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構建FTA的現實基礎探析

王霞 張慧

摘要：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構建FTA是推進區域合作、減少外部環境干擾、實現互利共贏的重要途徑。本文從經濟、政治以及其他方面分析我國與歐亞經濟聯盟構建FTA的現實基礎，得出結論：我國與聯盟經濟發展趨勢提供的機遇、我國對聯盟直接投資存在的潛力、雙邊經貿關系的密切、雙方要素稟賦的差異以及雙邊貿易較強的互補性為我國與歐亞經濟聯盟構建FTA提供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并且雙方具有良好的政治關系、面臨著共同的國際政治形勢以及具有相同的政策目標為雙方構建FTA提供了牢固的政治基礎;除此之外，地理位置的優勢和深入的文化交流也為雙方構建FTA提供了一定現實基礎。

關鍵詞：FTA;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現實基礎

一、引言

歐亞經濟聯盟成立于2015年，每個成員國都是我國途徑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重要節點國家，并且其成員國境內的鐵路和公路運輸線路是全球經濟中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不僅如此，聯盟國家自然資源十分豐富，其對外貿易中50%以上以初級產品的出口為主。但是俄羅斯作為聯盟中最大的成員國，一直以來飽受西方國家的制裁，經濟發展十分緩慢，近期更是受到俄烏沖突的影響，美歐為首的西方國家不斷對其發起新的、史無前例的制裁，這會使俄羅斯以及聯盟其他成員國的國民經濟分別遭受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發展較為穩定;同時，我國是世界上能源消費大國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能源和自然資源進口國家之一，考慮到能源、自然資源安全問題，國內需要大量的資源儲備，且要盡可能穩定資源的供給，所以一直以來我國非常重視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合作，而且對于聯盟國家來說，我國也是其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是當前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中較為靈活的一種合作形式，其目標是將雙方貿易壁壘不斷消除，降低各自政府對其貿易的干預，不斷擴大開放程度，從而將貿易保護傾向轉為更自由化的貿易體制，并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外部環境帶來的消極影響。因此，為進一步推進我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合作，雙方構建FTA無疑是一個很符合當前國際經濟形式的合作方式，也是推進區域合作、減少外部環境干擾、實現互利共贏的重要途徑。

通常構建FTA所能獲取的經濟利益是雙方最關注的要素，所以已有學者在研究構建FTA的可行性時大多從經濟效應角度出發，如楊慧瀛等（2020）、周宜聽等（2021）利用GTAP模型模擬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構建FTA所帶來的經濟效應;黃思怡等（2020）、霍倩倩（2020）則通過貿易指數的測算來分析中俄兩國構建FTA的經濟基礎。同時，政治因素也是決定能否成功簽署FTA的關鍵要素，并且一般政治因素對區域合作的影響是正向的，張國風（2016）、王樹春等（2019）從政治和經濟方面來分析構建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FTA的可行性以及構建FTA的利弊條件，但其中分析得不夠全面和詳細。隨著全球FTA的發展，除去經濟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地理位置和文化交流等因素也逐漸在各國締結FTA時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本文按影響構建FTA因素的重要程度，逐步從經濟、政治及其他方面對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構建FTA的現實基礎進行分析。

二、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構建FTA的經濟基礎

雖然有一些FTA簽署考量的政治因素大于經濟利益，但通常經濟利益是能否成功簽署FTA的關鍵所在，因此本文著重分析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構建FTA的經濟基礎。主要從五方面探析：一是國內經濟發展水平及經濟發展趨勢，一般雙方國內經濟發展前景越好，則締結FTA的凈福利越大，越容易簽署FTA，同時經濟發展水平也能反映構建自貿區的市場潛力;二是對外直接投資現狀，通常對外投資的增加會促進經濟貿易的增長;三是對外貿易關系，牢固的經貿關系是構建FTA的基礎，將直接影響FTA談判速度和各方的態度;四是進出口商品結構，可以反映雙方要素稟賦差異以及產業結構等情況，要素稟賦、產業結構差異越大，比較優勢越能夠充分發揮，尤其是構建以資源導向型為目標的FTA;五是雙邊貿易的競爭性與互補性，雙方貿易互補性越強，則進行自由貿易的潛力越大，創造的福利越多，進而越容易達成FTA。

