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兆陽文學編輯思想與實踐初探
——以大型文學期刊《當代》為觀察對象

梁向陽 張 瑤

《當代》是人民文學出版社主辦的大型文學雙月刊，創刊于1979年6月。秦兆陽為第一任主編，至1994年10月在主編任上病逝，他主持工作長達15年之久。在此期間，他帶領《當代》編輯部尊重文藝規律，以正大嚴肅的現實主義品格反映時代風貌，發掘并培育了一大批優秀作家，促進了新時期文學事業的繁榮與發展，其文學編輯思想與編輯實踐對繁榮新時代文學仍有深刻的啟示。

一、堅守現實主義的辦刊理念

1979年，我國的文藝事業百廢待興，人民文學出版社創辦了大型文學刊物《當代》。這一年，徹底平反后的秦兆陽來到由老延安文藝工作者嚴文井與韋君宜共同主持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從事編審工作?！懂敶穭摽?，該社現代文學編輯部主任屠岸曾提議：“這本刊物應該有一位在全國文學界很有威望，壓的住臺的主編，就是秦兆陽同志”［1］；韋君宜則明確告訴他已敲定就是秦兆陽。秦兆陽1938年奔赴延安，是陜北公學分校與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美術系學生，他的青春年華是在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中度過的。新中國成立后，他擔任過《文藝報》執行編委、《人民文學》副主編。尤其在1955年冬至1957年上半年，秦兆陽擔任《人民文學》副主編期間，推出了一系列正視現實、直面人生的現實主義力作，引起強烈的社會反響。新時期之初，《當代》在時代潮流的推動下應運而生，眾望所歸的秦兆陽被任命為主編。

創刊之初，“全社辦《當代》”［2］，各編輯部組極力在編前會上拿出最好的稿件，1980年6月人文社領導決定成立《當代》編輯組專門處理日益增加的來稿和編務，再至1981年上半年成立《當代》編輯室，這份刊物的承載愈加厚重?！皶r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歷史的真實，事物的邏輯”［3］，是秦兆陽新時期現實主義文學觀的核心要素，也成為《當代》編選作品的重要內在標準。正如納博科夫所言，“從一個長遠的眼光來看，衡量一部小說的質量如何，最終要看它能不能兼備詩道的精微與科學的直覺”［4］。秦兆陽認為生活本身存在其規律性，在作品中表現為形象與情節發展的必然性。當文藝創作通過表現具體事物演進的邏輯觸及歷史與時代的大真實時，其思想性也就此生成。因此，生活的邏輯性不僅是衡量藝術真實性的重要尺度，也成為影響作品深刻性的關緊。自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打通“勝利前進的航道”［5］以來，肅清“四人幫”流毒、澄清思想、培育新人、推動改革、推進“四個現代化”勢在必行，《當代》力圖貼近現實，表現時代風貌。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景觀，秦兆陽認為“文學入口處是設在人民的生活里面，而時代的大的局勢，生活的真實和真理……必須用自己全部的血肉去探究去追求?！保?］因此，《當代》呼吁文藝創作者將藝術感受力的測深錘探入現實生活內部，解讀其深層邏輯并將之表出來。歷史為現實生活提供來處，秦兆陽認為不可偏離特定的歷史條件去抽象地表現歷史。誠如托爾斯泰所言，“藝術家用另一種方式去理解、想象歷史人物和事件，但應像歷史學家一樣以歷史材料為指導?！保?］對于歷史文獻無法精準還原的歷史現場，創作者要思考歷史事件的內在規律，以文學真實抵達歷史的精神真實。在秦兆陽看來，表現生活的真實不意味著就事論事，像自然主義那樣“照相”，他注重作品的“格調”的表現，認為“它可以使作品閃爍著智慧、才能（能力）、品德的光彩，使作品非同凡俗?！保?］格調的形成除了“有來自生活和來自思索的較厚實、較新鮮、較深刻的真材實料”［9］，還要求獨特的文字風格和高妙的藝術處理，更立足于作者“高度自覺的、既寬闊又深邃的歷史洞察能力”［10］和高度的哲學思辨能力。這就要求創作者不能滿足于一時一地一人的狹窄表現，而要以博大的襟懷去觀照時代發展與人民生活，表現出時代要求與人民愿望，使作品立足于現實而升華出遼闊深沉的審美空間，指引歷史前進的方向。

