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區模范：《紅色中華》中的才溪形象塑造研究

提要：政治宣傳與動員工作向來是中共革命的重要一環，而模范塑造和政治引領則是蘇區革命時期中共革命動員的重要方法。1932年5月至1934年9月的29個月中，《紅色中華》一共刊發了66篇關于福建省上杭縣才溪的新聞報道。才溪的蘇區模范形象，是1933年4月以后《紅色中華》采用正面報道、專題報道、高頻度報道、全方位報道、借用政治權威發聲等多種方法逐步塑造成功的，是中共黨報性質催生和革命戰爭需要的產物?！都t色中華》的蘇區模范塑造和政治引領模式，是局部執政時期中國共產黨利用現代報紙和大眾傳播進行政治宣傳和革命動員工作的有益嘗試，已成為今天中共“宣傳口”的傳統之一。

近代人物、群體、政黨等與報紙、權力之間的互動，長期以來缺乏關注。由于學科旨趣的分野，歷史學界和新聞史學界主要聚焦于報刊史的梳理(1)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楊光輝等編：《中國近代報刊發展概況》，新華出版社1986年版；倪延年、吳強編著：《中國現代報刊發展史》，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美]白瑞華：《中國近代報刊史》，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而改革開放以來才逐步興起的傳播學，主要致力于傳播學的理論探討和現代媒體技術的應用等研究。(2)戴元光、邵培仁、龔煒編：《傳播學原理與應用》，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支庭榮：《大眾傳播生態學》，浙江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戴元光主編：《傳媒·傳播·傳播學——新聞傳播學的價值重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5版；雷躍捷、陳衛星主編：《中國新聞傳播學評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進入新世紀以來，上述問題逐漸引起學界的討論。(3)潘光哲、李金錚等從閱讀史的角度，剖析了報紙對讀者的形塑以及報紙與政治的關系。王天根從新聞學、傳播學的角度，探討了晚清報刊與維新輿論的建構、清末民初報刊與革命輿論的媒介建構、近代報刊與辛亥革命的輿論動員。楊雄威、章清、陳紅民、馬建標等則更多從歷史學的角度，結合其他學科，探討了報紙與社會、政治的交互影響。見潘光哲：《〈時務報〉和它的讀者》，《歷史研究》2005年第5期；李金錚：《讀者與報紙、黨政軍的聯動：〈晉察冀日報〉的閱讀史》，《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王天根：《晚清報刊與維新輿論建構》，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王天根：《清末民初報刊與革命輿論的媒介建構》，合肥工業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王天根編著：《近代報刊與辛亥革命的輿論動員》，黃山書社2011年版。楊雄威：《南昌教案與上海中西報戰》，《歷史研究》2009年第2期；章清：《國難之際“報章版圖”的重構——地方報章興起的意義》，《史學月刊》2015年第10期；陳紅民、曹明臣：《傳媒眼中的蔣介石第一次下野與復職——以〈大公報〉報道與評論為中心》，《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6期；馬建標：《媒介、主義與政爭：五四前后吳佩孚的崛起與權勢轉移》，《安徽史學》2017年第4期。對于后來者來說，以上研究頗具開創意義。不過，已有研究在時間上大多集中于清末民初這一時段，在內容上更多聚焦于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缺乏現代政黨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對現代報紙的利用研究。

本文討論的個案——福建省上杭縣的才溪(4)本文中的才溪，是才溪區、才溪鄉、上才溪鄉和下才溪鄉的泛指或概稱，具體論述則以所引用史料中的才溪行政區劃為準；才溪形象是指《紅色中華》通過對才溪區、才溪鄉、上才溪鄉和下才溪鄉的所有新聞報道，給受眾所塑造的才溪整體觀感。，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因各項工作成績突出而成為中央蘇區的模范鄉、模范區，也曾是福建省蘇維埃第一模范區。1933年11月，更是因毛澤東親赴才溪實地調查，并撰就紅色經典《才溪鄉調查》而聞名于世。學界對于才溪的研究，多聚焦于《才溪鄉調查》文本，或以《才溪鄉調查》為切入點展開相關問題的探討(5)劉寶聯：《對毛澤東〈才溪鄉調查〉的思考》，《黨史研究與教學》1993年第2期；鐘健英：《〈長岡鄉調查〉、〈才溪鄉調查〉——毛澤東民生思想形成的重要標志》，《毛澤東思想研究》2013年第2期；石仲泉：《才溪鄉調查與毛澤東的群眾路線觀——紀念毛澤東才溪鄉調查80周年》，《毛澤東思想研究》2014年第2期；蔣伯英：《毛澤東才溪鄉調查述論》，《東南學術》2017年第3期；張國新：《對毛澤東〈才溪鄉調查〉兩個版本的研究》，《井岡山大學學報》2018年第3期；吳強：《毛澤東〈才溪鄉調查〉的社會學研究價值解讀》，《龍巖學院學報》2018年第3期；吳強：《毛澤東才溪鄉調查三論》，《上饒師范學院學報》2019年第1期；凌步機：《毛澤東長岡、才溪鄉調查史實辨析》，《蘇區研究》2019年第1期。；對于才溪本身，僅少數文章對當地婦女、民主建政、光榮亭，以及毛澤東、方方等中共黨史人物與才溪等方面作了專門探討或介紹(6)廈門大學歷史系赴才溪調查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才溪婦女的反孔斗爭》，《廈門大學學報》1975年第1期；劉豐：《才溪婦女的奉獻精神》，《福建黨史月刊》1993年第11期；張雪英：《才溪鄉婦女的奉獻精神——紀念毛澤東〈才溪鄉調查〉70周年》，《龍巖師專學報》2004年第1期。林強：《才溪:民主建政的典范——兼論毛澤東才溪鄉調查之目的》，《福建黨史月刊》2014年第6期；鐘建紅：《“中央第一模范區”的農村政權建設》，《炎黃春秋》2017年第6期；吳國安：《才溪鄉光榮亭》，《黨史資料與研究》1986年第2期；尚史：《“光榮亭”真光榮》，《福建黨史月刊》2008年第12期；康模生：《方方與蘇區“第一模范區”》，《福建黨史月刊》1994年第6期；鐘巨蕃：《毛澤東與才溪鄉》，《政協天地》2003年第9期。；其他一些關于蘇區時期的婦女、經濟建設等方面論著，常常提及才溪當年的情況或貢獻。