（一）國內經濟發展水平及經濟發展趨勢

歐亞經濟聯盟是由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白俄羅斯以及亞美尼亞五個國家組成，其中俄羅斯是聯盟內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其次是哈薩克斯坦，其余三個國家經濟體量相對較?。ㄒ妶D1），在2011-2020年期間，歐亞經濟聯盟各成員國經濟發展呈現出增長緩慢、缺乏動力、易受國際市場影響等特點。具體來看，近十年俄羅斯GDP年均增長率為1%左右，由于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其國內經濟發展緩慢，而后2014年爆發克里米亞危機，全球能源價格暴跌，俄羅斯經濟再次遭受嚴重打擊，2017年后開始有所緩和，但受2020年新冠疫情和2022年俄烏沖突的影響，俄羅斯的經濟發展將又一次陷入危機，未來經濟形勢前景不樂觀。同時在此期間，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吉爾吉斯斯坦和亞美尼亞GDP年均增長率分別為3.4%、0. 5%、3.3%和3.7%;而由于聯盟中其他四國對俄羅斯經濟高度依賴，其國內遭受的危機同俄羅斯相似，并且聯盟各國也將連帶遭受近期俄烏沖突的負面影響，盡管哈薩克斯坦在政治上持中立態度，但由于其國內經濟與俄高度捆綁，隨著盧布的貶值，其國內貨幣貶值幅度也較大，因此在其國內經濟發展上同俄羅斯一樣前景不樂觀。

在2011-2020年期間，中國GDP年均增長率為7.3%，持續高速增長，在受2020年疫情影響的情況下，中國率先復工復產，成為全球為數不多經濟增長為正的國家，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2.3%;并且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未來發展前景十分明朗。雖然通常雙方經濟發展趨勢不明朗將不利于構建FTA，但當聯盟經濟發展較好的時候，在簽署FTA時除了經濟利益的考量，還將更多考慮地緣政治因素，尤其是俄羅斯，這也是一直以來中國與聯盟構建FTA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而當聯盟國家經濟發展遭受嚴重打擊時，國內百姓民不聊生，聯盟發展將應接不暇，此時聯盟將更多考慮如何快速恢復和促進其經濟增長。因此，這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以及雙方構建FTA來說將是一個機遇。

（二）對外直接投資現狀

在聯盟內部，俄羅斯是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其直接投資存量占比超過了80%，所以聯盟國家的相互投資直接受俄羅斯經濟的影響，而長期以來俄羅斯的經濟發展較為不穩定，近期俄烏沖突使西方國家向俄羅斯實施了史無前例的嚴厲制裁，俄羅斯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進一步惡化。因此，俄羅斯當前已經自顧不暇，對聯盟內其他成員國的經濟幫扶將受到制約，對聯盟內部的投資也將急劇下降，進而聯盟的經濟發展將遭受嚴重打擊。

隨著“走出去”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額高速攀升，并從吸引外資大國轉變為資本雙向流動的大國。據《2020年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統計，中國在2020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為1537.1億美元，較上年同比增長12.3%，流量規模首次位居世界第一;2020年末，中國的投資存量高達2.6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和荷蘭，這使中國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進一步擴大。

我國對歐亞經濟聯盟各國的投資主要集中在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同時對吉爾吉斯斯坦的投資顯著增加，并在2011-2020年期間，對聯盟的投資存量總體呈上升趨勢，但對聯盟的投資占中國總投資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見圖2）。目前，聯盟己成為一個龐大的市場，擁有1.8億人口，但我國對聯盟的直接投資水平仍然很低，其中投資行業以油氣、礦產資源開發為重點，農業和制造業則相對較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明中國對聯盟的直接投資存在較大潛力，并且聯盟國家也急需大量的資金來支撐其國民經濟的增長和恢復，這為雙方構建FTA奠定一定經濟基礎。

