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后漢書》與《三國志》敘史之異
——以《董卓傳》為例

王雨夢

(安徽大學 文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截至目前，學界對《后漢書》《三國志》的研究廣博且深入。但涉及《后漢書》與《三國志》相同傳記人物的比較研究，尤其是對兩書中均立傳，且均為傳主的董卓關注較少。

趙翼《廿二史札記》在“《后漢書》與《三國志》書法不同處”一節提到《后漢書·董卓傳》比《三國志·董卓傳》增加了四事、一疏。何焯《義門讀書記》第二十三卷中提及《后漢書·董卓傳》與《三國志·董卓傳》有一處關于董卓兵力的數字異同。牛運震《讀史糾謬》[1]中論及《三國志》，曰“董卓劉表二袁等筆法簡至自勝《后漢書》，但卓劉二袁等皆漢季群雄，應入后漢，不得屬之三國?！贝鞣ァ斗稌吓c其<后漢書>》[2]在“與諸書之比較”章節提出“陳《志》簡而質，范《書》優而贍，兩書有三點相同——均為私撰史書、紀傳體體制，且兩書多稱人字”，其在比較兩書《董卓傳》差異時與趙翼《廿二史札記》持相同觀點，即《后漢書·董卓傳》比《三國志·董卓傳》增加了四事、一疏。陳述的《陳范異同》分為兩卷，共十五章，董卓、袁紹、劉表、袁術、呂布、張邈、公孫瓚、陶謙、臧洪、荀彧、仲長統、劉焉、張魯、劉璋、華佗等15人各為一章，以兩書并列排版的形式，初步體現兩書《董卓傳》的差異，但并未對差異進行歸納整理、概述及探究各處差異產生的原因。馬艷輝的《陳壽、范曄歷史人物評價之比較》[3]重在比較范曄與陳壽評價歷史人物標準的異同，文中僅以案例形式提及《后漢書·董卓傳》比《三國志·董卓傳》增加了部分內容。鐘書林的《<后漢書>文學初探》[4]專有一章“《后漢書》與《三國志》的比較研究”，重在以《后漢書》與《三國志》同傳人物的書寫差異為例來論證《后漢書》與《三國志》敘事風格、語言、史法的不同，文中涉及《董卓傳》的比較較少，且不夠全面。王文進《裴松之<三國志注新論>——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5]指出范曄記載有關董卓的事跡與陳壽不同，且有時更為詳盡，書中還探討了陳壽、范曄對董卓評價不同的原因。

綜上，《后漢書·董卓傳》與《三國志·董卓傳》的比較研究已有一定基礎，但學界對兩書《董卓傳》的差異比較不夠透徹，差異種類較為單一，差異原因鮮有提及且不夠深入、貼合作者時代背景。故本文擬全面梳理兩書《董卓傳》差異，論述陳壽、范曄的敘史之異，分析差異產生的原因。

一、《后漢書》與《三國志》中《董卓傳》的敘史差異

《三國志》記載了自黃巾起義(184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歷史；《后漢書》所記史事，起于劉秀起兵(25年)，終于漢獻帝禪位(220年)，囊括了東漢一朝195年的歷史。兩書所記有36年的歷史重疊：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年)至漢獻帝延康元年(220年)[5]285?！逗鬂h書》《三國志》所記載活躍于此36年的人物約119人[5]286，其中有11人在兩書均有立傳，且均為傳主，分別是董卓、袁紹、劉表、袁術、呂布、公孫瓚、陶謙、臧洪、荀彧、華佗、劉焉。

《三國志》中董卓事跡位于《魏書六·董二袁劉傳第六》，董卓與袁紹、袁術、劉表同為傳主，合為一傳。李傕、郭汜、袁譚、袁尚作為附傳人物，分別附于董卓、袁紹之后?！逗鬂h書》中董卓事跡位于卷七十二《董卓列傳第六十二》，僅列董卓一人為傳主?，F選取《魏書六·董二袁劉傳第六》中董卓及其余黨事跡，即《董卓傳》，讓其與《后漢書·董卓列傳》作對比，歸納整理陳壽、范曄兩人敘述《董卓傳》的差異。

