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損害中的私益辨識與責任界分*

劉長興

(華南理工大學 法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一、引論：生態環境損害的公益定位

環境法的很多概念還處于不斷的變動中，生態環境損害或環境損害曾經被作為一個綜合性概念使用，包括了與生態環境有關的公益損害和私益損害，即生態環境本身損害和人身損害、財產損害[1]。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啟動以來(1)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于2015年發布《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試點方案》，啟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并于2017年12月正式發布《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方案》(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本文簡稱《改革方案》)。，“生態環境損害”逐漸成為一個相對固定的概念，專指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生態環境本身的、不可歸屬于特定私人主體的公益損害，與人身損害、財產損害并列[2]7?！睹穹ǖ洹穼⑸鷳B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規定在環境侵權制度之后，從體系上確認了生態環境損害與環境私益損害相互區分和并列的地位，“生態環境損害”是指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公共利益損害基本上已無爭議，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也亟須探索完善以應對仍在不斷出現的環境問題。

但是，概念的理論界定要轉化為實踐認定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盡管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司法實踐已經進行了積極探索并形成了一些共識[3]，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要在個案中明確，前提是生態環境損害的范圍需得到清晰的辨識。而實踐中面臨的問題是，除了公益性導致生態環境損害的司法確定存在困難之外，生態環境損害可能涉及的私人利益也并非總是可以輕易區分，而且目前操作上還缺乏區分的意愿和動力，導致實踐中認定的生態環境損害事實上可能包括了私益損害，或者說把私益損害混入生態環境損害的賠償中。其原因在于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行為導致的損害都經由生態環境而發生，即使是生態環境本身的損害，也可能包括了私人利益成分，例如對于特定主體所有的林木的損害?？梢哉f，生態環境損害中公益損害和私益損害必然糾纏在一起，甚至兩種損害實質上僅僅是損害的層次表現不同，只是后果上應當歸屬于不同的主體，因此，在法律上采用不同的救濟路徑，私益損害交由當事人自主選擇救濟途徑和方式，而公益損害應當通過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等得到救濟。如果不能有效區分出生態環境損害中的私益成分，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中將私益損害計入，不僅有損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公益目標，更可能給私益損害的救濟造成障礙，至少侵犯了當事人的自主選擇權，這在法律上并不妥當。

因此，從法律上對公益和私益分別進行救濟需要辨識生態環境損害中事實上涉及或者包含的私人利益，并以適當的標準進行區分，以明確其與公共利益之間的界線，將私益損害排除于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范圍之外，才能在法律制度上確立公益性的“生態環境損害”，從而建立適當、周全的救濟制度(2)因此，本文在兩層意義上使用“生態環境損害”的概念：一是事實上的生態環境損害，可能包括私人利益損害；二是制度意義上的生態環境損害，是排除了私人利益后定性為公益損害的生態環境損害。前者是事實狀態，后者是從法律上進行界定后的制度概念，其間需要完成私益的辨識和排除。。從這個角度來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構造不僅要關注公益損害賠償規則(3)事實上，關于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討論已經關注到環境公共利益的賠償范圍，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改革啟動后，特別是《民法典》規定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后，關于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討論已經展開。但是，相關討論雖然堅持了生態環境損害的公益屬性，并可能涉及與私益的區分，但多遵循了生態環境損害是對生態環境“本身”的損害即公益損害的論證路徑，對于生態環境損害中的公益和私益劃分并無特別關注。，還需要辨識生態環境損害中的私益成分，并明確公益賠償與私益賠償之間的分界及銜接規則，從而促進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環境侵權責任制度的完善并形成二者之間的協調關系，相互配合實現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導致的損害的全面救濟。

二、生態環境損害的私益關聯及界分意義

生態環境具有“每個人的消費不會減少任一其他人對這種物品的消費”[4]的公共物品屬性，將生態環境損害界定為生態環境本身的損害，意味著在“質”的方面將其定性為公益損害，但其成分并非都是純粹的公益屬性，進而“量”的計算也可能存在模糊之處。原因在于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導致的人身、財產等私益損害也與生態環境損害密切相關，甚至可能存在某種程度的交叉。準確認定生態環境損害需要分析其與私益的關聯并進行合理界分。