“對時代負責，對人民負責，要幫助推動現實的進步”［11］，是秦兆陽辦刊的崇高追求。他審時度勢地提出“五氣”（志氣、骨氣、才氣、朝氣、正氣）辦刊主張，力求《當代》在歷史上站得住。

秦兆陽主編下的《當代》注重刊發具有思想道德價值與社會意義的作品?！皩懻鎸崱惫倘灰馕吨芙^向壁虛構，但并不代表著一味地控訴苦難、揭露陰暗，秦兆陽認為要高瞻遠矚地看見歷史總是向前發展這一最大的真實。他說，“在我們時代，對文藝總的要求，文藝應是啟蒙的工具，能引人思索的工具……文學作品表現苦難的時候，不能老是哀嘆、牢騷、呻吟、哭泣……真正的批判要有健全的頭腦。我們批判是為了他好，而不是為了發泄氣憤。要給人以自信心，民族的自信心”［12］。

為了更直接地反映現實，秦兆陽要求《當代》要敏感時事，跟上形勢，注重報告文學的發展與深化。事實上，秦兆陽在任《人民文學》副主編時期，報告文學和特寫就占了該刊較大的登載比重。他認為“這是一個轉變的時代，許多新的事物在涌現，許多矛盾在起作用，小說、詩歌不可能那么快地來反映這些生活內容，必須同時提倡報告文學，作為文學的一翼，使得文學創作領域更加寬廣，對現實反映更快，更充分，以滿足廣大讀者需要?！保?3］《當代》1979年第2期，即以報告文學和短篇小說為重點。1980年8月，秦兆陽從報紙上讀到一條關于中共河南省委緊抓改革的報道，覺得應該抓住這個大題目，這就有了后來張鍥的《熱流》。1981年，秦兆陽約劉真趕一篇關于葛洲壩的報告文學，甚至急切到朝劉真作揖。從1979年的《她有多少孩子》（理由）、《命運》（楊匡滿、郭寶臣）、《愛的奇跡》（從維熙）……到1980年代的《熱流 》（張鍥）、《勵精圖治》（程樹榛）、《戰馬的風骨》（楊旭）、《一個冬天的童話》（遇羅錦）、《中國姑娘》（魯光）、《強國夢》（趙瑜）……再到1990年代《天地人心》（正言、愛民）、《希望之?！罚峡桑?、《澳星風險發射》（李鳴生）……這些作品堪稱時代風向標和晴雨表，從一個個鮮活的側面及時地反映了社會現實，引領人民積極向上，而《當代》熱心刊發報告文學的傳統也一直延續到現在。