(一)內容增加

《三國志·董卓傳》共2818個字，《后漢書·董卓傳》共8073個字，《后漢書·董卓傳》的字數將近是《三國志·董卓傳》的三倍，《后漢書·董卓傳》比《三國志·董卓傳》增加了大量內容。以時間為序，董卓進京前，范曄《后漢書》增加了董卓受到朝廷九千匹縑賞賜時說的話——“為者則己，有者則士”[6]2319；董卓擊張角、平叛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群盜、從張溫討伐并擊敗邊章、韓遂等事；中平六年，朝廷征召董卓為少府，董卓上書推辭不就一事。董卓進京后，范曄《后漢書》增加了董卓怕兵少不能服眾而讓士兵夜晚出城、天明進城，營造有兵馬絡繹加入董卓軍營的假象及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恢復其爵位，提拔其子孫等事。針對董卓進京后，京中其他人的反應，范曄增加了何進被十常侍等人打敗后，袁術火燒南宮一事；孫堅、伍孚等人與董卓正面或側面對抗等事；韓馥、袁紹等十余人興兵、討伐董卓，及因黃巾余黨“白波賊”、赤眉軍作亂，董卓徙洛陽百萬人口遷都長安，發掘長安皇帝陵墓，盜取珍寶等事；董卓被誅后，又殺其弟及母親、妻子于梅塢等事[7]72。

范曄《后漢書·董卓傳》中增加了一些漢天子的史料。董卓剛進京時，漢少帝劉辯見董卓恐怖涕泣、不能辭對，董卓心生廢帝之意；董卓在朝堂之上責罵并廢除少帝、何皇后，言辭激烈，污穢不堪；漢獻帝劉協在李傕、郭汜控制時期仍下詔解救獄中被冤枉的囚徒；獻帝讓侍御史侯汶開倉賑糧，因侯汶辦事不力、獻帝下詔懲罰侯汶等事。

董卓被誅后，董卓余黨牛輔、李傕、郭汜等人叛亂。范曄《后漢書·董卓傳》增加了賈詡給李傕、郭汜所獻計策的具體內容和事成之后、賈詡不愿稱侯之事；李傕、樊稠互相猜疑的細節及原因；李傕劫持獻帝，郭汜滯留公卿等細節；獻帝東歸，段煨以服御及公卿資儲來迎，為楊定所誣，仍不缺于供一事[7]72；張楊負米接駕、修繕洛陽宮殿，獻帝封張楊為安國將軍等事。

董卓余黨作亂之勢退卻后，曹操迎獻帝于許都。范曄《后漢書·董卓傳》詳寫了曹操擊馬騰、韓遂，平涼州一事；增加了獻帝“衣帶詔”一事及曹操處死董承、王服、種輯、吳碩等人之事。

《三國志·董卓傳》也有比《后漢書·董卓傳》內容詳盡的地方。范曄記載董卓拜官郎中，把朝廷賞賜的縑布全分給士兵后，“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6]2319，而《三國志·董卓傳》中為“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免”[8]171。董卓初進京時，陳壽《三國志·董卓傳》增加了鮑信勸袁紹趁著董卓長途跋涉來到洛陽，尚未休整之際擊殺董卓，而袁紹畏懼不從一事。這段史料出現在《后漢書·袁紹傳》中。