本文擬接續李金錚關于抗戰時期中共、《晉察冀日報》與讀者這一類似話題，探討作為現代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其在局部執政時期是如何利用報紙這一現代媒體和大眾傳播進行革命動員工作的。具體討論則以當時中央蘇區模范鄉、模范區的才溪為例，考察黨和政府的機關報——《紅色中華》(7)《紅色中華》1931年12月11日在江西瑞金創刊，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從第50期即1933年2月7日起，《紅色中華》改為中國共產黨蘇區中央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執行局、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蘇區中央局的聯合機關報；從第86期即1933年6月17日起，報頭上重新印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見《中國共產黨江西出版史》編寫組：《中國共產黨江西出版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頁。對才溪作了哪些報道，采用了哪些方法、塑造了什么樣的才溪模范形象？塑造才溪蘇區模范形象的目的是什么？對于這些問題，學界已有研究并未涉及。本文擬從歷史學、新聞傳播學和語言學等多學科相結合的角度，加以專文探討。

一、蘇區模范：從《紅色中華》報道看才溪形象

今天的才溪鎮地處福建省上杭縣西北部，不同于中央蘇區時的才溪行政區劃。1930年5月，上杭縣蘇維埃政府下轄13個區蘇維埃，才溪屬于西三區。(8)中共上杭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編：《上杭人民革命史》，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頁。1931年初，中共閩粵贛邊特委和閩西蘇維埃政府決定成立杭武縣，下轄上杭的白砂、舊縣、才溪和武平的小蘭、桃溪、湘店等區鄉，才溪與通賢、官莊隸屬于第七區。(9)中共上杭縣委組織部、中共上杭縣委黨史工作委員會、上杭縣檔案館：《中國共產黨福建省上杭縣組織史資料(1926.12—1987.12)》，廈門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8—29、33頁。1932年前后，才溪區獨立編制，下轄12個鄉。(10)《上杭才溪區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決議案(1932.9.17)》，中共上杭縣委黨史研究室、毛澤東才溪鄉調查紀念館編：《才溪革命史料匯編》，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279、25頁。1933年10月重新規劃行政區，才溪區下轄上才溪、下才溪等8個鄉，全區共2188家、8782人。(11)《才溪鄉調查》(1933年11月)，《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33、351頁。

為便于分析，下文將《紅色中華》關于才溪的相關報道分為消息、通訊、評論三大類。依照上述劃分方法，從1931年11月創刊至紅軍長征后的1934年10月，《紅色中華》一共刊發了66篇關于才溪的新聞報道。其中35篇為消息、18篇為通訊、13篇為評論；消息最多，占刊文總數的近53%。從年份看，1932年有6篇，1933年43篇，1934年17篇。從版面看，才溪在《紅色中華》的8個版面中均出現過，以第2版和第3版出現次數最多，分別為14次、21次，分別占總數的21.2%、31.8%。從篇幅看，以101字至200字、201字至301字、301字至400字的新聞報道為最多，占總數的比例分別為30.3%、15.2%、16.7%。

為了更準確地分析和闡述《紅色中華》所塑造的“才溪形象”，下面將66篇新聞報道分為兩類，一類是才溪專題報道(共44篇，見表1)；一類是關于才溪的非才溪專題報道(共22篇，見表2)。通過對以上兩類關于才溪報道內容的分析，不難發現才溪蘇區模范形象，主要有以下這些類型：

1.擴紅模范?！都t色中華》對此報道最多。據統計，在44篇才溪專題報道中，擴紅被報道13次，在15類報道中位列第二(見表1，下同)；在22篇非才溪專題報道中，擴紅被報道10次(見表2，下同)，在13類報道中位列第一；整個蘇區革命期間，《紅色中華》關于才溪擴紅的報道共23次，在19類報道中位列第一，占報道總次數(98次)的23.5%。這說明，擴紅模范是《紅色中華》塑造的首要才溪形象，也是才溪給受眾的第一重形象。

