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時空特征、動態演化及影響因素

蘇冰杰, 盧方元, 朱 峰, 李彥龍

(1.廈門大學 經濟學院,廈門 361000; 2.鄭州大學 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3.鄭州大學 管理工程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4.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經濟學院,北京 100871;5.北京大學 數字金融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0 引言

近年來隨著互聯網、大數據與高端通信技術的迅速發展，數字經濟的擴張和影響逐漸引起了全球關注。自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數字經濟”的概念以來，數字化被作為一種全新的生產要素投入到生產的各個環節，促進地區新產業、新業態和新模式的快速發展[1]。在新舊動能轉換的時代背景下，數字經濟已經繼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之后，成為我國發展最迅速、運用最廣泛的一種新型社會形態，是驅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2]。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當前國內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有關數字經濟內涵與發展現狀的研究。早期有關數字經濟內涵與行業邊界的設定相對較為簡單，數字經濟通常被等同于“互聯網經濟”。隨著全球經濟形態的演變，數字經濟的內涵與外延被逐漸擴大。如王思瑤[3]在確定數字經濟內涵與外延的基礎上，對數字經濟中的行業進行分類，并給出了以國民經濟行業分類代碼顯示的數字經濟行業分類代碼。但由于各國際組織和研究團體的目的與立場的差異，現階段有關數字經濟內涵與行業邊界的界定尚未形成統一口徑。

二是有關數字經濟影響機制的研究。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型社會形態，其發展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Behanm等[4]指出信息和通信技術的發展在歐洲創造的就業人口數占到了歐洲總就業人數的13%。夏炎等[5]的研究表明，數字化不僅將促進國內生產總值更快速增長，還將提升生產率、消費結構轉型、優化投資結構、提升企業出口規模、提高人力資本質量，并引領新型智慧城市的發展。此外，數字經濟還會帶來創新能力的提升，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三是有關數字經濟水平測度方面的研究。由于各國在數字經濟定義上的差異化，目前有關數字經濟的核算并未形成統一的口徑。在數字經濟發展早期，對數字經濟的測算相對寬泛，大多是圍繞著電子商務展開的。隨著數字化的發展及研究的逐步深入，學術界開啟了指標核算的時代。中國學者夏炎等[5]從ICT產業出發，構建非競爭型就業投入占用產出模型測算數字經濟對經濟增長和非農就業的影響，該方法看似新穎，但在實操層面相對繁瑣且無法顧及城市層面的可操作性。單志廣等[6]基于三元空間理論構建數字經濟評價指標體系，考慮相對全面，但是該指標體系尚且存在于理論層面，在相關指標數據的可獲得性等方面可能考慮不太周到。

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進入到增速換擋的新階段，但區域間信息鴻溝的存在[7]，明顯加大了地區發展成本，并由此帶來了經濟鴻溝，制約數字經濟發展進程[8]。在此背景下，為了進一步縮小區域間經濟鴻溝的差距，最大化數字化的外部影響，搞清楚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時空演化特征就顯得很有必要?；诖?，本文著力于揭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時空演化特征，在此基礎上對區域間數字化發展水平差異的原因進行分析。為了克服目前數字經濟化水平測度工具存在的缺陷，本文首先構建了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并采用熵權法和三參數加權Heronian平均(TPWHM)算子[9]獲得各省市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其次從靜態的角度，分別采用Moran’s I指數和泰爾指數分析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空間演化特征，接著從動態的角度，運用速度激勵模型[10]分析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變化的動態演化特征，最后對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原因進行探究。

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指標及研究方法

1.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

1996年“數字經濟”這一術語第一次出現，距今已有二十多年，但有關數字經濟內涵界定尚無統一標準，各國及國際組織的理解也各有側重[7,11]。梳理文獻發現，國內學者普遍接受2016年杭州G20峰會對數字經濟的定義，故本文主要參考該定義并結合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遵循指標選取中的客觀性、系統性、代表性和可比性的原則，依次從數字化基礎、數字化生產力與數字化潛力三個方面選取指標構建數字經濟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詳細內容如表1所示。