(一)生態環境損害的公益屬性與私益成分

從表現形態來看，生態環境損害是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導致的生態環境本身狀態的不利改變。原環境保護部于2014年發布的《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推薦方法(第Ⅱ版)》第4.5條明確了生態環境損害是指“由于污染環境或者破壞生態行為直接或間接地導致生態環境的物理、化學或生物特性的可觀察或可測量的不利改變，以及提供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破壞或損傷”。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表現為其提供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等具有非排他性，即可以為社會公眾所共同享有。環境污染或生態破壞導致的生態環境的不利改變，往往伴隨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降低。生態系統服務是面向不特定多數人的，環境經濟學家開發出將生態系統提供給人類的直接利益賦予貨幣價值的方法[5]342，從而使生態環境損害成為可賠償的損害。

然而，從“人類”整體出發只是觀察生態環境損害的一個視角，生態系統服務的對象當然包括組成“人類”的具體個體，也就是說，生態環境所負載的利益的主體既包括作為整體的“人類”，也包括作為個體的“人”。甚至可以認為，由于環境主要是由特定個人所擁有的地塊構成，因此環境損害往往表現為對私人財產的損害，例如農民的農作物受到損失[5]6。按照這種理解，即使生態環境損害在本質上具有公共性，是對公共利益的損害，也不能否認其中可能包括針對特定個體的私人利益的損害，特別是存在自然資源的私人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情形。而且，生態環境損害即便沒有物理性損害，但人們利用和享受他們財產的能力也可能因污染而受到不利影響[5]6，從而導致私人利益損失。

因此，盡管將生態環境損害定性成生態環境本身的損害決定了其公益屬性，但是生態環境的構成部分可能屬于特定的私人主體，被損害的生態環境也可能導致私人財產損失和人身損害。因此，制度上將生態環境損害定性為公益損害，并未排除其中可能涉及的私益成分。

(二)區分生態環境損害中私益的意義

那么，堅持生態環境損害的公益屬性、設計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規則就需要排除生態環境損害中可能包括的私益成分，否則對生態環境損害的救濟就不僅僅是對公益損害的救濟，從而損害其制度基礎并可能導致實踐混亂。不管是政府還是檢察機關、環保組織，作為請求賠償的主體，其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身份都難以兼顧對私人利益的保護，或者說，將私益成分混入生態環境損害并按照公益保護的路徑和方法進行救濟，勢必影響甚至危害私人主體的選擇自由和利益實現。雖然私益和公益都體現或者附屬于生態環境的客觀狀態中，但是二者的保護路徑和方法是存在顯著區別的。

在保護路徑上，生態環境損害的公益屬性決定了其保護主要沿用公法路徑，由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行使公共性權力來進行預防、排除或者補救。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決定了其供求的市場選擇是無效的[6]，公共選擇和公共管理是不可或缺的。反映在法律制度上，生態環境損害的救濟需要公權力主體的積極作為，即使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環保組織，也應當根據公共需要來提出訴訟請求和處理獲賠資金，本質上是沿用公法的救濟路徑。但是對于生態環境損害中可能包括的私益成分，如果按照同樣的公法路徑進行救濟，不僅是對公共權力資源的浪費，更可能損害私益主體的意思自由，導致救濟范圍的不周全，因此應當由受害主體按照私法路徑自主作出選擇。

在救濟方式上，生態環境損害應當以修復為首選方式，在修復不能或者困難的情況下才評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損失數額并進行賠償。為了實現對生態環境損害的救濟，歐美主要國家和我國都已經形成了生態環境損害評估體系，估算有可能獲得生態環境損害的具體數額[7]，但仍需要法官作為生態環境損害額實質意義上的最終確定者[8]。這是由于生態環境的公共物品屬性決定了對其享有和使用不存在有效的市場和定價機制，即使多方面權衡得出的損害賠償數額，也難免存在爭議并且可能無法實現對損害的救濟。因此，修復生態環境是生態環境損害救濟的首選方式，具體包括直接修復和替代修復方式，在責任人應承擔生態環境功能修復責任但確實無能力或者明確表示不履行時，法院可以判決責任人承擔生態環境修復費用[9]136-137。對于環境公共利益保護而言，修復是救濟生態環境損害的最佳方式，可以全面恢復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而為社會公眾所享有。但是對于相關的私益保護而言，僅僅修復可能無法彌補已經造成的財產和人身損害，賠償才是具有根本意義的補救方式。