(二)內容矛盾

《后漢書·董卓傳》有與《三國志·董卓傳》內容矛盾的地方?！度龂尽ざ總鳌分杏涊d“董卓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征并州有功，拜郎中”[8]171，《后漢書·董卓傳》則是“董卓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6]2319。此處，兩書對董卓征戰的地點有爭議。陳壽、范曄所記的一份上書也有爭議，《三國志·董卓傳》言何進召董卓清除十常侍等人，何進寫了一份“中常侍張讓等竊幸乘寵，濁亂海內。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讓等”[8]172的上書，而《后漢書·董卓傳》稱這份上書是董卓上呈漢天子的書信。仔細推敲，可發現陳壽所記錯誤，該上書應是董卓所寫。書中言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讓等”，說明書信主人公不在洛陽天子身邊，而何進此時正在東京洛陽，因此這封上書不是何進所寫，《三國志·董卓傳》記載有誤。

《后漢書·董卓傳》與《三國志·董卓傳》針對李傕、郭汜聽賈詡計策還攻長安的原因，表述不同。陳壽為“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人，憂恐不知所為”[8]181，范曄則是“傕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傕等益懷憂懼，不知所為”[6]2333?！度龂尽ざ總鳌分杏涊d李傕、郭汜圍攻長安城，十日城陷；而《后漢書》中則為“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引傕眾得入。城潰……”[6]2333呂布等人守之八日后，李傕進城，第十日城陷，似也有可能。陳壽、范曄描述城陷日期的側重點不同，敘述詳略也不同，兩人記載看似矛盾，實則具有統一性。

(三)史料編排

《后漢書·董卓傳》與《三國志·董卓傳》在史料編排上有不同。范曄在《后漢書》中把董卓縱容士兵私闖民宅、奸淫婦女、剽虜資物；開掘文陵，盜取墓中珍寶；奸亂公主、宮中妃嬪、宮女等人；以及董卓陽城殺人、載頭顱、歌呼而還；壞五銖錢、鑄小錢，導致物價飛漲、通貨膨脹；取長安、洛陽銅人、鐘虛、飛廉、銅馬重鑄等惡事集中敘述，后敘述董卓任用忠良，拔擢幽滯之士，不重用親信等好事。范曄在不刪改信息影響史實的基礎上，靈活調動史料位置，使得董卓的惡行更加鮮明，人物形象更加立體，加重了讀者對董卓的痛恨。然而，陳壽不對董卓所作惡事、好事分類，按照事件發生的先后順序客觀、分散書寫上述事件，較好保存了事實原貌，道德批判的意識表現上并不強烈，陳壽本著讓事實自己說明真相的實證原則來撰述歷史[9]256，更具實錄精神。

陳壽在《魏書六·董二袁劉傳第六》文末的“評”中寫道“董卓狼戾賊忍，暴虐不仁，自書契已來，殆未之有也”[8]216，強烈譴責董卓是個十惡不赦的奸賊；而范曄《董卓列傳第六十二》“論”中寫道“董卓初以虓闞為情，……尚有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昆岡之火，自茲而焚”[6]2344。范曄不僅抨擊董卓的殘忍暴虐，而且發現了董卓的“尚有盜竊之道”?！逗鬂h書·董卓傳》增加了董卓未進京前體恤部下的一面，戰場廝殺、建立赫赫軍功的一面，初進京為提升威望、接管漢廷而采取軍事、政治措施的一面，這些方面體現出董卓的“尚有盜竊之道”，故范曄鑒別、評賞人物的眼光更加獨到。

通過對陳壽、范曄兩人史料編排方法的分析發現，范曄性格恩怨分明。他鑒賞人物眼光獨到，明察人物的優點，不隱藏人物所做的好事；同時，對于人物所做壞事，大書特書，甚至為了書寫效果更改事件順序。他筆下的人物傾注了他的感情，他是一個才華橫溢、愛意氣用事、愛憎分明的文史天才。相比而言，陳壽更加客觀冷靜，他是一個出色的、忠于歷史的史學家。

