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犯罪國際執法安全合作的中國之策探析

◆顧一帆 趙宇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 北京 100038）

疫情期間，網絡犯罪國際化以及傳統犯罪網絡化的速度令人始料未及，歐洲刑警組織在收集疫情期間數據的基礎上發布了《2020互聯網有組織犯罪威脅評估》，表明加密劫持是最大的威脅[1]，世界經濟論壇（WEF）2020年度風險報告指出，網絡安全是未來十年全球商業面臨的第二大風險[2]。然而針對網絡安全的支出遠遠落后于網絡威脅的增長，網絡安全保護方一直在追趕破壞方的腳步，敦促我們將維護網絡安全的重點前置，在犯罪發生前做好預防工作，防止蔓延擴大增加控制成本。同時，僅靠一方的力量不能應對涉及面廣泛的網絡犯罪，因此加強以主權國家為核心的行為體間國際執法安全合作是實現網絡安全的必經之路。

1 網絡犯罪的代際演變與發展趨勢

了解各階段網絡犯罪的特征，可以從深層次把握各階段網絡犯罪的內在聯系，從而歸納網絡犯罪代際演變的趨勢走向，從根本上維護網絡安全。網絡犯罪的代際演變與網絡的發展具有同一性，各階段的網絡犯罪有其獨特性，而且后一階段的網絡犯罪在包含前一階段網絡犯罪的同時又呈現出新的樣態。

1.1 網絡犯罪的代際演變

網絡1.0時代以“連”為主。網絡可視作一個信息倉，以提供信息服務為主，各終端間無法相互交流，用戶只能在劃定的圈子內活動。因此，在網絡1.0時代，計算機信息系統是主要的犯罪對象，不法者意圖通過控制中心系統達到制約接入中心系統的其他終端的目的。但此時是網絡的新興階段，中心信息系統少，普遍存在于一些大企業，網絡犯罪對普通公眾的生活影響較小。

網絡2.0時代以“互”為主。隨著手機移動終端的普及、各終端之間的交互成為現實，中心系統的概念逐漸淡化，各終端均可成為潛在的中心系統，互聯網初具“網”的形態。網絡從“擬態社會”轉變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網絡犯罪也開始將成為流量的中心的普通網民作為新的襲擊目標。出現了網絡詐騙、電信詐騙等犯罪，網絡為傳統犯罪提供了新工具，通過網絡實施的傳統犯罪的破壞力更大，潛伏性和隱蔽性也更強。

網絡3.0時代以“聯”為主。這個階段人們能夠在網絡平臺展開各色活動，現實社會和網絡社會交織的“雙層社會”[3]逐漸成形，大數據、云計算和區塊鏈等相繼出現，任何產品的生命周期都被悉數記載，網絡犯罪主要利用追蹤和利用這些軌跡。網絡3.0時代，以網絡為犯罪對象和犯罪工具的網絡犯罪并未消減，兼有新現的網絡作為犯罪空間的網絡犯罪，它們三者并存[4]。

1.2 網絡犯罪的發展趨勢

（1）利潤空間更大

據莫頓的失范理論推知，當人們通過社會肯定的手段不能達到社會認可的目標時，就容易發生越軌、犯罪行為。此外，利益催生犯罪，有利可圖之處就有犯罪，網絡犯罪分子的收入較傳統犯罪高出10%到15%，且有形成本低，據統計2019年網絡犯罪市場的收益是沃爾瑪集團全年收益的12倍，歐洲刑警組織數據表明勒索軟件攻擊者會向受害者勒索從不到一千到數百萬歐元的贖金。因此疫情期間經濟狀況入不敷出者，會有越軌傾向，加之網絡犯罪利潤空間大，疫情期間防控空虛，造成了網絡犯罪高發的局面。

（2）組織性更強

以上海市普陀區檢察院2016年初至2020年8月審查起訴的310起網絡犯罪案件為例，3人以上的共同犯罪在共同犯罪中占比56.79%[5]?？梢姙榱颂颖艽驌?，獲取更大的收益，共同犯罪逐漸取代了單兵作戰。有組織的網絡犯罪分工明確，從核心成員、職業推手、受聘推動者和錢莊，從人員的招募到運營甚至是洗白贓物，依靠經驗豐富網絡犯罪分子完善其運作方式，并為他人提供犯罪工具，一應俱全，有些甚至有公開的身份，以此來樹立良好的聲譽

