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景葵：愛書藏書的中國首位銀行“董事長”

俞 棟

清末民初，具有獨立發展意識和現代經營理念的國內銀行家群體日益崛起。有趣的是，在這一群體中愛書者不乏其人，他們尊書愛書，讀書藏書，且留下諸多收藏豐贍的藏書樓。何以如此呢？一則，這些銀行家本系讀書人出身，受過良好的海內外教育，愛書、藏書乃本性使然；二則，藏書耗資巨大，需強大的經濟實力支撐，其時恐也只有銀行家有此條件。當然，個中翹楚非葉景葵莫屬。

葉景葵（1874—1949），字揆初，號卷庵，自號書寄生，別署存晦居士，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光緒癸卯年 (1903）進士，系著名銀行家、藏書家、書法家；著有《杭州葉氏卷盒藏書目錄》《卷盦書跋》《卷盒雜著》等。

葉景葵生于官宦世家。與當時的讀書人一樣，早年其亦熱衷科舉，曾于1898年進京趕考，恰遇維新變法，遂入張元濟1張元濟（1867—1959），字筱齋，號菊生，浙江海鹽人;杰出的出版家、教育家、愛國實業家。創辦的新學堂——通藝學堂，漸生自強維新之心、實業救國之志。后在其岳父結義兄弟趙爾萃2趙爾萃（1851—1917），字公慶，號小魯，漢軍正藍旗人，光緒八年舉人，光緒十五年中進士，先后任夏津縣知縣、直隸州知州、直隸工藝局兼礦務局會辦。的舉薦下，于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入山西巡撫趙爾巽3趙爾巽（1844—1927），字公讓，號次珊 ，別號無補 ，清末漢軍正藍旗人，奉天鐵嶺（今遼寧鐵嶺市）人，一說山東萊州人，祖籍山東蓬萊，清末民初政治家、改革家。（趙爾萃胞兄）幕府，從此踏入仕途。一年后趙任湖南巡撫，兩年后任盛京將軍，葉均隨行南北，即使考中進士亦放棄而未離左右。在盛京任文案總辦時，葉力倡改革，設財政總局，整理財政，并擔任會辦，“剔除積弊，未及兩年，所入驟增，逾千萬”。光緒三十三年（1908）趙調任川督，徐世昌繼任東三省總督，制造了奉天財政局案，葉被革職，回滬定居，直至1911年春奉旨署理天津造幣廠監督方再次北上。

葉景葵真正進入金融界則源于一起銀行大案的暴露。1909年，大清銀行營口分行總辦羅怡利用職權，將銀行60 萬兩銀子私放給厚德銀號（系其與大清銀行理事顧思遠合伙私設)，后羅、顧進一步濫用職權，從上海、重慶等分行借出巨額資金，終至無法還款。1911年2月案發后，長期擔任大清銀行總行一把手的監督張允言被降職，羅怡被逮捕。為扭轉危局，朝廷隨即將剛赴造幣廠的葉“空降”至大清銀行。他走馬上任后，邊清理案件，邊實施改革，并起用專才，參酌英、日銀行制度，改革總行體制，加強對分行的管控，力圖挽救“大廈將傾”的大清銀行；10月初，其又奉度支部之命，查辦吉林官錢局火災，并考察東三省幣制。此時武昌起義爆發，葉聞訊星夜回京，然大清銀行已關門歇業；11月初，他辭職南下，結束了短暫的大清銀行末代監督之生涯。

如果說，臨危受命大清銀行是葉在銀行業初露崢嶸的話，那么，在浙江興業銀行的任職則無疑是其金融生涯的高光時刻。1907年10月，浙江鐵路公司為解決巨額股款的保管與運用，成立“浙江興業銀行”（以下簡稱“浙興銀行”），取“振興實業”之意。當時，人們對銀行所知甚少，招股無從談起，葉景葵“自認股五千元（占50 股）”，成為當時為數不多的首批股東4籌備中的銀行資本額為100 萬元（1 萬股、每股100 元），浙路公司投資40%以上，其余招募商股。。1908年，他掛名任漢口分行總理，1912年任董事，自此與浙興銀行結下不解之緣。1914年，浙江鐵路公司被收歸“國有”，將原持有的浙興銀行近半數股份出讓，蔣?；I、蔣抑卮父子成為第一大股東，并推薦葉任鐵路清算處主任。