(四)文學性

《后漢書·董卓傳》有比《三國志·董卓傳》書寫更生動處。針對王允、呂布、孫瑞等人誅殺董卓一事，兩書均有提及，陳壽用字148個，范曄用字455個。范曄先使用方術書“呂”于布的預言煽起波瀾，接著運用“馬驚墮泥”“馬驚不行”等細節描寫制造懸念，緊接著以呂布、董卓二人的對話加深沖突，達到高潮，最后以董卓慘死、長安士民歡欣鼓舞、焚董卓尸體、抄董卓家產等行為側面烘托董卓的罪大惡極，此段敘述具有極高的文學性、戲劇性。

《后漢書·董卓傳》運用大量動作描寫及語言描寫刻畫伍孚荊軻般的形象。伍孚懷佩刀見董卓，二人談話完畢，董卓起身相送并以手撫伍孚后背，伍孚趁機拔刀刺之，然而未中。董卓急呼左右擒伍孚，并開口大罵：“虜欲反耶！”[6]2331伍孚高聲答道：“恨不得礫裂奸賊于都市，以謝天地!”[6]2331在描寫這段驚險的刺殺活動時，范曄運用了“懷”“起”“送”“撫”“出”“刺”“呼”“詬”“言”等動詞，寫出了行刺過程的跌宕起伏。從刺殺前董卓毫無防備地“起送”并“撫背”，到行刺中董卓“急呼”“大詬”，以及脫險后他“大言”痛罵的行為轉變，表現董卓的驚恐、憤怒及奸詐，伍孚的機智、勇敢與悲壯。

《三國志·董卓傳》有一段漢獻帝在李傕、郭汜追擊下狼狽渡河的敘述，共22個字，《后漢書·董卓傳》也有此段史料，共120個字。范曄善于利用環境描寫來突出河岸的高、險，不吝嗇筆墨描繪眾人的動作，以皇帝絹縋而下和余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形成對比，突出渡河的艱難和競爭的殘酷。董承以戈擊人，舟中斷指可掬，這一細節極具畫面感，令人毛骨悚然，眼前不覺浮現滿身血污、眼中盡是血絲、揮戈亂砍的董承；滿眼凄惶、懷抱皇后貴人、縮在船心的獻帝；嗷嗷慘叫、手腳并用往船上爬的士兵，一河血水，半舟斷指，無數哀嚎……

《后漢書·董卓傳》中的人物語言猶具特色，出現了諺語、俗語。如“為者則己，有者則士”[6]2319“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于內食”[6]2322等?！逗鬂h書·董卓傳》還出現了對人物的貶稱，如董卓稱孫堅為“小戇”，稱呂布為“庸狗”，李傕稱郭汜為“郭多”“盜馬虜”。這些富有生活哲理的諺語以及稍顯鄙陋的貶詞給敘述增添了趣味，范曄“把古語、口語、書面語等自然、和諧地融為一爐，構成渾然的藝術整體，產生獨特的語言魅力”[4]142。

綜上，可得出以下結論：陳壽《三國志》敘史簡略，語言平實，平鋪直敘，注重史料的真實性，但偶爾也有表述錯誤處；范曄《后漢書》敘史豐贍，語言獨特，善于運用各種表現手法塑造環境、刻畫人物，文學性更高。

二、《三國志》簡而真、《后漢書》美而贍的原因

陳壽(233—297)出生早于范曄(398—432)，《三國志》的創作時間(280年)早于《后漢書》(432年)一百多年。陳壽《三國志》的《魏書》《吳書》取材王沈《魏書》、韋曜《吳書》、魚豢《魏略》，《蜀書》中史料得益于其老師譙周的地方史，如《蜀本紀》《三巴記》《益州志》等，以及陳壽仕蜀時撰《益部耆舊傳》《古國志》《華陽傳》，以及蜀儒楊戲的《季漢輔臣贊》[9]。陳壽以同時人身份作三國史，其所見到的史料有限。南朝宋元嘉五年(428年)，裴松之奉詔為《三國志》作注，元嘉六年七月(429年)，裴松之將《三國志注》上呈文帝[10]217。裴松之注所引書目有華嶠《漢書》、司馬彪《九州春秋》《續漢書》、王粲《英雄記》、劉艾《漢靈帝紀》《漢獻帝紀》《獻帝起居注》、張璠《漢紀》、樂資《山陽公載記》《漢末名士錄》《世語》、孫盛《魏氏春秋》等229種[10]250。裴松之所注引的著作，大部分是與陳壽同時或以后的人撰著的，是陳壽未能見到的。

