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融合質量研究
——以黃河流域九省區為例

孔婷婷， 趙公民， 武勇杰

（中北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太原 030051）

作為我國重要的生態功能區和經濟發展地帶，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在我國經濟發展格局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融合發展是助力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的有力推手. 新型城鎮化發展通過分配生產要素促進產業升級，同時通過城市群的輻射帶動作用為鄉村振興提供持續的發展動力；鄉村振興通過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實現產業升級，加快新型城鎮化發展速度；產業升級作為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動力，對提升新型城鎮化效率具有正向促進作用，并且能夠解決鄉村經濟結構單一化問題，助力鄉村振興. 由此可見，三系統之間能夠相互影響，可共同促進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

因此，分析黃河流域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三系統的融合發展水平，對進一步完善黃河流域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產業升級相關政策，提高融合發展水平，實現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文獻綜述

關于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研究，國內外已經形成了系統性成果. 國外學者的一系列經典思想理論，如劉易斯二元結構理論［1］、弗里德曼核心邊緣理論［2］等，均表示城鎮建設對鄉村發展有輻射帶動作用. 如今，國外許多學者摒棄了對二者的分割研究，研究內容更多著眼于城鄉一體化發展，如城鄉均衡發展路徑及其影響因素［3］等. 雖然我國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提出較晚，但國內學者對二者的研究也逐漸成熟，且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城鄉關系演化、城鄉融合發展路徑等方面. 我國城鄉關系通過集聚力量和擴散力量交互作用形成［4］，經歷了向好發展、失衡、調整完善，再到一體化發展的演變［5］. 但我國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仍存在發展不同步［6］、空間差異明顯［7］等問題，需要采取政府引導、項目促進等措施，以實現二者協調發展.

關于新型城鎮化與產業升級的研究，現有文獻主要集中在二者的交互影響方面. 大多數學者認為，產業升級通過作用于市場、人力、技術等要素加速新型城鎮化進程［8］，是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的根本動力［9］，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新型城鎮化發展且具有長期效應［10］. 但關于新型城鎮化對產業升級的影響，學者們持有不同的觀點：一部分學者認為，新型城鎮化對新興產業集聚和產業技術創新產生積極影響［11-12］；還有部分學者認為，新型城鎮化對產業升級具有抑制作用［13］，主要原因在于新型城鎮化發展到一定水平時，發展中國家過分追求經濟速度提升而忽略可持續發展的矛盾突出，阻礙了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14］.

關于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的研究，現有文獻很少直接探討兩者之間的關系，但圍繞農村產業融合與農業現代化關系的研究較多. 農村產業融合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關鍵一步，可有力地促進鄉村振興發展［15］. 農村產業融合能夠加快產業之間技術交叉滲透過程，改善生產要素配置，推動農業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16］.其中，農村旅游業發展是促進產業興旺的重要路徑之一［17］，農旅融合不斷提升了農村第三產業占比，促進農村產業結構優化升級［18］，還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鄉村振興的進程.

通過對已有文獻進行梳理發現，國內外學者對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主要聚焦在兩兩關系的定性和定量研究，很少有從時空耦合角度研究三者融合發展質量的關系，并且由于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正處于起步階段，研究黃河流域三者關系的文獻少之又少. 鑒于此，本研究以黃河流域9省為研究對象，構建黃河流域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熵值法和耦合協調度模型，對2010—2019年黃河流域9省三個系統的發展水平、融合發展質量及時空差異展開分析，以期為黃河流域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協調發展，實現黃河流域高質量發展提出有效政策建議.

2 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互動機制

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系統是要素多樣、結構復雜的開放性系統. 三者之間受各種要素的影響，形成了互動機制，促進了系統之間的協同耦合、演進發展. 三系統互動機制如圖1所示.

圖1 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互動機制Fig.1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new urbaniz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2.1 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互動關系

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的互動關系是通過合理配置資源要素實現的. 通過勞動力、土地及資本的合理配置，實現以城帶鄉、以鄉促城的協調發展. 在勞動力方面，新型城鎮化良性發展促使大量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鎮，勞動力的增加促進了城鎮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具有新技能和新知識的返鄉人員對農村發展進行了工業化、數字化改造，為實現規模生產創造了技術條件. 在土地方面，農業現代化發展有效地提升了土地利用率，廢棄耕地現象逐漸減少，推動了鄉村振興向好發展；土地的優化布局為城鎮擴張提供了空間資源，逐漸促進空間城鎮化發展. 在資本方面，新型城鎮化為社會發展提供了資金來源，而廣闊的農村市場為項目投資提供了方向，促進了城鄉融合的發展.

