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荒經歷對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影響：促進還是抑制？

李芬妮,張俊飚

（1.四川農業大學管理學院，四川 成都 611130；

2.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湖北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漢 430070）

作為引發人類悲劇的“三劍客”之一,饑荒對經濟社會的繁榮穩定、百姓的衣食溫飽造成了沉重打擊，我國在歷史上也曾深受饑荒之苦。宋慶齡在1912年曾言道：“我國很大一部分地區遭受著饑荒的威脅”①來源于中國政協網：宋慶齡為中國人民防疫救災奮斗的故事。http://cppcc.china.com.cn/2020-03/06/content_75780204.htm.。百年后,習近平總書記亦強調：“我國歷史上發生了多少次大饑荒,餓殍遍野,甚至人相食,慘絕人寰！這些歷史悲劇決不能重演”②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部網站：習近平關于“三農”工作論述摘編——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http://www.moa.gov.cn/ztzl/xjpgysngzzyls/zyll/202105/t20210521_6368126.htm.。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尤以發生在1959-1961年的饑荒影響最為深遠。此次饑荒在當時造成了食物短缺、溫飽不足[1-5]與人口死亡[6-7],更因是全國性饑荒,中國當前大部分農業生產人員或均有所了解[8]。故而時至今日,學者們依舊高度關注這一饑荒經歷對三農問題的影響[7,9-11]。

然而,造成農戶溫飽不足的饑荒經歷是否會左右其生產技術選擇,尚不為人所知。行為學與心理學研究表明,自然災害等過往經歷會直接影響個體的行為模式[12-13]；烙印理論進一步指出,早年的重大經歷將通過改變個體的心理特質、認知結構和知識技能等[14],進而影響其后期決策[15-16],且這一影響持久深遠[17],即便后續環境出現變化,個體潛意識中依舊存在同經歷相關的印記[15]。由此可以推測,饑荒經歷可能通過改變個體特質,進而影響其生產技術選擇。這一觀點已在一些研究中得到部分證實。具體來說,經歷過饑荒的農戶更傾向于風險規避決策[9,18],同時,饑荒經歷還會沖擊農戶的人力資本[7]、降低農戶之間的信任程度[5]；而風險厭惡程度[19-20]、人力資本[8]、社會信任[21]均是影響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重要因素,由此,饑荒經歷或存在通過影響農戶的風險態度、人力資本及社會信任水平,進而作用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可能。那么,饑荒經歷是否會影響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這一影響是促進還是抑制？作用的原理與路徑又是什么？上述問題的回答不僅為解釋農戶綠色農業技術采用率不甚理想提供了新的證據,同時也從災害管理角度為完善農業技術推廣措施提供一定參考。

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嘗試從以下三點展開進一步探索：第一,研究視角上,現有文獻已關注到饑荒經歷對農戶社交活動[3]、土地流轉[7]、農地調整[9]、宗教信仰[5]等行為的影響,但較少意識到其在農戶生產技術選擇中的作用。類似地,圍繞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學者們已探索出了性別[22]、年齡[8，22]、風險偏好[19-20]、認知[8]、文化程度[22]等個體特征因素,但從饑荒經歷視角切入并展開探討的文獻相對有限。由此,本文擬探究饑荒經歷與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之間的關系,為深入理解饑荒的長期影響開辟新的研究視角。第二,研究方法上,既往文獻大多運用烙印理論探討高管饑荒經歷對企業治理行為的影響[14，23-24],較少將其用于農戶行為的解釋。據此,本文擬借助烙印理論,分析農戶生產技術選擇邏輯,以拓展烙印理論的研究范疇。第三,研究內容上,已有成果大多聚焦于饑荒經歷影響的個體異質性,如性別[25]、經歷階段[10]、約束環境[26]等,而饑荒經歷影響的技術異質性尚未引起學者的足夠重視。事實上,農戶存在同時選擇多項綠色生產技術的可能,而不同綠色生產技術在風險、要素投入密集度等特征上有所差別[19],因此饑荒經歷對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影響或將存在技術異質性,若忽略該點,則不足以完全厘清與揭示饑荒經歷的影響。鑒于此,本文首先借助烙印理論,對饑荒經歷影響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機理進行分析；其次,依托湖北省1058份農戶調研數據,利用二元Probit模型與多變量Probit模型,實證檢驗饑荒經歷對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影響及其異質性；最后,采用OLS估計,明晰饑荒經歷的作用路徑,以期為推動農戶積極選擇綠色生產技術、政府部門更好地開展綠色生產技術推廣工作提供一個新的思路。