表1 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1.2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樣本時間跨度為2010～2018年，空間跨度為除西藏和港澳臺外的中國30個省及直轄市。數據主要來自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文中所涉及到的貨幣單位指標均以2000年為基期，并利用相應的價格指數進行平減處理以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

2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時空演化特征

2.1 全國及三大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時間演化特征

為了便于探究觀測期內全國及三大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時間演化特征，同時考慮到指標之間可能存在一定的相關關系，本文首先根據熵權法和TPWHM算子計算得到2010～2018年間中國30個省市(除西藏外)的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指標，在此基礎上計算出全國及三大區域各省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平均值和標準差，并繪制出2010～2018年全國及三大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演變趨勢的折線圖。如圖1所示：

圖1顯示，從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均值來看，整體上全國及其三大區域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均值均呈現穩步上升態勢。其中東部的數字化經濟發展水平的均值遠遠高于全國水平，中西部地區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西部最弱。從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準差來看，整體上全國及三大區域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標準差都呈現遞增趨勢，且東部地區遠高于全國水平，中部次之，西部最小，說明雖然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好，但是區域內各個省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仍存在較大差距。

圖1 2010～2018年全國及三大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演變趨勢

2.2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演化特征

2.2.1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關聯特征

為探究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關聯性，本文測算了2010～2018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Moran’s I指數，并重點分析2010、2014和2018年各個省市及其相鄰省市間的空間集聚狀態。具體結果如圖2和表2所示：

圖2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Moran’s I指數變化趨勢

表2 2010年、2014年、2018年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集聚類型

圖2結果顯示，樣本觀測期內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Moran’s I指數全部為正，說明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正向空間相關性，即各個省份間數字經濟的發展與周圍臨近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密切相關，表現為空間聚集性特征，且這種集聚狀態發展相對較為穩定。這與圖1中的結果基本一致。

表2顯示，高高集聚類型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和華中地區，這些地區普遍具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工業化水平和城鎮化水平，為數字化發展提供良好條件。低高集聚類型的省份分布在高高集聚地區的周圍，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低低集聚類型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東北和西部地區，這些地區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相對匱乏，勞動力大量外流等造成這些地區數字經濟發展落后，雖然依靠西部大開發等國家戰略得以發展，但相對于東部沿海地區還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高低集聚類型的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空間輻射能力相對較弱，出現了“極化”現象。例如北京與河北、天津相鄰，河北相對其他地區屬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高集聚區，天津屬于低集聚區，但二者相對北京都屬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低集聚區，同理廣東、湖北、四川也是。

2.2.2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

為了分析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性，本文采用泰爾指數計算得到全國及三大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2010～2018年間的泰爾指數，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全國及三大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泰爾指數

表3結果顯示，全國及三大區域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泰爾指數均為正，說明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性。三大區域看，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大于中西部地區。變化趨勢上看，2010～2018年間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泰爾指數逐步遞減，表明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距正在逐步收斂。中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泰爾指數雖有波動但相對較為穩定，基本維持在0.09附近，表明對于中部地區來說，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距基本不變。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泰爾指數逐漸遞減，其中2010～2012年間泰爾指數相對平穩，其值大于中部地區，2012年后開始遞減并逐漸低于中部地區。對這一現象的一個可能解釋為，近年來國家出臺一系列政策扶持西部地區大大拉動了西部地區的發展，帶動西部地區經濟騰飛、貧富差距大大縮小等，為西部發展積蓄了力量，同時西部各省份間表現為較強的空間正向關性，進一步拉動區域差距的縮小。

區域內和區域間泰爾指數對比表明，區域內泰爾指數值明顯高于區域間，說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內差異要大于區域間差異。2010～2013年間，區域內泰爾指數一直下降，2013～2015年稍有回升，2015年之后繼續下降，表明區域內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變化雖有小幅震蕩但一直在縮小。而2010～2018年間區域間泰爾指數始終保持下降趨勢，說明區域間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在逐漸收斂。