2.2 新型城鎮化與產業升級的互動關系

新型城鎮化與產業升級的互動關系是通過推動需求結構實現的. 一方面，新型城鎮化規模擴大的過程中，居民消費結構也進一步升級. 消費需求的提高要求產業升級，以提供更好更合理的產品和服務. 另外，勞動力、土地及資本的流入實現了生產要素聚集，為企業生產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但當生產要素供大于求時，會造成成本增加等不規模經濟現象的發生，此時落后產業被淘汰，產業實現優化升級. 另一方面，產業升級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動力. 新興產業的涌入為勞動力提供了更多的工作崗位，提升了城鎮吸納農村人口的能力. 另外，企業通過技術創新等手段，促進了城鎮經濟的綠色發展，進而促進新型城鎮化的高質量發展.

2.3 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的互動關系

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的互動關系是通過產業融合實現的. 一方面，鄉村振興使得農業越來越向機械智能化方面發展. 農業技術創新改變了鄉村勞動力的就業結構，解放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促使勞動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之間流動. 產業間的交流融合推動了產業結構實現合理化、高級化和高效化. 另一方面，產業升級促使不同產業之間聯系更加緊密，第一產業與第二第三產業融合改變了鄉村產業的發展方式，豐富了鄉村的收入來源，推動了鄉村振興的發展進程. 電商業、鄉村旅游業等第三產業的加入豐富了鄉村產業元素，農旅融合等形式的快速發展能夠帶動農民的經濟增收，促使產業興旺，從而帶動鄉村的經濟發展.

3 指標體系的構建與研究方法

3.1 指標體系的構建

依據數據層次性、可獲取性等原則，構建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耦合協調發展指標體系（表1）.新型城鎮化發展不僅注重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還注重城鎮公共服務質量和建設質量的提升，所以從經濟、人口、空間、社會和生態5個層面9個二級指標進行測度；鄉村振興在產業、生態和文化等方面進行戰略實施，所以從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生活水平和生態環境4 個層面6 個二級指標進行測度；產業升級即產業結構向著經濟、社會更好的方向發展，所以從產業結構高級化、合理化和高效化3個層面6個二級指標進行測度.

表1 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指標體系Tab.1 Index system of new urbaniz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研究所用數據來源于2011─2020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業統計年鑒》和黃河流域9省的統計年鑒，部分省份缺失的數據采用均值插補的方法補齊.

3.2 研究方法

3.2.1 熵值法

熵值法可以削弱人為主觀因素的影響，能夠客觀地確定指標權重. 具體實施步驟為：

1）數據標準化. 為了消除數據間的屏蔽效應和單位差異，對數據進行無量綱化處理.

式中：yij表示第i系統第j項指標標準化后的數值.

2）計算熵值.

式中：Ej代表第j項指標的熵值結果；Mij表示第i系統第j項指標標準值的占比；n代表樣本個數.

3）計算權重.

式中：Wj表示第j項指標的權重；m表示系統中指標的個數；dj表示第j項指標的差異系數.

3.2.2 耦合度模型

耦合是測度兩個及兩個以上不同系統之間作用程度的方法. 耦合度數值越大，表示各子系統之間作用情況越好，越趨于有序系統；反之，說明各子系統之間作用情況越差. 耦合度計算公式為：

式中：C表示系統耦合度；n表示子系統個數. 由上式可知，3個子系統的耦合度計算公式為：

式中：u1、u2、u3分別表示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的發展評價指數. 計算公式為：

式中：m表示系統中指標的個數；Wj表示系統中第j項指標的權重；yij表示系統中統各項指標的標準值.

在借鑒前人研究的基礎上［19-20］，根據耦合度的取值范圍可將其劃分為幾個發展階段：＞0～0.4 表示低水平耦合；＞0.4～0.6 表示中度耦合；＞0.6～0.8 表示良性耦合；＞0.8～1表示高度耦合. 其中，C=0 表示無序耦合.