（三）對外貿易關系

中國是聯盟最大的貿易伙伴，同時聯盟也是我國重要的貿易伙伴，雙邊貿易往來較為密切。并且聯盟各成員國的經濟體量決定了我國與聯盟的貿易格局，從圖3可以看出，我國與聯盟的貿易高度集中在俄哈兩國，與這兩個伙伴國的貿易額占與聯盟貿易總額的90%以上，而尤其是與俄羅斯的貿易額最大，占70%以上;而與其他三個聯盟成員國的貿易額較小，主要是因為這些國家經濟體量較小，其貿易額也較少。

總的來看，在2011-2020年期間，我國與聯盟貿易的年均增長率為2. 6%，貿易規模增幅較慢，貿易總額沒有明顯提升。其中受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的影響，俄羅斯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體的制裁，國際能源價格暴跌，引起俄羅斯以及其他聯盟國家金融經濟形勢惡化，消費和投資需求降低，所以2015年我國與聯盟貿易額同比減少了41%左右，但據統計我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實際貨物交付量非但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同時，我國與聯盟貿易額占聯盟貿易總額的比重不斷上升，從2011年的11%上升到2020年的lg%，這說明歐亞經濟聯盟的成立，并沒有影響到我國與聯盟的經貿關系，反倒使雙方貿易往來更加密切。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國與聯盟國家的雙邊貿易還存在較大的發展潛力，這一積極信號為雙方建立FTA提供了潛在基礎。另外，構建中國與聯盟FTA，關鍵在俄哈兩國，尤其是俄羅斯，但同時也不能忽略其余三個成員國。

另外，為了更全面地分析中國和歐亞經濟聯盟雙邊貿易的依存關系，本文采用貿易結合度指數（TI）來表示，若TI≥1，則表示兩國貿易聯系較為緊密;若TI≤1，則表示兩國貿易聯系較為疏遠。具體表達式如下：

Xih為i國向h國的出口額，X.為i國總出口額，而Xih/Xi表示i國對h國的出口能力;Mh為h國總進口額，Mw為世界總進口額，而Mh/Mw表示h國實際進口能力。

從表1可以看出，在2011-2020年期間，中國與聯盟的貿易結合度指數均大于1，并且指數正在逐年上升，表明我國與聯盟的貿易往來較為緊密。因此較為緊密的經貿關系為雙邊構建FTA奠定了一定經濟基礎。

（四）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進出口產品結構

本文選用聯合國《國際貿易標準分類》方法，即SITC，分析我國與聯盟的進出口產品結構。

1.出口產品結構。我國對聯盟的出口產品結構比較穩定，主要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為主。如圖4所示，2011-2020年期間不論出口總額是否變動，中國對聯盟的出口產品中SITC58類占據了絕大部分份額，四類產品總占比在95%左右。其中，2011年勞動密集型產品（SITC6、8）的出口額為303.7億美元，到2019年其出口額增長到近360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2%左右，由于2020年新冠疫情的影響，其出口額同比下降了11.7%; 2011年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SITC5、7）的出口額為近210億美元，2020年為331. 33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5%，相對而言其年均增長速度比勞動密集型產品快，且2020年其出口規模已經超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除此之外，我國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額很少，主要是因為與聯盟國家相比我國自然資源稟賦較為稀缺。

2.進口產品結構。中國從聯盟進口產品結構也相對穩定，主要以進口資源密集型產品為主。如圖5所示，在2011-2020年期間，我國從聯盟進口的資源密集型產品（SITC04）占總進口的75%以上，并且進口額不斷上升，其中2011年進口了446.4億美元的資源密集型產品，2019年進口了590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3.5%，這主要是因為聯盟國家自然資源稟賦較為豐裕，我國自然資源稟賦較為稀缺。而剩余兩類密集型產品的總進口占比在20%左右，其中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額逐漸增加，其年均增長率都在7%左右，主要是因為聯盟國家工業化逐漸加快，可以為聯盟內部提供一部分，還能出口一部分;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進口呈逐漸下降趨勢，年均增長率為3%左右。

綜上所述，我國與聯盟的進出口產品結構較為穩定，我國主要從聯盟進口資源密集型產品，向聯盟出口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可見聯盟國家資源要素較為豐裕，我國勞動和資本要素較為豐裕，這也導致了雙方產業結構的差異，因此要素稟賦、產業結構的差異為雙方構建FTA提供一定經濟基礎。