因此，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過程中，將其中包含的私益成分區分出來并采用適宜的保護路徑和救濟方式，是實現對兩種不同性質利益的適當、周全保護的客觀需要，國外立法如歐盟法律在環境損害以及歸屬于其中的私人利益之間進行了明確的區分[5]346。盡管環境法具有公私法融合的特征，環境問題的應對需要公法與私法手段的協調配合，生態環境損害賠償也涉及私法與公法的協動[10]，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公益和私益要沿用同樣的保護路徑和方法，更多應當是在區分二者的基礎上進行適當選擇，區分生態環境損害中的私益成分是選擇適當制度對公益和私益進行保護的前提。

(三)生態環境損害中私益辨識的困難

環境侵權導致人身和財產損害也是經由環境的，而且幾乎必然伴隨著生態環境本身的損害，即生態環境損害和人身損害、財產損害往往相伴而生。衡量生態環境自身的損害，需要測量其“不利變化”的程度和數值，該“不利”變化是相對于特定立場的，通常是相關主體主觀選擇的特定生態環境狀況。生態環境損害對應的主體通常是社會公眾或者人類整體，但集合體總是由個體構成的，個體的利益和立場在多大程度上與整體一致，又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特殊性，需要結合具體情形來考察。這中間的復雜關聯性導致生態環境損害的私益成分往往不容易被辨識，而是需要具體的考察以及采用適當的技術策略。

具體而言，生態環境損害作為對生態環境本身的損害，其認定標準是生態環境的不利改變達到可觀察、可測量的程度[2]7-8，具體測量有多種技術路徑和方法，基本邏輯是衡量在受損害環境中生活或者從事生產活動的人所受到的不利影響。其中特定主體所受到的特定的不利影響，可以歸為當事人的私人利益；而不特定人所受不利影響，以及特定人所受到的不特定的影響，當歸為環境公共利益。困難在于特定主體和特定影響的實際判定。以下從生態環境損害中私人利益可能存在的具體形態出發，探討將生態環境損害中私人利益區分出來的可能路徑。

三、生態環境損害中的私益形態與界分路徑

環境侵權制度在我國運行多年，其對私益損害的認定已經形成了一套相對固定的標準和方法，盡管其中仍不乏爭議[11]。從邏輯順序來講，由于環境侵權“經由”環境的特性，私益損害嚴格來講都是從生態環境損害中分離出來的，即先有生態環境遭受污染或者破壞的事實，即公益損害，后有人身和財產私益受到損害。面對顯見的私益損害情形，可以直接進行私益損害的認定和賠償，但在很多情形中私益損害和公益損害是交織在一起的，需要在辨別生態環境損害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區分出環境私益損害。

(一)生態環境損害與私益的關聯形態

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首先是直接針對生態環境要素的，生態環境的基本特征是為公共所有和所用，但也可能存在私人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同時環境要素被污染和破壞可以間接影響甚至損害人身或者財產權益，從而表現出生態環境損害與私益損害之間的復雜關系。生態環境損害與私益的關聯可以區分為以下幾種具體的形態。

一是生態環境損害包含私人利益損失。生態環境損害的公益性體現在受害主體是公眾或者說不特定多數人，在此意義上生態環境損害是私人利益損失的集合，實質上包含了眾多的私益損害。所謂“私益損害”排除已經特定化、按照通常標準可以認定的私益損害如污染導致的果農減產損失后，實質上是難以特定化的、不特定多數人的損失，這與環境公共利益的通常理解一致。但是應當注意的是，生態環境損害既成條件下，其中包含的私人利益損失也并非可以及時確定，而是可能在未來某個時間、具備一定條件時實現特定化，例如環境污染導致的健康風險，可能在一定時間后表現為特定個體的健康損害，從而轉化為環境侵權上當賠的私益損害。