“文章合為時而著”是我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偉大傳統?！拔逅摹睍r期，文學革命的先驅們“一開始就很自覺地將創建新文學與改造社會、改造國民的目標緊密聯系起來”［14］，并且認識到“文學革命——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的發展路徑，借重西方的現實主義文學思潮助力思想革命。秦兆陽在任《人民文學》副主編期間，推崇忠于生活、思想深刻的現實主義文學，宣稱要把該刊“辦成像19世紀俄羅斯的《祖國紀事》和《現代人》那樣的一流的文學雜志……”［15］新時期，秦兆陽承繼并豐富了傳統與西方現實主義文學精神內涵以主持《當代》編輯工作?！懂敶窂娬{現實主義，絕非以之為獨尊，而是“力求席面上有好的營養豐富的主菜，同時擺出各種不同風味的冷拼和熱炒，調以甜咸酸辣，配以紅白青黃，盡可能適應不同層次、不同職業、不同口味的讀者的需要?！保?6］創刊號即登出了外國文學作品約翰·契佛的小說《鄉下丈夫》和蒂圖斯·波波維奇的劇本《權利與真理》，這一傳統延續到人文社《外國文學季刊》成立及中國戲劇出版社的恢復?！懂敶分矣诂F實，提倡藝術風格異彩紛呈的辦刊特色得到了群眾的積極反響。創刊號發行7萬份，成為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大事，外媒曾將之作為中國文壇的新動向加以報道?！懂敶芬约究问桨l行7期后改為雙月刊，發行量最高達到了55萬份（1981年第1期），后來回落穩定在二三十萬，為繁榮社會主義文藝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秦兆陽的現實主義文學觀滲透下的編輯主張與一些作家的創作理念形成背反。王朔回憶道：“……我的人物沒歸宿，只寫了他那點事，寫完就完了，我哪知道他的歸宿，動筆時就不知道，完稿時也沒想出歸宿。秦兆陽說這樣可不行，你這個人物要升華，要給人以意義什么的。他當時說的話好像比這說得還寒磣，什么要塑造一個新人……”［17］這意味著秦兆陽所代表的嚴肅主流文化觀念被一些自我意識高漲的作家視為顛覆的對象。1991年，秦兆陽認為《九月寓言》偏離了生活真實，作者以片面認識“抹煞了農民要求出路的階級本性”，“在假托性和寓意性兩方面都經不住審視和思索”［18］，要求《當代》編輯汪兆騫處理退稿事宜。然而一些觀點卻認為，張煒這部“偏離此前的基本的寫實風格，代之以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和哲理內涵的‘詩化’敘述方式”［19］的作品“體現了不是現實卻比現實更為真實的原則”［20］。觀照秦兆陽1950年代以來的現實主義文藝觀，其核心并未發生重大變化，卻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顯示出不同的價值和命運。即使秦兆陽在評析《九月寓言》時，出于自身經驗而憂慮寫作者在社會轉型期對歷史持輕率態度不利于社會主義發展的憂慮，然而，在1990年代科技進步、自我發展打開的文學景深里，秦兆陽無疑顯得保守了。19世紀法國文藝理論家丹納曾言，藝術家的“第一個時期是真情實感的時期；第二個時期是墨守成法與衰退的時期”，“一切宗派，我認為沒有例外，都是在忘掉正確的模仿，拋棄活的模型的時候衰落的”［21］?，F實主義這條廣闊的道路，在新的時代話語下亦當在連續的異質沖擊中不斷延伸。

總體觀之，《當代》創刊幾十年一貫倡導現實主義文學精神?，F實主義火熱時，它為其吶喊助威；現實主義不受待見時，它仍為現實主義作品提供園地；現實主義再熱時，它進一步促進現實主義的發展與深化。這一秦兆陽主編《當代》時期形成的優良傳統，展現了一份刊物面對當代中國社會改革和發展的持久堅守，彰顯了文學不躲避現實的責任擔當。

二、著重新人新作的發掘培育

編輯這一角色，作為理解和接受作品的第一人，其對大量原始形態的精神產品的汰選與提煉工作成為整個文學活動過程不容忽視的一部分。作家與編輯的有效交流在某種程度上助力了文學作品的生成與到位，推動了文學史進程。秦兆陽主編《當代》，團結、照顧老作家、名作家理所當然，而重視對新人新作的扶植亦是其編輯實踐的顯著特征。

秦兆陽早在1956年的1月擬定的《“人民文學”全年計劃概要》，對新人的扶植與培育就有明確要求：“1. 小說組一年內幫助二十個作者，成為作家者五人。2.詩歌組十二——三人3.評論組十二人——三人。4. 召開新作者座談會一至二次。5. 全年培養少數民族作家至少一人。6. 各組應總結來稿中的問題，全年至少兩次，并寫成文章。7. 各組應經常擬出聯系重點作者的名單，以加強與作者的聯系，了解其生活和創作的范圍與創作計劃。8. 調查少數民族作家與翻譯家，二月底完成。9.年底前在北京的工廠農村中建立讀者小組兩個。10. 編輯部內部爭取在下半年建立通聯組……”［22］秦兆陽認為在我國實行“四化”的這個偉大時代，文藝上百花齊放，扶植新作家的意義更重大。因之，《當代》發刊詞即言明“我們希望多發表新作家的新作品”［23］而每期亦必推出新人新作。

