芻議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被害預防

◆張杰策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研究生院 北京 100038）

近年來，在各級國家機關和社會各界的聯動協作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治理效果顯著。但隨著互聯網技術高速發展并與公眾生活結合更加緊密，加之疫情肆虐的影響，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在嚴打態勢下又與龐大的網絡黑灰產勾結，作案手段更加精準，被害損失更加嚴重，仍然是突出的社會不穩定因素。詐騙團伙會根據社工學原理，利用人性弱點編造話術，制造詐騙場景，作案目標極易上當受騙。所以，一定程度上，對犯罪的事前預防要比事后打擊更具有長遠作用。這就需要梳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被害特點和規律，研究個體被害性，從被害預防的角度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預防觀點。本文從被害人學的視角出發，分析近年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被害人人口學特征和被害要因，并提出有針對性的被害預防建議。

1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被害人情況分析

1.1 詐騙類型及損失分析

根據騰訊公司發布的《2021年電信網絡詐騙治理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一》）顯示，2021年發案量最高的四種詐騙類型分別為刷單返利、殺豬盤、貸款及代辦銀行卡以及冒充電商物流客服，分別占比為25.4%、18.9%、18.1%、11.5%，四類案件累計占比超過70%，如表1所示?？傮w來看，詐騙類型呈現出多樣化特征，從每種具體的詐騙手段來看，絕大多數情況仍屬于典型的套路詐騙。

從案件損失情況來看，殺豬盤案件造成的損失最大，超過了總損失金額的40%。在殺豬盤案件中，犯罪分子以各種手段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把握被害人的心理需求，隨后誘騙其進行虛假投資，被害人面對精心設計的騙局以及巨額收益的誘惑，理性思考被感性選擇所替代，致使自身蒙受損失。

圖1 2021年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十大類型及損失分布

1.2 被害人性別及年齡分析

根據《報告一》，2021年全部詐騙案件中男女被害人的占比分別為56%、44%。受害人的性別比例差距不大，但是男性被詐騙的概率要高于女性。被害人威懾理論表明，女性更容易受到威懾的影響，更容易從自己或者他人的受害經歷中吸取經驗教訓，因此其對于詐騙行為和詐騙性質的信息更加謹慎、警惕，被騙可能性隨之降低。

在涉及“兩性”話題的電詐犯罪中，男性被害群體的占比遠遠高于女性。在《報告一》中，色情詐騙、網絡婚戀及交友詐騙（非殺豬盤）、裸聊敲詐的男性被害人占比分別達到了93%、86%、85%，反觀女性被害人的數量僅為7%、14%、15%，詐騙分子往往會利用男性被害人縱欲疏忽的弱點實施詐騙。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公民個人信息泄露嚴重，電信網絡詐騙的手段越來越精準化。

根據2020年中國信通院發布的《新形勢下電信網絡詐騙治理研究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二》）顯示，詐騙分子大多瞄準了年輕人群體，將其作為主要犯罪目標，其中以“90”后最為突出，占比高達63.7%?！?0”后和“70”后占比分別為19.6%、8.1%。受害群體呈現出年輕化特點，一方面是因為年輕人是社會活動中最積極的主體，其生活習慣也更加依賴于網絡平臺，個人隱私泄漏風險更大。另一方面，年輕人社會閱歷淺、防范意識不強，特別是高校學生在沒有收入來源和貪利享樂心理作祟情況下，已經成為詐騙分子重要的作案目標群體。

1.3 被害人分布地區及受教育程度分析

《報告二》顯示，被害群體主要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被害人分布最多的地區為廣東（12.3%）、浙江（10.6%）等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省份以及湖南（4.8%）、河南（4.7%）等人口大省。根據國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發布的《2019年4月失信風險警示報告》顯示，受害人群逐漸呈現出高學歷、高收入的特征趨勢。四川省2020年全省電信網絡詐騙受害人中，高中及以上學歷被害人約占70%[1]。此外，海外留學生受騙嚴重也成為值得關注的問題。

2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被害要因分析

近年來，犯罪人和被害人的互動關系越來越受到學者們關注，任何犯罪行為的產生并非都由犯罪人主導，被害人往往也在一定程度上起著重要的推動或制約作用。從被害人的角度尋求犯罪發生的原因，是被害人學研究的重要內容，學界稱之為被害性[2]。被害人學家漢斯·范·亨蒂格認為被害人“影響和塑造了”他的犯罪，雙方之間確實存在著互動關系[3]。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發生也離不開詐騙分子與被害對象的互動?；诖?，筆者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被害要因進行分析。

2.1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被害性分析

被害預防的關鍵就是被害性[4]。對于被害性的內容，依照主客觀分類標準，包括被害人自身的因素（如人口學特征、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等）和客觀因素（家庭、社區以及社會環境）。電信網絡詐騙具有非接觸性特征，被害人的自身因素在其被害性中占主要地位，客觀因素影響較小。前文已對被害人口統計學因素進行介紹，不再贅述。下文主要對被害人的心理特征和生活方式展開論述。

