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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應鏈安全形勢對中國外貿的挑戰及應對策略

2022-08-27 08:55路紅艷
對外經貿實務 2022年7期

摘要:近年來,受新冠肺炎疫情暴發、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等因素影響,全球供應鏈中斷風險凸顯,對我國外貿發展帶來了綜合成本上升、產業鏈和訂單轉移等嚴峻挑戰,迫切需要我國采取短期與長期相結合的策略,多措并舉穩定和暢通外貿供應鏈,提升外貿綜合競爭力,促進我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邁進。

關鍵詞:全球供應鏈;供應鏈安全;外貿供應鏈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擾亂了各國生產生活秩序,導致全球供應鏈受損,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和投資受到不同程度影響,引發了世界各國和跨國公司對全球供應鏈安全的關注,進而出現了一些國家以政治和意識形態劃線分割、破壞全球供應鏈的現象。在這種形勢下,全球供應鏈重構己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我國作為全球供應鏈的中心樞紐和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全球供應鏈加速重構必然對我國外貿供應鏈安全產生重大影響。因此,深入研究全球供應鏈安全形勢變化對我國外貿發展帶來的風險和挑戰,積極采取有效措施,維護我國外貿供應鏈穩定,對于推動我國經濟穩定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一、供應鏈安全的界定與內涵

20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全球化加速推進,全球供應鏈網絡結構日趨復雜,供應鏈脆弱性不斷增加,供應鏈安全(supply chain security,SCS)作為企業供應鏈風險管理策略的一個特定類型逐步被重視起來。2001年美國發生“9. 11”事件后,供應鏈安全被重新定義,防止犯罪和恐怖襲擊成為供應鏈安全的核心問題,越來越多的企業和政府開始關注供應鏈承受恐怖活動等突發事件打擊的能力。2012年美國發布《全球供應鏈安全國家戰略》后,供應鏈安全的概念上升到國家安全層面,進一步成為各國政府和相關機構的關注重點。但總體來看,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之前,理論界對全球供應鏈安全概念的認識主要集中在供應鏈脆弱性、供應鏈彈性方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并在全球蔓延后,供應鏈安全的概念進一步深化,從原來關注供應鏈的脆弱性和彈性上升到關注供應鏈的自主性、完整性方面。

具體而言,供應鏈安全是指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從產品生產到物流、貿易等各個供應鏈環節正常運行,并能夠抵御外來各種因素帶來的威脅、損失或中斷的風險,實現穩定持續發展的狀態。從能力角度看,供應鏈安全要求具備三種能力:一是對供應鏈關鍵環節的自主控制能力,并能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優勢地位和競爭力;二是對各種外部風險的抵御能力和抗衡能力;三是對供應鏈中斷能夠及時快速修復的能力。從風險角度看,供應鏈安全主要考察供應鏈鏈條是否有因突發事件造成的中斷風險,供應鏈關鍵環節是否有因嚴重對外依賴造成的斷供風險,以及供應鏈穩定性、整體性是否有因企業供應鏈轉移可能造成的斷裂風險。

二、全球供應鏈安全形勢變化

全球供應鏈的形成和發展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分工和產業轉移不斷深化的自然結果。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形成了高度復雜、相互依賴的供應鏈網絡,任何一個環節不暢或中斷都會導致全球供應鏈風險。以往全球供應鏈的風險主要源于恐怖襲擊和自然災害,如2011年日本地震海嘯曾一度引發全球汽車供應鏈中斷和混亂。而隨著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地緣政治沖突等事件不斷出現,全球供應鏈風險凸顯,對全球貿易發展產生了重大影口向。

(一)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全球供應鏈安全穩定運行受到沖擊

近年來,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奉行貿易保護、單邊主義、民粹主義,其加征關稅和濫用出口管制等措施,導致國際貿易和全球商品流通受到嚴重影響,嚴重擾亂了全球供應鏈,并成為重塑全球供應鏈分工格局的重要影響因素。疫情沖擊導致全球供應鏈緊張,進一步加劇了全球貿易摩擦和貿易保護主義。中國貿促會發布的《2021年度全球經貿摩擦指數報告》顯示,2021年,20個國家(地區)共計發布4071項措施,同比增長16. 4%,共涉及91個兩位海關編碼,占全部98個兩位海關編碼的92.9%,涉及農產品、食品、化學品、藥品、機械設備、運輸設備、醫療設備以及特殊交易品等。受俄烏沖突影響,糧食保護主義導致多國實施糧食出口禁令,全球農產品供應短缺狀況堪憂。據統計,截至2022年5月中旬,全球實施糧食出口禁令的國家約有20個,包括俄羅斯、印度、印尼、伊朗、土耳其、烏克蘭等。同時,發達國家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濫用出口管制等措施,對國際經貿秩序和全球供應鏈造成嚴重破壞。如歐美國家在芯片技術、發動機技術、工業軟件等一系列尖端領域對其他國家實施制裁,在關鍵技術領域實行出口限制或服務限制,對全球供應鏈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如在芯片領域,由于歐美國家實行科技封鎖、對重要商品壟斷、打壓別國實體企業等行為,導致全球芯片供應鏈中斷,進而導致汽車、手機、電腦以及其他智能設施設備等行業因為芯片供給中斷而被迫減產甚至停產。