從1950年代秦兆陽主持《人民文學》工作期間推出的《在橋梁工地上》（劉賓雁）、《爬在旗桿上的人》（耿簡）、《雪天》（林斤瀾）、《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王蒙）……到1980、1990年代《當代》刊發的《將軍吟》（莫應豐）、《赤橙黃綠青藍紫》（蔣子龍）、《河的子孫》（張賢亮）、《啊，故土》（李小巴）、《秋天的憤怒》（張煒）、《鐘鼓樓》（劉心武）、《芙蓉鎮》（古華）、《白鹿原》（陳忠實）等有重要影響的作品，正是在秦兆陽現實主義主張的影響和編輯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顯耀出當代文學的光輝。

秦兆陽曾強調“要寄希望于沒有出名的有生活的作者”［24］，當代著名作家路遙的文學之路就離不開秦兆陽關鍵性的幫助。路遙于1978年完成的中篇處女作《驚心動魄的一幕》，在當時投稿了眾多大型刊物后皆被婉拒，最后他托朋友將稿件投給《當代》，就在他山重水復疑無路的時候，秦兆陽對該小說做出熱情肯定。路遙赴京改稿后，該小說刊載于1980年《當代》第3期，并在秦兆陽的推舉下，榮獲第一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這次成功樹立了路遙文學路上的第一個里程碑，并顯示了其獨特的藝術個性。此后，中篇小說《人生》和長篇力作《平凡的世界》分別榮獲第二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和第三屆“茅盾文學獎”。賀抒玉認為：“這次成功對路遙在文學創作上的發展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猶如一個水手，在大海中游向彼岸過程中疲憊不堪的時候遇上了一艘快艇。此后，路遙的寫作便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25］。秦兆陽寫于1981年12月30日、并于1982年3月25日刊發在《中國青年報》的《要有一顆熱情的心——致路遙同志》一信中，熱情評價《驚心動魄的一幕》，認為年輕的路遙創作的這篇以獨特方式反映“文革”的小說是難能可貴的。他稱贊道：“……路遙同志，你被所熟悉的這件真事所感動，經過加工把它寫出來，而且許多細節寫得非常真切，文字又很樸素，毫無華而不實的意味，實在是難得。這說明你雖然年輕，思想感情卻能夠跟我們黨的優良革命傳統相通相聯，說明你有一種感受生活中樸素而又深沉的美的氣質。這，好得很……”［26］信末，秦兆陽在研讀文本的基礎上，對小說提出中肯建議并謙誠地勉勵路遙在此基礎上達到“更深沉、更宏大、更美妙”［27］。路遙在1982年的致信中以懇摯恭敬的言辭對秦兆陽發抒了深深的敬意并表示自己將繼續求索以不負秦兆陽的厚望，在寫給何啟治的幾封信件中亦不止一次提到并感激秦兆陽和《當代》對自己的關懷與幫助，如1991年元月致信中，路遙談道：“我對《當代》，尤其是我最尊敬的老師秦兆陽同志有極其不一般的感情，沒有秦兆陽同志和《當代》，也許我現在仍然成不了任何較為重要的事……”［28］路遙視柳青與秦兆陽作自己的文學“教父”，更說秦兆陽是“中國當代的涅克拉索夫”［29］，是他手把手地教導和幫助自己走入文學的隊伍。作家陳世旭亦深深感懷秦兆陽對他的熱情扶助。1984年秦兆陽致信陳世旭，信中將后者引為同調并鼓勵創作。陳世旭意外又驚喜地回信表示秦兆陽“這種無私、真誠的關心，對一個在艱難中摸索的人，是多么溫暖”［30］，并隨信寄出兩稿，秦兆陽在認真審讀后回信提供參考意見。蔣子龍、葉文玲等眾多后來在當代文壇占據重要地位的作家都曾受到“文壇伯樂”秦兆陽的扶掖，而每一顆成熟的果實，都會懷念這位辛勤的園丁。