表1 《紅色中華》關于才溪專題報道的分年分類統計表

2.婦女模范之鄉(區)。婦女是革命解放的主要對象之一，也是革命的主力軍之一?！都t色中華》關于才溪的66篇報道中，有7篇是以婦女或婦女工作為標題的主題詞進行報道的。這7篇文章介紹了才溪婦女在慰問紅軍、擴紅、參戰、協助作戰、墾荒、春耕等方面的英勇身姿和驕人成績。另據統計，在44篇才溪專題報道中，婦女工作及其成績被報道14次，在15類報道中位列第一；在22篇非才溪專題報道中，婦女工作及其成績被報道2次，在13類報道中與“借谷”等并列第四；整個蘇區革命期間，《紅色中華》關于才溪婦女工作及其成績的報道共16次，在19類報道中位列第二，占總數的16.3%。這些材料說明，婦女模范之鄉(區)是《紅色中華》塑造的重要才溪形象，也是才溪給受眾的第二重形象。

3.慰問模范。慰問紅軍及其家屬、烈屬等，是才溪群眾的日常之一。據統計，在44篇才溪專題報道中，慰問紅軍及其家屬、烈屬等被報道13次，在15類報道中位列第三；整個蘇區革命期間，《紅色中華》關于才溪慰問的報道共13次，在19類報道中位列第三，占總數的13.3%。這說明，慰問模范是《紅色中華》塑造的另一重要才溪形象，也是才溪給受眾的第三重形象。

4.捐獻模范。積極捐獻是才溪群眾的另一日常。據統計，在44篇才溪專題報道中，捐獻被報道6次，在15類報道中位列第五；在22篇非才溪專題報道中，捐獻被報道4次，在13類報道中位列第二；整個蘇區革命期間，《紅色中華》關于才溪捐獻的報道共10次，在19類報道中位列第四，占總數的10.2%。以上材料說明，捐獻模范是《紅色中華》塑造的又一重要才溪形象，也是才溪給受眾的第四重形象。

5.耕種模范。耕種本就是農民的本色，更是革命生產的需要。據統計，在44篇才溪專題報道中，耕種被報道8次，在15類報道中位列第四；在22篇非才溪專題報道中，耕種被報道1次，在13類報道中與“選舉”等類別位列第七；整個蘇區革命期間，《紅色中華》關于才溪耕種的報道共9次，在19類報道中位列第五，占總數的9.2%。這表明，耕種模范是《紅色中華》塑造的另一重要才溪形象，也是才溪給受眾的第五重形象。

此外，還有其他眾多類型。如文化教育發展模范，合作社建設模范，參戰和協助作戰模范，購買公債模范，選舉模范，幫助查田模范等。以上模范類型，劃分標準不一，有的是從模范主體進行劃分，大部分是從模范行為進行劃分。這是當時報道的客觀情況。正是上述不同的模范類型，匯聚并定型了才溪的蘇區模范形象。

表2 《紅色中華》關于才溪的非才溪專題報道分年分類統計表

體裁評論642總計221147主題擴紅10172捐獻431購買公債22婦女211借谷211救濟211耕種11文化教育11合作社11選舉11兒童團11少先隊11運輸糧食11總計2911810版面第3版532第4版321第5版211第6版211第7版11第8版11總計221147 篇幅0—100字312101—200字55201—300字312301—400字5122401—500字501—1000字2111001字以上44總計221147

二、《紅色中華》塑造才溪蘇區模范形象的方法

才溪蘇區模范的形象，是《紅色中華》通過刊發關于才溪的66篇新聞報道塑造的?！都t色中華》塑造才溪蘇區模范形象主要包括三種方法：

第一，采用正面頌揚和專題報道的形式，塑造才溪的蘇區模范形象

所謂正面頌揚，即對才溪各方面工作進行正面報道。這是最常見的、最普通的新聞報道手法。如1933年7月2日《紅色中華》報道才溪群眾踴躍捐獻的情況說：“上杭縣才溪區的群眾為響應退還谷票的號召，退熱烈的將所有谷票退了三千O五十五張(每張十斤)”。(12)《上杭群眾退還谷票熱烈》，《紅色中華》1933年7月2日，第5版。又如1934年3月20日報道才溪節省的光榮成績：“才溪區也可說是節省的模范，他們的區蘇工作人員每月自帶伙食四天，群眾則每月節省半升谷子。最近已節省了二十余石。其他的節省辦法如種菜賣柴等等也普遍的進行了”。(13)菲莪：《興國節省運動的模范 才溪區也可說是節省的模范》，《紅色中華》1934年3月22日，第3版。所謂專題報道，即對才溪某些具有典型意義和較高新聞價值的人物、事件、問題和社會現象等，進行記錄調查分析解釋評述等，從而揭示主題的深刻意義。在44篇關于才溪的專題報道中，以擴大紅軍、參加紅軍、加入紅軍等擴紅為主題的專題報道有9篇，以慰問紅軍、慰勞傷病戰士、慰勞紅軍等慰問為主題的專題報道有8篇，以春耕、夏耕、墾荒等耕種為主題的專題報道有7篇，以退還公債、募捐、節省等捐獻為主題的專題報道有4篇，以各?？倷z閱、文化教育運動、劇團活躍等文化教育發展為主題的專題報道有3篇。專題報道的筆墨雖然聚焦于才溪的某一個方面，但多個專題且正面的報道，無疑大大提升了才溪的整體蘇區模范形象。