(二)區域和跨區域經濟合作加深,排他性“供應鏈聯盟”威脅全球供應鏈安全

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雙邊和區域自由貿易協定逐步簽署和實施,以高標準、廣覆蓋、嚴要求為特征的國際經貿規則正在加速重構。根據WTO區域貿易協定信息系統RTAIS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1月,向WTO通報并正在實施的雙邊和多邊區域貿易自由協定共有496個,而在2000年FTA總數僅有98個。特別是2018年以來,隨著《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日本歐盟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美加墨協定》(LSV CA)以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協定》(AfCFTA)相繼簽署和實施,超大型自由貿易協定成為推動國際經貿規則重構的主要力量。這些超大型自由貿易協定不僅通過區域內降低關稅甚至實施零關稅促進區域內貿易和投資發展,而且通過一系列高標準、排他性措施構筑了對區域外的貿易和投資壁壘,形成排他性供應鏈聯盟。如在原產地規則方面,USV. ICA、CPTPP均專門針對紡織服裝產品設定了“從紗開始”的原產地標準,CPTPP要求非原產纖維和紗線重量不能超過使用該原料部件重量的10%,而非一般貿易協定中規定的貨物總重量的10%。USV. ICA將享受零關稅的汽車及其零部件產品本地價值最低比重標準由62.5%調高至75%。同時,為實施印太戰略,2022年5月23日,美國啟動“印太經濟框架”,包括日本、澳大利亞、印度、新西蘭、韓國、文萊、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越南等12個國家加入。該框架雖然不是自貿協定,但可以看作是一個經濟協定,其主要內容包括貿易合作、供應鏈合作、清潔能源合作、稅收和反腐敗領域合作。其中,在供應鏈合作方面,主要是美國計劃建立一個供應鏈預警系統,增強原材料、半導體、關鍵礦物和清潔能源技術等關鍵供應鏈領域的可追溯性,滿足參加國合作推進生產的多元化布局。其供應鏈“多元化”實質就是“去中國化”。雖然由于“印太經濟框架”參與國特別是東盟國家有戰略自主的考量,不會完全跟隨美國推動供應鏈去“中國化”,但不排除美國聯合日本、韓國等國家采取非市場化手段,通過“政經捆綁”以及直接補貼等方式扭曲和人為切割供應鏈,給全球供應鏈安全帶來巨大風險。

(三)俄烏沖突及引發的全面制裁,加劇全球供應鏈斷裂風險

2022年2月俄烏沖突的爆發,使得原本己不堪重負的全球供應鏈受到了巨大沖擊。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國GDP占全球比重雖然僅為1.95%,但其是全球關鍵的原材料、糧食和能源供應地,在全球供應鏈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俄羅斯石油、天然氣出口占全球石油和天然氣出口總量的比重分別為10%和19.1%。俄羅斯的鈀供應量占全球40%,烏克蘭的氖氣供應量占全球70%。同時,俄烏兩國葵花籽產量占全球葵花籽產量的比重約為60%,兩國出口的玉米、小麥占全球出口的比重高達18. 6%和28. 5%。俄烏沖突及其引發的歐美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以及俄羅斯采取的反制措施,一方面,使全球原油、天然氣、鋼鐵、各類有色金屬、化肥及糧食等多個重要大宗商品供應鏈陷入混亂狀態,導致能源、金屬及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出現不同程度上漲,并通過影響原材料供應,滲透到中下游的產品制造,使疫情沖擊下原本己短缺的商品供應更為緊缺,全球供應鏈斷裂風險上升。如俄烏沖突爆發后,美國、英國相繼出現了奶粉、食用油短缺現象,引發了社會恐慌。另一方面,使西方一些國家將自由貿易和價值觀掛鉤,試圖重塑多邊貿易體制。如以“五眼聯盟”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國家認為“與價值觀不和的國家做貿易就是支持對方”。2022年4月美國財政部部長珍妮特·耶倫在大西洋理事會和彼得森國際問題研究所的公開演講中提出要“實現自由但安全的貿易”,應該與“可以依賴的國家”進行貿易。因此,價值觀和供應鏈的脆弱性可能成為西方發達國家重構國際貿易格局的考量因素,并將使多邊貿易體制受到根本性沖擊,加劇全球供應鏈風險。

