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辯證地看待不同時期的民族文化價值
——以“東巴不進古城”為例

楊杰宏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文學研究所，北京 100732）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與靈魂，是創新的源泉。中國共產黨自從建黨伊始到建立新中國，到改革開放，一直注重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性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這里的中國實際也涵蓋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黨的建設與優秀的民族文化相結合一直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十分重視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思想文化資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1]“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2]。他強調“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盵1]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3]，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要“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繼承優秀傳統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面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播出去”[3]。習總書記的這些重要講話為在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中實現文化的繁榮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系列講話精神，進一步堅定“四個自信”，對我們堅持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鑄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我們黨強調對傳統文化要“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是中國共產黨對傳統文化所秉持的辯證方法。這種辯證法就是植根于馬克思主義原理的“辯證的否定觀”，可以說這既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待傳統文化的一種辯證法，也是我們正確看待民族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

毋庸諱言，因受不同時期錯誤觀點及文化思潮影響，對民族傳統文化的認識仍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曲解與誤解，如封建社會時期對少數民族文化采取的侮蔑態度與歧視政策，極“左”時期對民族傳統文化視之為牛鬼蛇神予以批判。時至今日，這種錯誤的認識與觀點仍不同程度存在著，對民族文化建設、經濟社會的發展，乃至民族團結帶來了負面的影響，需要引起高度重視并批判，維護來之不易的民族地區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本文以“東巴不進古城”為個案，對這種錯誤的民族文化觀進行剖析與批判，以期促進對民族文化觀的辯證的認識。

一、“東巴不進古城”之說的由來

“東巴不進古城”是一個在麗江民間廣泛流傳的說法，至今仍在地方文化圈內及導游詞中不時聽到。這一說法之由來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麗江實行改土歸流。這場改土歸流對于麗江來說是一場革命，在政治上剝奪了木氏土司特權，采取朝廷選派流官制度，經濟上實行封建地主制度，從而極大解放了地方生產力，這無疑具有進步的歷史意義。但流官在對待麗江民族文化方面實行了一套“以夏變夷”的民族歧視政策，把東巴文化視為茹毛飲血的野蠻文化而大加撻伐，隨著外來的漢族移民在麗江古城逐漸增多，加上官府大力推廣科舉制度及漢學教育機構，以封建禮教為核心的漢文化成為古城主流文化，東巴文化從古城、壩區逐漸退縮到經濟發展滯后的山區，以致長期以來，以古城為中心的漢文化主流圈內將東巴視為異類，甚至東巴在有些人家門口經過都被視為不祥，這一文化歧視一直延續到五四運動，乃至到“文革”都未斷絕，流毒頗深，至今在一些“雅士墨客”的心目中，東巴文化屬于裝神弄鬼、野蠻愚昧的原始文化，是上不了大雅之堂的。正是在這種長期的文化歧視影響下形成的文化認識誤區，是導致“東巴不進古城”這種論調的社會思想溫床。

其次，在極“左”思潮影響下，機械、狹隘地理解進化論，把不同時期的傳統文化人為地割裂開來，越是古老的文化越被視為阻礙進步的落后因素而予以否定批判，譬如把東巴文化與改土歸流以來形成的仿漢文化對立起來，認為麗江古城文化是以儒釋道為主體的文化，不包含東巴文化，忽略了民族文化的整體性與發展性特征。下面對此問題予以簡要的辨析，以期正本清源。

二、“東巴不進古城”是個偽命題

為什么說東巴不進古城是個偽命題？因為這個問題本身漏洞百出：東巴何時不進古城？為什么不能進古城？是不能進、不讓進？還是不想進？如果說這個古城指的是麗江古城？那么應該從古城的歷史起點——1253年開始算起，古城的范圍包括了白沙古鎮、束河古鎮、大研古鎮，也包括黑龍潭明清建筑群，一般人把大研古鎮混同于麗江古城，這是不對的。1997年麗江古城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中，其范圍就包括了上述幾地。東巴不進古城的命題就包含了不進上述這些地方。是整個800年時間里東巴不進入古城？不進入大研、白沙、束河三地？憑什么不讓他們進入古城？是害怕他們施法作亂？還是犯了哪一條王法？很顯然，這些都是非?；奶频臒o稽之談。

