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隴右道研究綜述

何亭麗 西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隴右”一詞是一個廣泛的地理概念，學界常將其與“河西”對舉，大體指隴山以西，黃河以東地區，也稱“河隴”。歷史上，不同時期，河隴地區所涵蓋的范圍各有不同。貞觀元年（627），唐太宗依據各地山川地貌將全國州縣劃分為十道，隴右道為其中之一。目前，學界已取得一些對隴右道研究的成果，現以此為依據對隴右道的研究狀況進行概述。

在“貞觀十道”中，隴右道以其地處隴山之右而得名。自西漢至唐代，隴右地區一直是中原王朝抵御西北外族勢力的重要防守之地，也是西北外族進入中原的重要門戶，傳世文獻對隴右道的地域范圍及所屬州縣劃分因依據的史料不同而有所差異?！对涂たh圖志》記載隴右統轄秦、渭、武、蘭、芳、鄯等二十一州，《新唐書》記載有秦、渭、成、甘、肅、瓜、沙等十九州，《舊唐書》記載有秦、渭、岷、洮、壘、文、武等十二州。景云二年（711），唐睿宗將河西從隴右分出，設河西道，所以《唐六典》將隴右與河西所轄州數分別記載。對于唐朝而言，“隴右”之重，主要有以下兩點。其一，隴右與關內相鄰，為西北進入關內京畿的天然屏障；其二，隴右地處邊境要塞，具有隔絕羌胡的作用，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征戰頻繁，是唐王朝穩固西北邊疆的重要門戶。

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被發現以來，敦煌文獻的神秘面紗就被揭開了。近年來，敦煌學引領著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敦煌寶藏不斷走向大眾的視野，極大程度上彌補了傳世文獻的不足，為研究整個西北地區的歷史提供了寶貴的史料。

唐代隴右道地理政區方面研究

最早提出道區劃分依據的是史念海先生，他在《唐代歷史地理研究》中對“貞觀十道”和“開元十五道”的建置緣由和演變進行了初步研究，并強調隴右道對西北邊疆防御所起的軍事性作用，尤其是對吐蕃東侵之路的控制。隨后是卞孝萱，其在《關于北朝、隋、唐的“道”》對唐朝“道”的性質做出定義，其中對隴右道政區用“東接秦州，西逾流沙，南連蜀及吐蕃，北界朔漠”來概括。楊發鵬在《漢唐時期“河隴”地理概念的形成與深化》中對漢唐時期“河隴”所代表的河西、隴右這一地理概念做了系統的梳理，其后眾多學者都認同這一觀點。廈門大學宋翔在其博士論文《中古時代的大區控制—以唐代的“隴右道”為例》中運用傳世文獻對“隴右”觀念的演變及隴右道形成與變動的歷史根據做了詳細考證。

此外，在州縣演變方面，許正文在《唐代我國西部政區的演變》一文中對隴右道所轄州縣的增置、改隸以及州縣名稱的更改、治所的變遷、羈縻府州變化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論證。周振鶴主編、郭聲波所著的《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唐代卷）》不僅對唐代隴右道行政建置的變革歷程做了說明，還對隴右道所轄的羈縻府州的廢置問題進行了探究，彌補了現有隴右道的羈縻州研究的不足。賈云在《唐貞觀諸道的產生及其使職的作用》中提出“貞觀十道”的設置發端于曹魏行臺，并對其產生的監察機能和長官設置的完備程度做了說明?；诖?，復旦大學羅凱對“道”設置的背景——曹魏行臺進行了具體研究，其在博士論文《隋唐政治地理格局研究》中，對“貞元十道”的演化進行了深入研究。以上是利用傳世文獻對隴右地理政區進行研究的概況。

關于隴右地理方面的記載，極有價值的還有敦煌文書中的《沙州圖經》《沙州都督府圖經》《西州圖經》《壽昌縣地境》《貞元十道錄》《諸道山河地名要略》等。近年來，部分學者從敦煌文書的角度對隴右道地理區劃進行了一些研究。如王仲犖、鄭宜秀所著《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和鄭炳林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二書，都對此有收錄，尤其是對《唐天寶初殘地志》（敦博58號）中所涉及的唐隴右道的土貢、州縣數量、距京里程和公廨本錢進行了系統整理研究，極大地彌補了傳世文獻記載的不足。李正宇的《古本敦煌鄉土志八種箋證》也對殘缺卷子進行了考證復原，通過對諸卷涉及的古地名和古事的考信與辨誤，落實了文獻記載，糾正了前人之失。