由于其時浙興銀行滬、漢、杭三行各自為政，全行事權不統一，經營乏力，蔣抑卮與葉景葵決心革新。1915年，葉以大清銀行監督聲望任董事長。需指出的是，浙興銀行是我國金融史上最早實行董事長制度的銀行，葉亦由此成為我國首位銀行董事長。他走馬上任后，對浙興銀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一，將全行的行政業務重心移至上海，改上海分行為本行，杭州總行改為分行。此舉一改浙興銀行偏隅杭州、權力分散的狀況，面貌煥然一新，為以后的發展打下良好基礎。其實，1911年葉任武漢行總理時就有此提議。其二，在上海成立全行統一的董事會，實行董事長負責制，全權決定銀行的一切業務和人事調遣；董事會下設總辦事處，統一管理各分支行事務，各分支機構有重大事情或業務措施，必須隨時報告，由總辦事處決定后才能執行，使權力趨于集中，改變了原有分散的狀況。這一體制和制度還為其他商業銀行效仿。其三，鑒于上海是民族資本集聚、民族工業發軔之地，提出“以穩健經營為目標，以服務工商業為宗旨”，較早與民族工商企業建立了業務關系。據不完全統計，先后有600 余家（其中20 余家臨危）的民族企業得到支持。這與我們今天講的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業的天職，可謂不謀而合。其四，葉利用自身人脈向中國銀行領用銀行兌換券125 萬元，于1908年開始發行，1915年自動收回。為發展北方業務，還在北京和天津設立了機構。其間，曾協助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堅守銀行信用而抗拒中央政府“停兌令”，風潮平息后，浙興銀行聲望也大幅提高。由于葉銳意改革、善于經營，在此后十年間浙興銀行進入全盛期。據統計，該行實有資本從1915年的75 萬元增至1920年的250萬元；存款余額從1915年的438.5 萬元增至1926年的3 312.1 萬元（連續多年居商業銀行首位），同期合計純收益371 萬元，平均年盈利率達15.8%。1927年，蔣介石上臺后發行江海關“二五庫券”，葉不愿承擔分配給浙興銀行的40 萬元認購任務而惹蔣大怒，后雖不得已照數認購，但從此為蔣忌恨，浙興銀行亦自此從興盛走向衰落?？箲鹌陂g，民族工商業遭到破壞，銀行放款多成呆賬，浙興銀行也未能幸免。1945年，葉辭去董事長職務，退居幕后。

除銀行家的身份外，葉景葵藏書家的“標簽”同樣令人難忘。一手金錢，一手書籍，故“書香銀行家”是人們給予其最貼切的稱號。晚清民國之際，社會巨變，新學勃興，大量古籍善本散佚流出，上海乃至整個江南地區成為集散地。1917年，詩人、藏書家吳昌綬挑出其所藏四十種明刊及舊抄善本標價千元出售，以充當嫁女之資。葉聞訊后大方出手，從此引發數十年搜集與整理古籍之“癖好”。其收藏對象以名家稿本、抄本及批校書為主。從?？奔爸螌W角度看，這類書的學術價值并不亞于宋刻元槧，是乾嘉學派中考訂家的治學路數。為此，他苦心經營，傾其所有，耗資巨大，共藏書2 800 多部，計3 萬余冊。其中，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底本、惠棟《周易本義辯證》手稿、周雪客《南唐書箋注》抄本、王念孫父子合?！豆茏印返?，皆為珍品。最珍貴的當數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手稿。1925年前后，杭州抱經堂書局的朱遂翔告訴葉在紹興收得此“世間孤本”，但因蟲蛀厲害愿以廉價出讓。葉慧眼識遺珠，蟲口奪書，請來修書高手費時兩年，精心修補，訂成130 余冊，整修如新，使這部瀕于毀滅的書稿重見天日，并在著名學者錢穆、張其昀等的協助下，考訂出手稿為顧氏原稿。