（3）隱蔽性更強

網絡犯罪的預備階段甚至是整個實行階段都可以在虛擬空間進行，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無需接觸，整個過程難以被發現，而且犯罪的實行過程短，實行完畢后可通過轉移、更換IP等多種方式潛逃隱匿。疫情期間，網絡犯罪分子用疫情包裝犯罪，借助隱私服務（如VPN）等明面上合法的商業服務降低風險，借疫情之勢，助疫情之瀾。

（4）危害全球化

網絡犯罪具有強大的滲透力。滲透的對象廣泛，從計算機系統到現實社會到計算機能力（“挖礦”是網絡犯罪侵害計算機計算能力的典型形式之一），滲透的領域廣泛，網絡中的行為一旦異化成網絡違法行為、網絡犯罪，借助網絡的便捷性，網絡犯罪可打破地域的限制，如同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危害性呈幾何級數擴散，波及現實空間、網絡空間，滲透到全球各個角落，社會成員個體、國家以及網絡本身將因此發生全方位的改變。

2 網絡犯罪國際執法安全合作的時代挑戰

目前，我國與發達國家、周邊國家、區域性組織，就打擊網絡犯罪方面的執法安全合作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如，中美網絡執法安全對話達成的五項共識以及打擊網絡犯罪的熱線機制，通過中澳高級別安全對話簽署了聯合聲明，中歐領導人第21次會晤聯合聲明愿在網絡安全領域繼續合作。隨著疫情的暴發，網絡犯罪頻發，公共基礎設施等受到勒索嚴重影響社會秩序，一些固有問題加重，一些深層次問題逐漸暴露。

2.1 網絡犯罪國際執法安全合作的理念基礎不牢固

一是“網絡主權”未能成為全球共識。以美國為代表的網絡自由主義者主張網絡是“全球公域”[6]，認為只有在沒有邊界的網絡空間才能夠實現真正的言論自由與民主平等。實際上網絡自由主義的霸權化傾向嚴重，意圖將現實社會中的優勢地位延伸到網絡空間。以中俄為代表的網絡保守主義者強調國家政府在網絡空間治理中的主導性地位[7]?！熬W絡主權”是國家傳統主權在網絡空間的自然延伸，故承認“網絡主權”理應是網絡空間得以依法治理的先決條件，明確“網絡主權”的界限與動態協調方案，才能最大限度地維護各國的合法權益，體現每個主權國家對本國網絡空間治理的自主權。

二是合作共識的范圍狹隘。網絡犯罪形勢倒逼各國形成了維護網絡安全的共識，但現有的網絡犯罪執法安全合作的實踐普遍帶有個案思維、區域性特征，缺少全球安全視角。如美國積極融進東盟的論壇開展網絡安全防御方面的合作，不僅是為了將自己進攻型的網絡安全戰略納入論壇，更是為傳播自身的治理理念，對論壇其他國家進行滲透。各國以本國國家利益為合作前提本無可厚非，但應對共同的網絡威脅應加強共信程度，促成更深層次的合作觀念，致力于打造廣泛安全的安全共同體。

2.2 網絡犯罪國際執法安全合作的國際規范缺失

目前網絡犯罪的國際執法安全合作缺少統領性國際規范的引領。沒有法律規范，合作就失去了保障，沒有統領性的法律規范，具體法律規范的制定就會因缺少指導原則而產生矛盾，法律規范的差異是制約各國合作的重要因素。有關網絡犯罪國際執法安全合作的國際規范大都是雙邊或區域性的，而現網絡犯罪的輻射范圍不局限于雙方國家，往往會擴至更多乃至全球。因此，任意兩部具體法律規范之間的矛盾性規定都呼喚兼容性強的國際規范問世。而且現存相關國際規范用語模糊，權威性較弱，如《網絡活動適用國際法塔林手冊2.0》作為一部涉及網絡安全的國際規范，假設性的條款居多，自由裁量幅度大，削弱了規范的威信力。除此之外，國內法與國際公約的適配程度低，沒有出臺專門的國際執法安全合作的國內法，只是附帶規定于一些基本法和行政法規中，沒有形成體系，合作可能會出現無法可依或依據不明的情形，缺乏嚴肅性。

