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豬瘟疫情背景下我國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的變化及提升路徑研究

李旭君，王明利，張 浩

（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

近年來，公共衛生事件頻發，動物疫病的危害日益擴大。我國作為世界第一大豬肉消費國，生豬產業的穩定發展關乎國民經濟的健康運行。非洲豬瘟（African Swine Fever，ASF）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列為A 類疾病，病死率高達100%[1]。自2018 年8 月我國首次發現非洲豬瘟疫情以來，短短幾個月傳遍全國，造成生豬產能和價格出現劇烈波動。統計數據顯示，2017 年我國豬肉產量為5 340 萬t，2020 年迅速下降為4 113 萬t，豬肉平均價格也相應由2017 年的25.72 元/kg，快速上漲到2020 年的54.16 元/kg，各規模頭均養殖總成本也由2017 的1 796.79 元，上漲到2020 年的2 752.98 元，嚴重影響了我國生豬產業正常發展。

為了探究非洲豬瘟疫情的影響，已有部分學者進行了相關研究，現有研究認為生豬養殖業復工復產面臨著資金壓力大、養殖用地緊張、生物安全風險大、環保約束過嚴等一系列困難[2]。增加相關保險投入、學習養殖知識、控制養殖場來往人數等，均能有效提高養殖戶對非洲豬瘟防控和應對的能力[3]。非洲豬瘟疫情背景下，豬肉價格的上漲能在一定程度上帶動豬肉供給的提升[4]。畜產品價格的波動會受到非洲豬瘟等疫病的影響，而且影響的持續時間會很長[5]。還有部分學者利用數據包絡分析方法、隨機前沿分析方法等，對我國生豬養殖的技術效率進行了研究，認為我國生豬養殖的技術效率總體在較高水平[6]。華北地區與西北地區大規模生豬養殖技術效率較低[7]。小規模、中規模、大規模生豬養殖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速度較快[8]。但是現有研究從成本效率角度分析非洲豬瘟疫情影響的相對較少。在非洲豬瘟隱患仍存的背景下，找出提升我國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的路徑，有助于養殖場（戶）合理配置資源，實現“降本增收”的目標，更具現實意義。

1 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說

分析非洲豬瘟疫情背景下，我國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的變化情況，首先需要厘清非洲豬瘟疫情沖擊對生豬養殖成本收益的影響機理。

總體來看，在疫情初期，消費者出于對食品安全的擔心會減少豬肉消費，養殖主體出于規避損失的心理會大量拋售生豬，造成生豬產品價格大幅下降。后期，隨著疫情的蔓延，非洲豬瘟導致的生豬死亡和撲殺進一步增加，拋售的育肥豬提前出欄，出欄體重有所下降[9]，豬肉供給嚴重不足，價格出現反彈。另一方面，由于非洲豬瘟潛伏期長[10]，生豬感染后，可能在3 周內不表現出臨床癥狀，部分養殖場（戶）無法及時淘汰病豬，導致養殖環節消耗大量飼料卻無法有效增重，飼料浪費嚴重，飼料成本增加。此外，養殖場（戶）為了減少疫情風險帶來的損失，對豬舍的升級、飼喂管理的提升，將進一步提高人工、管理等成本?；诖?，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1：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我國生豬產出水平下降，而投入成本卻在增加，導致成本效率總體呈下降趨勢。

不同養殖規模在面對非洲豬瘟疫情時，抵御風險的能力是不同的。散養模式具備靈活運用多種資源要素的優勢，對潛在的損失也較為敏感。中規模和大規模養殖具備一定的成本優勢，且管理規范，硬件設施和技術水平較高，抵御風險的能力相對較強。小規模養殖既不具備靈活運用多種資源要素降低成本的優勢，又不具備購買大型設備、應用前沿技術的實力，與其他幾種養殖模式相比，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將較大?；诖?，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2：非洲豬瘟疫情背景下，養殖成本效率與養殖規模呈正相關關系，小規模養殖的成本效率下降最為明顯。