第二，在寫作方式上，擅長采用深描、點面結合敘述、多方比較、統計數字等手法來渲染主題，以期給受眾留下深刻印象

其中，深描即通過對才溪某一方面的情況加以詳細描寫或深度解剖等，通過深度刻畫深化受眾對于才溪蘇區模范形象的印象。深描的報道一般篇幅較長。如1933年11月20日《紅色中華》刊發了《選舉運動的好模范》一文，共1437字(含標題，下同)。該文不僅認為福建的“選舉運動以才溪區為最好”，“是我們選舉的模范”，而且詳細介紹了才溪區的做法和成功經驗，即廣泛而深入的動員工作、居民登記和選民登記運動、各鄉蘇維埃向選民登記工作、提出候選名單發布群眾中批評、選舉配合戰爭動員和深入階級斗爭而進行、居民參加90%以上、各鄉婦女代表占30%以上，希望“各縣區學習”，“作為參考”。(14)張鼎丞：《選舉運動的好模范》，《紅色中華》1933年11月20日，第3版。又如1934年1月1日發表的《一個模范的消費合作社》，全文1505字，是關于才溪最長的一則專題報道。該文詳細介紹了才溪區合作分社發展的歷史和工作概況，深刻總結了辦理過程中的經驗和教訓，號召“大家來學習它的光榮的模范”。(15)崔寅瑜：《一個模范的消費合作社》，《紅色中華》1934年1月1日，第3版。

點面結合是一種被經常采用的寫作手法。這里的點，主要指典型、個案等；面，主要指宏觀、整體等。通常是在正面頌揚的基礎上，進一步采用這種手法，給觀眾以有血有肉的整體才溪蘇區模范形象。如1932年11月1日《紅色中華》報道才溪擴紅的情況說：才溪區“這一次動員了一百二十幾個新戰士，自動到前方去，充實紅軍力量，尤其是下才溪鄉有林某四兄弟，及王某三兄弟，都一致參加紅軍，這是在擴大紅軍中一個特別熱烈的現象”。(16)念文：《上杭才溪區的擴大紅軍》，《紅色中華》1932年11月1日，第4版。又如1933年5月8日報道才溪做布草鞋慰問紅軍的熱潮：“上杭才溪區同康黨團女同志，在中央局號召做十萬雙布草鞋慰勞紅軍的動員中，熱烈進行比賽，在一月之內，完成做布草鞋三百雙以上，(全鄉二百多婦女——兒童在內，)有王鳳里，林喜連，王太珍三個女同志(都是團員)自動做卅雙，廿五雙，十五雙，以為群眾的模范，其他如十雙五雙的在大會中都熱烈報名”。(17)《做布草鞋慰問紅軍》，《紅色中華》1933年5月8日，第2版。

多方比較即通過內部、內外、先進與落后等多方面的比較，突出才溪的模范形象這一主題。如內部比較，1932年5月25日《紅色中華》報道才溪五一擴紅情況，說：“舉行全區擴大紅軍總比賽，計從一九三二年一月起至四月卅日止，全區共計擴大紅軍，三百六十六名，大會時又自動加入紅軍的一十七名，各鄉比賽結果以才溪鄉最多，計從一月起，自動加入紅軍有一百零九名，取得第一等優勝”。(18)《上杭才溪區“五一”紀念中 擴大紅軍的熱烈》，《紅色中華》1932年5月25日，第6版。如內外比較、先進與落后比較，11月14日報道的上杭擴紅總結，“才溪區頂瓜瓜！數量又多，成份又好，黨團員也不少。歡送的一隊隊，慰勞品一擔擔，最整齊，最特色，政治影響最擴大，優勝旗二把給他取去了！……最不堪！最差！最落后可恥的是廬豐區，一個都沒有，是上杭全縣污點！收買政策失敗了！城郊區立即開小差了三個！”(19)《上杭縣第一期擴大紅軍的總結》，《紅色中華》1932年11月14日，第5版。還有既內部比又內外比的，如1933年6月17日以“飛機和烏龜”比喻上杭才溪和大舊區的擴紅，說：“上杭以才溪區工作為最好，才溪區以下才溪鄉工作為最好，他們能猛烈擴大紅軍動員群眾迅速實現黨的決定，因為這一區黨團多，干部多，有責任心，工人的領導很強。目前工作最落后的是大舊區，那里反羅明路線斗爭不深入，所以工作就不行”。(20)《上杭黨的活躍 飛機和烏龜》，《紅色中華》1933年6月17日，第1版。

