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沉默的螺旋中上升

馮 娜

從千禧年（2000年）開始在語文試卷上寫詩并在同年獲得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個文學獎算起的話，我寫作已逾20年。年少時雖對王希孟、莫扎特、拜倫等這樣天才型的藝術家常常生出可望不可及的感喟，然而，長期的寫作實踐讓我更加確信詩人的功課乃是畢生之磨練，朝乾夕惕，久久為功。這種認知漸漸讓我從精神上更加親近博爾赫斯、珂勒惠支、希尼、蘇東坡這樣承受了時間重量的人。同時，也讓我有意識地克服著所身處的這個時代充溢的誘惑和消磨。

就是我在語文測驗作文題里寫詩歌的時候（過去的二十年，中國高考語文試卷明確“題材不限，詩歌除外”；如今依舊），世界正在被互聯網所鏈接和改變。待我克服了在卷子上寫詩歌的沖動考上大學后，幾乎所有同學都開啟了BBS、QQ生涯，年輕人在網絡上學習、交友、娛樂，通宵達旦是常有的事。與此同時，人們的寫作場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信息的輸出和傳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速率和范圍。即時性和對話性消解著過去時代那種“正襟危坐”的寫作姿態；寫作不再是一個人的“苦役”。網絡上連載的小說會有很多讀者討論并共同“塑造”著它的故事情節和走向；一首詩歌發表在論壇上會引來很多人評頭論足各執己見，甚至相互掐架。以至我的一個詩人朋友至今還有“后遺癥”，他說，只要有讀者在即時通訊工具上發他的詩歌過來，下意識的反應就是“又有人要來挑毛病了，至少是來挑錯別字的吧？”匿名性的互動讓寫作者和讀者同時處在一個開放又密閉的空間中，雙方都能深刻感受到影響的焦慮和激勵。

互聯網強大的社交功能刺激著過去需要在漫長等待中依靠手寫書信、購買報紙雜志來溝通和閱讀的人們，每個人渴望“看見”和“被看見”的愿望被無限放大，澎湃的表達欲鼓脹著網絡空間。德國藝術家博伊斯（Joseph Beuys）所謂“人人都是藝術家”的宣言在互聯網上似乎正在得以實現；而這“藝術家”的實現路徑不再是過去時代那樣，源于個人在靜默中所獨立創造；更可能是創作者完全置身于大眾傳播的闡釋空間中，一邊創作，一邊回應和解釋著自己的創作。

可以說，我這一代作家的成長與互聯網的發展進程密不可分。有一次我讀到一位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作家提到他在連手搖電話都沒有的落后鄉村長大，青少年時期可以閱讀的書籍十分稀少。一次鄰人給他家里送來一筐食物，墊籃子的是一張畫報，這新鮮的讀物讓他興奮不已，他向鄰人討要了這張畫報，反復閱讀并珍藏起來。相較于這些如饑似渴尋找可讀之物的前輩作家們的“饑饉”，我們這代作家的“飽腹感”強烈，只要你與互聯網相連接，就能瞬間體會到濃稠、蕪雜的信息撲面而來，“投喂”你、淹沒你、窒息你。消費主義和“娛樂至死”的浪潮來勢洶洶，稍不留神，人就會在“物”的漩渦中打轉、掙扎、迷失；而精神屏障的樹立卻非一日之功。我們這代人面對的困難不是困乏，而是從膨脹和過剩的資源和信息中刨出自己的真實所需；更大的困難在于撥開眾聲喧嘩，重新回到前輩作家們所領受過的“獨自”之境中。過去歲月，所愛隔山海，人心在跋涉中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思慮、感傷、完成自我的情志；今天，山海皆已平，被壓縮的時間和空間改變著人們的心理結構。