非洲豬瘟疫情的爆發使養殖場（戶）遭受重大損失，養殖主體對動物疫病的危害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因此加大生物安全領域的投入將成為生豬養殖行業后續的發展方向，尤其是規模養殖場（戶），為了降低發生大規模動物疫病造成重大損失的可能性，將更傾向于增加生物安全防控方面的投入?；谝陨戏治?，提出如下假說：

假說3：非洲豬瘟疫情背景下，增加生物安全防控的投入能有效提高4 種養殖模式的成本效率。

2 成本收益變化趨勢分析

2.1 生豬養殖總成本變動趨勢 從生豬養殖總成本變化情況來看，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后，生豬養殖總成本整體呈上漲趨勢，尤其是2020 年養殖總成本增幅最大，具體如圖1 所示。與完全沒有受到非洲豬瘟疫情影響的2017 年相比，2019 年養殖總成本增長了2.58%，2020年增長了53.22%。具體來看，2019 年散養總成本較2017 年下降了1.34%，小規模、中規模、大規模養殖總成本分別增長了1.13%、4.61%和6.73%；2020 年散養、小規模、中規模、大規模養殖總成本較2017 年分別增長了45.18%、55.52%、58.19% 和55.28%。2020年各規模養殖總成本均在2 500 元/頭以上，大規模養殖總成本相比散養模式的總成本低了322.56 元/頭，成本比較優勢明顯。

圖1 2017—2020 年不同養殖規模單頭生豬養殖總成本

2.2 物質服務費及明細項目變動趨勢分析 據《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匯編》分析，生豬養殖總成本中物質服務費占比最大，包括仔畜費、飼料費、醫療防疫費等。2019年各規模生豬養殖平均物質服務費為1 576.41 元/頭，2020 年為2 474.79 元/頭，較2017 年（1 537.59 元/頭）增長了2.53% 和60.95%。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物質服務費中的飼料成本、醫療防疫成本、死亡損失、保險費等變動幅度明顯，如圖2 所示。與2017 年相比，2019 年各規模生豬養殖平均飼料成本增長了3.99%，醫療防疫費用增長了27.26%，死亡損失增長了45.33%，保險費增長了79.29%；2020 年各規模生豬養殖平均飼料成本增長了17.04%，醫療防疫費用增長了39.02%，死亡損失增長了51.09%，保險費增長了120.48%。主要是由于2020 年受非洲豬瘟疫情和新冠疫情等多重因素疊加的影響，各規模養殖的醫療防疫支出和死亡損失費用增加，養殖場（戶）也提高了風險防范意識，保險費用也大幅增加。

圖2 2017—2020 年不同規模養殖單頭生豬物質服務費明細項目

2.3 不同規模生豬養殖的收益變動情況分析 從總產值、凈利潤和成本利潤率3 項指標對不同養殖規模的收益進行分析，結果如表1 所示?？梢?，2019—2020 年受非洲豬瘟影響，生豬死亡和撲殺數量增加，導致生豬出欄量大幅減少，生豬供給明顯不足，供需缺口過大導致生豬價格出現反彈并呈現急速上升態勢[11]。由于生豬價格的漲幅遠大于養殖成本的漲幅，2019—2020 年生豬養殖凈利潤整體呈增加趨勢。其中，2019 年各規模養殖的平均總產值達到2 623.60 元/頭，平均凈利潤達到780.54 元/ 頭，平均成本利潤率也從2017 年的2.82%提高到了52.73%。2020 年各規模養殖平均總產值達到4 225.73 元/ 頭，平均凈利潤達到1 472.76 元/ 頭，平均成本利潤率提高到了53.80%。綜合凈利潤與成本收益率來看，2019—2020 年各規模收益從高到低依次為：大規模、中規模、小規模、散養。