（五）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競爭性和互補性分析

中國與聯盟國家的要素稟賦、產業結構具有顯著差異，因而各國對各種產品的比較優勢也存在差異，為更精確地衡量中國與聯盟貿易競爭與互補性，本文通過指數計算具體分析如下： 1.數據選取 本文按照國際貿易標準分類標準，從聯合國產品貿易數據庫選取2011-2020年中國、歐亞經濟聯盟五國以及世界0- 9類產品進出口相關數據，通過整理數據并計算得出相應產品貿易指數。

2.競爭性與互補性指數構建

（1）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貿易競爭性指數構建。為分析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各類產品在全球市場的出口競爭力，本文借鑒Balassa（1965）提出的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即RCA指數，這一指標主要體現了一國某種產品的出口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RCAxik代表i國k類產品的出口國際競爭力，Xik為i國k類產品出口額，Xi為i國的全部產品的出口額，Xwk為全球k類產品出口總額，Xw為世界全部產品的出口總額。RCA指數通?？蓜澐譃椋篟CA小于0.8，0. 8-1. 25，1.252.5.以及RCA大于2.5，分別代表國際競爭力較弱、中等、較強和極強。

（2）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貿易互補性指數構建。鑒于RCA指數只分析了出口產品，并沒有將進口商品納入其中，因而本文將進出口情況綜合考慮，通過計算貿易互補性指數來分析我國與聯盟貿易互補性問題。貿易互補性指數是指某國出口的某類產品與另一個國家對該產品的進口是否相符。具體計算公式為：

RCAx xik表示某國某類產品的出口國際競爭力;RCAmjk表示對方國家同類產品的比較劣勢。

其中，Mjk為k產品從j國的進口額，Mj為j國進口總額，Mwk為世界進口k類產品總額，Mw表示世界全部產品的進口總額。Cijk值越大，說明雙方產品的貿易互補性越強。當C>1時，說明雙方產品具有較強的貿易互補性;當C<1時，表示雙方產品的貿易互補性弱。

3.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貿易競爭性與互補性指數分析

（1）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貿易競爭性分析。我國出口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而資源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不具有國際競爭力（見表2）。從勞動密集型產品來看，SITC6和8類產品的競爭力指數在1.25-2.5之間，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但8類產品的競爭優勢更為明顯。從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來看，SITC7類產品競爭力指數在1. 25-2.5之間，出口國際競爭力較強;而SITC5類產品的比較優勢指數始終徘徊在0.5左右，國際競爭力較弱。從資源密集型產品來看，SITC0-4類產品競爭力指數遠小于0.8，國際競爭力極弱，即不具有國際競爭力。

歐亞經濟聯盟出口的資源密集型產品具有極強的國際競爭力，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國際競爭力處于中等地位，其余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都較弱，但其比較優勢指數都呈現上升趨勢，且其優勢越來越明顯（見表2），這一競爭優勢主要是因為聯盟國家資源稟賦較為豐裕，且其工業化水平也逐漸提高。從資源密集型產品來看，SITC3類產品的比較優勢指數都遠大于2.5，出口國際競爭力極強;SITC2類產品的比較優勢指數在0.8-1. 25之間，出口國際競爭力處于中等地位，但從2019年開始步入國際競爭力較強范疇;而SITCO和4類產品的比較優勢指數相對較弱，但SITC4類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2015年上升到中等地位，在2019年進一步提升到較強地位，且SITCO類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2018年上升到中等地位;而SITCI類產品的比較優勢指數遠小于0.8，國際競爭力較弱。從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來看，SITC5和7類產品指數遠小于0.8，其出口不具有國際競爭力。勞動密集型產品中主要是SITC6類產品比較優勢指數在0. 8-1. 25之間，其出口具有中等的國際競爭力，且其競爭優勢越來越明顯，而SITC8類產品的比較優勢指數遠小于0.8，不具有國際競爭力。