2.3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的動態演化特征

上文結果表明，2010～2018年間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呈現逐漸上升趨勢，且各個區域間數字化的發展明顯不均衡，為了進一步考察中國各省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速度的動態演變特征，本文利用速度激勵模型，綜合考慮多時段內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速度變化的狀態和趨勢。具體結果如表4和表5所示：

表4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的速度變化狀態與趨勢測度結果

表5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變化綜合效度值

表4結果顯示，全國及三大區域變化速度狀態均為正，說明中國各省市數字經濟發展速度變化狀態逐步上升。三大區域看，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變化速度狀態值東部地區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說明東部相對于中西部而言擁有更大的速度變化狀態，這與東部地區豐富的地理與資源優勢是分不開的。

變化速度趨勢測度結果顯示，全國及三大區域數字經濟發展速度變化趨勢值在2012～2013、2015～2016年大于1，說明這些時間段內數字化發展水平變化速度的加速度大于0，其速度的變化是越來越快的。相反，其他時段內變化速度趨勢值小于1，意味著數字發展水平變化速度趨勢對其變化速度具有懲罰作用，即加速度小于0，速度變化雖在增加但是其增加的速度是越來越慢的。

表5顯示，中國各個省市數字經濟發展速度變化綜合效度值均為正，說明目前全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趨于上升，潛力較大。排名結果顯示，速度變化綜合效度值較高的地區普遍分布在東部沿海(如山東、江蘇、浙江、廣東等)及經濟數字化發展水平較高的集聚區(上海、福建、河南等)內，而安徽、湖南等省份雖然本身經濟數字化發展水平不高，但由于周邊地區經濟數字化水平較高，相應地帶動其經濟數字化得以快速發展。對于青海、寧夏、新疆等西部地區，由于資源條件劣勢，其綜合效度值較低，數字經濟發展速度較慢。值得說明的是天津和四川兩地，四川排名第二，天津則排在最后。結合前文分析，四川屬于高低集聚類型，其周圍省份數字經濟水平普遍較低，天津被數字水平較高的省份環抱，但在此種情況下，四川做到了“一支獨秀”，而天津的數字化程度一直不高，而且增長疲軟，這背后的原因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

3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差異影響因素分析

3.1 變量說明

前文分析表明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性。為了進一步探究區域差異原因，本部分以數字經濟發展水平(EDL)作為被解釋變量,從數字經濟發展的區域環境角度選擇一系列可能的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具體變量的設置如下。

(1)經濟發展水平(lngdp_1)。數字發展水平和地區經濟發展之間可能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引入經濟發展水平的一階滯后(lngdp_1)。(2)政府科技投入強度(gov)。采用政府支出中科技投入支出所占的比例來衡量政府科技投入強度。(3)對外開放水平(fdi)。采用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地區生產總值來衡量。(4)地區規模(scal)。采用年末常住人口的對數值來衡量?？紤]到地區規模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可能呈現非線性，引入地區發展規模的平方項。

3.2 模型估計結果

最終建立固定效應面板回歸模型對全國整體及東部、中部和西部分樣本數據進行估計，為了進一步減小估計誤差，各模型均采用穩健標準誤的形式。具體估計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回歸結果

整體上來看，數字化發展水平的一階滯后、經濟發展水平的一階滯后、政府科技支出強度和對外開放程度對數字化發展的影響為線性，而地區規模對數字經濟的影響表現為非線性，而且在全國及東、中、西三大區域中均表現為這一特征。具體來看，上一年的數字化發展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政府科技支出強度均會正向促進當年數字化發展水平；對外開放程度則會抑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并且各影響因素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具有明顯的層級性特征。全國層面，各因素對數字化發展水平均表現為顯著影響。影響力來說，數字化的一階滯后、地區規模的影響處于第一層級，經濟發展水平的一階滯后、政府科技支出強度處于第二層級，對外開放水平處于第三層級。