（1）心理特征

從心理過程的角度出發，電信網絡詐騙受害人具有認知局限性、情緒應激性、行為傾向性的特征。第一，受害人的防范意識不足為詐騙分子提供了犯罪條件。例如，網民對個人信息保護意識淡薄，特別是大數據時代人們更容易遺留下電子信息痕跡，從而被犯罪分子利用成為作案物料。第二，受害人特定的情緒狀態容易被詐騙分子識別并利用。例如，作案人編造受害者家人出現意外事故等虛假信息來制造恐慌和焦慮情緒，致使受害者理性思考能力下降，最終在感性決策下將錢款打入詐騙分子指定賬戶。第三，犯罪分子利用某些普遍的行為傾向實施詐騙。例如，中國人的性格中一直具有順從、依賴、服從權威的特點[5]，因而在冒充領導和公檢法類的詐騙中，詐騙分子利用權力優勢、權威形象以及權威性的誘騙語言來激發被害人的權威主義服從傾向，造成犯罪結果的發生。

從人格特征的角度出發，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中犯罪分子利用較多的是被害人疏忽、輕信、怯懦、貪婪、縱欲等人格特征。例如，犯罪分子利用被害人的貪財、輕信、疏忽大意等特征實施刷單返利、殺豬盤等詐騙犯罪；利用被害人怯懦、疏忽等特征實施冒充領導或公檢法等恐嚇類詐騙犯罪；利用被害人縱欲、輕浮等特征實施色情、網絡婚戀及交友、裸聊敲詐等“兩性”話題類的詐騙犯罪。

（2）生活方式

根據個人生活方式暴露理論，個人生活方式的差異導致接觸交往的情境不同，因此個人被害的危險性也不同[6]。生活方式包括職業活動和休閑娛樂活動。一方面，詐騙分子會利用被害人不同的職業特征來實施特定的詐騙行為。例如，對于無業、職業不穩定或低收入被害人人群由于生活困難、入不敷出等經濟原因，更容易受到中獎、返利等詐騙手段的侵害。而單純的校園環境和單一的專業教育以及相關宣傳缺失會使一些高學歷被害人缺乏生活經驗和社會閱歷，更容易被騙。一些高收入被害群體由于經常性網上辦公泄露個人信息或者所處公司企業存在財務管理漏洞也會為詐騙者提供可乘之機。另外，在疫情常態化防控的背景下，人們的社交活動和娛樂方式很大程度上被迫從線下轉移至線上，暴露于網絡犯罪下的風險增大，加之不良生活習慣和警惕意識缺乏，也就加大了自身被害風險。

2.2 被害人與犯罪人的互動分析

（1）互動過程分析

首先，在準備階段，詐騙分子的主要任務是準備犯罪工具和尋找犯罪對象，例如準備詐騙使用的手機、電話卡、電腦等工具設備，并進行話術培訓，掌握熟練的話術體系，非法獲取作案目標的個人信息等。其次，在接觸階段，詐騙分子通過電話、短信或者網絡平臺等渠道，廣泛投放虛假信息以吸引易感人群的注意力。在初步接觸到犯罪對象后，犯罪分子往往會以小額的利益對犯罪對象進行誘惑，逐步增加受害者的信任度。例如，詐騙分子會針對被害人的心理弱點、生活方式、收支動態等精心設計詐騙情節，滿足被害人對物質、安全及關系的心理需求[7]，在與被害人互動的過程中逐步取得其信任。再次，實施階段是詐騙行為的關鍵階段，決定詐騙成功與否。在前期詐騙分子與被害人建立信任關系的基礎上，詐騙分子會設計各種陷阱致使被害陷入錯誤的認知，并基于錯誤的認知進行虛假投資，或引導其向指定的賬戶轉賬匯款等?？傊?，在實施階段詐騙分子的首要目的就是誘導被害人處分自己的錢財。因此被害人在此階段可能直接導致自身財產利益的損失。在最后的逃脫階段，詐騙分子在誘導被害人轉賬后，便會立即利用多級賬戶轉移贓款，通過拉黑、刪除好友等方式脫身，終止與被害人的聯系。

（2）互動模式分析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被害人與犯罪人是一種相互影響、彼此作用的互動關系。這種互動關系有多種類型，根據犯罪與被害的實際狀況來看，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中互動模式主要為以下兩類：

第一，可利用的被害人模式。從被害人的角度來看，被害人對于自己受到侵害行為的發生并未察覺，在完全被動的狀態下受到侵害。從犯罪人的角度來看，其在客觀上利用了被害人身上的某些特征實施了犯罪，這些特征對于犯罪行為的實現至關重要。具言之，可以體現為以下兩種情形：其一是被害人沒有任何作為，僅由于其自身的因素導致被害，例如男性被害人多成為色情類詐騙的受害者、居家無業的婦女易成為刷單詐騙的受害者等；其二是被害人在客觀上實施了某些引誘、刺激行為導致犯罪發生，但其主觀上并無此故意，但客觀上卻引發了犯罪行為，這種情形下主要是由被害人防范意識不足、認知局限導致的，例如被害人基于虛榮心理顯露自己的財富。再如，一些被害群體普遍存在疏忽大意的心理，不注重自己個人隱私保護，如隨意在非正規網站登記個人信息等，此類信息很可能激發犯意。在此模式下，雙方互動最大的特點就是被害人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行為都是在無意識狀態下發生的，這也是該模式區別于被害人催化模式的關鍵特征。