二是生態環境損害與私益損害表現出同一性。生態環境具有整體性，表現為生態系統的有機關聯性，但其中具體要素仍可以為私人所有，或者享有民法意義上的使用權。在此情形，對生態環境本身的損害也是對所有權或者使用權客體的侵犯，作為后果的生態環境損害與私人財產損害具有同一性，即生態環境損害同時表現為對私人財產的損害。私人財產損害可以按照環境侵權規則進行認定，也是當前環境侵權救濟的重要內容，但是財產損害賠償僅考慮權利主體的財產利益損失，未將財產上附著的生態利益即公共利益計算在內。二者在理論上可以區分，但具體的計算又相互關聯，例如對私人財產損害承擔金錢賠償責任還是恢復原狀責任，會影響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損失的計算。

三是生態環境損害與私益損害相互影響乃至互為決定因素。從先后順序看，生態環境損害會帶來人身和財產損害，生態環境損害的狀況和程度往往決定著人身和財產損害的結果，例如空氣污染越嚴重，導致人體健康損害、財產損害也會越嚴重。但就生態環境損害的衡量特別是生態環境損害額的確定而言，又需要考慮私益受害的程度，私益受害的可能和情形甚至決定著對生態環境損害額的計量(4)例如，《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推薦方法(第Ⅱ版)》第8.3.2條規定的生態環境損害評估方法中，期間損害需要計算生態環境恢復期間生態環境實際提供的資源或生態系統服務與原本應該提供的資源或生態系統服務之間的差值。實際提供的資源或者生態系統服務的衡量，需要考慮實際損害包括私益損害的水平，損害越嚴重說明服務功能越低。因此，嚴重的私益損害會影響甚至決定生態環境損害額的計量。。如此看來，不僅生態環境損害狀況影響或決定著人身和財產損害狀況，人身和財產損害狀況也可能反過來影響甚至決定生態環境損害的計量，從而呈現出二者之間的復雜關系。

總之，生態環境損害所涉權益是私益與公益兩種不同性質權益的“復合”[12]，公共性的生態環境損害與私益損害在多個層面相互關聯，需要從多角度分析二者之間的關系。

(二)生態環境損害中私益的界分路徑

生態環境損害與私益損害的關聯是客觀存在的，但是公益與私益并非環境要素的天然屬性，而是人類制度對其進行的主觀區分[13]，生態環境所負載的利益并無天然的私益和公益之分。出于對生態環境損害與環境私益損害分別救濟的需要，應當從技術上對生態環境損害中的私益成分進行界分，從而配合制度上的不同設計。

公共利益是法律保護的重要目標，但并非容易明確界定的法律概念，其模糊性已為法學理論界所公認，往往需要從結果而不是從前提出發運用抽象法律原則來作出判斷[14]，并結合個案案情展開具體分析。相對而言，私人利益的界限是比較清晰的，而且可以通過當事人的意思表達直接體現其主觀訴求，從而形成客觀上可以辨識的利益內容和范圍，其具體規則屬于環境侵權制度的內容，本文不再贅述?；谏鲜鎏卣?，面對生態環境損害通常包含了私益成分的現實，應當以私益的辨識為前提，將可確定的私益從生態環境損害中分離出來。

盡管存在諸多困難，對于已經造成的生態環境損害，首先辨識其導致或者包含的私益損害，而后將“剩余”損失都歸入環境公益損害范疇，是界分生態環境損害與私益損害的基本路徑。

(三)生態環境損害中私益的界分方法和標準

現行環境侵權制度的運行已經遵循了優先辨識私益損害的路徑，有學者也提出了先排除能夠通過私益訴訟得到救濟的對象，進而識別出損害環境公益的具體表現的思路[15]37-45。但是由于私益損害認定標準不明確，實際上能夠獲得救濟的私益損害是相對明確、無爭議的人身和財產損害，很難包括本質上屬于私益但不容易辨識或者存在爭議的私人利益，這導致環境侵權制度不能周全地保護環境權益，以及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范圍的不當擴大。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對生態環境損害中的私益成分進行更加細致的辨識，以私人主體的特定化、利益的特定化為標準，將私益損害從生態環境損害中分離出來。