大學時代，我和眾多文藝青年一樣，在幾個固定的論壇“灌水”、分享習作，在大學圖書館七樓文科基地的留言簿上用筆名洋洋灑灑抒發感受、相互留言；也因此結交了諸多不同學科背景的朋友。我們自然而然地在現實中結識，一起登山、參加社團活動、搭起帳篷觀測金星凌日、深夜推著自行車在校道上談論社會問題爭得面紅耳赤、坐在階梯教室的地板上一起觀看女性主義的紀錄片……這是21世紀初期，周遭漫溢著一種嶄新的氣息，人們懷著各種各樣的盼頭奔走于生活之中。當我回想這樣的青春時代，它無疑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詩篇，像一股汩汩涌出的溫泉，不曾枯竭不肯冷卻，提醒人保持著原初的、適度的信心和期待。度過了青春期那種表達欲旺盛而不自覺的寫作階段后，我進入了高校的圖書館工作。雖然對前路愿景依然模糊懵懂，但書籍堆積如山的地方一直清晰地吸引著我；還有，那時的我已經刻意地想與“物的喧囂”保持一定距離。在此之前，我在報社、廣告公司、電視臺等多家單位實習并一度簽下工作合約，但均是淺嘗輒止，互不虧欠。

許多人得知我在圖書館工作，寒暄時便會提起博爾赫斯，那個遙遠時代和國度的“你的同行”。博爾赫斯的名言“我心里一直都在暗暗設想，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網絡金句一樣隨互聯網廣為流傳；會援引博爾赫斯者眾，但能真正領會天堂之意的人又有幾何呢。正如寫下《神曲》的但丁，只有那些“走在地獄的屋頂/凝望著花朵”（小林一茶）的人，才能窺見天堂的模樣。天堂與地獄也許互為倒影，它們總是如影隨形但不一定同時浮現。圖書館則像一塊固態的時間，任世人的書寫撥動著秒針。

一個寫作者如果長期生活在圖書館中，那他有可能學會謙卑。當你寫下一部讓自己志得意滿的作品，長吁一口氣，成就感爆棚；互聯網上的點贊率更是讓你竊喜不已。這時，你走進存放著幾十萬冊的書庫深處，那些穿越時空的書籍齊刷刷望著你，有些書脊發黃變脆；有些多年來無人問津，每一頁都簇新；有些畫滿了不同人的筆記。再想想自己的只言片語，你會啞然失笑，人類想要銘刻自身存在的信念和欲望是如此強烈，又是如此單薄微茫；像稚子蒙童往大海中投擲石子，那些漣漪在后世的回響或可忽略不計。但人類一如既往地執著著，他們深信“蝴蝶效應”掀起的狂瀾足以改變世界部分的面目，這近似詩的狂想和熱切，確實讓他們沖破大氣層邁向月球、火星；也讓他們通過基因編輯改造著人類的肉身；他們還將人類個體永生的念想從古代的求藥煉丹進化為人體冷凍技術……當人工智能“阿爾法狗”戰勝九段棋手柯潔，機器人“小冰”也開始寫詩，我們確實進入了一個無法預期和估量的新時期，一切皆有可能，人類面臨著隨時被人工智能取代的惘惘威脅。

過去的時間失效了，世界好像被推進了加速器，瞬息萬變的事態、善惡莫測的世情、疾速四散的訊息，讓人應接不暇，仿佛只能捎帶著笨拙的肉身在無邊無垠又擁擠局促的信息場中輾轉騰挪。自媒體和融媒體的興起更是將過去“文學生產者—傳播者（把關人）—讀者”的文學傳播結構徹底打破，文學生產者的這一群體不再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也無法深隱在自己的作品背后，他們被難以逃避的傳播力所裹挾，被牢牢鑲嵌于文學傳播的一環之中。這時候，作家本人就是他作品的一部分，他必須顯露于傳播環節中。當看到小說家余華在“嗶哩嗶哩”網站上調侃自己棄牙醫從文的經歷；當紅的影視明星朗誦詩歌的視頻能夠輕易獲得“10萬+”的流量；作為一個詩人的我經常被雜志社公眾號等要求錄制音頻、視頻和讀者們互動……你會意識到雖然每個時代寫作者們都在自我與外界的博弈中寫作，但這個時代的寫作者面臨的“威逼”和“利誘”更多元更復雜，寫作者們面對的挑戰似乎也更多。如何不被捆綁在資本、傳播和其他力量的巨輪上，需要寫作者內心有一根清晰又堅定的錨。只不過，當他們將錨拋向此刻的深海時，不知是否還能穩穩釘住最初踏上旅途時那些曾經篤信不疑的事物。