秦兆陽主編下，《當代》刊發的每一部作品后面都有一個或大或小的故事，它們形成了編輯、作品、作者之間的情感紐帶。1979年，史鐵生在《當代》嶄露頭角，當年的第2期刊發了其創作《法學教授及其夫人》（原名《之死》），后被北京人民廣播電臺選播，這個文本就是當時孟偉哉在北京市崇文區文化館內部刊物《春雨》上發掘來的，打響名聲后的史鐵生又推出了《我的遙遠的清平灣》《我與地壇》等優秀作品。王朔、柯云路等眾多作家正是在《當代》編輯部同仁的幫助下享譽文壇，新時期“晉軍”作家的名號也自《當代》響亮地打出來?！懂敶芬辔吮姸鄡炐銇砀?。美國作家山姆·奧克蘭主動投稿《從前，某時某地》，秦兆陽回信作者通知此稿將刊于1980年第3期。許多作者對《當代》心向往之，愿意把他們最好的作品交給這份雜志。1992年陳忠實致信編輯部表示，在《當代》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表態之前，他不會把《白鹿原》這部他很看重的小說交給別的雜志社。

秦兆陽主編以來，《當代》以“不薄名人愛新人”的辦刊特色助力了眾多作家邁入空前繁榮的新時期文藝百花園，成為至今登載獲“茅盾文學獎”作品最多的刊物，并著力在新的歷史條件創造新的輝煌。

三、踐行嚴謹負責的編輯作風

秦兆陽有作家、文藝理論家等多重身份，他卻說，“如果一個人非要有個頭銜的話，我倒覺得銜我以‘編輯’二字更為恰當”［31］。秦兆陽何以歷經磨難而對黨的文藝事業始終丹心不改，恒以一腔赤誠專注于編輯事業？回首當年，或可為此問做一個注解。童年與少年時期，貧苦的幼年秦兆陽受教師父親感染，愛好繪畫，性格里帶著板性和呆氣。青春時期，傲視金錢，不通世故，有著傳統知識分子式的清高，此為后來遭受不公批判埋下命運的伏線。見聞北伐戰爭、九·一八事變、熱河淪陷、何梅協定、西安事變 ……秦兆陽深感于祖國和人民的苦難與憤慨，不安于無所作為的他決定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1938年8月，秦兆陽來到陜甘寧邊區首府延安的陜北公學分校，后又被允許去延安魯藝學習一月有余，1939年7月隨軍出發參加革命工作并于1941年入黨。期間，他以木刻、貼畫等方式宣傳革命；到了1943年，他被地區黨委分配到《黎明報》當編輯，負責收譯延安解放社的電訊。隨軍深入戰地，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溫情與奉獻，秦兆陽回憶說：“我不停地記‘戰地筆記’，我驚奇于人們敘事情、 講故事、 表感情時語言和形式的生動性。 我總是盡力按照講述者講述的口氣韻味來記。于是我明白了：將來如果不把這樣的生活寫出來，就對不起人民，對不起祖國，對不起子孫后代。美術是不能表現這樣生活的，只有文學，只有小說。于是我下定決心要放棄美術專業， 要走文學寫作的路！”［32］戰爭年代與人民共進退的生活感受和將之反映的愿望，推動秦兆陽走上文學道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昭其以光明和真理，引導秦兆陽走進了勝利以后新的中國，使他獲得了生命的意義和內心的寄托。1955年12月秦兆陽被作協黨組調去《人民文學》任副主編，1956年9月，他在“干預生活”思潮和“鳴放”背景下發表的《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觸犯了當時的政治規約，加之其主持工作的《人民文學》編輯部對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修改被批評、不愿參加對“丁陳反黨集團”的批判等事件，剛直不阿的他于1958年7月被當權錯劃為右派，留在了廣西。從1962年開始追求重新入黨，1979年秦兆陽終于走出痛苦的溝壑，再度從事編輯事業。初心不改的他珍惜散失的時間，始終以對家國的憂患意識和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全力關懷新時期文學事業的發展，把自己的編輯工作當做一項與國家和人民的命運緊密相連的事業來對待。秦兆陽的性格與經歷與塑成其苦難與堅守，為國家和人民努力做一把鋪路的泥土，是他一生不倦的追求。