（一）麗江古城是東巴輩出之地

麗江自元代成為中央王朝管轄的地方行政機構以來，石鼓曾短期作為麗江路所在地，但不久搬遷到白沙。原因在于白沙是木氏所屬的尤氏族的根據地，自唐武德年間（618—626年）葉古年趕走濮獬蠻而奪得麗江壩一帶，當時麗江壩大部分為湖水所覆蓋，只有北部白沙片區適合居住，這也是為何木氏一開始把行政中心設在白沙的原因。南詔王異牟遜、元世祖忽必烈先后誥封白沙北岳廟，原因在于白沙為當時麗江人口較為集中之地。所以說白沙古鎮是麗江古城的重要構成，是麗江古城之始建地。那么，白沙有東巴嗎？答案是肯定的，白沙不但有東巴，而且是大東巴輩出之地，在歷史上長期作為麗江東巴文化的大本營。束河與大研鎮一直到1940年代末期仍頑強傳承著東巴文化。

麗江塔城鄉巴甸村大東巴和文玉（裕） 的墓碑上的記載，“原籍元津，姓董，始祖精于彩畫，應土司之聘，先落籍麗江，遂安家白沙，后分枝南山，雍正初年移落巴甸”。其祖上源于麗江白沙明代大東巴“久知拉”，并有24 代父子聯名的譜系。若以每代25 年計，600 年前約在明初就已應木土司之聘落籍麗江，成為精于彩繪的大東巴。[4]據麗江塔城的和旭輝東巴介紹，他的祖上久知拉是遠近聞名的大東巴，相傳是木氏土司從三壩鄉白地村聘請過來的大東巴，時間大致在元朝時期。當時麗江行政中心設在白沙，所以木氏土司在白沙的新尚村給久知拉大東巴分了田地，建了房屋，承擔起了木氏土司家族東巴祭祀職責。相傳久知拉曾參加過白沙壁畫的繪制。久知拉在麗江白沙定居后，經過上百年的發展，其子孫后代分布到了麗江大研鎮、黃山鄉文華村、五臺村，太安汝南化、塔城等地，并出現了大研鎮的和鳳書（其祖上為木氏土司家族的世襲東巴）、文華村的桑尼才、五臺村的和田貴、太安汝南化村的康巴才、青爸羊、塔城鄉的和文裕、魯甸鄉的和世俊、和文質，白沙鄉的和鴻、和誠等一大批大東巴。麗江東巴文化源頭在白地，而白沙成為麗江東巴文化最早的傳承點，以此為根據地又分布到大研、黃山、太安、魯甸、塔城等不同鄉村傳承點，這些傳承點通過家族遷徙路線連結成面，由此形成了東巴文化傳承、流布的格局。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后期，被西方稱為“納西學之父”的洛克之所以坐鎮白沙的玉湖村開啟了長達27年的納西文化研究之旅，很重要一個因素在于白沙在麗江東巴中的名聲及地位使然。

（二）東巴不但進古城，還住在古城里

有人會說，麗江古城是指大研鎮，不是指那么偏僻的白沙鄉鎮。大研鎮有東巴嗎?當然有，大研鎮不但有東巴，而且還住在古城里，是資深的古城土著居民?？梢哉f，在改土歸流前，只要有納西人居住的地方就有東巴。這道理很簡單：東巴文化作為納西族傳統文化的百科全書，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是作為核心文化而存在的，一個納西人，從一生下來到離開這個世界，都離不開東巴文化的參與?！凹{西祭天人”。祭天是納西人的內核文化，也是自我身份認同的重要標志性文化。而東巴是祭天儀式中的主祭者，祭天東巴是世襲傳承的，也是地位較為尊崇的東巴。木氏土司一直到新中國成立時都聘有祭天東巴。明朝洪武十六年（1383年），木得土司把麗江府從白沙遷移到現今大研鎮。與他而來的居民絕大部分只會是納西人，當然也會有大批東巴移居而來。一直到1940年代末，大研鎮的文林、文明、卿云、忠義等部分村鎮的納西人家仍舉行祭天儀式。東巴文化對早期入籍麗江的移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古城及壩區內移民人家也在祭天期間舉行類似的祭祖活動，如夏祭稱為“東巴頌”（Doba sul），有些人家還請東巴過來主持儀式，所以這個名稱才保留下來。