(四)中美對抗與競爭持續加劇,全球供應鏈被人為扭曲和重塑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力量群體性崛起,國際經濟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中美關系成為影響世界格局的主線。2018年,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起的中美貿易摩擦,通過加征關稅,不僅使中美貿易收縮,美國降為中國第三大貿易伙伴,而且也推動中國部分產業加快向東南亞等國家轉移。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中美戰略博弈,美國不僅在中國利益敏感度最大的經貿、高科技、產業鏈領域發起對華“脫鉤”行動,而且推動在華美國企業回流、采取強化意識形態施壓、糾集國際聯合陣線等手段,構建“去中國化”的供應鏈,孤立和打壓中國,使中美對抗和矛盾進一步激化。如在半導體領域,美國為保持其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的壟斷地位,一方面,通過將我國半導體企業納入出口管制“實體清單”,限制我國半導體產業崛起。另一方面,拜登政府上臺后,積極拉攏日韓,試圖構建“去中國化”的半導體聯盟。2021年4月,美日首腦就半導體供應鏈的合作提出成立聯合工作小組,共同研究半導體產業的聯合研發和產業分工。2021年5月,美韓首腦宣布兩國通過促進相互投資和研發合作,支持先進半導體制造業發展。同月,美國還聯手日本、歐洲、韓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共64家企業成立“美國半導體聯盟”,聯合支持半導體研發與制造。此外,美國還與日本協同制定半導體技術出口管制措施,意圖切斷部分高技術半導體產品及相關技術、設備與材料對我國的供應。2022年以來,美國又通過《2022美國競爭法》草案,聯合日本、韓國和臺灣組建“芯片四方聯盟”(Chip4)圍堵中國,阻滯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試圖將中國排除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之外。

三、對中國外貿供應鏈的挑戰

我國作為全球第一貿易大國,世界各國都高度依賴我國外貿供應鏈。在全球供應鏈風險日趨凸顯的形勢下,我國外貿展現出強大韌性,2021年,我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9.1萬億元人民幣,比2020年和2019年分別增長21. 4%和23.9%; 20202021年,進出口總額兩年平均增長11. 22%.顯著高于2020年的1.9%和2019年的3. 4%。但進入2022年以來,受國內疫情多點爆發,物流運輸、供應鏈壓力增大以及俄烏沖突等因素影響,我國外貿增速放緩,外貿供應鏈面臨成本持續上升、訂單轉移、關鍵產品進口受限等多重挑戰。

(一)外貿供應鏈遭受嚴重沖擊,綜合成本上升壓力加大

在俄烏沖突爆發之前,受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疫情沖擊等因素影響,原材料價格上漲、海運運費高企,加之港口擁堵、集裝箱“一箱難求”的局面,己導致外貿企業成本上升、利潤空間受到擠壓。俄烏沖突爆發后,疊加國內部分地區疫情反復,物流遲滯、原材料漲價、零部件斷供等問題更為突出,進一步加劇了外貿供應鏈成本上升。一是受能源、原材料價格上漲影響,外貿企業生產成本上升,出現了“出口不增收,增收不增利”問題。二是國際海運和空運價格攀升,中小外貿企業與物流公司供需信息不對稱,運價成本一直維持較高水平。如以往貨物從中國運到美國一標準箱的價格是2000-3000美元,而目前漲到2萬多美元。三是物流不暢形勢較為嚴峻。一方面,受疫情以及美歐與俄羅斯互相關閉領空、烏克蘭關閉港口、土耳其關閉海峽等行為影響,國際物流效率明顯降低。如以往從中國運輸貨物至美國海外倉一般需要25天,而目前需要50天至60天,時間增加了一倍。另一方面,受俄烏沖突以及歐美國家對俄羅斯制裁影響,中歐班列改道運行,也導致鐵路物流效率也有所下降,影響中歐貿易發展。此外,受國內主要城市疫情影響,港口碼頭、機場、跨境貨物運輸作業點防控措施提檔升級,海運船期拉長,進出口貨物積壓,也進一步增加了外貿企業成本。