新時期創辦的《當代》，受文學制度規約變小并不意味著其與政治完全無涉，相反，它仍屬于國家體制之內?！懂敶钒l刊詞即言：“文學事業是黨的事業，是人民的事業”［33］。嚴文井說：“我們創辦的 《當代》雜志，是一個供作家們戰斗的陣地，歡迎同志們創造出像生活那樣豐富多彩的文學作品，創造出具有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作品，使人民群眾感奮起來，團結戰斗，推動歷史車輪前進，以期早日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34］?？梢姟懂敶纷詣摽鹁妥杂X助力政治建設。秦兆陽主編的《當代》，既以家國情懷融入集體、認同體制，又借重知識分子獨立的精神人格堅守文學自律。

秦兆陽曾言：“編刊物比編書鍛煉人，因為接觸現實生活更緊密，社會的各種反映逼著你。我們不能出問題，出一個問題影響大。大問題影響整個文藝運動，小問題也影響我們的刊物。這就逼著我們要慎重從事?！保?5］他主張嚴肅工作，力求對作者、作品、讀者、社會與時代負責。面對浩如煙海的來稿，秦兆陽經常親自審閱。朱盛昌回憶說：“上午秦兆陽來，在老孟處談稿子。孟拿了兩個中篇叫我看，他以為秦忙不會看，不料秦聽了立馬要了一個去。說起短篇，我說有個寫彭德懷的，叢培香和老丁都認為有基礎，孟叫我先看看，也被秦要了去。他這種一心想盡早抓到好稿子的精神，令人欽佩”。［36］在審讀柯云路的小說《衰與榮》時，秦兆陽擔憂書中關于上層生活和人物的書寫會給刊物造成一定麻煩。他說：“對我個人， 麻煩是無所謂的，我年紀大了，無官無欲，怕的是給刊物和編輯部惹來麻煩。我們有一個好的陣地很不容易，要好好地保護，不要因為一些本可以避免的原因而被?？也恍蕾p匹夫之勇， 要的是大智大勇?！保?7］誠然，秦兆陽生活簡樸平和，淡泊名利，這“保護”的目的是更好的“戰斗”，希望刊物能夠有力地推動歷史前進。聽完作者的陳述和解答后，為了更穩妥，秦兆陽還召集編輯部全體談論對《衰與榮》的意見，在獲得大多數支持意見后，秦兆陽鄭重決定在當年的最后一期和次年的第一期《當代》全文發表該作品，并說“既然決定發表了，我是主編，出了問題我負責任?！保?8］某次編務會上，秦兆陽針對莫應豐的新作《在水碾房舊址》中存在的問題，提了滿滿六張紙的修改意見，進而又擔憂一些青年作者看生活不夠透徹影響文學事業發展，提出了七點具體意見［39］。

秦兆陽要求編輯工作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耙暪ぷ鳛槲吠?，以看稿為負擔。個人寫作第一，編輯工作扯淡。提意見隔靴搔癢，籠統含糊；編稿子照收照發，免得費事”［40］，是秦兆陽眼中的編輯工作者大忌；“磨稿億萬言，多少悲歡淚，休云編者癡，我解其中味”［41］，正是他忠實的自況。在修改李國凱的小說《代價》時，秦兆陽說：“……稿子還是要改，不能叫讀者覺得我們發的東西太粗糙。我們改了，作者如果不同意，可以討論，甚至可以把原稿和改稿同時對照發表”［42］。在共商作品時，秦兆陽常主張首先明確作者的寫作緣起，以求提出正當合理的修改建議。