表1 不同規模養殖單頭生豬的收益變動趨勢

3 不同規模生豬養殖成本效率分析

3.1 研究方法與變量選取

3.1.1 研究方法與成本函數模型設定 成本效率是指前沿成本與實際成本的比值，前沿成本是指給定產出下的最小成本，一般來說，實際成本總是高于前沿成本，成本效率反映的是實際成本和前沿成本的差距。受不確定因素影響，生豬養殖具有一定的隨機性，因此采用隨機前沿分析法來測算生豬養殖成本效率較為合適[12]。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具有包容性強的優點，能夠有效降低模型誤差，因此選擇超越對數成本函數作為具體的函數形式，其表達式如下：

式中，Ci為第i個生產單元的總成本；Yi為第i個生產單元的產出；Xi為第i個生產單元投入要素的價格；vi和ui為隨機誤差項和非負的成本無效率項，一般認為vi服從正態分布N（0，），ui服從半正態分布N（0，）；mi為成本效率損失函數，其表達式如下：

式中，α為待估參數，當α值為負時，表明該因素對成本效率損失有負向影響，即對成本效率有正向影響，若為正則相反。k為影響成本效率損失的因素。

由于飼料費和人工成本是生豬養殖的主要成本，一般占總成本的90% 以上，為避免解釋變量過多導致分析結果存在偏差，故選取單頭生豬養殖的飼料價格和勞動力價格來進行成本效率估計，其表達式如下：

式中，Cit表示第i個省份第t期的生豬養殖總成本，Yit為第i個省份第t期的產出，以生豬主產品產量（kg/頭）表示；Fit為精飼料價格；Lit為勞動力價格，以勞動力折價（元/d）衡量；βn為待估參數。vit為隨機誤差項，uit為成本無效率項。

3.1.2 成本效率損失的模型設定 生豬養殖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內外部因素均會對生豬養殖的成本效率產生影響。近幾年環保政策的調整、非洲豬瘟疫情的發生等對我國生豬養殖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是與此相關的宏觀統計數據資料難以獲得，為此課題組在2019 年10—11 月調研了8 個省份，及時獲取了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后的實地調研數據。通過考察調研地區養殖場（戶）糞污資源化利用情況、生物安全防控投入情況、養殖場（戶）接受培訓的情況以及政府支持情況等，對調研省份的生豬養殖成本效率損失進行分析。

參考相關研究，以干糞和糞水資源化利用的比例（k1）作為對養殖場（戶）糞污資源化利用情況的考察，理論上講，養殖場（戶）越注重環境保護、注重資源利用，生豬糞污的利用比率便會越高[13]。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生豬養殖行業普遍提高了生物安全防控意識，一般來說，為了避免發生動物疫病造成損失，養殖場（戶）在疫病預防階段的投入比疫病發生后治療階段的投入要更有意義。為了驗證生物安全預防投入對成本效率損失的影響，選取生物安全預防投入費用（k2）作為反映養殖場（戶）對動物疫病防控重視程度的指標。選取養殖場（戶）年均接受養殖、管理等相關培訓的次數（k3）作為衡量養殖場（戶）接受培訓情況的指標；選取是否參加政府扶持項目（k4），反映政府扶持作用對生豬養殖業成本效率的影響。成本效率損失函數的具體表達式為：

式中，mit表示生豬養殖過程中成本效率損失程度，kn為影響成本效率損失的各項因素，αn為待估參數，ε為隨機誤差項。

3.1.3 數據來源 選取2017—2020 年《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中各規模生豬養殖的頭均總成本、主產品產量、飼料價格、勞動力價格的面板數據進行測算，并參考其養殖規模的劃分標準，以養殖場（戶）一年內生豬平均存欄數量1～30 頭為散養，31～100 頭為小規模，101～1 000 頭為中規模，1 000 頭以上為大規模；為剔除價格因素的影響，涉及到價格的變量均進行平減，平減使用的價格指數以《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相關指數為準；需要說明的是，考慮到分析成本效率損失時需要的部分指標缺少宏觀統計數據，因此在利用宏觀統計數據的基礎上，結合2017—2019 年廣東、河北、河南、江蘇、四川等8 個典型省份的調研數據資料，以調研地區為例分析其成本效率變化趨勢及成本無效率情況。