統計數字即大量采用數據、圖表等統計方法來報道主題。前者如1933年7月11日《紅色中華》以大量數據報道了“才溪區的紅五月工作是福建全省的光榮模范”這一主題。其內容為：“(一)擴大紅軍□百廿二名(原來決定一百六十名)歸隊五十九名。(二)慰勞紅軍物品布草鞋二八九七雙，雨傘一八六把，毛中二一二條，列寧帽二一二頂，稈草鞋六O五二雙，疏菜等不計其數。(三)集中二連模范營，一連擔架隊，配合紅軍作戰。(四)退還公債票五七三二元(原來決定兩千元)。(五)借谷給紅軍一四O石，退還谷票三七五石。(六)向富農捐款，地主罰款共獲得一三六OO元。(七)募捐援助東北義勇軍一百廿元，捐助難民三五五元。(八)征收黨員一百余名”。(21)《才溪區的紅五月工作 福建全省的光榮模范》，《紅色中華》1933年7月11日，第5版。全文幾乎沒有不必要的話，都通過各類數據來表達。而在敘述中采用數據加以論證的報道，則不勝枚舉。后者如1934年1月10日，《紅色中華》通過一個完整的表格和“推銷”“數目”“報告人”三項內容報道了18個“推銷公債”模范集體，才溪大地鄉就是其中之一。(22)念民：《推銷公債 等待更優勝的紀錄》，《紅色中華》1934年1月10日，第3版。顯然，以數據和圖表等統計方法塑造才溪的蘇區模范形象，既精準科學，又簡潔明了，不失為一種好的寫作手法。

第三，在新聞報道的方式上，嫻熟采用政治權威發聲、高頻率報道、全方位報道、短小精悍的報道、紅匾予以專門表揚等方式來突顯主題

借用政治權威發聲，增強蘇區模范形象的權威性，是《紅色中華》經常采用的報道方式。蘇區革命期間，才溪的各項工作得到蘇區各級領導的多次肯定，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內務人民委員部副部長梁柏臺和土地人民委員部副部長胡海、少共先鋒隊中央總隊長張愛萍、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和土地部長范樂春等，他們在《紅色中華》刊發的對才溪工作大加肯定和表揚的文章(23)毛澤東：《關于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的結論》，《紅色中華(二蘇大會特刊)》1934年1月31日，第2版；梁柏臺：《今年選舉的初步總結》，《紅色中華》1934年1月1日，第6版；胡海：《為消滅四十萬擔荒田而斗爭》，《紅色中華》1934年2月20日，第1版；愛萍：《“時刻準備著！”關于兒童團第一次大檢閱的通信》，《紅色中華》1933年4月8日，第5版；張鼎丞：《選舉運動的好模范》，《紅色中華》1933年11月20日，第3版；樂春：《福建省春耕運動的檢閱》，《紅色中華》1933年5月14日，第5版。，無疑大大提升了才溪的蘇區模范形象。

在一個時期內，通過對特定對象的多次報道，增加其在公眾平臺上出現的頻度和密度，以強化其在受眾心目中的印象，這就是高頻率報道。就才溪而言，在1932年5月至1934年9月的29個月中，從報道篇數(66篇)來看，其每月被報道的頻率為2.3篇；1933年最高，每月達到3.6篇。從才溪在新聞報道標題中出現的次數看，據統計共為26次，平均每月出現0.9次；1933年最高，為15次，平均每月1.25次。從才溪這一關鍵詞的出現頻率看，在66篇報道中一共出現187次(其中，才溪專題報道中出現144次，非才溪專題報道43次)，平均每月出現6.5次；如每月以30天4.3周計算的話，則才溪平均每周出現1.5次。雖然筆者目前無法判斷才溪是否是《紅色中華》上出現頻率最高的一個鄉鎮地名，但相對中央蘇區幾千個鄉(24)《才溪鄉調查》(1933年11月)，《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352頁。來說，無疑是出現頻率較高的一個。才溪每一次登場，都是以先進形象亮相，才溪蘇區模范形象自然得以構建起來。

全方位報道即通過報道展示才溪的方方面面。從新聞報道的主題暨內容看，66篇關于才溪的新聞報道，涉及才溪的擴紅、婦女、慰問、耕種、捐獻、文化教育、借谷、合作社、協助作戰、購買公債、被難、參戰、征收黨員、選舉、救濟、幫助查田、兒童團、少先隊、運輸糧食等19個大的方面，如果加上慰問所包含的慰問紅軍、慰問紅軍家屬和烈屬等3個方面，耕種所包含的春耕、夏耕、秋耕、冬耕、墾荒等5個方面，捐獻所包含的捐款、捐糧、節省、退回公債、退回谷票等5個方面，文化教育所包含的學校、婦女夜校、識字班、墻報、戲劇等5個方面，合作社所包含的糧食合作社、藥材合作社、消費合作社等3個方面，那么，《紅色中華》的報道涉及到才溪34個具體方面的情況，幾乎描繪了戰時才溪的主要面相。且這些報道幾乎全部是對才溪社會方方面面的正面肯定和大力頌揚。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紅色中華》給受眾展現的，是一個全面的才溪、立體的才溪、樣樣先進的才溪形象。