綜上，我國出口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資源密集型產品不具有國際競爭力，這與我國的勞動、資本要素較為豐裕、資源稟賦較為稀缺的國情相符合。歐亞經濟聯盟出口產品中資源密集型產品具有極強的競爭優勢，并且這種優勢一直處于強勢的狀態，隨著聯盟國家工業化進程加快，其出口的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具有中等的國際競爭力，這與前文分析聯盟國家資源要素稟賦較為豐裕的結論相吻合。

（2）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貿易互補性分析。從表3以中國出口為基準來看，中國與聯盟貿易互補性整體不強，但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和部分資本密集型產品上具有較強的互補性。其中SITC6、8類產品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大于1，說明中國與聯盟在勞動密集型產品上具有較強互補性;且SITC7類產品互補性指數也大于1，雙方在7類產品也具有互補性。而在其他產品的出口與聯盟進口的互補性指數都小于1，雙方貿易互補性較弱，其中資源密集型產品中除了SITCO類以外的產品互補性指數都呈上升趨勢（除1類2020年），說明中國出口聯盟進口在資源密集型產品上的互補性逐漸增強。從表3以聯盟出口為基準來看，中國與聯盟貿易互補性整體也不強，但在資源密集型產品的貿易互補性極強。其中SITC2、3類產品互補性指數都遠大于1，且指數呈上升趨勢，說明貿易互補性越來越強，尤其是SITC3類產品，2020年該類產品的互補性指數高達8. 11;其他產品中除了SITC4類產品從2019年開始雙邊貿易互補性變得較強，剩余產品的貿易互補性指數都小于1，貿易互補性較弱，除此之外，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的互補性指數都小于1，貿易互補性較弱。

綜上所述，我國在資本技術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競爭力比較強，在資源密集型產品的競爭力很弱，而聯盟國家恰好在這些產品上的國際競爭力較強，且在我國具有較強競爭力產品的實力較弱，因此我國與聯盟的進出口產品結構具有較強的互補性。主要因為聯盟內部市場相對較小，各成員國的產業結構較為相似，無法提供彼此所需的產品和市場，而我國主要出口的資本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正好能為聯盟提供其內部大量所需的工業制成品;同時，我國自然資源相對匱乏，而聯盟國家主要出口的資源密集型產品正是我國大量需要的，可以為我國工業發展供應豐富的初級產品。因此我國與聯盟進出口產品結構的互補性為雙方構建FTA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三、政治基礎

通過上文分析發現，聯盟的經濟發展為雙方構建FTA提供了一定機遇，我國對聯盟的直接投資存在較大潛力，雙邊經貿合作比較緊密，要素稟賦差異較大，并且具有較強的貿易互補性，因而雙方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這為雙方構建FTA提供了穩固的支撐。但政治因素也是雙方構建FTA的重要要素，因此分析雙方構建FTA的政治基礎也十分重要。

（一）雙邊政治關系

一直以來，我國都比較積極主動維護與歐亞經濟聯盟各個成員國的雙邊政治關系。蘇聯解體后，我國積極與聯盟國家建交，其中最早建交的是俄羅斯，并且中俄建交以來，兩國不斷加強政治互信和政策溝通，經貿合作較為密切。在1992年時，中國分別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白俄羅斯以及亞美尼亞建交，并且雙邊政治關系發展十分順暢，國家領導人交往頻繁。并且在近20年間中國與聯盟各國在外交上分別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伙伴關系，在1996年、2005和2013年分別同俄、哈、吉三國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2011年與俄建立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表明中俄雙邊關系進一步得到提升，并增強了兩國間的信任感;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分別同哈、白、吉三國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雙邊政治關系再上新臺階;在2015年時，又與白俄羅斯進一步發展和深化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并在2019年進一步與俄羅斯建立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與哈薩克斯坦建立永久全面戰略伙伴關系、與吉爾吉斯斯坦進一步深化全面戰略伙伴關系。明顯可以看到，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政治關系變得更加緊密，這是攜手共同發展向好的信號。