3.2.3 耦合協調度模型

耦合度反映的是不同系統之間作用關系的緊密程度，而耦合協調度可以反映出各個系統之間相互促進的有效程度. 耦合協調度公式如下：

式中：D表示系統耦合協調度；T表示系統綜合發展水平；β1、β2、β3表示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和產業升級3個子系統對整體調節效應的權重. 三系統之間的互動影響在逐步加強，設定3個子系統同等重要，所以取值β1=β2=β3=1 3 .

根據耦合協調度的取值范圍，可以將其分為以下幾個發展階段［21-22］：＞0～0.4 表示中度失調；＞0.4～0.5 表示瀕臨失調；＞0.5～0.6 表示勉強協調；＞0.6～0.7 表示初級協調；＞0.7～0.8 表示中級協調；＞0.8～1表示優質協調. 其中，D=0 表示極度失調.

4 實證分析

4.1 三系統發展水平的時空特征

4.1.1 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時空特征

2010—2019年黃河流域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呈現出增長趨勢，但總體發展水平較低，同時地區發展差異明顯. 結合圖2可以看出：①時間維度上，2010—2019年黃河流域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增長態勢：山東、河南和陜西增長速度較慢，屬于緩慢發展狀態；其余6省增長速度較快，屬于快速發展狀態.②空間維度上，黃河流域9省新型城鎮化發展差異較大，但在研究期間差異逐漸縮小，極值差從0.16下降到0.1. 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呈現出陜西＞河南＞山西＞甘肅＞四川＞山東＞內蒙古＞青海＞寧夏的空間布局. 陜西和河南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多年處于9省領先水平，山西、甘肅、四川、山東、內蒙古、青海、寧夏均低于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均值.

圖2 2010—2019年黃河流域新型城鎮化發展狀態Fig.2 Development status of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10 to 2019

4.1.2 鄉村振興發展水平時空特征

2010—2019年黃河流域鄉村振興發展水平總體呈現增長趨勢，但區域發展差異較大，并且在時間變化上明顯. 結合圖3可以看出：①時間維度上，2010—2019年黃河流域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呈遞增狀態，四川、甘肅、青海是黃河流域鄉村振興發展最快的省份，其余6省份處于平穩增長態勢. ②空間維度上，黃河流域各省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差異顯著，且變化幅度較大：2010—2014年省份之間的差距達到0.38，之后逐漸降低，但一直在0.2以上. 在研究期間，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呈現出內蒙古＞河南＞山東＞寧夏＞四川＞陜西＞山西＞甘肅＞青海的空間狀態. 內蒙古、河南、山東、寧夏鄉村振興發展水平均高于平均水平，四川、陜西、山西、甘肅、青海低于平均水平.

圖3 2010—2019年黃河流域鄉村振興發展狀態Fig.3 Development statu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10 to 2019

4.1.3 產業升級發展水平時空特征

2010—2019年黃河流域產業升級發展總體呈現上升趨勢，但水平不高，且區域差異較大. 結合圖4可以看出：①時間維度上，2010—2019年黃河流域產業升級發展水平呈遞增狀態：甘肅產業升級發展迅速；內蒙古、河南、四川、青海高于平均水平，處于快速發展狀態；山西、山東、陜西和寧夏處于平穩發展狀態. ②空間維度上，黃河流域9省產業升級發展差異顯著，呈現出山東＞四川＞河南＞青海＞山西＞陜西＞內蒙古＞寧夏＞甘肅的空間布局. 除內蒙古、寧夏和甘肅以外，其余6省產業升級發展水平均高于平均發展水平，其中山東在黃河流域9省產業升級發展中處于領先地位.

4.2 三系統耦合協調度時空演變

4.2.1 耦合協調度時序演變

由圖5可以看出，2010—2019年黃河流域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的耦合度、耦合協調度和綜合發展水平都有一定幅度的提升. 從耦合度方面來看，黃河流域三系統耦合度持續提升，始終處于高度耦合狀態，說明三系統相互作用十分緊密. 伴隨著產業升級城市化、城鄉統籌發展、農村現代化的大力發展，三系統會一直處于高度耦合狀態；從耦合協調度方面來看，三系統耦合協調度經歷了從“勉強協調”到“初級協調”的轉變. 現階段雖然還沒有達到最佳水平，但從發展趨勢來看，耦合協調度會保持上升的態勢，最終實現高水平協調；從綜合發展水平來看，三系統綜合發展水平持續上升，整體向好發展.