對于生態環境損害中可能包含的私益損失，需要解決私人利益確定化的時間點問題。在對生態環境損害進行評估鑒定時，已經明確的人身、財產損害是排除在外的，對“不特定多數人”的損害應當包括在內。但對于評估鑒定時不特定的主體，應當考慮因當事人起訴等因素而特定化的可能，并將其排除于生態環境損害的計量范圍之外，即如果受損范圍內存在私人利益，可以特定化的當事人利益不應納入生態環境損害的計算范圍內。在具體操作上，應當在生態環境損害評估鑒定時通過公告、登記等程序識別損害范圍內的私益損失，并將特定時限內可以明確的私益損失排除在外；對于特定時限后發現的私益損害，應當對生態環境損害額進行調整，充分協調生態環境損害與私益損害的關系。

對于客體同一的生態環境損害與私益損害，需要協調兩種不同性質損害的救濟方法、計量方法和標準。原則上，對私人自然資源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損害，僅應當計量其經濟利益損失，而對于自然資源上附著的生態環境利益損失，當計入生態環境損害。具體方法上，對私益損害按照自然資源資產損害的評估方法進行評估鑒定，對生態環境損害的計量要納入影響范圍內的所有自然資源等生態環境要素，按照生態環境損害的評估鑒定方法進行評估鑒定。其中，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損害的計量，須考慮對私益損害的救濟方法，如果以恢復原狀為主要責任方式，則計算生態系統服務的期間損失；如果以金錢賠償為主要責任方式，事實上導致自然資源的永久性破壞，則應當計算生態系統服務的永久性損失。

對于影響生態環境損害之計量的私益損害，其辨識的關鍵意義在于提升生態環境損害評估鑒定的科學合理性，避免對實際損失的遺漏或者低估。在此意義上，環境私益損害是評估生態環境損害的參考條件或者計量因素，生態環境損害額的確定要充分考慮可能造成的私益損害的規模和程度，進而評估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損失的數額。例如，生態環境被污染后，處于無人區還是人口密集區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損失當存在區別。這是采用類比法計算生態環境損害數額的爭議所在(5)在江蘇省政府訴海德公司案中，法院采用類比方法認定河流污染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額度，雖有專家意見作為補強證據，但理論上仍存在爭議。參見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2018)蘇民終1316號民事判決書。，對生態環境損害數額的認定應當考慮主體和主觀的要素。在操作層面，對于重要、特殊的私益損害，應當在生態環境損害評估中主動進行識別和評價，避免可能的遺漏；程序上應當將公告、當事人申報和主動排查結合起來。這不僅是區分公益損害和私益損害的需要，也是科學評估生態環境損害額的需要。

《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推薦方法(第Ⅱ版)》規定了人身損害、財產損害和生態環境損害的鑒定方法。實際評估鑒定以及司法認定過程中，應當結合三種損害的特征并貫徹公益、私益相區分的思路，充分考慮它們之間的聯系和區別，運用合理的區分標準和方法，對生態環境損害和私益損害進行區分，以此作為賠償責任劃分的基礎。

四、生態環境損害中的私益排除及責任界分

雖有觀點認為可以通過環境民事公私益訴訟的融合實現對環境公益和私益的整體有效保護[16]，或者淡化公益與私益在特定案件中的區分，以環境公益訴訟為主導兼顧環境公益和私益的救濟[17]，但公益和私益的明確區分才符合現代社會公私劃分的基本觀念，契合公私法劃分的法律內在結構[18]。將公益私益混合的救濟制度很可能使公益保護喪失正當性基礎，并損害私益救濟的合理性。因此，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構造和完善過程中，應當盡可能將私益損害排除出生態環境損害救濟范圍，納入環境侵權的救濟范圍，從而形成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與環境侵權制度各司其職、區分合作的格局。前述生態環境損害中私益成分之辨別與排除的目的，也在于推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制度和環境侵權責任制度更好發展，從而實現環境責任的公平與合理追究。

(一)生態環境損害的修復與賠償責任

《民法典》規定了生態環境損害的修復和賠償責任，明確了修復責任的優先性，并得到了理論支持[19]。賠償責任針對修復期間的生態環境功能損失、生態環境功能永久性損失以及支出的清除污染、修復生態環境和防止損害擴大的費用。不管是政府提出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請求，還是檢察機關和環保組織提起的環境民事公益訴訟，都應當在此框架下理解和適用(6)由于《改革方案》將政府提出的生態環境損害索賠界定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因此概念上有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與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并列的用法。從實質內容來看，政府請求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檢察機關和環保組織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目標都是保護環境公共利益，救濟的對象都是生態環境損害，因此盡管訴訟實踐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與“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并列，但二者都應當適用法律上關于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基本規定。。民法上廣義的損害賠償包括恢復原狀和金錢賠償責任[20]，因此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也可以包括修復責任和金錢賠償責任?！睹穹ǖ洹穼⑸鷳B環境損害之修復責任和金錢賠償責任分兩條規定。