(二)產業鏈和訂單轉移加快,“貿易替代”風險加大

勞動密集型產業從高成本國家向低成本國家轉移是產業轉移的客觀規律。近年來,受我國勞動力成本上升、中美貿易摩擦等因素影響,我國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產業鏈環節己呈現出向東南亞國家轉移的趨勢,并在部分產品領域東盟對中國形成了貿易替代。根據LNComtrade數據庫統計數據分析顯示,在HS兩位編碼的87類制造產品中,與2017年相比,2020年美國自中國進口的產品占其該類產品總進口比重下降的有67類,其中降幅大于1%的共50類,降幅大于5%的共27類。在2020年美國從中國進口占該類產品總進口比重超過20%的產品共29類,其中,18類產品進口占比較2017年明顯下降,主要集中在皮革制品(HS42)、帽類(HS65)、草類編織品(HS46)、家具及照明裝置(HS94)、鞋類(HS64)、針織物及鉤編織物(HS60)等方面。同時在這18類產品中,除鐵道及電車設備(HS86)外,其余17類產品美國自東盟國家進口占比均上升(見表1)。

2022年以來,隨著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生產加速恢復,而我國國內部分城市因為疫情無法正常復工復產,外貿訂單呈現向越南等東南亞國家轉移趨勢。根據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4月對500余家參加廣交會企業的調研,47. 2%的企業在手訂單較上年春季和秋季均有所下降,僅有12. 6%的企業表示訂單同比增長。而越南工業與貿易部的數據顯示,2022年4月,越南貨物出口額達到332.6億美元,同比增長25%,前四個月累計出口1224億美元,同比增長16. 4%。其中,越南服裝出口勢頭強勁,當地許多紡織企業訂單己排到今年第三季度。在這種形勢下,外貿訂單轉移不僅會加速東南亞等國家對我國的“貿易替代”效應,而且可能導致部分企業加速削減在中國的生產計劃,將生產線向其他國家轉移,加速產業鏈向外轉移步伐。

(三)關鍵技術和產品進口受限,價值鏈“低端鎖定”風險加大

目前,我國制造業正處于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上升期,在這一階段,如果我國能夠更好地利用發達國家先進技術和產品,彌補產業鏈短板,就可以為我國自主研發爭取時間,進而使中國制造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升。但我們面臨的嚴峻挑戰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正在對我國重點行業供應鏈進行圍堵,試圖降低對我國供應鏈的依賴,甚至構建“去中國化”的供應鏈。目前,我國在芯片、操作系統、發動機、精密儀器以及重大裝備、重要材料、關鍵元器件等領域仍然嚴重依賴進口。如在變速器、發動機和電子電氣等汽車零部件領域,我國嚴重依賴從日本進口,2020年我國從日本進口的這三類汽車零部件占我國該類零部件進口總額的比重高達40%、42%和21%。在關鍵材料領域,我國與韓國、日本在包括半導體材料、導電金屬及其合金材料、磁性材料、光電子材料等在內的電子材料方面的貿易逆差常年維持在10億美元,與美國相關產品的貿易逆差也近4億美元。在美國聯合盟友打壓、圍堵我國重點行業供應鏈的形勢下,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以國家安全為由加強對中國出口管制,甚至與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地區采取出口管制協同行動,可能造成半導體、新能源、醫藥等行業關鍵技術和產品斷供,危及產業鏈安全,使我國鎖定在全球價值鏈的低端位置,甚至將我國排除在全球供應鏈體系之外。

四、應對策略及建議

我國外貿面臨的全球供應鏈堵點、痛點不斷增多,外貿供應鏈暢通的瓶頸問題日益顯現,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制約外貿發展的突出問題。當前,為穩定外貿增長,我國連續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穩定外貿產業鏈供應鏈、促進外貿貨物運輸保通保暢、加大金融支持和出口信貸等等,對促進外貿穩定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從全球供應鏈安全的影響因素來看,全球供應鏈在短期內難以恢復正常運轉,而且長期可能面臨更多不確定性風險和挑戰。因此,要堅持短期與長期相結合,既要著力解決當前外貿供應鏈面臨的堵點和突出問題,也要著眼長遠,加強頂層設計,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強貿易領域安全防范,增強在對外開放環境中動態維護供應鏈安全的能力。