綜合來看，黃河流域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呈現出“高耦合、低協調”的特點，三系統綜合發展水平和耦合協調度發展趨勢相同. 由此說明，黃河流域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有密切關系，但系統綜合發展水平不高抑制了三系統耦合協調度的提升.

4.2.2 耦合協調度的空間演變

黃河流域9省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一直處于高度耦合狀態，耦合協調度呈現出山東＞河南＞陜西＞內蒙古＞四川＞山西＞青海＞寧夏＞甘肅的空間布局. 運用ArcGIS軟件描繪黃河流域9省2010年、2013年、2016 年和2019 年的耦合協調度. 由圖6 可以看出，2010 年黃河流域三系統耦合協調度總體處于低水平狀態，青海和甘肅的耦合協調度為瀕臨失調，其余省份為勉強協調. 這是由于青海游牧業居多，工業發展和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不高，難以推動城鎮和鄉村及產業間的協調發展；2013年，青海和甘肅耦合協調度上升為勉強協調，內蒙古、陜西、河南和山東發展較快，耦合協調度發展到初級協調，其余省份的耦合協調度還處于勉強協調，發展較為緩慢；2016年，除了寧夏耦合協調度保持在勉強協調外，其他各省均發展成為初級協調，初步形成了三系統相互良好促進的局面；2019年，內蒙古、四川、河南、山東的耦合協調度率先進入中度協調，地區差異變小.

圖6 2010—2019年黃河流域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耦合協調度的空間演變Fig.6 Spatial evol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10 to 2019

綜合來看，黃河流域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耦合度地區差異不明顯，耦合協調度呈現出下游＞中游＞上游的態勢. 三系統耦合協調度形成差異的原因除了自然資源條件的不同，可能也與各省經濟發展水平和戰略實施力度有關.

5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1）目前，黃河流域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發展仍處較低水平，但總體處于向上發展的趨勢.其中，新型城鎮化發展速度最快，鄉村振興和產業升級發展較為平穩，系統間發展差異正在逐漸縮小. 三系統發展水平空間布局趨于一致，總體呈現出黃河流域中下游地區發展水平高于上游地區發展水平.

2）黃河流域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持續處于高度耦合狀態，耦合協調度不高但不斷提升優化，從“勉強協調”上升為“初級協調”，原因在于三系統綜合發展水平不高，抑制了三系統的協調發展.

3）黃河流域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的耦合協調度存在明顯的地區差異，總體呈現出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間布局. 這與黃河上游地區自然環境較差、產業結構較為單一和第三產業發展落后有關，隨著國家政策的調整和地區經濟的不斷發展，地區之間的耦合協調度差異在逐漸縮小.

綜上可見，黃河流域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發展水平逐年上升，這與政策扶持有很大的關系. 三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度還有待提升，原因在于三系統綜合發展水平不高，在發展過程中出現與其他系統不協調的問題. 此外，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耦合協調度存在著地區差異，原因是各省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中下游地區非農產業發展優勢明顯，發展水平高于上游地區，所以對于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的推動作用要強于上游地區.

5.2 建議

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堅持發展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與產業升級，切實提高三系統發展水平. 堅持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發展，打好新型城鎮化建設基礎，有序推動生產要素流動，改變新型城鎮化長期低水平發展的特點；把鄉村建設放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位置，推動產業融合，優化農業生產結構，不斷摸索提高鄉村振興水平的發展路徑，更好地發展城鄉關系；調整產業發展戰略，發展新型工業，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和高效化.

2）充分利用地區資源條件，加快系統間要素流動，加速推進三系統耦合協調度的發展. 發揮新型城鎮化的拉動作用，努力提高勞動者素質并加快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通過升級消費需求和結構等方法促進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發展. 立足于消除二元分割治理體制，統籌城鄉發展. 加大科技創新投入，促進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加快實現城鄉一體化.

3）要切合實際地縮小地區間耦合協調度的差異. 基于地區不同的資源條件和空間格局，落實區域協調發展戰略. 黃河中下游發達地區應充分發揮區域優勢，在加快自身發展的同時，輻射帶動周邊地區發展. 黃河上游地區要積極發揮學習效應，借鑒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方式方法，在學習中探索適合自身發展的道路. 地方政府要依據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如加大對黃河上游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吸引投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