（二）國際政治環境

蘇聯解體后，美國從經濟和軍事上干預、滲透獨聯體國家的發展，中亞國家獨立權被一點點剝奪。美國和俄羅斯的關系更為復雜，雙方關系緊張，俄羅斯經常遭受美國的經濟制裁，近期更是如此。俄烏沖突多次談判未果，美西方國家不斷對俄羅斯發起新制裁，再次加劇俄烏沖突，導致戰線再度被拉長，這對俄烏兩國以及聯盟內各國、乃至對世界來說都將是災難;俄羅斯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經濟制裁，聯盟經濟發展也將受阻，因此需要強大的盟友支持聯盟的經濟發展，而中國無疑是最好的選擇之一;近年來中美關系比較僵硬，尤其是2018年開始的中美貿易摩擦，美國試圖從經濟上孤立中國，一直持續到現在;雖然拜登政府上臺后，表面上要與中國積極展開談判合作，但至今未取得實質性成果，雙邊合作及聯系日益減少，可見美國對中國依舊帶著防備和打壓心態，甚至使中美經貿脫鉤成為可能。因此，基于美國對我國與聯盟國家有政治安全和經濟制裁上的威脅，那么進一步加強中國與聯盟國家的經貿合作便是應對來自美國的安全威脅與經濟制裁的共同需要。另外，西方學者批評歐亞經濟聯盟構想是“再造蘇聯”和“復興帝國”，我國“一帶一路”倡議被視為“中國版馬歇爾計劃”，西方對我國和聯盟莫須有的指責導致雙方面臨著相同的政治壓力。因而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構建FTA，擴大經貿合作伙伴，促進FTA成員國之間經濟貿易更加密切來往，同時也利于中國和聯盟國家共同抵抗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制裁及政治壓力。因此中國與聯盟建立FTA對雙方經貿關系、政治穩定和國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政府重大政策

我國為適應90年代以來全球自貿區發展迅猛勢頭，黨的十七大提出把自由貿易區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黨的十八大提出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要求逐步構建以周邊國家為基礎、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網絡。并且自貿區是我國在入世后，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促共贏的新平臺，因此加快自貿區高水平建設是我國目前重要戰略目標之一。同時，歐亞經濟聯盟將加快與盟外國家構建FTA視為其首要戰略目標?！?025年前歐亞經濟聯盟項目發展展望報告》中表示，聯盟國家加強與盟外伙伴的經貿關系有三種形式，即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非特惠貿易協定以及合作備忘錄。截至目前，歐亞經濟聯盟已經與越南、印度、挪威和敘利亞等國家啟動FTA談判，并且已經與越南、新加坡、伊朗以及塞爾維亞分別簽訂了FTA，與我國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經貿合作協定》。另外，2015年中俄兩國元首共同簽署了《關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旨在促進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的共同發展，并促進區域經濟的持續、穩步發展，這體現出歐亞經濟聯盟也十分重視未來與我國建立FTA以及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對接。綜上可得，中國與聯盟都將開展自貿區建設和“一帶一盟”對接視為彼此十分重要的戰略目標。雙方相向而行的發展目標，為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構建FTA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

綜上所述，基于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各成員國良好的政治關系、雙方面臨共同國際政治環境所帶來的壓力以及雙方具有相同的政策目標為雙方構建FTA提供了牢固的政治基礎。

四、其他基礎

新區域主義理論認為政府制定對外經濟政策的目標是多元的，不僅僅依據經濟利益進行判斷，還要統籌考慮政治、地理位置、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上文已經分析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構建FTA的經濟和政治基礎，因此進一步從地理位置和文化交流方面分析構建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FTA的其他現實基礎。