在改土歸流之前，絕大部分納西族宗族是舉行祭天儀式，改流后因流官大力推行漢文化，恩威兼施，從而使東巴文化逐漸淡化，加上大量的漢族移民并不舉行祭天及相關東巴儀式，使東巴文化在古城逐漸式微。但這并不意味著東巴文化在古城銷聲匿跡，作為一種傳統文化，它或隱或顯地作用于民族的心理層面及精神意識中，尤其是作為價值觀念的文化影響更為深遠。譬如納西族原生文化中的“署”神與漢文化中的龍神的融合就是典型個案：東巴教中強調的“人與‘署’（自然神）是同父異母的兄弟”觀念包含了相互的自然觀，而漢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觀念也與此相類似，只不過把“天”進一步倫理化、等級化。黑龍潭原是納西先民祭“署”神的地方，“漢文化傳入后，龍的觀念傳入納西社會，由于漢族的龍也有司掌河湖泉水和雨水的功能，與納西族‘署’神的功能也有相同的地方，于是，龍信仰意識就逐漸和納西族的‘署’神信仰觀相融合。清乾隆初年，在玉水源頭處蓋了‘玉泉龍王廟’?！盵5]當然，改為龍王廟并不意味著漢文化占了上風，融合后的文化更多體現出來的是二者的互融性。楊福泉回憶說：“一些受納西族傳統文化影響較深的古城老人在解釋河流靈性和神性時就多把其歸結到‘署’神，如說“署”神愛干凈，因此不能污染河流。河里的魚和青蛙是屬于“署”神的下屬，不能捕捉它們。河邊的樹木是‘署’神歇息的地方，不能砍伐?！盵5]麗江設流后納西族與外來漢族移民兩個族群的認同、融合是互動、互構、互文的關系，也只有在這樣的關系中，族群認同才能得以形成。

這里不能不提一下大研鎮大東巴和鳳書其人其事，他就是世代居住于古城的東巴世家。和鳳書（1877-1952），大研鎮卿云村人，最后一代木氏土司家世襲的祭天東巴，其實質扮演了麗江境內東巴領頭人的角色。其父和秀春是清代著名的大東巴。清宣統元年（1909年），麗江木氏土通判木景曾賜給和秀春一塊“精明教宗”的匾，落款是“宣統元年臘月初五日率男和鳳書和鳳陽吉旦”。又傳聞，清官府曾賜給他一塊“金鈴四方”的匾額。他精通東巴文和格巴文，諳熟東巴教大祭風儀式儀規及其經典，還會東巴教的法術卜卦知識。曾到麗江縣的大東、鳴音、寶山、大具及寧蒗縣的拉伯等地主持大祭風儀式，亦曾參加過美國學者約瑟夫·洛克邀請做的復原大祭風儀式。和鳳書在社會上名望很高，創立了麗江縣東巴協會并任會長。他曾協助法國學者巴克、美國學者洛克、李霖燦等學者釋讀過東巴經文。多次在大研、白沙、太安、大東、寶山、鳴音及寧蒗縣的拉伯一帶主持、參與過諸多東巴儀式。1950年5月被選為麗江縣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主席團成員、東巴代表。1950年10月15日，以夏康農為團長的中央民族訪問團到麗江。在歡迎中央民族訪問團的數萬人大會上，和鳳書參加了主席團，并安排數十名東巴祭司表演了東巴舞。

這說明東巴不但進出于古城，東巴本身就住在古城里面，而且還是東巴會會長，所以不存在東巴進不進古城的問題。

（三）麗江古城開創者木氏土司一直祭天法祖

有的人不了解具體歷史情況，把改土歸流以來的歧視東巴文化的觀點泛化，甚至把這筆賬算到木氏土司頭上，贊頌木氏土司大力引進漢文化，傾心儒釋道，采取開放包容的文化政策，但“苛待本民族的東巴教”“限制東巴教的繼續發展，剝奪了東巴教徒修書的經濟條件和權益”等等，[6]把“東巴不進古城”的時間點嫁接到木氏土司時期。這種謬論是經不住推敲的。木氏土司作為麗江古城的開創者，古城及其轄區內的主體民族是納西族，在其統治時期東巴文化對民間影響極大。木氏土司沒有理由否定、打擊東巴文化，這無異于數典忘祖、自毀長城。原因很簡單，統治者自己否定了主體民族的傳統信仰，直接就動搖了其統治基礎。