這些時候，我常常想起古人刻舟求劍的寓言。在我看來“刻舟求劍”根本不是在講一個楚國凡俗蠢人的故事，也不是在講變法之道，而是在講述時間。在時間之河中，人們曾懷有刻刀一樣堅硬、值得珍愛的恒定之物，猝然失去它時我們感到驚惶，趕緊標注并銘刻它的去向，并試圖找回它。然而，在不可逆的時間中，那些塑造我們的過往，記憶、經驗、情感都只是舟上的刻痕，如何與時間同往甚至超越它圈囿起來的河流，才是寫作者的修煉。

早在1974年，德國傳播學者伊麗莎白·諾爾·諾依曼提出了一個著名的理論：沉默的螺旋（The Spiral Of Silence）。這個理論主要描述了一個社會現象，即人們在表達自己觀點和想法時，如果看到自己所認可的觀點受歡迎并得到響應，便會更加積極地參與傳播和擴散這個觀點。反之，如果某一觀點遭受冷遇或者受到批評、攻擊等負面反饋，一個人即使內心再認同它，也會在思忖中保持沉默。如此一來，贊同的一方人越多聲勢越大，而沉默的一方也將在循環往復中螺旋般下降。我初次接觸這個理論時，感到它有一個頗具文學性和藝術性的精密結構，腦海中仿佛盤旋著一個彩色的螺旋，旋轉著上升和下降。諾依曼的這一理論顯見而精辟地解釋了從眾效應，在人聲鼎沸的今天尤其適用。那么，如果一個寫作者無可回避地置身在螺旋之中，他該如何判斷哪一種聲音是真正的潮汐；他是否會在猶疑不定中喪失聽力？他如果能夠保持鎮定，又該如何描述泥沙俱下的時刻，那些泥濘混雜中發光和不發光的顆粒。從來沒有一個時代像今天，一切故事袒呈于眼前，觀看世界的方式多樣而精微，寫作者是否有信心和能力在螺旋中作為少數而上升？

——這樣的問題一次次困擾和拷問著我。特別是當手機和口罩成為我們人體的新“器官”的當下，人類深深體會到并不能從過去的生存實踐中獲得現成的解決方案。過去的言說方式遭遇到空前的挑戰，而這正是人們生命經驗必須實現更新和超越的時刻。詩歌見證和記錄過諸多這樣的時刻，詩人們心懷悲憫和憂慮，“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損失/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約翰·多恩）；他們也曾“嘗試贊美這殘缺的世界”（扎加耶夫斯基），他們在這世上求索，體味了“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穆旦）。就在這技術與傳播登峰造極的時代，人類面臨的困境是如此具體而直接，當疫情席卷整個地球，“生存還是毀滅”,共同命運的切膚之感重新連接了人類。當人類又一次面對嚴重的時刻，我們是否能像布萊希特為后來者寫下《致后代》這樣的篇章？而我們的后代會怎樣看待我們今天所寫下的、所無法寫下的、寫下而無從流傳的故事？