薛英群、徐樂堯在《唐寫本地志殘卷淺考》中對敦博58號卷子寫本成書的年代和各道包括的州郡數做了考證，并將地志與史書中的縣名做成了對照表，這對后世學者研究唐代各道統治下的州郡數量提供了難得的史料。邢云的《安史之亂后隴右道諸州郡陷沒吐蕃過程考》通過傳世文獻和敦煌文書的結合對隴右道諸州郡在安史之亂后陷于吐蕃的具體時間進行了考證。李宗俊的《敦博58號文書與兩唐書〈地理志〉等相關問題考》對敦博58號文書的定年、定性以及州郡演變與兩唐書做了對比考辨，指出了不足。李并成在《敦煌遺書與古地名研究》中將敦煌遺書中的古地名與反映歷史時期開發經營和重大事件以及古絲綢之路的狀況聯系在一起，是至今敦煌文書地名研究的一大創新。

唐代隴右道經濟物產方面研究

史念海在《對于唐代前期隴右道富庶程度的衡量》一文中，通過分析唐代開元和天寶年間隴右地區屯田、和糴及養馬的問題對隴右地區的富庶程度進行了進一步探討。黃新亞《論唐初河隴地區經濟的繁榮》一文在史念海研究的基礎上，對隴右道地區的農業、畜牧業的分布及絲綢之路對隴右地區的影響做了進一步論證。梁勤在《論唐代河隴地區經濟的發展》中圍繞屯田儲糧的規模對唐代隴右地區的富庶程度的影響進行了詳細的考量，提出“人口過剩是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宏謀在《略論漢唐隴右開發的成效和局限》中也對隴右地區在移民、屯田、農業等方面的開發所取得的顯著成效的原因作以論述，包括區域內部發展不平衡、農業畜牧業等產業之間發展不平衡以及地區商品意識薄弱等。

關于人口戶籍方面，凍國棟在《唐代人口研究》中對唐貞觀、開元、天寶年間隴右道所轄各州府的人口戶數進行了統計，其中戶數最多的是天水郡，臨洮次之，河西地區戶數最為稀薄。翁俊雄在其著作《唐朝鼎盛時期的政區與人口》中對天寶十二載隴右、河西地區所轄州郡人口做了統計，得出當時天水郡戶數最多，其次是同谷、隴西，河西最少。司俊在《試析貞觀至天寶年間甘肅人口發展的特征及原因》中對天寶十二載隴右、河西地區所轄州郡人口做了統計，得出當時天水郡戶數最多，其次是同谷、隴西，河西最少。并對貞觀到天寶年間隴右道所轄州縣戶數增長的主要原因做了分析，并指出唐后期，由于唐蕃之間戰爭頻繁，導致洮、岷、疊三州的人口增長極為緩慢。

敦煌文書中的隴右道物產主要集中在敦煌地區，余欣在《敦煌的博物學世界》中將敦煌文獻《貞元十道錄》和敦博《天寶十道錄》中每個“道”出現的土貢資料一一羅列出來，并從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分析了其所代表的意義。在此之前，已有系列學位論文對隴右敦煌地區物產資源做了系統研究，劉杰2013《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農產品研究》將敦煌文書所見敦煌地區的糧食作物、蔬菜、果品等進行了系統的整理與研究，并對這些農產品體現的消費觀念和商業化影響進行了探討。牟海霞2015《唐五代藥材資源研究》將敦煌文書所見植物類藥材、動物類藥材、礦物類藥材進行了詳細的分類與整理，并對其開發利用做了具體規劃，如在醫美、養生方面的使用。胡瑩瑩2017在《唐五代宋初敦煌動物資源研究》中將敦煌文書所見獸類動物資源以及鳥魚蟲類動物資源做了具體分類，繼而對其產生的生產和生活用途進行了簡單構想。王鵬2017的《唐五代宋初敦煌礦產資源研究》將敦煌地區的金屬和非金屬礦產一一羅列出來，并對其來源和利用進行了深入探討，尤其是對本地所產的礦產資源和外來輸入的金屬以及非金屬礦產資源的統計，是其研究中的一大創新。