事實上，木氏不但沒有苛待東巴文化，反而一直敬重東巴文化，善待東巴文化。徐霞客到麗江，對木氏土司家族的祭天儀式留下深刻印象：“其俗新正重祭天之禮。自元旦至元霄后二十日，數舉方止。每一處祭后，大把事設宴宴木公。每輪一番，其家好事者，費千余金，以有金壺八寶之獻也?！睆闹锌刹?，木氏的祭天活動耗時長久，耗費驚人?？赡艹嗽讵{子山祭天場舉行祭天外，在白沙傳統祭天場也有舉行?？梢哉f木氏土司舉行東巴祭天儀式是為了凝聚人心，深化民族認同的重要舉措。木增向萬歷皇帝上疏的十諫中，第一條即為“敬天法祖”，木公撰寫的《木氏勛祠》中如是說：“克恭克敬，勿褻爾神”“孝親至勤，祀神至誠”。更意味深長的是《木氏宦譜》（甲）中把東巴經典《創世紀》名句赫然寫于開篇：“草古天能古、草俸地能俸，草羨古甫古，古甫古呂古，古呂氣呂古，氣呂露呂古，露呂陸點古，一點海娘丁，海失海羨古，海羨刺羨古，刺羨天羨古?！敝苯影褨|巴經典《創世經》中的納西族祖先譜系與木氏祖先譜系聯系在一起，說明了其對民族文化的認同。木氏土司每次出征必先舉行東巴祭祀儀式，戰爭中士兵陣亡要舉行超度儀式，所以在出征部隊中要東巴跟隨?，F處于四川藏區的俄亞納西族鄉就是明朝時期軍屯駐扎下來的，至今仍有世襲的祭天東巴家族。木氏土司還對祭天傳統進行了合理化改造，如祭天壇上的柏樹原來代表天舅，木氏土司時期把柏樹的神格演變為“皇帝”，并在祭祀儀式中帶頭高呼“皇帝萬壽無疆！”。

木氏土司采取文化包容政策，客觀上也促進了東巴文化自身的發展。東巴教中吸納了本教、藏傳佛教、道教內容就是明證。元代時期木氏引進造紙技術，也促進了東巴口頭經書的經典化進程。東巴經《超薦死者·馬的來歷》有贊頌木氏土司的句子：

這說明木氏土司時期對東巴教及其文化并未采取敵視打壓政策，而是把自身作為民族成員，對作為民族核心文化的東巴文化敬重有加，源遠傳承至今。東巴文化在麗江古城的歷史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麗江擁有“三江并流”自然遺產地的青山綠水，古城依山傍水，順水而居的建筑格局，與東巴文化的自然觀，生命觀、價值觀是有著深刻的文化聯系。在麗江所擁有的三個世界遺產及納西傳統文化中，東巴文化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忽略與否定的。

需要指出的是，木氏土司重視東巴文化并不意味著把東巴文化抬高到政教合一的文化高度。對此歷代木氏土司保持著清醒的政治頭腦：只有與中央王朝保持高度一致，才能確保其統治地位的鞏固。而在意識形態、主流文化上與中央朝廷保持一致是關鍵因素，這也是木增為何一直自稱為“明國忠臣”的內因。東巴教文化因其長期徘徊在原始宗教進入人文宗教門檻之間，沒有形成與封建社會相適應的宗教教義及文化體系，根本沒有能力成為統治階層的指導思想與主流文化。這是木氏土司沒有把東巴教及其文化作為其指導性主流文化的原因。當然，木氏也沒有人為地去壓制、消滅東巴文化。它對宗教文化秉持了包容開放的政策。當然，這種政策不能籠統地理解為多元文化政策，譬如中原文化主要局限在木氏一族內，而非在民間予以廣泛推廣；藏傳佛教僅局限于其統治的藏區，而非納西族地區；東巴教的傳播也局限于納西族地區，在木氏土司家族內部，更多體現為一種傳統的民俗文化。

三、科學辯證地看待不同時期的民族文化及其價值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文化就是人類社會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方式及其成果的總和。從文化層次而言，這個“總和”包括了物質文化、精神文化與制度文化；從其基本內涵而言，文化具有歷時性、共時性、階級性、民族性、融合性等不同特征?？傊?，我們對文化的認識與把握必須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反對與警惕割裂文化的時代性與整體性的錯誤觀點。從如何正確看待不同時期的民族文化價值這一命題而言，同樣需要牢牢把握與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與分析方法。