一、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烙印理論（imprinting theory）源自生物學領域,指的是個體在敏感期（包括事物或個體成長的生理早期階段和個體外界環境發生較大改變的時期兩方面）遭遇的重大經歷會使其產生對應的“印記”,即便后續環境發生變化,這些“印記”也不會輕易消失,而是持續性地產生影響并在個體之后的行為中有所體現[14-16,23-24]。自烙印理論被引入管理學領域以來,學者們用其解釋了高管的海外經歷[14]、饑荒經歷[23]、體制內經歷[24]等對其公司內部治理行為的影響,并發現上述經歷影響個體行為決策的作用機理包括“認知烙印”與“能力烙印”兩方面[14]。具體來說,就“認知烙印”而言,過往經歷會影響個體對于風險的看法[26],進而改變其看待事物的角度和具體行動的方式；就“能力烙印”而言,過往經歷會影響個體知識體系的完備性與發展能力[14]。但是,烙印理論在農戶行為領域的應用較少為人所注意,因此,本文基于烙印理論,探究饑荒經歷對農戶生產技術選擇的影響,以期拓展烙印理論的外延,實現對現有農戶行為研究的有益增補。

1.風險厭惡程度

研究發現,海嘯[18]、戰爭[27]、經濟沖擊[28]等外生創傷性經歷會增加個體的風險厭惡程度,饑荒經歷亦不例外。具體來說,由于大饑荒是一次物質資源嚴重匱乏的危機,長時期的貧窮和饑餓不僅導致個體變得更為保守[29-30],同時還加強了風險厭惡心理[10],使其對存在一定風險的投資活動表現出相對謹慎的態度[9]。而農戶的技術采用決策深受其風險厭惡程度的影響,且綠色生產技術包含多項技術,不同技術在風險性上存在差異[19，31],故而對于具備產出不確定性等生產風險特征的綠色生產技術,因饑荒經歷而具備較高風險厭惡程度的農戶往往不愿意選擇,或轉而青睞其他類型的技術。由此,基于“認知烙印”,饑荒經歷通過提高風險厭惡程度作用于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

2.人力資本積累

學者們已就饑荒經歷對個體人力資本積累的負向影響達成共識,認為饑荒導致農戶在教育和生存之間權衡,影響其受教育機會的獲取,從而阻礙了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已有成果表明,因遭受饑荒，個體完成小學教育的份額會減少1.2個百分點，其中男性下降1個百分點,女性則再多降低0.5個百分點[32]。此外,個人的認知能力[26]、學習能力[33]也會因饑荒而受損。而農戶的綠色生產技術選擇與其人力資本水平關系密切[8],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農戶不僅對綠色生產技術益處的認識更深[21],同時也更易學習與掌握技術的具體操作方式和流程[34]。因此,基于“能力烙印”,饑荒經歷將通過沖擊農戶的人力資本積累而對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產生不利影響。

3.社會信任水平

同海嘯[18]、地震[35]、颶風[36]等經歷一樣,饑荒經歷亦會顯著降低社會信任水平[5]。具體來說,由于饑荒屬于生存危機,部分農戶會為了搶奪資源而采取互相舉報、沖突斗毆等[37]非正當手段,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農戶對他人的信任[5],且饑荒經歷造成的社會信任水平降低還具備代際傳遞性。而對于綠色生產技術這類新事物,農戶大多受互相信任與從眾心理影響,即農戶的技術選擇往往是在其他農戶采用、獲得他人反饋后方才跟隨做出[22]。但由于饑荒經歷致使農戶的社會信任水平有所降低,故而即便其他農戶釋放了綠色生產技術在增產、提效、促收方面的良好口碑信息,這類農戶仍會不予信任和采用,從而增加了綠色生產這一集體行動的實現難度。由此,饑荒經歷因降低了農戶的社會信任水平而阻礙了其選擇綠色生產技術。