三大區域層面，東部地區除對外開放水平、政府科技支出強度的影響不顯著外，其他各因素均表現為顯著影響。其中經濟發展水平的一階滯后和數字化的一階滯后影響力非常接近，在各線性影響因素中處于主導地位，其次是政府科技支出強度、最后是對外開放水平，地區規模依然表現為非線性。中部地區除政府科技支出強度的影響不顯著外，其余各因素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都顯著，其中政府科技支出強度在各線性影響因素中充當主力，數字化一階滯后緊隨其后，經濟化發展水平的一階滯后和政府科技支出強度的影響力接近。西部地區除外開放水平外，各因素的影響均顯著，且政府科技支出強度的影響力在各線性影響因素中位于第一層級，數字化一階滯后和經濟發展水平一階滯后位于第二層級，對外開放程度位于第三層級，說明對于西部地區來說，當前政府科技支出強度是制約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提升的一個主要因素，未來需要政府大力提升科技支持來促進西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

3.3 穩健性檢驗

考慮到上部分回歸模型包含地區固定效應，且解釋變量中包含被解釋變量的一階滯后，屬于典型的動態面板數據，若僅僅采用普通回歸的估計方法，容易造成估計系數偏大或者偏小的誤差。廣義矩估計(GMM)可以有效避免內生性問題，同時為了進一步提升估計結果的穩健性，本部分依次采用差分GMM和系統GMM估計方法對上述各參數再次進行估計。穩健性檢驗結果顯示無論是差分GMM還是系統GMM估計，各個變量的估計系數符號與普通回歸相比并未發生改變，說明本文的模型估計結果具有一定的穩健性，是可以信任的。

4 研究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構建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與2010～2018年全國30個省市(西藏和港澳臺地區除外)的面板數據，完成對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測算、時空特征及影響因素分析。主要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從時間演化特征來看，全國及三大區域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均值和標準差均呈現穩步上升態勢。其中東部地區數字化經濟發展水平的均值和標準差遠遠高于全國水平，中西部地區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西部最弱。隨著時間的推移，全國及三大區域間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均值增長趨勢較為同步，但標準差間的差距卻在不斷拉大，各省市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性。

第二，從空間演化特征看，樣本觀測期內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具有明顯的空間相關性、空間集聚性和區域差異性。Moran’s I指數計算結果顯示各個省份間數字經濟的發展與周圍臨近地區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密切相關，表現為空間聚集性特征，且大約有67%的省份呈現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狀態。泰爾指數及其分解結果顯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性且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區域差異正在逐漸縮小。具體來看，三大區域中，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最大，遠遠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另外，三大區域內部差異要大于區域間的差異。

第三，從速度變化的動態演化特征看，整體上全國及三大區域數字化發展水平變化速度狀態均表現為上升趨勢，其中東部地區數字經濟發展相對于中西部而言擁有更大的速度變化狀態。速度變化綜合效度值計算結果顯示，發展速度較快的地區主要分布在東部沿海(如山東、江蘇、浙江等)及經濟數字化發展水平較高的集聚區(上海、福建、河南等)內，而青海、寧夏、新疆等西部地區的經濟數字化發展速度則較慢。

第四，從區域差異影響因素看，數字化水平的一階滯后、政府科技投入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的一階滯后會促進區域數字經濟的發展，對外開放程度會抑制地區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地區規模對數字經濟發展的影響表現為非線性，且不同因素在東、中、西三大區域內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力具有一定的差異性。在全國和東部的各線性影響因素中，數字化水平的一階滯后、經濟發展水平的一階滯后影響力較大，而在中西部地區，政府科技支出強度在各線性影響因素中的主導作用逐漸凸顯出來，尤其是西部地區，完全充當了主導作用。

根據上述結論，本文得到以下啟示：一要清晰認識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性、空間集聚性特征，在此基礎上深入挖掘造成區域差異的原因及其驅動要素，如文中所提到的政府科技投入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等。二考慮到當前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擁有較大的上升空間，各個地區應積極制定相應措施，因地制宜，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大力發展數字經濟來更好的帶動其區域發展。同時，地區總體差異的來源主要是區域間差距，尤其表現為東部——西部、東部——中部間，因此現階段中央政府在制定一系列經濟發展政策時應合理的向中西部地區適度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