科學辯證地看待不同時期的民族文化，必須要把具體的問題置放在一定的歷史范疇內進行辨析與思考。關于民族文化觀，列寧曾提出著名的“兩種民族文化論”，即“每一個民族文化中，都有兩種民族文化”，那就是剝削階級的文化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文化。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也指出：“在現代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8]對于“兩種民族文化論”不能從機械、庸俗的進化論出發來理解，列寧與毛澤東強調的每一個民族文化內部存在著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兩種不同文化，這是從民族社會發展到階級社會這個歷史階段而言的，不然無法理解在新中國成立之前，我國境內仍有獨龍族、基諾族、布朗族、怒族、苦聰人等仍處于前階級社會階段的民族文化。另外，即使進入階級社會的民族文化，有些文化也不能簡單地用階級觀點來區分，如不少民族有關開天辟地、洪水災難、民族遷徙等方面的神話或史詩，更多是保留了前階級社會的遠古文化信息，不能簡單、機械地用階級觀點來界定其文化性質。

與東巴文化、古城文化相似，中國少數民族文化內部同樣存在著不同時期產生的文化，如彝族的畢摩文化、羌族的釋比文化、傣族的貝葉文化、普米族的韓規文化、壯族的摩經文化、東北蒙古族、達斡爾、鄂溫克、錫伯、鄂倫春、赫哲等民族的薩滿文化、藏族的本教文化等諸多民族存在著較早歷史時期產生的本土傳統文化，這些本土傳統文化中糅合了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神靈崇拜、祖先崇拜等內容，相比于理論深邃、體系嚴密、博大精深的近現代文化，顯得要“簡陋”“原始”，尤其在強調優勝劣汰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心目中，這些“落后文化”是構成該民族發展滯后的罪魁禍首，從意識形態層面進行批判與否定，然后從政策與實踐方面進行改造與取締。從歷史范疇而言，這些本土傳統文化在歷史上對于深化民族文化認同、促進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些歷史貢獻是不能抹殺的。其次，從文化藝術價值而言，這些本土傳統文化蘊涵著這一民族獨特的，不可替代的文化特質，正如馬克思評價古希臘神話與史詩作為人類童年的文化產物，在永不復返的階段顯示出了永久的魅力，至今仍然是“高不可及的范本”。傳統文化對本民族文化藝術的創造性發展與轉化無疑起著重要的文化基因庫的作用。以當下東巴文化為例，不但東巴進了古城，甚至可以說是滿城皆東巴文化。有些學者可從商業化、文化真實性方面予以批判，但不可否認東巴文化在新的社會語境中獲得了另一種新生：它可作為美術作品、雕刻、服飾、工藝品、紀念品而受到游客青睞，也作為景區展演內容而為觀眾所欣賞；東巴神話故事與主題被大量挪用到文學藝術及影視劇創作中；至于國際間的學術研討交流、藝術展演更是趨于日?；?，每年有關東巴文化方面的學術論文、專著、碩士博士論文層出不窮，東巴文化實現了從參與的邊緣轉向邊緣的參與，已經成為麗江旅游業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它創造了可觀的就業機會，增加了地方財政收入；一個研究型的、藝術型的、文化型的當代東巴時代已經來臨，從中彰顯了東巴文化強勁的文化生命力。這一傳統文化在新時代語境下的重構與復興引發了國內外學者的關注與思考，一些民俗學家與神話學家稱其為民俗主義或神話主義。楊利慧提出的“神話主義”概念超出了文學和藝術創作范疇，涉及現當代社會的遺產旅游、互聯網、影視、電子游戲等諸多領域?！皩⑸裨捵鳛榈貐^、族群或者國家的文化象征而對之進行商業性、政治性或文化性的整合運用，是神話主義的常見形態?！盵9]

正如一個人的成長史有著童年、青年、成年、老年的不同階段，不能因為長大成人后就全面否定之前的歷史記憶，這本身是不合理、不可取的。同樣，我們對待不同時期的民族文化，尤其是歷史上的古老文化傳統，要秉持實事求是的歷史唯物主義態度，充分認識其得以產生、發展的具體歷史情境，尊重其特定歷史條件下發揮的積極作用，也要深刻認識其歷史局限與負面因素。