3.2 模型估計結果及討論

3.2.1 模型估計結果分析 利用Stata 軟件對生豬養殖業的隨機前沿成本函數進行了估計，相關變量的估計系數如表2 所示。結果顯示，4 種規模的對數似然函數值（Log likelihood）均相對較大，說明模型擬合較好，且各規模的γ和σ2均在1%水平下顯著，說明采用隨機前沿成本函數分析方法適用于分析我國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生豬散養的γ值為0.884 7，小規模為0.914 7，中規模和大規模養殖的γ值分別為0.647 4 和0.533 0，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模型的綜合誤差主要來自成本無效率。其中，小規模養殖的γ值最大，表明控制投入要素和其他不可控因素后，成本無效率導致91.47%生豬小規模養殖場（戶）未達到前沿面的成本水平；大規模養殖γ值最小，表明控制投入要素和其他不可控因素后，成本無效率導致53.30%生豬大規模養殖場（戶）未達到前沿面的成本水平，這也反映出大規模生豬養殖受成本無效率影響相對較小，具有一定的成本優勢[14]。

表2 隨機前沿生產函數的估計結果

3.2.2 各規模生豬養殖的成本效率和區域差異分析 為了更好地從時間和空間上對成本效率進行分析，對2017—2020 年我國不同規模養殖的平均成本效率進行了估計，結果見表3。

表3 2017—2020 年各規模生豬養殖成本效率

由表3 可以看出，非洲豬瘟疫情背景下我國4 種規模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總體呈下降趨勢，由此，假說1 得到驗證。與2017 年相比，2019 年散養、小規模、中規模、大規模養殖的成本效率分別下降了0.047 8、0.032 6、0.028 7、0.010 1；2020 年分別下降了0.048 5、0.066 5、0.039 7、0.024 0；4 種規模效率均值從2017 年的0.837 3下降到2020 年的0.792 6，年均下降了0.014 9，主要是由于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后，醫療防疫費用、死亡損失費用、保險費用等大幅度上漲，帶動了養殖成本整體上漲。在成本整體上漲的情況下，生豬主產品產量卻受疫病影響有所下降，導致更多的成本投入和更低的實際產出，成本效率呈下降趨勢。從養殖規模角度看，規模越大成本效率越高，但小規模養殖在疫情發生后成本效率值下降較大，2020 年成本效率值低于散養，這主要是由于小規模養殖既不能像散養模式那樣靈活運用多種要素，又不具備中、大規模應對風險的能力[15]。由此，假說2 得到驗證。

從不同區域角度分析，2017—2020 年各省份不同規模生豬養殖成本效率均值結果如表4 所示，可以看出，各規模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的區域差異較為明顯，各規模成本效率均值排名第1 位的是江蘇省，均值為0.853 1，而成本效率較低的青海省，均值為0.748 6，差距較大。東部地區成本效率均值整體要優于西部內陸地區。不同地區的優勢養殖規模也不同，如黑龍江散養成本效率為0.847 9，排名第2 位，但是中規模和大規模養殖的成本效率則較低，分別排名第18 位和第20 位，山西省小規模養殖成本效率排名第1 位，但是散養和大規模養殖的成本效率卻較低，分別排名第14 位和第11 位，這也說明不同的區域資源稟賦不同，適宜的養殖規模也不同，需要因地制宜地發展不同規模的生豬養殖。

表4 2017—2020 年各省份平均成本效率

3.2.3 成本效率損失函數估計結果——以調研省份為例首先，利用Stata 軟件對調研省份生豬養殖業的成本函數進行了估計，并據此測算了調研省份2017—2019 年的成本效率，結果如表5 所示?？梢?，調研的8 個省份2017—2019 年的成本效率整體呈下降趨勢，這與利用宏觀統計數據估計的成本效率變化趨勢一致，且微觀數據反映的下降趨勢更為明顯。2017 年8 個調研省份的成本效率均值為0.765 6，2019 年下降至0.717 1，進一步說明，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后，我國生豬養殖業的成本效率出現明顯下降。