第二，被害人催化模式。在該種模式下，犯罪的發生從根本上是由于被害人先前行為所引發的，不管被害人先前行為對犯罪人犯意的引發程度如何，被害人都要對自己的被害行為承擔一定的責任。被害人的先前行為按照對犯罪人的刺激程度不同，可分為被害人助長、促成、挑釁。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中常見的情形是被害人助長，即指被害人粗心大意，警惕意識低，因自信不會發生犯罪行為而未采取防范措施導致了犯罪的發生，這種情形下，被害人具有可責性。

3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被害預防措施

傳統的犯罪預防主要從犯罪人的角度采取預防措施，疏忽了被害人在預防犯罪中的重要作用，斯蒂芬·謝弗指出“無被害人既無犯罪”[8]，若能阻斷被害的發生，也就等于阻斷犯罪的發生。被害人研究對于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有特殊的意義，相較于其他犯罪行為而言，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得以成功的關鍵在于被害人對犯罪人的配合。因此在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中，被害預防至關重要。鑒于此，本文以被害人為視角，從被害前、被害中、被害后三個環節提出預防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具體措施。

3.1 被害前預防

一方面，要提升潛在被害人的防范意識。犯罪防范意識是指人們對于潛在的不法侵害因素及其后果的一種警覺意識。提升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防范意識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入手：第一，相關部門可以在銀行ATM機、微信、支付寶、網上銀行的轉賬界面進行詐騙提醒，在轉賬環節阻斷被侵害的可能性；第二，相關部門及主流媒體要搞好反詐宣傳，公開最新的詐騙手段，尤其是做好青年被害群體的宣傳教育工作；第三，強化潛在被害人的證據意識。受騙后及時保存轉賬記錄、訂單合同、投資規則、涉案網址手機號等證據。另一方面，潛在被害人要注重克服自身弱點。電信網絡詐騙分子很多時候都是利用被害人疏忽大意心理以及不良的生活習慣。因此，被害人在面對誘惑的時候要警惕被騙、不貪圖蠅頭小利，不存僥幸投機心理，培養健全的人格，培養誠信經營、生財有道的致富觀

3.2 被害中預防

在與詐騙分子接觸的過程中，被害人要做到不輕信、勤核實、不轉賬。不輕信就是要求被害人時時刻刻警惕詐騙信息、提升個人防范意識，在未核實確定的情形下，要做到不輕易相信來自陌生電話、短信、郵件等渠道的虛假信息，詐騙分子為了取得被害人的信任，會為其“量身定做”一場騙局，因而詐騙分子描述的內容越是逼真，誘惑性越強，被害人越應當提高警惕。勤核實是指被害人在判斷不確定的情況下，仍然保持理性思考，通過正常渠道與詐騙分子提及到的單位或個人進行聯系，求證核實信息的真偽，必要時應當及時報警。此外，一旦對方提到轉賬或投資等字眼，要立刻形成條件反射、提高警惕意識，思考對方的真實意圖，在無法完全確定對方身份及信息真偽的情況下，杜絕轉賬行為。

3.3 被害后預防

被害人在受害后可能因為畏懼恐慌、羞愧自責而不敢報警，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進一步促成犯罪分子取得被害人財物，更不利于公安機關及時對案件的立案偵查和追贓挽損。要充分利用公安機關與銀行、金融機構等建立的止付凍結快速機制，完善事后救濟，減輕受害人損失。發揮涉詐銀行賬戶風控模型的監測作用，及時開展資金攔截。被害人應將受騙后“半小時”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以重視，對于ATM機轉賬、柜臺存款、網銀轉賬等損失行為采取針對性的補救措施。被害人發現自己被騙后應迅速向銀行工作人員、支付寶或微信客服、騰訊110等聯系求助。預警過程中如果群眾已經被騙，預警人員要進行必要的心理疏導和勸解，鼓勵受害人及時報警，積極配合公安機關受案登記、制作筆錄，盡可能多的追回錢財，為公安機關、銀行等金融機構的案件處置爭取寶貴時間。

4 結束語

面對日新月異的技術變革，關注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新趨勢的同時，也要分析被害群體區別于傳統電信詐騙被害群體的新特點，突出被害預防的重點。傳統的犯罪預防主要從犯罪人的角度采取預防措施，往往疏忽了被害人在預防犯罪中的重要作用，我們應當重視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被害研究，從被害人角度完善犯罪預防工作，進一步有效遏制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