其次，從共時性的范疇而言，我國好多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相對滯后，不同民族情況千差萬別，不可一概而論。如在新中國成立時有的民族已經具有了資本主義萌芽，大多數進入了封建地主社會階段，有些民族仍停留在封建領主制、農奴制階段，甚至有些仍處于原始社會末期；而在同一民族內部同樣存在著不同的經濟、文化形態。對于這些歷史形成的區域性的文化差異，同樣不能一概而論，尤其要警惕出現對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內部的地域文化歧視。正如東巴文化在大部分納西族地區已經不再具有“社會憲章”的文化功能，但在一些比較偏僻的山區，如滇川交界的無量河區域東巴文化仍具有宗教功能。在現代工業文化仍無法全面覆蓋的這些地區，傳統文化對于族群認同、協調社區秩序、維護社會道德規范，甚至在保護生態環境仍發揮著重要作用，由此我們在評價與對待這些傳統文化時，必須要尊重本土文化及民眾的態度，而非簡單粗暴進行干涉。否則傳統文化形態一旦被摧毀，而新的文化形態未能建立，由此造成社會失序及文化沖突，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對此無所作為，盲目推崇傳統，采取過度保護主義，這實質上是放棄主義。任何文化都依附于特定的社會政治、經濟、思想形態，這些傳統文化保存社區往往是經濟發展滯后地區，所以必須結合國家的精準扶貧政策，從交通設施、經濟產業、教育教學、衛生醫療等民生方面進行切實的幫扶，從而實現經濟脫貧的同時，促使傳統文化的轉型，使之與現代社會相適應。

其三，要科學辯證地看待不同時期的民族文化與價值要秉持整體觀的態度，切忌一刀切，片面化、孤立的觀點。任何一種民族文化都是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不斷揚棄、沉淀生成的，任何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無一不是融合了不同時期、不同民族文化而得以發展，本身構成了本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機部分；而后來吸收了更多外來民族或近現代文化而形成的新型的民族文化，既是在傳統文化基礎上得以吸收與融化，也是傳統文化繼承創新的結果。如東巴文化本身融合了本教、藏傳佛教、儒釋道文化而得以發展，在納西族歷史發展中發揮過重要的推動作用，本身構成了麗江古城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機部分；而明清時期以儒釋道為內核的漢文化長期在麗江傳播過程中，與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新型的民族文化。這一時期的民族文化類型既不同于原來的東巴文化，也不能簡單用漢文化來界定，而是在本土傳統文化基礎上融合不同時期的外來文化形成了具有時代特征的新型民族文化。

文化是條河，在吸納支流、融入主流中不斷發展壯大。我們不能說這條文化江河只有下游的文化，而忽略或否定上游的文化；同樣，也不能為了突出自身文化的悠久歷史而忽略后面形成的文化。東巴不進古城是個從來不存在的偽命題，人為地制造東巴文化與古城文化的對立關系是極端錯誤的，東巴文化是納西族的標志性傳統文化，古城文化是納西文化融合發展的集大成者，古城文化本身包含了東巴文化，二者都是納西文化的有機構成。不能因為早期的傳統文化因其自身發展不充分而失去主流文化地位就抹殺其文化價值與歷史作用，當然，不能因為當下“非遺”運動、文化旅游方興未艾的時代語境下傳統文化吃香而過度炒作、神化。我們也不能不看到民族傳統文化在遺產旅游與網絡媒介的挪用與重述中出現胡編亂造、過度商業化、社區主體缺失、傳統斷裂等亂象，隱含著傳統文化從文化遺產蛻變為商品附庸的身份危機之虞。譬如東巴退出古城到當下麗江古城滿城皆東巴，一些商家為了迎合游客趨異心理而大肆炒作東巴文化，好像當下納西族仍全民信仰東巴教，而有意無意忽略麗江古城的主流文化，這也是走極端的行為，應予以批評及糾正。不管是古城文化，還是東巴文化，任何賦魅與祛魅行為都悖離了文化本質。

科學辯證地看待不同時期的民族文化價值，批判地繼承傳統文化，這是文化發展的必然要求和客觀規律，也是馬克思主義對待傳統文化的基本立場。我們既要反對民族虛無主義及全盤否定的錯誤思想，也要反對民粹主義和全盤肯定的錯誤傾向。對待不同時期的民族文化價值的正確態度就是辯證的“揚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不忘歷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如果丟掉了，就割斷了精神命脈。我們要善于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盵10]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使傳統文化與時代發展要求相符合，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相適應，這既有利于各民族文化的可持續發展，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