表5 2017—2019 年調研省份生豬養殖成本效率

為探尋提升我國各規模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的路徑，對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前后養殖場（戶）的糞污資源化利用情況、生物安全防控情況、接受培訓情況、政府支持情況等進行了詳細調研，對成本效率損失函數估計結果如表6 所示。

將表6 結果代入成本效率損失函數中，可得到調研省份具體的成本效率損失函數為：

表6 效率損失函數估計結果

根據估計結果可以看出，糞污資源化利用情況的參數值為負，說明糞污資源化利用比例與成本效率損失為負向關系，即糞污資源化利用比例越高成本效率損失越低，越有利于提高生豬養殖的成本效率，但是其結果不顯著。這主要是由于調研樣本中，中規模和大規模養殖樣本占比較大，而中規模和大規模的生豬養殖管理較為規范，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和遵守環保規制的意識較好，提高糞污資源化利用率對于其成本效率的增長已不明顯。但是，散養和小規模的糞污資源化利用程度相對較低，提高這2 種規模養殖場（戶）的生豬糞污資源化利用率對提高成本效率有正向影響。

生物安全防控投入的參數值在1% 水平上顯著為負，即生物安全防控的投入越高成本效率損失越低，并且從該參數的系數值來看，生物安全防控對成本效率損失的影響是所考察的四項因素中影響最大的。這也反映出在非洲豬瘟疫情背景下，養殖場（戶）生物安全防控的重要性。生物安全防控投入占生豬養殖總成本的比重是非常低的，但是卻能夠一定程度上減少生豬患病的風險，避免大規模發生動物疫病帶來的嚴重經濟損失，有效提高生豬養殖的成本效率。由此，假說3 得到驗證。

養殖場（戶）年均參加培訓次數的參數值在10%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養殖場（戶）年均接受培訓次數與成本效率損失呈負相關關系，即增加養殖場（戶）的培訓次數，對提升生豬養殖的成本效率有正向影響。調研也了解到，由于中規模和大規模養殖場在前期要素投入、勞動力素質等方面占有優勢，增加的培訓次數對于成本效率提升有限；而在散養和小規模養殖戶中，勞動力數量和素質都與中、大規模養殖場存在差距，接受培訓能夠快速提升其養殖和管理技能，有利于提升成本效率，效果較中、大規模養殖場更為明顯。

政府支持作用以調研養殖場（戶）是否參與政府扶持項目來表示，其參數值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即參與政府支持項目的生豬養殖場（戶），其成本效率損失較低，也就是說其成本效率相對較高，這反映出政府支持對養殖場（戶）提高成本效率有正向影響。在實際生產中，由于中、大規模養殖場在行業中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而且大部分扶持項目對規?；潭纫灿幸欢ǖ囊?，因此中、大規模的養殖場參與政府支持項目的比例較高。而散養和小規模養殖場（戶）參與政府支持項目的比例相對較低，政府支持對成本效率提升的作用沒有很好地發揮出來，應當合理調整扶持項目的準入門檻，擴大政策支持的受益面。

4 結論與建議

在隨機前沿成本函數的基礎上，對非洲豬瘟背景下我國2017—2020 年不同規模生豬養殖成本收益及效率變化情況和提升路徑進行了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非洲豬瘟疫情發生后，2019—2020 年我國各規模生豬養殖總成本較2017 年上漲明顯，其中，醫療防疫費用、死亡損失、保險費等增長幅度較大；非洲豬瘟疫情導致生豬產能下降，供給短缺，2019—2020年生豬價格快速反彈并呈現急速上升態勢，生豬價格的漲幅遠高于養殖成本的漲幅，因此各規模生豬養殖凈收益大幅上漲。