二、數據與方法

1.數據來源與描述

本文數據采集于2017年7-8月,調研對象為湖北省天門、隨州、荊州、武漢和黃岡的農戶。選擇湖北省作為調研地的原因在于：湖北省是中國中部的糧食生產大省,但在1959-1961年的饑荒時期,人口出生率一度跌至16.21‰（往年人口出生率基本維持在30‰左右）,死亡率一度高達21.21‰（往年人口死亡率基本維持在10‰左右）,糧食產量較往年減少近200萬噸[38],由此,以湖北省為例具有一定代表性。選擇這5個地區展開調研的原因在于：一是經濟發展水平的多層次；2017年,武漢生產總值位居湖北省第一,黃岡與荊州分列第四、第五位,而隨州和天門分別居于第11與第16名。二是地貌差異；黃岡與隨州屬于丘陵山地地貌,而天門、荊州與武漢屬于平原地貌。三是農業生產狀況；五地均是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與政府重點推行綠色生產技術的區域[22]。由此,以這5個地區為調研地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此次調研選取樣本農戶的方式如下：第一步,從天門、隨州、荊州、武漢和黃岡市中隨機選出3～4個樣本鎮；第二步,從每個樣本鎮中隨機選出2～3個村；第三步,在每個樣本村內隨機選取10戶農戶展開問卷調查,詢問其個人與家庭情況、農業生產經營狀況、綠色生產認知、意愿及行為等內容；最后,篩選出1058份符合本文研究目的的問卷。

樣本農戶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其中：男性戶主占比達87.15%,60歲及以上的老年戶主占比達48.68%,90.17%的戶主的受教育程度為初中及以下。79.39%的農戶經營10畝以下的耕地,50.76%的農戶家庭規模為3～5人,37.71%的農戶的家庭總收入為1～5萬元。樣本情況與2016年湖北省農村居民的現實情況大體一致①由《湖北省統計年鑒2017》可知，2016年湖北農民戶均經營8.24畝地，家庭收入為4.86萬元，戶均常住人口為2.89人。,具備代表性。

表1 樣本農戶的基本特征

2.變量說明

（1）饑荒經歷。參考趙民偉等[26]、張信東等[30]、王營等[39]的研究,本文使用戶主的出生隊列作為表征①梳理文獻發現，當前學者們關于饑荒經歷的測度主要包含以下四種：第一種是根據戶主的出生年份，將出生在1961年及以前的戶主視為經歷過大饑荒，將出生年份為1962年及以后的戶主則視為沒有經歷過大饑荒；采取此種做法的包括許年行等［12］、張信東等［30］、王營等［39］的研究。第二種與第一種類似，是以戶主的出生隊列作為表征，即根據戶主的出生年份，計算其在饑荒時期的成長階段，包括未經歷饑荒、嬰兒期經歷饑荒、幼兒期經歷饑荒、童年和青少年期經歷饑荒與成年期經歷饑荒；采取此種做法包括趙民偉等［26］、張信東等［30］、王營等［39］的研究。第三種是許年行等［12］的做法：以經歷饑荒的時長作為饑荒經歷的新變量，即未經歷、經歷1年、經歷2年和經歷3年，以此進行穩健性檢驗。第四種是以戶主出生年份或出生隊列及其與饑荒程度（利用研究區域1956-1964年的出生人口或死亡人口或總人口規模數據，測度超額死亡率或人口縮減率得出）的交互項為表征；采取此種做法包括都田秀佳等［5］、洪煒杰等［9］、于麗等［25］、林淑貞等［29］、程令國等［40］的研究。,即根據戶主的出生年份,計算其在饑荒時期的成長階段,包括未經歷饑荒②回歸模型以未經歷饑荒為基準組，嬰兒期經歷饑荒、幼兒期經歷饑荒、童年和青少年期經歷饑荒與成年期經歷饑荒為虛擬變量。、嬰兒期經歷饑荒、幼兒期經歷饑荒、童年和青少年期經歷饑荒與成年期經歷饑荒,具體如表2所示。同時,參考許年行等[12]的做法,本文以經歷饑荒的時長對饑荒經歷進行重新賦值,即未經歷、經歷1年、經歷2年和經歷3年,進而展開穩健性檢驗。