關于敦煌文書中隴右道財政方面的研究，唐代官員的俸料主要來源于公廨本錢、資課、戶稅供給等方面。薛英群在《略談敦煌地志文書中的公廨本錢》將《唐天寶初殘地志》中涉及的各道的公廨本錢數做了統計，并將其與《唐六典》中提到的公廨本錢數進行了對比，體現出了當時勞動人民的壓力。劉玉峰《唐代公廨本錢制的幾個問題》對唐代設置公廨本錢的原因和具體管理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公廨本錢是唐王朝經營的一項官營商業高利貸，安史之亂后，其管理模式表現出“多頭管理”的特點。劉玉峰在《唐代官吏俸料錢的財政來源問題》中提到，敦博58號文書記載的各州縣的公廨本錢數和官俸的主要來源包括公廨本錢、戶稅、青苗錢等。因此，有必要對敦博58號文書所記載的隴右公廨本錢數目和反映的國家財政問題進行進一步探討。

唐代隴右道軍事防御研究

最早對敦煌文書中涉及隴右道軍府資料進行抄錄整理的是沙知先生。隨后劉志安《唐初的隴右諸軍州大使與西北邊防》利用傳世文獻和敦煌文獻對隴右諸軍州大使的職權和管理方式做了詳細考證，反映了唐王朝對西北邊防的重視。米海平在《唐隴右道河源軍經略大使考》中對唐代西北地區隴右河源軍的設置分布與歷任大使對其的經略做了初步統計。由此看來，目前敦煌文書涉及的隴右諸軍州經營與管理的內容較少。

隴右道姓氏郡望研究

利用敦煌文書對姓氏郡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國家圖書館藏BD08679號敦煌本《唐天下諸郡姓氏譜》，這是一個天下姓的望郡族譜，目前，學界對此文書名稱的定義存在很大爭議。最早繆荃孫將其定名為《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隨后，陳垣在編排國家圖書館所藏敦煌文書目錄時，收錄了此文書，并將其命名為《姓氏錄》；牟潤孫研究后擬定為《敦煌唐寫姓氏錄殘卷考》；王仲犖《〈唐貞觀八年條舉氏族事件〉殘卷考釋》一文對定名從繆荃孫之說；最后，鄧文寬最新定名為《唐貞觀八年五月十日高士廉等條舉氏族奏抄》，這一說法被學界廣泛認可。

目前學者對唐代姓氏郡望的總體研究，陳麗萍以敦煌文書中的九件天下姓望譜為研究對象并對此分為三類，定名為以S.5861為中心的綴合本。林立平《唐代士族地主的衰亡過程—幾件敦煌譜書的啟示》以敦煌譜書所載姓氏數目為基礎，揭示了士族衰亡的過程和原因，并指出唐代世族衰亡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特征是士族和庶族不斷合流導致郡姓數量增加，原來的寒門將被逐漸衰亡的士族取代，士庶界限逐漸模糊不清。隴右道郡望的記載，主要集中在《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并序》，其中有隴右西平郡三姓、武威郡六姓、隴西郡十三姓、天水郡二十姓。對于隴右所轄州郡姓望研究，目前研究成果最多的是敦煌地區姓望，最早的是羅振玉先生的《補唐書張議潮傳》《瓜沙曹氏年表》，其利用傳世文獻、敦煌文書、碑刻資料對唐五代張曹兩大世系家族的政治活動進行了考證。隨后，姜亮夫先生在《唐五代瓜沙張曹兩世家考》中對羅振玉先生的觀點進行了補充。孫修身的《敦煌李姓世系考》根據莫高窟的李氏三碑對敦煌李姓來源及世系進行了研究。馬德在《敦煌李姓世系訂誤》中對孫修身的研究進行了補充，對莫高窟《大歷碑》《圣歷碑》《乾寧碑》的內容進行了釋讀。

以上研究并未涉及譜書類文書所記載的隴右道的郡望，如隴西所出的“李氏”的形成過程及原因，以及其是否與敦煌所出的“李氏”有關聯等。因此，有必要對此再進行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