2.3 網絡犯罪國際執法安全合作的國際組織運作不力

目前國際執法安全合作可以依托外交途徑、刑事司法協助程序以及國際警務合作組織程序開展。而外交途徑多決于兩國關系，變數較大，刑事司法協助程序受制于雙邊條約的存在與否，國際警務合作組織是各國警察之間的合作組織，理應提供常態化的合作平臺，國際刑警組織作為規模最大的國際警務合作組織，也在疫情初期暫停了除經費事項外的其他議程，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各國對網絡犯罪的打控，作為抗擊疫情的一部分，網絡犯罪的國際治理工作不能停止，不應停止，也不能等到疫情結束之后再恢復。同時，網絡犯罪國際執法安全合作的國際組織未給予非政府主體參與的機會，缺少競爭的激勵機制，導致“幾乎在每一個歷史時期，法律和公正都被新科技遠遠地拋在后面”[8]。

3 建構主義視角下中國應對網絡犯罪國際執法安全合作的措施

相較于傳統的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安全觀，建構主義指導下的安全觀注重建構行為體間的互動，拓展了安全主體和安全領域[9]，提供了新的安全視角。以亞歷山大·溫特為代表的社會建構主義強調社會建構和共有觀念對國際關系的決定性作用[10]，共有觀念建構行為體的身份、利益的認同，由此衍生了相應的國際制度，行為體在共有觀念指導下有效的互動性實踐又能夠維持身份、利益的認同，從而形成安全共同體，以巴瑞·布贊為代表的哥本哈根學派認為具有相同安全認知的安全共同體能減少“安全困境”。構建主義描繪的是一個環環相扣的安全互動結構，以建構主義理論體系提出中國助力網絡犯罪國際執法安全合作的措施具有合理性，如圖1。以網絡技術創新加強話語權為推動力，推動共有觀念建構安全認同，同時共有觀念與其衍生的國際規范相互促進，致力于構建網絡安全共同體，共同打造網絡犯罪國際執法安全合作平臺實現可持續發展。

圖1 建構主義理論體系的網絡犯罪國際執法安全合作

3.1 加強技術創新，穩固話語權

國家追求的利益必須與其實力相稱，掌握了網絡安全領域的核心技術，能夠避免合作過程中出現技術短板，把握網絡空間的防衛權，占領制勝高點，擁有更多的話語權，這些都是助力網絡犯罪執法安全合作的資本。當前我國互聯網普及率雖然高達61.2%[11]，但網絡技術與發達國家相比較尚有很大差距，當務之急在于加強核心技術的基礎性研究，破解技術瓶頸，構建自身學科專門科研智庫，提高技術話語權。與此同時，依托學科專業智庫進行技術交流合作，開展技術合作攻堅戰略，攻破前沿技術和核心技術，研發多種可行的備選技術方案，形成全方位的網絡技術體系。從技術層面盡可能減輕疫情的不利影響，通過遠程會議等形式，確保原有合作進程順利進行。

3.2 增進認同，強化共識

深入溝通，加強理解，形成理念認同。構建主義認為觀念影響國家以何種方式實現自身利益，因此加強對話，有效闡釋網絡安全，強化各國認同，逐漸形成共同觀念，實現“個體主義”向“集體主義”的轉變，增進同質性認知，促進集體身份的認同，如此才能跳出自我利益而慮及他人的利益，建構合作的觀念基礎。

尊重國家主權是國家間合作的前提，應堅持網絡主權原則。離開了現實世界的基站、終端處理器等物理性基礎設施，網絡空間不能夠獨存，網絡空間是依托現實世界且與之交織的。明確網絡主權，既有利于國家獨立行使網絡管轄權，靈活有效地遏制本國的網絡犯罪，構建安全的網絡空間，也有利于避免相互推諉的情況發生，防止持網絡自由主義觀點的國家肆意擴張網絡主權而踐踏他國的主權。譬如，作為歐盟的主要國家的法國，將“數字主權”、“數字安全”作為國家重點戰略。法國設立專門的工作組、建立自己的云數據存儲系統、向全球互聯網巨頭征收數字稅以及創建自己的Qwant搜索引擎以反Google跟蹤，同時，亮明數字主權底線，規定主動武力出擊的免責條款。因此，各國應達成嚴守網絡主權的共識。與此同時，應摒棄本國“優先論”，主動限制或讓渡部分主權，配合其他國家關于網絡犯罪的刑事司法協助請求，開展聯合偵查，共享偵查情報信息。