去年年末，我在深圳的一個場合遇到了梁曉聲老師。沒有多余的寒暄，他單刀直入地問我：你們少數民族對人類的精神世界是否有不同于我們漢人的看法呢？于是，我們在一個嘈雜的走廊上旁若無人地談論起人類的軀體已很難再進化，精神層面是否還存在發展的空間和可能。在這次會面的兩個月后，以梁曉聲老師原著《人世間》改編而成的電視劇火遍大江南北，好多人被其感動，淚濕沾襟。這位與一個年輕詩人認真探討人類精神如何得以進階的前輩，在人世間慣看世道人心、離合聚散，他以他的悲憫和溫暖講出了一代人的心靈和命運。他也許沒有想象過自己的作品會引發這樣高密度的社會熱議，而這樣的傳播影響不是通過傳統的文字而是影視制作。

我突然也憶起某次與一個批評家朋友聊天，他說當代詩歌似乎缺乏一個整體性的面貌，詩人們各自為政、各說各話又面目模糊；找不到一個可切入的路徑。我覺得他說的不是“當代詩歌”，而是任何一個時代詩歌和文學存在的普遍情形：各自為政、各說各話；面目清晰與否則需要時間的碾壓和“流放”。如果一個寫作者不假思索地加入了“合唱”，如果寫作者在螺旋中放棄尋找屬于個人的聲音，那么，我們如何“從天使的序列中”（里爾克《杜依諾哀歌》 ）聽到那呼喊呢？文學的意義并不在于追尋人類那些臻于完美的夢景，也不在于講述人類想象力所能企及的全部故事；而是勇敢而真誠地傾訴我們所經歷的、夢想的、沉淪和飛升的種種際遇、失敗、努力，尊嚴和榮光。它自然沒有儀器那般光滑、精密的技巧和手段，也沒有復雜、迅捷的運算能力，也許它只是一顆殘破不堪的心靈不甘地跳動；但你知道那永遠與人性、良知相連并最終通向人類命運的關懷和責任，才是螺旋風暴中的磐石，一個有錨的人才能將其坦然拋出而不擔心它沒有著落。

57歲便雙目失明的博爾赫斯還說過一句話，“人會逐漸同他的遭遇混為一體；從長遠來說，人就是他的處境?！睂ξ叶?，這句話比起身處天堂一樣的圖書館更有提示性。人會不自覺地與自己的遭遇和處境融為一體，無論是回望深淵還是沉迷于元宇宙。在這樣的時代，抑或在任何一個時代，維系和堅守一種寫作的意志和倫理，似乎比強調寫作的技巧和內容更加重要。

在世界上所有人共同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這兩年，我也陷入了漫長的停頓期，經常打開空白的文檔呆坐良久而不知該如何下筆。失語，是這個時代的癥候之一。在深不見底的螺旋中，詩人何為？詩歌何為？直到我看到85歲的英國畫家大衛·霍克尼創作的長卷——《諾曼底的一年》。這是他從2019年底避疫居住于諾曼底鄉村所畫下的風景。依舊是畫家代表性的絢麗色彩，依舊是讓人心安的曠野和花朵，他所見到的世界和他年輕時所路過的村莊并沒有什么不同。此處的樹木與他的家鄉沒有什么不同，也與我的老家，中國的西南部山地沒有什么不同。雖然這土地歷經戰爭、疫病、災荒，那些殘損、不堪與黑暗都一一被泥土所吐納，在它的頭頂聚雨成云，又如輕捷的鳥兒一般飛走。無盡的遠方、無數的人們，被他透亮的凝視所安慰。這生活過將近一個世紀的老人用最脆弱的花瓣、草莖、葉脈恢復著四季，恢復著人們內心柔軟而堅忍的部分。藝術療愈著苦難者的創傷，藝術在崩塌中用它的時間刻度創建著新的秩序。慢慢地，我恢復了寫作，一個詩人繼續著她的工作。

有時我也主動向大眾傳播詩歌。我愿意相信人類文明之所以得以延續，不是因為純熟的理性戰勝了種種磨難，而是因為人類保有深沉的感情。這感情包含著人類不完整的智慧和在螺旋中試圖飛升的信念。它就是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