生態環境修復責任是針對被污染或者被破壞、具有可恢復性的生態環境，一般要求修復到“可接受風險水平”或者“基線狀態”標準，目的在于恢復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使之達到平衡、穩定的狀態。實踐中應根據不同情況和目標選擇可接受風險水平標準或者基線狀態標準[9]134。生態環境修復是對生態環境損害的直接救濟措施，具有直接恢復生態環境質量的作用，主要功能在于維護公共利益，但其中也可能涉及私益損害的救濟。例如受損害生態環境中存在自然資源的集體所有權、私人使用權損害，或者被污染的水域存在私人養殖權損害。生態環境修復的結果既在于維護公共利益，也是對私人權益損害的補救。在此情形下，生態環境損害救濟雖然出于公益目標，但是實質上包含了對私人利益的補救，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統一的。

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在狹義上指金錢賠償責任，包括對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損失的補償，以及對生態環境修復費用、鑒定費用等的補償。其中，鑒定費用屬于工作成本，生態環境修復費用實質上涉及生態環境修復責任的貨幣計量問題，其補償責任范圍理論上應當與生態環境修復責任一致，即計算完成對應的修復責任所需費用即可。而對于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損失的金錢賠償，通常需要計算期間功能損失和永久性功能損失。前者是指生態環境修復期間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相對于正常狀態的減少值，后者是指生態環境難以修復或者修復成本極高時，受損的生態環境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相對于正常狀態的永久減少值，二者都需要經過現值折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計算除了考慮生態系統自身運行的客觀需要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其對于服務對象的價值，即考慮人的主觀感受和需求，因此可能需要計算所涉主體的利益訴求。

通常對生態環境損害修復與賠償責任的認定不可避免地會混入對私人利益的計量或者考量。這是生態環境損害救濟需要考慮公眾利益的本質決定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理的。也就是說，在難以明確區分私人利益的情形下，以籠統的公共利益救濟追究污染和破壞者的責任至少可以體現污染者負擔這一環境法基本原則，但不能因此放棄對私益的辨識和對私益賠償的排除。

(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私益排除

關于生態環境損害中私益的辨識路徑、區分標準等，前文已經述及，進而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的認定和實際履行過程中，需要確立對私益賠償責任的排除規則，在最終責任的承擔上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與私益損害賠償責任區別開來。

首先，應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的認定中增加私益辨識程序，賠償請求權人有義務對生態環境損害可能包含的私益及其排除情況進行說明，裁判者應當審查賠償請求的內容是否針對公益損失。目前將生態環境損害籠統界定為生態環境本身損害的理論，以及《環境損害鑒定評估推薦方法(第Ⅱ版)》規定的生態環境損害評估鑒定方法，都未重視生態環境損害可能包括的私益排除問題，埋下了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實質上涵蓋私益損害的隱患。特別是在訴訟程序中，應當將其中的私益辨識作為獨立的說明或者審查內容，并在可能的限度內將私益損害排除于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之外。

其次，具體認定上應當區分生態環境修復責任中的私益排除和生態環境損害金錢賠償中的私益排除。在生態環境修復責任的認定中，基于環境公共利益保護的需要，被污染或者破壞的自然資源和環境都應當納入修復范圍，但如果其中存在私人或者集體的自然資源所有權或者使用權，則對修復責任以及對應的修復費用賠償責任的認定，應當將該產權損害的修復排除在外，由受害當事人請求恢復原狀或者賠償損失。特別是對于私人享有所有權或者排他性使用權的自然資源的修復，不應當與生態環境修復一并處理，而應當將其交由私人主張。但在私人僅享有非排他性使用權的情形下，例如網箱養殖等，應當將受污染的水體都納入修復范圍，私權利主體僅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在生態環境損害金錢賠償責任的認定中，如果屬于針對特定主體的權益損害的賠償，只要該損害以及賠償數額可以確定化，即使當事人未提出賠償請求，也應當排除于生態環境損害的金錢賠償范圍之外，為潛在的私益賠償請求留下空間。如果自然資源權利人對其所受損失選擇金錢賠償方式的，則因污染或者破壞而受損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可以納入生態環境損害數額的計算，以金錢賠償責任補償相應的公共利益損失。即在自然資源損害因難以修復等原因而采用金錢賠償方式時，對損害賠償額的計算應當區分私人利益損失和公共利益損失。