抗戰爆發后，日寇鐵蹄所至，古籍善本四散飄零，甚至流落海外。身在上海租界內的葉景葵，親眼目睹了一些親朋故友藏書急遽流失，遂于1939年邀請商務印書館董事長張元濟等志同道合者，籌設私立“合眾圖書館”。開辦伊始，葉就捐款15 萬元，并“已將敝齋舊藏悉數捐贈”。1940年4月，合眾圖書館舉行發起人集會，選舉葉、張等5 人為董事，組成董事會。圖書館的創立，源于葉景葵整理與保護歷史文獻的使命感，是其“化私為公”“化身千百”藏書思想的實踐，故被稱為合眾的靈魂人物。1953年6月，經張元濟、陳叔通等提議，將合眾圖書館捐獻給國家，更名為“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后并入上海圖書館。當時已有圖書25 萬冊，金石拓片1.5 萬種，如今這批珍貴的文獻依然在嘉惠眾人。

藏書者多善書。葉景葵雖不以書法名世，但作為一名具有厚實文化素養的儒商卻是不爭的事實。葉氏家族世代為官，且皆有所著所藏，可謂書香門第。葉少時在祖父葉爾安創辦的補紫藤花館中受教、學習，得多人指點，如徐少梅、葉喬年、朱又贊、趙而萃、陸廷楨、吳子修、趙菁衫、趙國華、朱碩甫、向篤、褧銘等名儒官員，或啟蒙經典（包括習字）、或指點作文、或講授詩詞，其中更有喜評點藏書、刊刻詩文之人，使其受益良多。特別是他與朱巧成婚后，趙小魯便開始指點其課業。據葉自述：“師（指趙爾萃）居官有政聲，好鑒藏書畫，千金散盡，屢空晏如?！惫试谮w的影響和指點下，葉的眼界和書藝必有大進。更何況，葉作為一名版本收藏家和目錄學家，收藏古籍、鑒定版本，離不開抄、校、審，這就不僅要熟悉當時的書法風格習氣，還要自己提筆抄錄，書法無疑是必修課。因為，無論是補抄只字片語，還是寫一條書簽，抑或是題一款識語，都要盡可能與這些古人的字跡相協調，不至于差距太大、判若兩人。所以，在長期的稿本鑒定、增補、謄錄過程中，他練就了一手過硬的好字。

因此，筆者以為，葉景葵在書法上崇尚和追求的是“用”而非“藝”，在他心里寫好字也許只是為整理古籍需要，而非以字立世揚名。故其書法沒有受時風影響的那種“金石氣”，更沒有那種劍拔弩張的霸悍之氣和造作之感。他的字之所以讓人記憶深刻、過目難忘，正是得益于其絕俗、傳神和含蓄，以清簡為尚，以虛曠為懷，以“霸、滯”兩氣為忌，以書法意韻相求，可謂“風韻難及偏相及，意韻難言書品言”。這種溫潤靜穆、平和自然、婉麗清逸的書風，更給人以一種玩味無窮、流連忘返、細嚼不盡的意味。藝術上有時沒有“風格”，往往就是最大的“風格”。葉的書法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清凈”與“和淡”。清者，講究靜心研習，清雅聚合，去俗避媚，戒濁求淳。葉潛心古籍收藏，深厚的底蘊使其書作具有清澈、明凈之感；和者，尋覓平和之氣、淡雅之韻。從某種角度看，葉的字看似平淡無奇、規矩自然，實乃超越“氣象崢嶸、色彩絢爛”的階段向“乃造平淡，絢爛之極”的意境邁進。