表2 戶主經歷饑荒的階段及劃分

（2）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參考石志恒等[19]、李芬妮等[22]、鄭旭媛等[31]的研究,根據農業生產環節的多樣化以及數據的有限性,本文以產前技術中的新品種、產中技術中的病蟲害綠色防治與產后技術中的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為例,以農戶是否選擇采用上述技術中的一種作為表征。圖1展示了樣本農戶的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現狀,不難看出,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是農戶選擇最多的綠色農業生產技術,占比為58.70%,其次是新品種技術（26.37%）與病蟲害綠色防治技術（23.35%）。

圖1 樣本農戶的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現狀

（3）中介變量。本文的中介變量包括風險厭惡程度[8]、人力資本積累與社會信任水平3個。

（4）控制變量。為排除干擾,本文還從農戶個體、家庭、市場、村莊等層面設置了控制變量。所有變量的定義及賦值如表3所示。

或許就應該承擔更多的壓力和指責，畢竟，作為新任總經理，大紀在山東省體育局和山東西王以及山東省籃球界，都背負了太多的期望。然而，聯賽常規賽過半，七連敗以及季后賽資格岌岌可危的形勢，讓大紀也面臨著更多的不確定性，畢竟，貴為俱樂部總經理，他是除了主教練之外的第一責任人。

表3 變量的含義與賦值

3.模型選擇

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僅包含選擇與未選擇兩種情況,參考鄭旭媛等[31]的做法,本文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展開分析。模型的基本形式為：

式（1）中,Selection為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GFE為饑荒經歷變量,Control為控制變量,α0是常數項,α1、α2是回歸系數,ε是隨機擾動項。

三、結果分析

1.饑荒經歷對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影響

本文運用Stata15.0軟件,通過逐步引入解釋變量、構建二元Probit模型,即第一步只引入控制變量（回歸1）,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礎上納入饑荒經歷變量（回歸2）,結果如表4所示。不難看出,Wald chi2值在1%檢驗水平顯著,同時,隨著變量的納入,模型的偽對數似然值與PseudoR2逐漸提高,這說明回歸模型的解釋力增強。因此,以下分析主要基于回歸2展開。

（1）饑荒經歷。由表4可知,饑荒經歷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具體來說,幼兒期經歷饑荒在5%的水平上負向顯著,且邊際效應值為-0.140,童年和青少年期經歷饑荒則在5%的水平上負向顯著，且邊際效應值為-0.191,說明饑荒經歷對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存在阻礙作用。同時,對于不同階段經歷饑荒的農戶,饑荒經歷對其的影響有所差別：相比于在嬰兒期與成年期經歷饑荒的農戶,經歷饑荒時尚為幼兒與童年和青少年的農戶選擇綠色生產技術的可能性更低。這或許是因為,幼兒期是個體認知、記憶與情感能力啟蒙并逐漸增強的時期[29],而童年和青少年期不僅是思維認知、心理特質、行為偏好形成的關鍵階段[39-40],同時處在此時期個體的可塑性更強[29],因此,在上述時期經歷饑荒足以影響個體的風險厭惡程度、社會信任水平與文化知識等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影響擁有饑荒經歷的農戶對具備一定知識密集、產出不確定等特征的綠色生產技術的選擇。