大量采用短小精悍的消息、通訊等新聞體裁加以報道，是《紅色中華》新聞報道的一個顯著特點。短小精悍的報道，信息量不大，但簡短明確，給人印象深刻，易于記憶和傳播?！都t色中華》關于才溪最短的一次報道，是1933年8月1日的《擴大紅軍廣播臺》，加上標題只有48字；第二短的是報道了積極做草鞋慰勞紅軍的兩個才溪婦女，連同標題共74字。(25)吳致明：《擴大紅軍廣播臺》，《紅色中華》1933年8月1日，第2版；《二個婦女的模范》，《紅色中華》1933年4月14日，第3版。另據統計，關于才溪的44篇專題報道中，100字以內的有5篇，占總數的11.4%；200字以內的20篇，占總數的45.5%；300字以內的28篇，占63.6%；400字以內的34篇，占77.3%(見表1)。這說明《紅色中華》傾向于用短小精悍的篇幅來塑造才溪的蘇區模范形象，以強化和加深受眾頭腦中的模范印象。

創設紅匾專欄，對模范予以專門表揚，是《紅色中華》的一個創新。1933年4月26日的《紅色中華》開辟了一個新的專欄——“紅匾”(26)《紅匾送給他們》，《紅色中華》1933年4月26日，第3版。，專門用來表彰革命競賽模范的欄目，內容主要登載模范們的姓名和先進事跡。紅匾其實是1933年1月7日《紅色中華》“紅板”(27)《緊急戰爭動員中的“紅板”名單》，《紅色中華》1933年1月7日，第6版。的升級版，兩者的內容沒有多大區別，只不過紅匾比紅板的儀式感更為濃重。1934年3月1日，上杭才溪區與舊縣區、通賢區，以及贛縣白露區因為完成收集糧食任務而共同上了紅匾。(28)《收集糧食紅匾》，《紅色中華》1934年3月1日，第1版。在紅匾上作為先進受到表揚，無疑進一步提升了才溪的蘇區模范形象。

三、模范塑造與革命動員：才溪等蘇區模范形象的形成及其歷史使命

才溪的蘇區模范形象并非自然天成。它被納入蘇區治理版圖之初，沒有任何特殊之處。1929年6月，才溪在紅四軍第二次入閩的背景下發動農民暴動，開始被納入蘇區的治理版圖。直到1932年5月底被《紅色中華》第一次報道之前，近三年之中，才溪一直是中央蘇區內一個工作無甚特色的默默無聞的區鄉。1932年3月，方方出任中共上杭縣委書記，由于他在實際中的出色組織工作(29)康模生：《方方與蘇區“第一模范區”》，《福建黨史月刊》1994年第6期，第18—19頁。，才溪的擴紅、發展教育、慰問紅軍等先進事跡開始被《紅色中華》加以報道。但檢閱1932年的6篇報道，可以看出，才溪只是作為上杭縣比較先進的工作區鄉因而顯得相對突出而已，它并未成為福建蘇區乃至全蘇區的模范。

1933年是才溪成為福建蘇區和中央蘇區模范的關鍵一年。4月8日，《紅色中華》刊發了少共先鋒隊中央總隊長張愛萍撰寫的蘇區兒童團第一次大檢閱的通訊，文中記載，“在開幕禮未舉行前，……上杭才溪的小同志表演得更為出色，頗得觀眾的贊譽，一點也不夸張的說，最后全場的觀眾，幾乎全被他們吸引住了”。(30)愛萍：《“時刻準備著！”關于兒童團第一次大檢閱的通信》，《紅色中華》1933年4月8日，第5版。這是才溪在中央蘇區各地比較下的第一次“出彩”。同一天，《紅色中華》在報道才溪區蘇慰勞紅19軍時，提及“下才溪鄉黃東連同志在一月中還自動做了二十一雙布草鞋，王太永姑同志做了十九雙布草鞋慰勞紅軍，這是擁護紅軍的兩個女模范”(31)《上杭才溪工農群眾熱烈慰勞紅十九軍》，《紅色中華》1933年4月8日，第4版。；4月14日，《紅色中華》以《二個婦女的模范》為題，再次報道了這兩位女模范積極做草鞋慰勞紅軍的光榮事跡(32)《二個婦女的模范》，《紅色中華》1933年4月14日，第3版。。前者是“模范”一詞第一次出現在關于才溪的報道中，后者是“模范”第一次出現在關于才溪報道的標題中。5月14日，福建省蘇維埃政府土地部長范樂春撰文表揚，“上杭才溪區，就是最特色的模范區”，并詳細介紹了才溪春耕運動中的做法和成績。(33)樂春：《福建省春耕運動的檢閱》，《紅色中華》1933年5月14日，第5版。顯然，在范看來，才溪是福建省蘇區春耕運動的模范區。7月5日，才溪被福建省蘇維埃政府授予“我們是第一模范區”稱號，并建立了光榮牌(碑)。(34)《上杭縣的光榮動員 又有一團加入了紅軍》，《紅色中華》1933年7月23日，第3版；李中：《熱烈進行文化教育運動 才溪不愧“第一個模范區”》，《紅色中華》1933年9月6日，第5版。稍后的11日，《紅色中華》刊登了《才溪區的紅五月工作》，稱才溪是“福建全省的光榮模范”。(35)《才溪區的紅五月工作 福建全省的光榮模范》，《紅色中華》1933年7月11日，第5版。到下半年的11月，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在《紅色中華》撰文詳細介紹了才溪區的選舉，認為才溪區“是我們選舉的模范”，是“選舉運動的好模范”。(36)張鼎丞：《選舉運動的好模范》，《紅色中華》1933年11月20日，第3版。同月，毛澤東赴才溪調查，他在《才溪鄉調查》中的第一句話即說：“中央蘇區有名的上下才溪”；在論述才溪的“經濟生活”時，他說：“勞動合作社(別地稱勞動互助社)、消費合作社、糧食合作社，組織了全鄉群眾的經濟生活，經濟上的組織性進到了很高的程度，成為全蘇區第一個光榮的模范”。(37)《才溪鄉調查》(1933年11月)，《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333、352頁?？梢?，此時的才溪似乎已是中央蘇區的模范，且其聲名早已傳到毛澤東的耳中。