秦兆陽鼓勵《當代》的編輯工作者不但要去了解時代和生活以便更有把握地處理稿件，還要善于勤于思考來稿的情況，從做中學，教學相長。他說，“看稿也是學習。除極差的稿子外，每一篇稿子都會給我們一個小的生活側面，一種藝術手法，編輯可以從中認識生活，分清什么真什么假，又可以認識藝術規律。我們不要把看稿當成負擔，來稿比任何書本更復雜、廣泛。通過看稿，可以學習理論，學習藝術。我自己就從看稿中得到好處。我的理論是從稿件的實際中來的，只有在需要時才去找馬恩列。我寫《農村散記》，就是因為看稿中覺得不能那么寫才寫的……”［43］早在1950年代，秦兆陽就針對來稿中過分注重配合政策宣傳的急功近利之作和?；茏拥母\創作風，發表《概念化公式化剖析》《形象與感受》等理論文章鞭辟入里地指出癥結并引導改善，一反當時進行過火批評、亂扣帽子的評論文風。

在秦兆陽嚴謹負責的工作表率下，《當代》的編輯工作者們以誠樸端莊的敬業精神在新時期以來的商業浪潮中尋找到張力空間，既把握市場動向和讀者心理需求又不遮蔽文學的價值，成就了一本響亮的刊物，也成就了幾代作家。

結語

“文章千古事，榮辱百年身。風雨長征路，丹心永不泯?！保?4］秦兆陽幾十年來寫文章、辦刊物的一切言行，都以發自內心的真誠忠于時代、黨和人民的現實主義文學道路，其之人生浮沉彰顯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經歲月磨礪而毫無動搖的“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精神人格。秦兆陽以自己的思想底色點亮了《當代》的光輝，使《當代》以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為宗旨把握現實與時代的脈動，形成的正大嚴肅的美學風貌，成為當代文學的重鎮。秦兆陽主編《當代》期間所展現的與時代同頻共振、與人民息息相通的現實主義文學精神及其注重新人新作發掘與培育的編輯實踐、嚴謹負責的編輯作風對繁榮新時代文藝事業仍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注釋］

［1］孔令燕：《記憶,在敘述中重顯——紀念〈當代〉創刊二十周年往事回顧座談會》，《當代》，1999年第3期。

［2］朱盛昌：《全社辦〈當代〉》，《當代》，2009年第4期。

［3］［6］［8］［9］［10］［18］［22］［26］［27］［40］［41］秦兆陽：《秦兆陽文集·5·文學評論》，武漢出版社2016年版。

［4］［美］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文學講稿》,申慧輝等譯,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5頁。

［5］《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人民日報》，1981年10月7日。

［7］錢中文：《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430頁。

［11］［13］［36］朱盛昌：《秦兆陽在《當代》(日記摘錄)》，《新文學史料》，2015年第3期。

［12］［24］［35］［38］［39］［42］［43］朱盛昌：《秦兆陽在〈當代〉（日記摘錄·續一）》，《新文學史料》，2016年第1期。

［14］溫儒敏：《新文學現實主義的流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頁。

［15］王培元：《永遠的朝內166號——與前輩靈魂相遇》，人民文學出版社,第165頁。

［16］朱盛昌：《〈當代〉七年》，《當代》，1986年第4期。

［17］王朔、老霞：《美人贈我蒙汗藥》，長江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頁。

［19］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76頁。

［20］王安憶：《我們在做什么》，《文學自由談》，1993年第4期。

［21］［法］丹納：《藝術哲學》，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8年版，第53頁。

［23］［33］《發刊的幾句話》，《當代》，1979年第1期。

［25］詹歆睿：《關于路遙小說的編輯案例及其啟示——兼論編輯的職業素養和職業態度》，《渭南師范學院學報》，2018年第19期。

［28］路遙：《人生》，《路遙全集（典藏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第200頁。

［29］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路遙全集》，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頁。

［30］陳世旭：《遲到的悼念——懷念秦兆陽老師》，《中國編輯》，2005年第1期。

［31］李頻：《磨稿億萬字 多少悲歡淚：緬懷秦兆陽先生》，《出版廣角》，1997年第2期。

［32］秦兆陽：《回首當年［四］》，《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4期。

［34］嚴文井：《文學，應當象生活那樣豐富多彩》，《當代》，1979年第1期。

［37］［38］柯云路、秦兆陽:《我不贊成“匹夫之勇”》，《同舟共進》，2008年第10期。

［44］屠岸：《風雨長征路,丹心永不泯——沉痛悼念秦兆陽同志》，《當代》，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