表4 二元Probit模型回歸結果

（2）控制變量。農業綠色生產重要性認知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意味著農戶越認可農業綠色生產的重要性、越可能做出技術選擇；這或許是因為,對于農業綠色生產重要性認知越深的農戶往往具備更強的環保和責任意識,越能認識到農業綠色生產的重要意義和益處,從而越傾向于采用。家庭總收入水平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意味著家庭收入水平越高的農戶選擇綠色生產技術的可能性越大；可能的原因是,綠色生產技術的選擇需要農戶前期投入一定資金,而家庭收入越高的農戶更具備資金條件與支付能力。綠色生產效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意味著綠色生產效益越高,農戶越傾向于選擇綠色生產技術；可能的解釋是,農戶是理性經濟人,其選擇綠色生產技術與否離不開成本與收益的比較,因此,綠色生產效益越高,農戶對其預期效果越好、做出技術選擇的可能性越大。綠色生產所需的相關物資或服務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意味著當農戶獲得綠色生產所需的相關物資或服務的便利性越強、選擇綠色生產技術的可能性越大；這或許是由于綠色生產所需的相關物資或服務的方便獲取有助于降低農戶綠色生產的成本與難度,從而提高了其技術選擇的概率。

2.異質性分析

（1）性別異質性。表5匯報了饑荒經歷影響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性別差異。不難看出,相較于男性,饑荒經歷變量系數在女性組中明顯較高,說明饑荒經歷對女性的負向沖擊更大。這一方面或許是因為,同男性相比,女性的身體素質、心理韌性及抗壓能力本身較弱；另一方面,受重男輕女思想影響,在資源有限的饑荒時期,農戶往往會將受教育機會、食物等資源更多地向男性傾斜,而非女性,從而導致女性的教育與健康水平下降得更為明顯[25，32],最終在面對一定體力、智力要求的綠色生產技術時選擇的可能性較低。

表5 性別異質性分析

（2）技術異質性?？紤]到農戶在生產過程中可能會同時選擇多項綠色生產技術,因此,參考Li等[34]的做法,本文選擇構建多變量Probit模型,以檢驗饑荒經歷對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技術異質性影響,結果如表6所示。不難發現,在影響農戶選擇新品種、病蟲害綠色防治與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等綠色生產技術上,饑荒經歷的作用方向有所區別。

表6 技術異質性分析 n=1058

由回歸5中新品種技術模型可知,饑荒經歷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負,說明饑荒經歷阻礙了農戶選擇新品種技術。這可能是因為,饑荒經歷增加了農戶的風險厭惡程度[10],而新品種技術雖然在抵抗病蟲害、增產穩產等方面有所改進,但會增加農戶的資金投入,同時還具備產出的不確定性[31]、造成的風險較難補救,故而不易為因饑荒經歷而具備較高風險厭惡程度的農戶所青睞。

由回歸5中病蟲害綠色防治技術模型可知,饑荒經歷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負,表明饑荒經歷阻礙了農戶選擇病蟲害綠色防治技術?？赡艿慕忉屖?病蟲害綠色防治技術雖然具有保障產品質量安全、增加農民收入等效應,但因涉及化學、生物等多個學科,知識密集度與技術含量相對較高[41],對農戶的文化程度存在一定要求,即農戶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正確理解和使用病蟲害綠色防治技術；而擁有饑荒經歷的農戶因人力資本水平受到影響,故而選擇這類知識密集型綠色生產技術的積極性不高。

由回歸5中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技術模型可知,饑荒經歷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說明饑荒經歷有助于促使農戶選擇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技術?？赡艿脑蚴?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有利于增強地力、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且對資本投入要求較低[34],屬于生產風險較小、知識要素投入密集度小的技術,滿足因饑荒經歷而具備較高風險厭惡程度的農戶需求,故而被選擇的可能性較大。