進入1934年前后，才溪被臨時中央政府認定為全蘇區的模范。1月1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內務人民委員部副部長梁柏臺發文認為，才溪的選舉工作做得比較先進。(38)梁柏臺：《今年選舉的初步總結》，《紅色中華》1934年1月1日，第6版。2月20日，土地人民委員部副部長胡海，又撰文介紹了才溪區開荒的寶貴經驗。(39)胡海：《為消滅四十萬擔荒田而斗爭》，《紅色中華》1934年2月20日，第1版?？梢?，才溪不僅是蘇區選舉的模范，而且是開荒耕種的模范。1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才溪作為擴紅的模范、解決紅軍家屬困難的模范、選舉的模范、鄉蘇工作的模范受到了表揚。(40)《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1934.1.24)》、《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關于蘇維埃建設的決議案》(1934年1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第304、307、348頁。當時負責總務廳出版處工作的黃亞光回憶：二次全蘇大會上，毛澤東多次表揚興國縣、長岡鄉和才溪鄉，著重介紹了這些地方的模范事跡，號召全蘇區要向它們學習；大會還給與會代表下發了《鄉蘇工作的模范(一)——長岡鄉》和《鄉蘇工作的模范(二)——才溪鄉》兩本小冊子；此外，還贈送了獎旗給興國縣、長岡鄉和才溪鄉等先進單位。(41)黃亞光：《“二蘇”大會與長岡鄉、才溪鄉調查》，《才溪革命史資料匯編》，第141、142頁。1月31日，《紅色中華》刊發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上的報告：“福建省的才溪鄉，擴大紅軍多的很??！……才溪鄉的這些工作(指推銷公債和救濟群眾工作，筆者注)也是做得非常之好。這樣的蘇維埃，真正是模范蘇維埃?！?42)毛澤東：《關于中央執行委員會報告的結論》，《紅色中華(二蘇大會特刊)》1934年1月31日，第2版。不難看出，此時的才溪已是名副其實的全蘇區模范。

宏觀數據也印證了1933年以后才溪成為蘇區模范的事實。據筆者統計，《紅色中華》關于才溪專題報道的標題中，“模范”一詞出現的次數，1933年為12次，1934年為1次；文中“模范”出現的次數，1933年為25次，1934年為3次?！都t色中華》關于才溪的新聞報道，1932年為6篇，1933年43篇，1934年17篇；其中，1933年占全部篇數(66篇)的65.2%，1934年占25.8%，兩年共占總數的91%。

上述史實和數據表明，1933年4月份以后，才溪的蘇區模范形象在《紅色中華》的輿論場中得以逐步建立?！都t色中華》塑造才溪蘇區模范形象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現代傳媒的傳播效應，擴大才溪的榜樣示范作用，從而影響和引領社會大眾并吸引更多的追隨者，為爭取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乃至奪取全國政權的勝利服務。這是中國共產黨賦予才溪等蘇區模范的歷史使命。當然，才溪等眾多蘇區模范的先進事跡是事實，是基礎，是底色?！都t色中華》只是以這些事實和底色為原材料進行加工、提升、亮化，然后采用前述多種新聞手法加以塑造成模范形象的。