欣賞葉景葵的墨跡，無論是楷書還是行書，抑或是草書，都充盈著一種淳穆寧靜的典雅之氣，此非寫者之刻意，實乃書者之深厚學養自然流露也。他的楷書與眾不同，走的是唐楷與寫經體融合的理路，即：書者在幼時已經練就扎實的楷書功底，但接觸了寫經體后，被其不拘成法的天真、浪漫且書寫速度較快所打動，進而有意識地將抄經體的形式語言揉入楷書體系，形成既有謹嚴楷書字法，又有寫經體筆法的字體形式。這一略顯“另類”的創新集中于20 世紀初年。當時的一批有識之士雖系科舉出身，但因學識豐厚，見識廣闊，又富個性和創新精神，不愿意因循守舊，在書法上表現出獨特的風格。葉無疑就是一個典型而成功的案例。他的楷書以唐楷為基，體現了濃厚的歐書風貌，字法謹嚴整飭，又受六朝寫經體影響，于端莊中顯靈動，其高明之處就在于去掉了寫經體的簡率之風，不疾不徐，從容寫來，顯得穩健靜穆，委婉沉雄，無絲毫輕佻油滑之感，十分符合其銀行家的氣質。誠如清代學者劉熙載曰：“書者，如也。如其學，如其才，如其志，總之曰如其人而已?！庇绕涫悄且皇中】?，如行云流水，灑脫不俗，頗有儒雅蘊藉、沉著自然之趣。

葉景葵一生歷經晩清、民國，考過科舉、做過幕僚、辦過實業、搞過金融、建過圖書館，跌宕起伏的人生際遇本應使他的書法有一種離經叛道、異乎常規的個性。而事實上，其行、草書既不裝飾、美化，更不炫技，只是虔誠地對“二王”帖學的皈依和認同，字里行間體現出銀行家的精致和藏書家的書卷氣。應該說，“二王”帖學傳統對后世的影響主要在兩個方面：蘭亭序的技法型和魏晉尺牘的韻味型。前者重視筆法的細膩多變，重在經典“法”的秩序的建立，主要包括《蘭亭序》《集王圣教序》《王羲之千字文（傳）》等作品，其筆法、字法相對嚴謹精細，追求完美，線條比較勻適，章法基本字字獨立，是不激不厲的中和之風；而后者作品形式美妙，重在作品意境的塑造和情感的抒發，如《初月帖》《孔侍中帖》《頻有哀禍帖》《伯遠帖》《鴨頭丸帖》《李柏文書》等作品，章法渾然一體，筆法隨勢生變，字形各盡其態，線條流動有致，筆墨輕重相間，作品整體生動抒情，一派典型的“魏晉風度”。記得，黃庭堅《北齊校書圖題跋》曰“書畫以韻為主”。意韻對書法來說尤為重要。故對“晉韻”的追求與再現，是葉氏行、草書的過人之處。他以銀行家、藏書家的睿智和靈性成功抓住了“二王”書風中雅致、散淡、流落的韻致，以傳統筆墨語言將它“輕松”表現出來。筆者以為，在其所見的墨跡中，寫得最精彩最感人的是小字行草書，如書于浙興銀行便簽上的致張元濟函等可稱之為代表作。這些信札不僅注重晉人書作氣息的攝取與表現，并擅長筆墨技巧在不同語境下的自然變化與應用，深得“二王”神韻。當然，其大字作品也不遜色。筆者曾見過其書贈銀行家潘久芬的一副對聯：“安得仙人九節杖，莫笑田家老瓦盆”，內容集的是杜甫詩句，筆法楷中帶行，徐徐寫來，似顏（真卿）、似蘇（東坡），亦似黃（庭堅），諸家雜糅，卻不違和，自然協調，氣韻暢達，十分得體；結字中宮收緊，端莊沉穩，點畫間有著明顯的前后照應關系，既體現相互依賴，又有彼此揖讓，并通過“安”字造險、“瓦”字挪位等手段，打破了四平八穩的節奏，增添了幾分動感，字距間的大塊布白更讓人感到一股強烈的舒朗空靈之感。恰是這種略帶老練又極其自由的云卷云舒的書風，與專業書家完全拉開了距離。

如今，屹立于杭州中山中路261 號的浙興銀行舊址（現為中國工商銀行杭州羊壩頭支行），雖經歷百年風雨依然堅實而氣派，并成為杭城最熱的打卡地之一，常年有網紅、模特和拍婚紗新人，在攝影師指揮下擺著各種姿勢，無論是風霜雨雪，都能拍出獨特的韻味。不知何故，筆者每每踏上蘇州金山花崗巖鋪就的臺階，走進這座小樓，都有一種觸摸歷史的悸動和穿越時光的恍然。因為，這里總有葉景葵們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