3.穩健性檢驗

本文通過調整變量賦值以檢驗上述結果的穩健性。具體來說,參考許年行等[12]的做法,本文以經歷饑荒的時長對變量進行重新賦值,即未經歷、經歷1年、經歷2年和經歷3年,進而展開重新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梢钥闯?表7回歸結果與上述結果類似,證明本文結果具備一定的穩健性。同時，為檢驗年齡內生性問題，本文進一步納入戶主年齡的平方進行回歸，發現饑荒經歷負向影響顯著，而戶主年齡的平方未見顯著，由此可以排除年齡內生性。

表7 穩健性檢驗結果

4.作用路徑分析

為了論證饑荒經歷影響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路徑,參考都田秀佳等[5]、洪煒杰等[9]、許年行等[12]的研究,本文以饑荒經歷為自變量,以風險厭惡程度、人力資本積累以及社會信任水平為因變量,采用OLS估計進行分析,結果如表8所示?？梢钥闯?饑荒經歷變量對農戶的人力資本積累以及社會信任水平具有負向影響,對農戶的風險厭惡程度存在正向影響。

表8 饑荒經歷與風險厭惡程度、人力資本積累及社會信任水平的關系 n=1058

進一步,本文檢驗了風險厭惡程度、人力資本積累以及社會信任水平對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影響,結果如表9所示。不難發現,人力資本積累與社會信任水平促進農戶選擇綠色生產技術,而風險厭惡程度負向作用于農戶的綠色生產技術選擇。

表9 風險厭惡程度、人力資本積累及社會信任水平與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回歸結果 n=1058

綜合表8～表9結果可知,饑荒經歷作用于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路徑包括但不限于風險厭惡程度、人力資本積累及社會信任水平,即饑荒經歷通過提高農戶的風險厭惡程度,降低人力資本積累與社會信任水平,進而影響其選擇綠色生產技術。同時,對于不同階段經歷饑荒的農戶,饑荒經歷影響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路徑存在異質性,具體來說,饑荒經歷通過風險厭惡程度、人力資本積累及社會信任水平三個路徑影響幼兒期、童年和青少年期經歷饑荒農戶選擇綠色生產技術,通過風險厭惡程度與社會信任水平兩個路徑作用于成年期經歷饑荒農戶的綠色生產技術選擇?？赡艿脑蚴?幼兒期、童年和青少年期是個體接受學前教育、小初高教育的主要時期,而成年期時,個體大多已完成學業、步入社會或職場,故而饑荒經歷通過阻礙人力資本積累這一路徑更容易沖擊幼兒期、童年和青少年期經歷饑荒農戶；同時,幼兒期、童年和青少年期還是個體形成價值取向、心理傾向和行為偏好的重要階段[39-40],發生在該時期的饑荒將極大影響其身心發展[29],故而饑荒經歷容易通過風險厭惡程度與社會信任水平這兩個路徑影響幼兒期、童年和青少年期經歷饑荒農戶。此外,成年期雖是個體性格、價值觀與承壓能力相對穩定的時期[29-30，42],但在此期間出現的重大境遇仍會導致個體特質或觀念發生一定變化[42],故饑荒經歷也較易通過風險厭惡程度與社會信任水平這兩個路徑影響成年期經歷饑荒農戶。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于湖北省1058份農戶數據,利用烙印理論,構建二元Probit模型與多變量Probit模型,探討了饑荒經歷對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影響及其異質性,并進一步分析了其作用路徑。研究發現：（1）饑荒經歷對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影響總體呈負向,且這一影響的路徑包括但不限于風險厭惡程度、人力資本積累與社會信任水平,即饑荒經歷通過提高農戶的風險厭惡程度、降低人力資本積累與社會信任水平,進而影響其選擇綠色生產技術。同時,對于不同階段經歷饑荒的農戶,饑荒經歷影響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路徑有所差別：風險厭惡程度、人力資本積累及社會信任水平是影響幼兒期、童年和青少年期經歷饑荒農戶選擇綠色生產技術的主要路徑,風險厭惡程度與社會信任水平是影響成年期經歷饑荒農戶選擇綠色生產技術的主要路徑。（2）饑荒經歷對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的影響存在性別與技術異質性：相較于男性,饑荒經歷對女性的負向沖擊更大；在影響農戶選擇增險型與知識密集型技術上,如新品種與病蟲害綠色防治,饑荒經歷存在抑制作用,而在影響農戶選擇控險型、非知識密集型技術上,如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饑荒經歷則發揮促進作用。此外,農業綠色生產重要性認知、家庭總收入水平、綠色生產效益與綠色生產所需的相關物資或服務亦能促使農戶選擇綠色生產技術。