在某種程度上說，才溪鄉、長岡鄉、興國縣等眾多的蘇區模范，就是《紅色中華》這一中共黨報性質催生和革命戰爭現實需要的產物。而在國共“圍剿”與反“圍剿”戰爭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中，《紅色中華》向蘇區民眾源源不斷地輸入大量的同質信息，這其實就是大眾傳播學所指的“拉斯韋爾模式”“子彈論”“皮下注射論”或“刺激——反應論”，理論上可以發揮最大的政治宣傳效果。(43)這些傳播學理論認為，大眾傳播具有強大的力量，人們極易為大眾傳播的訊息所擊中的；只要訊息“命中目標”，就會產生預期的效果。雖然這些早期傳播理論遭受質疑或被后來者所修正，但不少專家仍認為，它們“對于分析政治宣傳確實是十分適用的”，“是引導人們研究傳播過程的一種方便的綜合性方法”。分別參見[美]窩納丁·賽弗林、小詹姆斯·W坦卡特著，陳韻昭譯：《傳播學的起源、研究與應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頁；[英]丹尼斯·麥奎爾、[瑞典]斯文·溫德爾著，祝建華、武偉譯：《大眾傳播模式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頁。事實上，作為受眾的蘇區社會大眾，或多或少受到《紅色中華》正面宣傳的影響。如1934年2月間，上杭縣才溪區蘇負責人“看到《紅色中華》上關于發動婦女組織學習生產的新聞后，區蘇主席團就在討論春耕運動時，特別提出要組織婦女生產組的問題”，結果組織了77個生產教育組，使婦女成為生產戰線上的主力軍。(44)《才溪婦女積極參加春耕》，《紅色中華》1934年3月29日，第1版。1933年7月，紅坊區模范營響應才溪、官莊、舊縣的光榮榜樣，于8日在該區的“授獎大會”上全體自愿加入紅軍，“給了中央局創造一百萬紅軍以布爾什維克的回答”，成為閩西的第二模范區。(45)《紅坊區模范營加入紅軍 響應才溪區的光榮模范》，《紅色中華》1933年7月23日，第3版。

對于《紅色中華》的宣傳效果，中共中央高層黨政干部和新聞傳播者均給予了高度評價。如“臨時中央”政治局負責人博古說《紅色中華》“在文化上、政治上、經濟動員、戰爭動員上的功勛，我們大家都知道與記得的。經濟戰線上的退還八十萬公債節省三十萬的勝利號召；擴大紅軍的經驗與光榮例子的傳播……這一切，都是不可磨滅的成績?！都t色中華》是蘇區千百萬群眾的喉舌，是我們一切群眾的集體宣傳者與組織者”。(46)博古：《愿〈紅色中華〉成為集體的宣傳者和組織者》(1933年8月1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研究所編：《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新華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頁。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黨報編輯委員會主任張聞天評價說，《紅色中華》“相當地發揚了群眾的積極性與各種工作上起了部分的推動作用”，“在編輯方面也比較更活潑有生氣。因此報紙讀者的數量有了很大的增加”。(47)張聞天：《關于我們的報紙》(1933年12月1日)，《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下，第175頁。曾經擔任《紅色中華》報社秘書的任質斌后來回憶：《紅色中華》“在激勵蘇區人民為偉大的解放事業而斗爭方面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對于當時的戰爭動員和蘇區建設是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48)任質斌：《〈紅色中華〉報始末》，《江西蘇區文化研究》2001年印，第570、573頁。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以奪取國家政權和爭取全國勝利為鵠的。顯然，這樣一場“改朝換代”的革命，沒有人民群眾的熱情參與和衷心支持是不可能實現的?！包h要實現自己的一切任務，最重要的條件是要能獲得廣大的工農群眾，在黨的口號之下，形成偉大的爭斗的力量”，因此，“宣傳教育是實現黨的任務的經常的基本工作”，“政治宣傳和鼓動，乃是黨調動群眾領導群眾兼以訓練黨員之必需的條件”。(49)《中共六屆二中全會宣傳工作決議案》(192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通告第四號》(1927年8月21日)，《中國共產黨新聞工作文件匯編》上，第41、35頁?！都t色中華》及其塑造的蘇區模范形象，無疑是蘇區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政治宣傳和革命動員工作的重要一環。本文的研究表明，1932年5月至1934年9月的29個月中，《紅色中華》一共刊發了66篇關于才溪的新聞報道；其中，關于才溪的專題報道44篇，關于才溪的非專題報道22篇。福建省上杭縣才溪的蘇區模范形象，是1933年4月以后《紅色中華》采用正面報道、專題報道、高頻度報道、全方位報道、借用政治權威發聲等多種方法逐步塑造成功的，是中共黨報性質催生和革命戰爭需要的產物?？梢哉f，在蘇區革命時期這樣一個特定的時空中，發行量大、權威性高、影響范圍廣的《紅色中華》無愧于中國共產黨黨報所定位的領導者、組織者和指導者的身份和作用，而作為特定目的塑造的才溪鄉、長岡鄉、興國縣等眾多的蘇區模范形象，則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助力作用?！都t色中華》的蘇區模范塑造和政治引領模式，是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時期利用現代報紙和大眾傳播進行政治宣傳和革命動員的有益嘗試，并成為中共“宣傳口”的傳統之一。(50)李金錚對抗戰時期《晉察冀日報》的研究表明，讀者雖有其獨立性、能動性，但黨政軍機構的指示、規定和支持更有其不可忽視的塑造威力，這是黨報不同于一般報紙的根本特征。見李金錚：《讀者與報紙、黨政軍的聯動：〈晉察冀日報〉的閱讀史》，《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第4頁。這種傳統的新聞塑造、大眾傳播和革命動員模式，在今天這樣一個資訊開放和多元傳播的環境中，無疑面臨著更大的挑戰，也是中國共產黨“宣傳口”面臨的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