再次，應當建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的調整機制，以適應私益損害賠償責任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協調的需要。集體訴訟是應對“公地”集體屬性的有效方式，可以實現公私利益的激勵相容[21]。生態環境損害中私益成分辨識的困難，導致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在實質上具有集體訴訟的性質，即訴訟請求包含了多個主體的利益訴求，而且其中的私益成分具有一定的可分性。從這個角度來看，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認定時被包括在其中的私益損害部分，如果在責任認定后經當事人主張而可以特定化，則應當允許對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進行調整，減少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金額轉而對私益損害進行賠償，以避免對同一損害的雙重賠償，協調私益損害賠償責任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責任之間的關系。

(三)生態環境損害所涉私益的救濟

生態環境損害中私益辨識的最終目標是落實相應的賠償責任，實現公益與私益的分別救濟，即使私益辨識和區分存在困難，也要在可能的限度內實現對私益的單獨對待和區分賠償。當前的社會導向是重視對環境公益損害的救濟，而相對忽視了對環境私益的保護和救濟。環境侵權訴訟仍面臨諸多困難，與近年來快速發展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環境公益訴訟相比更顯發展之緩慢。但環境公益保護和私益保護都不應當偏廢，在很多情形下私益保護是公民基本權利實現的更直接保障，因而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因此，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的發展應當集中于公益保護的目標，并注意區分其中的私益損害，將其交由環境侵權制度去實現救濟，不可在公益保護中混入私益保護而遮蔽私益保護需求甚至堵塞私益保護的通道。在操作上，應當堅持先辨識私益后確定公益的思路，通過反向排除來確定公益的范圍[15]37-45。對于可辨識的人身利益和財產利益損害，不應當納入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范圍，為當事人的私益賠償請求保留必要的空間，即使當事人放棄賠償請求，也應當堅持私益保護的獨立性。環境侵權的歸責原則等還需要通過解釋不斷完善[22]，賠償標準和范圍應當根據環境侵權規則來確定，并需要不斷完善具體的規則和原則，其違法性考量等當與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有所不同。

當然，由于生態環境損害中私益區分的現實困難，在無法明確區分私益損害的情形下，適用生態環境修復責任方式往往可以同時實現對生態環境損害的救濟和私益損害的救濟，也不失為環境私益救濟的有效途徑。從侵權法的發展趨勢來看，恢復原狀優先于金錢賠償逐步得到認可，原因在于恢復原狀最能實現其賠償功能[23]。例如，對于河流污染可能損害用水人權益但用水人并未完全特定化的情形，盡快采取措施清除污染、修復水環境，不僅符合生態環境修復的要求，也可以減少用水人損失，保護用水權益。在此意義上，環境私益救濟方式應當與生態環境損害責任方式相協調。

五、結語：生態環境損害的公益性提煉

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旨在保護環境公益當無爭議，在公益、私益二分的結構下，生態環境私益侵權責任與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的二元區分是解釋生態環境損害責任之前提[24]。因此，以公益性為根本標準辨別生態環境損害，并剔除其中的私益成分，運用環境侵權制度保護環境私益、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保護環境公益，對于賠償責任的合理確定具有重要意義?！睹穹ǖ洹贰碍h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責任”專章確立了環境侵權和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的制度架構，實施中仍需合理定位及區分環境私益與公益訴訟的賠償范圍，特別是繼續明確環境公益損害的賠償范圍[25]，并不斷完善環境侵權處理規則。公共利益在法律上構成公權行使的合法性依據和私權行使的界限[26]，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依賴公權力的積極作為才能真正落實，必須準確提煉生態環境損害的公益性并堅持公益保護的方向，才能為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奠定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礎，對生態環境損害中私益的辨識和排除是把握其公益性的基本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