(一)提升外貿發展的產業鏈能力

產業是外貿發展的基礎。在全球供應鏈中斷風險不斷上升的形勢下,我國要持續增強外貿供應鏈的韌性,應著眼長遠,以產業鏈供應鏈為抓手,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對外貿發展的支撐作用。一是以創新為動力。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推進外貿轉型升級基地建設,鼓勵企業采用先進技術和標準,增加產品附加值,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和品牌競爭力,實現產業結構升級與貿易結構優化良性互動、協調發展。二是保障“貿易替代型”行業產業鏈的完整性。采取鼓勵企業加強技術研發和創新、減稅降費、降低企業用地成本、工人居住成本等措施,提升紡織服裝、家具等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生存能力。三是推動外貿生產企業數字化轉型。發揮我國數字經濟領先優勢,以智能工廠建設為抓手,推動外貿生產企業向智能制造轉型,提高企業柔性生產和智能制造能力,更好適配市場需求。

(二)暢通外貿貨物物流運輸通道

針對外貿發展面臨的國際物流、供應鏈梗阻,近期要著力疏通??崭鄣燃柽\,提高進出口貨物裝卸作業和通關效率。鼓勵外貿企業與船運、航空、鐵路運營方以及貨代企業面對面對接,推動簽訂長期合作協議、建立穩固合作關系。協助外貿企業解決原材料、關鍵零部件供應、物流運輸、進出口通關等問題,及時修復外貿企業上下游供應鏈,增加有效供給,確保外貿企業生產經營及供應鏈正常運轉。中長期要從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角度,加快推進貿易通道建設,持續推進陸路及海上通道建設,建立海外通道保障基地,多方向、組合式打通能源資源運輸通道,提升重要物資、能源大通道國際物流服務能力。鼓勵海運物流企業向港口運營管理、集裝箱生產、生產加工等上下游延伸拓展,健全產業鏈,提升產業鏈競爭力,增強“海運定價權”。支持海運物流企業開展港口、物流、貿易等方面的國際合作,全面參與全球供應鏈重構,增強供應鏈的安全性和穩定性。

(三)推進關鍵產品進口來源多元化

針對美國聯合盟友圍堵我國高科技產業鏈的形勢,要積極研究重點產業鏈國際分工格局,加強與產業鏈上重點國家合作,持續構建關鍵技術和零部件多元化進口格局,掌握進口的穩定性和主動權,盡量避免形成對某一個進口來源過度依賴的局面。同時,針對俄烏沖突可能導致的糧食危機和能源危機,要在繼續穩定原有糧食和能源貿易伙伴的同時,積極尋求多元化的替代糧源,保障能源供給,維護糧食和能源安全。

(四)加強外貿供應鏈國際合作

當前全球疫情形勢依然嚴峻,多國經濟前景和政策走向存在不確定性,全球貿易全面復蘇仍面臨風險。在這種形勢下,要堅持更高水平開放,全面深化國際合作,構筑互利共贏的外貿供應鏈合作體系。一是推動RCEP深入實施,積極推動加入CPTPP和DEPA進程,更新或升級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雙邊自貿協定,優化國際市場布局,擴大外貿發展空間。其中,要特別重視與日本、韓國和東盟等國家和地區的合作,中國與日本、韓國和東盟國家在初級產品、資本品和最終消費品上的相互依賴程度較深,且都己深度融合到亞洲供應鏈體系中。要在深入實施RCEP過程中,加強與日本、韓國合作,進一步促進減免關稅、取消壁壘、暢通貿易、促進投資、相互開放市場,推動中日韓三國全方位提升貿易與投資合作水平。大力發展與東盟國家中間品貿易,推動中間品貿易自由化,鞏固提升東盟各國對中國的依賴程度。二是加強知識產權保護、跨國物流、綠色低碳等領域國際合作,降低供應鏈壁壘,建立更具韌性的外貿供應鏈。三是發揮進博會、廣交會、服貿會等重大經貿展會的作用,優化創新線上辦展模式,幫助企業拓展出口市場,促進企業獲取更多訂單。

(五)健全外貿供應鏈風險防控體系

針對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和發達國家試圖重構多邊貿易體系、人為扭曲和擾亂全球供應鏈的形勢,我國在堅定支持多邊貿易體制,維護世界貿易組織基本原則,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的同時,一方面,要統籌發展與安全,完善對外貿易、出口管制等相關立法,嚴格出口管制調查執法,開展產業競爭力調查與評價,健全貿易摩擦預警體系、貿易救濟調查工作體系和技術進出口管制體系,妥善應對部分國家濫用出口管制等歧視性行為。另一方面,加強對重點外貿企業分類指導,提高企業應對和防范貿易風險的意識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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