的檢驗。下頁表5是對假設1進行檢驗的結果。從表5第（1）列可知，供應鏈集中度與商業信用之間的回歸系數為-0.027，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第（2）列在加入供應鏈集中度的平方項（SC）后，商業信用與供應鏈集中度的平方項回歸系數為-0.101，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與一次項（SC）的回歸系數為0.050，在1%的水平上仍然顯著，計算該二次函數的拐點，發現拐點為0.248，表明企業獲取的商業信用與供應鏈集中度之間并非呈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在達到拐點前，企業獲取的商業信用逐漸增多，超過拐點后，企業獲取的商業信用逐漸減少。該結論證實了假設1的猜想。

表5 假設1的檢驗結果

2.假設2的檢驗結果。下頁表6報告了對假設2的檢驗結果，表6列（1）的結果顯示，將企業市場地位因素考慮進來，供應鏈集中度的平方項（SC*MP）與商業信用融資（TC）的回歸系數為0.147，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與供應鏈集中度的平方項（SC）對商業信用融資（TC）的回歸系數（-0.196）符號相反，表明市場地位對供應鏈集中度與商業信用之間的倒“U”型關系有著負向調節作用，即市場地位低的企業獲取的商業信用更容易受供應鏈關系型交易程度的影響。

表6 假設2的檢驗結果

進一步地，為驗證交乘回歸結果，我們以市場地位中位數作為分界點對樣本進行分組回歸，詳見表6的第（2）、（3）列。在市場地位高的企業中，第（2）列供應鏈集中度的平方項（SC）回歸系數（-0.039）不顯著，而一次項（SC）回歸系數為0.044，在5%的水平上顯著相關，在市場地位低的企業中，第（3）列供應鏈集中度的平方項（SC）回歸系數為-0.2，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第（2）列和第（3）列之間的二次項差異通過了Suest檢驗。通過數據可以看出在加入供應鏈集中度平方項后，市場地位高的企業獲取商業信用的變化幅度不大，市場地位低的企業對供應鏈集中度的交易程度更敏感。該結論證實假設2的猜想。

五、穩健性檢驗

為了保證研究結論的穩健性，本文進行如下檢驗：（1）替換被解釋變量。更換商業信用的衡量指標，“（應付賬款+應付票據）/資產總額”（TC2）、“（應付賬款+應付票據-預付款項）/資產總額”（TC3）、“（應付賬款+應付票據-預付款項）/營業成本”（TC4）回歸，基本結果不變。（2）替換解釋變量。參考王雄元等（2015）的做法，采用第一大客戶銷售占的比重（Cus1）為Cus的替代變量、第一大供應商采購占的比重（Sup1）作為Sup的替代變量，供應鏈集中度（SC1）采用Cus1與Sup1之和的均值度量，參考方紅星等（2017）的做法，采用孰低法重新度量供應鏈集中度，選取供應商集中度（Sup）、客戶集中度（Cus）兩者中的較低者作為衡量供應鏈集中度（SC）的指標，重新回歸，結果基本不變。（3）內生性檢驗。采用滯后一期的企業每年銷售額占行業內所有企業的年度銷售額總和的比重來衡量企業市場地位（MP1），比重高于行業中位數取1，否則取0，重新回歸，結果基本不變。（4）擴大樣本范圍?？紤]到行業影響，本文擴大行業范圍，選取全行業作為樣本，重新回歸，結果基本不變。

六、研究結論與啟示

基于供應鏈集中度視角，本文以2007—2020年我國A股制造業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探討了供應鏈集中度對企業商業信用的影響，以及市場地位在其中的調節作用。研究表明：（1）供應鏈集中度與商業信用之間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關系。當供應鏈集中度較低時，上下游為了搶占市場先機占據一定的份額，向企業提供的商業信用會更多；當供應鏈集中度達到一定的閾值后，企業與核心供應商和客戶的關系日漸加深，基于轉換成本高、議價能力不足等因素被迫接受上下游提出的種種不利條件，從而主動減少對商業信用的占用。（2）市場地位高的企業會弱化供應鏈集中度與商業信用之間的倒“U”型關系，即市場地位低的企業面臨的財務經營風險更高，不易獲取商業信用，其二者之間的倒“U”型關系更敏感。

本文的啟示有：（1）為了獲取更多的商業信用，企業應管理好與供應商和客戶之間的關系，增強企業在市場中的競爭地位和談判議價能力。任何企業想要在供應鏈三元關系中保持穩定的發展，單依靠自身的發展是行不通的，需要結合上下游共同努力，保持適當的供應鏈集中度水平，兼顧整合和風險二者的狀態，對正確處理供應商和客戶之間的關系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2）市場地位對企業獲取商業信用有積極作用，企業應不斷加快自身步伐，規范經營管理、提升產品質量，努力提升自身在市場中的競爭地位，從而占據市場更多份額，當市場地位得到了提高，企業就有更高的話語權，對解決自身的融資問題有一定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