（一）地理位置

通常國家間地理距離越近，雙方的貿易成本較低、文化習俗較為相似，則建立FTA的可能性越大。聯盟國家都是我國周邊相近的伙伴國，其成員國中與我國相鄰的有三個國家，其中俄羅斯與我國東北的黑龍江地區相鄰，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與我國西北的新疆地區相鄰，而位于西亞的亞美尼亞和位于東歐的白俄羅斯未與我國接壤，所以我國與聯盟國家在地理位置上的天然優勢更便于雙方進行經貿合作。借助“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中國與聯盟國家在互聯互通等方面的合作逐步開展，進而促使我國與聯盟國家交通道路設施逐漸改善。道路的聯通不僅能降低貿易成本，還能提高貿易效率，以促雙邊貿易快速發展。2015年中國與俄羅斯簽署“一帶一盟”對接聯合聲明后，聯盟約定了雙方對接的運輸線路和項目清單，其中有近39個項目涉及新道路的修筑和現有公路、鐵路的升級改造，并建立多個現代化的國際運輸物流中心和交通樞紐等;并且盡快完成雙西公路、莫斯科喀山高鐵以及中吉烏鐵路等設施的修建。而當前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已有道路連通的成果也頗豐，如雙西鐵路中國段己修好并正式通車，且哈薩克斯坦境內的公路基本完工;中哈之間的新貨運鐵路路線正式開通。因此，不論是從地理位置上，還是未來道路連通的籌劃上，中國與聯盟具有顯著的地緣優勢，雙邊貿易勢必會進一步增強，這為雙方構建FTA奠定良好的地緣基礎。

（二）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是促進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文化逐步交融、有效降低各國之間文化差異、增強文化認同感的主要途徑，從而促進雙方經貿更深入、更暢通的合作，因此開展文化交流合作對改善雙方經濟合作關系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各國比較重視文化交流合作的推進，并為此做了不少努力，也頗有收獲。雙方合作領域及形式十分廣泛，其中包括國家政府的文化部門之間簽署與文化合作相關的協議，如中國在1992年前后分別與亞美尼亞、哈薩克斯坦、白俄羅斯以及俄羅斯簽署了文化合作協定，與吉爾吉斯斯坦于1994年簽署，旨在鼓勵雙方進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另外，中國還在聯盟各國創辦孔子學院，以促雙方文化交融，增進中國與聯盟國家的友誼，同時促進中國與聯盟國家人民相互了解認識，進一步鞏固雙方的合作關系，可以說孔子學院為中國與聯盟國家的友好關系做出了突出貢獻;從2006年開始，我國陸續在聯盟五個國家建立孔子學院，截至目前已經在俄羅斯建成19所孔子學院，在哈薩克斯坦和白俄羅斯開辦了5所，在吉爾吉斯斯坦開辦了4所，在亞美尼亞開辦了1所。除此之外，中國還為聯盟各國提供赴華交流機會、與聯盟國家共同舉辦“中國文化日”開展文化交流活動，以及雙方還開展旅游領域的合作，如簽發旅游免簽政策、開辟新航線等。因此，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國家間頻繁、深入的文化交流，人員往來密切，為雙邊構建FTA奠定了人文基礎。

五、結論

通過上文對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構建FTA的經濟、政治以及其他基礎的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在經濟基礎方面，俄烏沖突和新冠疫情使俄羅斯自顧不暇，俄對歐亞經濟聯盟其他成員國的經濟幫扶將受到制約、對聯盟內部的投資也將急劇下降，從而歐亞經濟聯盟的經濟發展將面臨嚴重危機，急需經濟韌性較強的盟友支持其經濟發展;在2020年疫情最嚴重的時期，中國是全球唯一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雖然也受到新冠疫情的嚴重沖擊，但中國經濟總體上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未來經濟發展前景明朗，并且中國在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力進一步擴大;同時，我國與聯盟國家的要素稟賦和產業結構差異較大，雙邊貿易往來較為密切，具有較強的貿易互補性，在雙邊直接投資和貿易方面仍存在較大的潛力;因此，我國與聯盟國家具有較強的優勢互補性，并且在經濟上中國可以給予聯盟幫扶，這為雙方構建FTA奠定了良好的經濟基礎。