第二，非洲豬瘟疫情背景下，我國不同規模生豬養殖的成本效率呈現出下降的趨勢。整體上，規模越大成本效率越高。但非洲豬瘟疫情出現后，小規模成本效率出現大幅下降，2020 年小規模養殖成本效率低于散養，原因可能是小規模一方面不具備能夠靈活運用多種投入要素的優勢，另一方面又不具備中、大規模的資金實力，在使用先進技術和設備方面受限，所以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較大，成本效率波動明顯。

第三，我國各規模生豬養殖的成本效率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生豬養殖的成本效率總體呈現東部地區較高，西部地區相對較低的空間布局；不同地區的優勢養殖規模有所不同，黑龍江、山西等地的散養和小規模生豬養殖成本效率較高，但中、大規模養殖成本效率較低，其他省份也存在類似現象。

第四，糞污資源化利用比例、生物安全防控投入、年均接受培訓的次數、參與政府的支持項目等因素均對生豬養殖成本效率有正向的影響。提高散養和小規模養殖場（戶）的糞污資源化利用率，提高4 種規模養殖場（戶）的生物安全防控投入、年均培訓次數均會有效提高生豬養殖成本效率，此外，政府支持對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的提升也非常重要。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并考慮當前非洲豬瘟疫情影響仍未消除、隱患仍存的背景，提高我國生豬養殖成本效率可以參考如下建議：

第一，提高飼料轉化率，降低飼養成本。生豬養殖業一直以來對飼料糧的依賴程度非常高，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不能及時淘汰的病豬對飼料的浪費進一步加劇了生豬養殖的耗糧量，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出欄量計算，2017—2020 年我國生豬養殖的年均耗糧量約為1.3億t，而2017—2020 年我國玉米平均產量約為2.6 億t，接近50% 的玉米用于生豬飼養，“人畜爭糧”矛盾日益凸顯。養殖場（戶）應當積極提高生豬飼養技術，改善家畜管理水平，通過調整生豬日糧結構、提高飼料轉化率等方式緩解“人畜爭糧”的問題，推動我國生豬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因地制宜發展不同規模的生豬養殖。散養戶和小規模生豬養殖成本效率相對較低，對非洲豬瘟等動物疫病的應對能力和抗風險能力也較差。但是，結合我國當前的基本國情，散養和小規模養殖仍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在保障豬肉穩定供給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應當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因地制宜的發展不同規模的生豬養殖，給予散養戶養殖技術指導和疫病防控指導，引導小規模養殖場（戶）提高標準化和集約化程度，提高中規模和大規模養殖場（戶）的經營管理水平，促進其養殖現代化發展。

第三，發揮比較優勢，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當前我國不同區域的生豬養殖成本效率存在明顯的差異，各地區發展各有優勢，也各有瓶頸，應當充分發揮比較優勢，縮小地區差異，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東部地區物質基礎較好，具備一定的資金優勢，應充分發揮這一優勢，走精細化養殖道路，實現生豬養殖現代化發展。西南地區由于多山脈、高原，且養殖密度較低，能夠起到一定的生物安全屏障作用，應當充分利用其地理環境優勢，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完善畜牧產業基礎設施建設[17]，提高成本效率，提升產業競爭力。

第四，提高糞污資源化利用率，重視生物安全，多方面發力提升成本效率。當前散養和小規模生豬養殖對糞污資源化利用的比例較低，應當重點提升其糞污資源化利用比例，構建生態循環發展的種養結合體系，一方面可以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另一方面可以變廢為寶，節省成本；鑒于當前非洲豬瘟疫情尚未完全根除，其他動物疫病也偶有發生，生物安全防控依舊不能松懈，應當適度增加前期用于生物安全預防的投入，降低發生動物疫病的風險，減少潛在損失，提升成本效率；同時，加強對養殖場（戶）經營主體的培訓，有助于養殖場（戶）接受新技術、新方法，提高管理水平和能力，進而提升成本效率。此外，中國生豬產業作為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產業，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導，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有助于樹立行業發展信心，指明行業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