3.3 推動構建兼容性強、多層次國際網絡空間執法合作國際規范

國際規范是開展國際執法安全合作的法律基礎，規定了各國主權延伸的界限。從國際規范的框架結構來看，類比國內法，憲法作為一國的根本法，需要靠基本法補足，效力卻高于基本法，國際公約也如此，雖然國際公約是原則性規定，但凝聚了多方共識、多方參與，更符合新形勢下維護網絡安全的現實需要。因此，我國應在各國安全認同的基礎上，積極推動制定、加入網絡犯罪國際執法安全合作法的國際公約、國際條約和宣言，明確統一的網絡犯罪的定罪標準、證據呈現形式以及聯合偵查等，通過一系列的雙邊協定、多邊協定、區域性協定等補強統領性國際公約、條約。除此之外，國內法應與國際法配套，保障國際法的具體落實，有步驟地構建、完善兼容性強、多層次的網絡犯罪國際執法安全合作的國際規范體系。從國際規范具體內容的要求來看，由于各國在法律制度、司法程序、經濟歷史文化等方面存在差異，國際規范大都為原則性的規定，因此界定各國自由裁量的限度非常重要。

3.4 構建情報信息高度共享的全球一體化網絡犯罪國際執法安全合作平臺

區域性的合作可以有效打擊區域內的犯罪，但對于區域外的犯罪，很難及時應對?？赡軙е逻@樣的現象：已經形成區域合作的區域秩序儼然，尚未開展合作或是區域合作不緊密的地區成為犯罪的溫床?；鶜W漢和約瑟夫·奈認為只有日益“濃厚”的“全球主義”才能稱之為“全球化”，古代歐洲與亞洲的經濟聯系因參與者少、影響面窄而只能是“全球主義”，據此，網絡犯罪儼然全球化。打擊網絡犯罪離不開雙邊、區域性合作，最終還是需要各安全共同體搭建全球一體化的國際執法安全合作平臺，集網絡空間的監控、網絡犯罪情報的共享、交易平臺的管理以及個人信息的保護于一體。

國際執法安全合作的主體是多元的，不僅限于主權國家。以國家為主體的網絡治理已初具規模，為構建國際網絡治理體系夯實了基礎[12]。政府應當主導并鼓勵企業參與網絡犯罪的防控工作，部分網絡安全產品實現市場化、產業化，運用“維基”經濟學思維，堅持開放、對等、分享和全球運作的原則，推動構建網絡犯罪知識交換平臺，設置執法人員、政府、國際組織、專家、企業和個人板塊，按照權限遞減向他們開放，集中專門力量和知識，匯集民智民力，在交互式的安全環境中共享情報。

4 結語

我國抗疫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積極承擔國際責任，反觀全球治理格局的最初主導構建者的美國和歐洲，其感染人數經歷了循環的爆發式增長，未能夠有效發揮國家治理的作用，國際體系出現“領導缺失”的現象，中國應把握這歷史契機，結合自身抗疫經驗，通過公共衛生治理理性介入國際體系，深化網絡犯罪國際執法安全合作的共有觀念，推動制定完善的國際規范，提倡新規則，創設新的合作平臺，使各國達成制度層面的國際執法安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內生力才是網絡安全的不竭動力，在參與、推動國際社會應對網絡犯罪的同時，國內相應的改革與發展也要同步跟進。

引文及注釋：

[1]INTERNET ORGANISED CRIME THREAT ASSESS MENT（IOCTA）2020[EB/OL]，https://www.europol.europa.eu/activities-services/main-reports/internet-organised-crime-threat-assessment-iocta-2020.

[2]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20[EB/OL]，https://www.mercer.com/our-thinking/the-global-risks-report-2020.html.

[3]于志剛.“雙層社會”中傳統刑法的適用空間——以“兩高”《網絡誹謗解釋》的發布為背景[J].法學，2013（10）：104-112.

[4]黃曉亮.從虛擬回歸真實：大數據時代刑法的挑戰與應對[J].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5（04）：54-63.

[5]顧曉軍，李文強.網絡犯罪新趨勢：犯罪產業鏈漸現[N].檢察日報，2020-11-03（007）.

[6]那朝英.網絡空間全球治理的六個困境[N].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8-29.

[7]黃山.東盟網絡安全治理的動因及進程分析[C].外交學院，2019.

[8]簡·迪克.網絡社會.蔡靜，譯[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4：74.

[9]韓瑞，唐翀.國際關系領域中的安全研究范式探析[J].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34（06）：78.

[10][美]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秦亞青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0-29.

[11]第4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EB/OL].http://www.cac.gov.cn/2019-08/30/c_1124938750.html.

[12]安靜.網絡主權原則是全球網絡治理的必然選擇[J].紅旗文稿，2016（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