（2）在政治基礎方面，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除亞美尼亞之外的成員國都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雙方在政治關系上較為牢固，并且雙方都在為彼此能更好合作與發展做出努力。同時，雙方都以發展自貿區戰略的方式尋求外部伙伴，并且從當前聯盟己簽署的FTA伙伴國來看，其優先選擇盟友及戰略伙伴國構建FTA，而我國與聯盟各國之間幾乎都建立了戰略伙伴關系。另外，雙方面臨共同國際政治環境所帶來的壓力，即西方國家的打壓和制裁，尤其是當前俄烏沖突僵持不下，俄羅斯幾乎與美歐國家斷交，而除白俄羅斯比較支持俄羅斯之外，其他成員國對于該事件秉持中立態度，在此期間美西方等國家加緊滲透中亞地區，直逼俄羅斯后方，因而當前俄羅斯及聯盟其他國家面臨著史無前例的壓力;而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歐美國家將中國視為“眼中釘”，貿易摩擦越來越頻繁，近期美國重啟的印太戰略，就是想借此對抗中國在亞太地區不斷提升的影響力，所以中國與聯盟國家必須齊心協力，加強雙邊合作，共同應對挑戰。因此，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各成員國具有良好的政治關系、雙方具有相同的政策目標以及面臨著共同國際政治環境所帶來的壓力都為雙方構建FTA提供了牢固的政治基礎。

（3）在其他現實基礎方面，中國與聯盟各成員國在地理位置方面具有天然優勢，這將利于展開一切雙邊合作，并且雙方正在進行或者已經完工的工程項目為雙方未來更加便利暢通的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礎;與此同時，中國與聯盟國家的文化合作也越來越密切，通過簽署文化協定、創辦孔子學院、互換留學生以及文化交流活動等等措施，為雙方人民搭建一個溝通交流的平臺，使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各國的人民相互了解，并通過文化合作向聯盟各國釋放善意，逐漸消除刻板文化印象，消除西方所謂的中國“威脅論”，讓聯盟的人民真正深入地認識和了解中國。另外，新冠疫情在聯盟國家快速蔓延時，中國向聯盟各國不僅捐贈防疫物資，還與聯盟各國舉行視頻會議分享疫情防控經驗，助力戰“疫”。因此，地理位置的優勢和深入的文化交流也為雙方構建FTA提供了一定現實基礎。

綜上所述，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的經濟、政治以及其他方面的基礎使雙方構建FTA勢在必行，但是FTA的談判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國應該繼續加強與歐亞經濟聯盟各成員國的聯系與合作，同時有效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經貿合作協定》，以實際執行成果為自貿區建設奠定基礎?！?/p>

注釋：

①STTC方法將產品分為0-9類：O（食品和活畜）、1（飲料和煙草）、2（除燃料外的非食用原料）、3（礦物燃料、潤滑劑和相關材料）、4（動物和植物油、油脂及蠟）、5（化學品及有關產品）、6（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7（機械和運輸設備）、8（雜項制品）、9（未分類的其他產品）。按照其要素密集度分類：0-4類為資源密集型產品，5、7類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6、8類為勞動密集型產品，9為未分類產品;按照產品的加工程度分類：0-4類是初級產品，5-8類是工業制成品，9主要是未分類的其他產品。

參考文獻：

[1]楊慧瀛，黃靖翔，基于GTAP模型的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建立FTA的經濟效應分析[J]商業經濟，2020（3）：98-100.

[2]周宜昕，沈華夏.中國和歐亞經濟聯盟建立FTA的經濟效應——基于互聯互通與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影響[J]商業經濟研究，2021（14）：156-159.

[3]黃思怡，黃景貴，傅國華.構建中一俄FTA經濟基礎及可行性分析[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2）：80-87.

[4]霍倩倩.構建中一俄FTA的經濟基礎及可行性研究[J]長春大學學報，2020，30（7）：28-33.

[5]張國鳳.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自由貿易區構建的基礎、問題與對策[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6（4）：96-107+59.

[6]王樹春，張娜.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建立自貿區的前景分析[J].歐亞經濟，2019（6）：23-45+123+125.

[7]E.維諾庫羅夫，封帥.歐亞經濟聯盟：發展現狀與初步成果[J]俄羅斯研究，2018（6）：3-26.

[8]胡穎，張樂怡.中國對歐亞經濟聯盟直接投資進展、問題及對策[J].甘肅金融，2020（12）：26-30.

[9]Bela Balassa. Trade Liberalisation and“Revealed”Com-parative Advantagel[J]. The Manchester Scho01，1965（2）：99-123.

[10]張繼榮.歐亞經濟聯盟對外自由貿易區建設的實踐與啟示——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自貿區建設的可能路徑[J]中國流通經濟，2019（11）： 8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