上述發現有助于綠色生產等新型農業技術推廣工作的順利展開?？紤]到饑荒經歷通過提高農戶的風險厭惡程度、降低人力資本積累與社會信任水平進而影響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故可借助如下手段推動農戶選擇綠色生產技術：第一,緩解農戶的風險厭惡程度。由于農業保險是一項規避風險的良好工具,故應完善農業保險體系,鼓勵保險機構針對綠色生產設計出適宜險種,并提供保費降低、補助標準與額度提高、保障范圍擴大等優惠,為農戶綠色生產提供全方位保障,減輕農戶技術選擇的風險負擔,增強其風險防控能力。此外,還應加大對綠色生產技術控制風險、提高產量等益處的科普和宣傳,推動農戶正確認識與理性把握綠色生產技術的風險程度,消除農戶的疑慮與擔憂,增強其技術選擇的信心。第二,強化農戶的人力資本。一方面,借助知識培訓、田野課堂等方式,采取“線下教學+線上直播”的形式對農戶進行繼續教育與技能培訓,提高農戶的學習能力與業務水平；另一方面,完善合作醫療、養老保險等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加大對農村醫療環境與設施的建設投入,為農戶及時提供身體檢查、疫苗藥物等服務,以保障并改善農戶的身體素質。第三,增加農戶的社會信任水平。一方面,推動村委會向服務型基層組織轉變,如借助村莊微信群、公眾號等平臺及時公開村務信息、鼓勵村干部定期去農戶家中走訪、適時召開村民大會聽取群眾意見等,以增強農戶的制度信任；另一方面,積極開展歌舞比賽、運動會、知識競答等群眾性文體娛活動,為農戶互動互助互信搭建良好平臺。同時,本文發現饑荒經歷對女性、幼兒期與童年和青少年期農戶的負面影響更大,故而一方面,應在農村地區重點引導與宣傳現代性別角色觀念,營造性別平等的氛圍,減輕重男輕女、性別歧視等思想,降低女性受到的沖擊與損失；另一方面,組織專業師資團隊或設置專門心理輔導熱線、網絡專欄,對個體進行心理輔導與人文關懷,以緩解個體的心理陰影?？紤]到饑荒經歷有助于推動農戶選擇控險型、非知識密集型綠色生產技術,故而農技部門在開展技術推廣工作時,應針對饑荒程度嚴重的地區或受饑荒經歷影響較大的個體,采取差異化的技術推廣策略,重點宣傳與引導控險型、非知識密集型技術,如多次施肥、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等。另外,鑒于農業綠色生產重要性認知、家庭總收入水平、綠色生產效益與綠色生產所需的相關物資或服務亦可促使農戶選擇綠色生產技術,故還可加大農業綠色生產宣傳力度、大力發展農村經濟、完善補貼激勵政策與健全社會化服務體系等。

本文探索性地將饑荒經歷納入農戶行為研究領域,并借助烙印理論與計量模型證實了饑荒經歷對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確有影響,進一步拓展了饑荒經歷與烙印理論的研究范疇。但研究亦存在以下局限性：一是,雖然本文證明了饑荒經歷影響農戶綠色生產技術選擇,但相比于其他影響因素,饑荒經歷在農民綠色生產決策中的作用強度與影響權重究竟有多大,值得進一步探索。二是,盡管本文衡量了饑荒經歷,并設置了村級虛擬變量,但不同地域甚至同一村域農戶的饑荒程度的確存在一定差異,由此,若能獲取村級、鎮級或縣級層面的歷史數據,或將有助于進一步提高饑荒經歷相關研究的可靠性與準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