范曄撰寫《后漢書》的時間(432年)晚于裴松之《三國志注》的成書時間(429年)，裴松之《三國志注》所搜集的史料，范曄皆可得見[5]241。此外，在范曄以前，也有不少人編撰東漢史。如劉珍等人所編的《東觀漢記》，三國吳謝承的《后漢書》，晉薛瑩的《后漢記》，晉司馬彪的《續漢書》，晉華嶠《后漢書》等。因此，陳壽《三國志》簡略、范曄《后漢書》豐贍的可能原因之一是：范曄在陳壽基礎上，參看了更多的史書。如“汜養公卿，議欲攻傕。楊彪曰：‘群臣共斗，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6]2337選自華嶠《后漢書》，華嶠(253—293)，太康末(289年)后作《后漢書》[11]。太康末(289年)晚于陳壽創作《三國志》的太康元年(280年)，早于范曄創作《后漢書》的元嘉九年(432年)。故《三國志·董卓傳》中沒有此段史料，而《后漢書·董卓傳》中有此段史料的可能原因是范曄參看了華嶠《后漢書》，陳壽沒有參看。

陳壽《三國志》簡略、范曄《后漢書》豐贍的可能原因之二是：陳壽修史取材相當嚴謹。當時雖有王沈《魏書》、魚豢《魏略》、韋曜《吳書》等眾多著作可供利用，又有大量傳聞可供參考，但陳壽并不盲目信從，而是仔細研考，在弄清史實的基礎上才下筆撰寫[10]85。如《后漢書·董卓傳》中樊稠奉李傕命令追殺韓遂，因為聽了韓遂的一番話，樊稠放過韓遂，并與之并排騎馬、談笑風生，這引起李傕的猜疑，兩人從此產生間隙?！逗鬂h書·董卓傳》記載這番話為“天下反復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欲共一言”[6]2335，這段史料節選自晉司馬彪的《九州春秋》。韓遂與樊稠私語的內容，連當時在場的李傕侄子李利都沒聽見，正如《九州春秋》中言“傕兄子利隨稠，利還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密”[8]183，而司馬彪卻把兩人談話內容描述得如此詳細，顯然不真實可靠，有杜撰嫌疑，故陳壽修史時不取此段史料。

陳壽《三國志》簡略、范曄《后漢書》豐贍的可能原因之三是：陳壽撰寫的《三國志》為曹魏政權曲筆回護?！度龂尽ざ總鳌贩Q曹操為“太祖”，《后漢書·董卓傳》直呼曹操本名；范曄秉筆直書“衣帶詔”事件，寫盡漢獻帝在曹操專權下的忍無可忍，也言及“衣帶詔”事件敗露后，曹操對董承、王服、吳碩等人的斬盡殺絕，而陳壽在《三國志·董卓傳》及《三國志·武帝紀》中并未提及。此外，陳壽在《三國志·武帝紀》中記載，曹操錄尚書事、拜司空、行車騎將軍、領冀州牧、任丞相等皆有皇帝詔令，而相同的事件在《后漢書》中則被記述為曹操“自領”“自為”“自進”[12]。迫于政治壓力，陳壽須承認漢魏晉禪讓一脈相承的繆實，而范曄距三家歸晉之西晉時代已事隔152年，故其得有更寬廣的時空與立場重新探討漢末的世運與變遷[5]241，其對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等不法行為的書寫更加客觀公正。

陳壽《三國志》簡略、范曄《后漢書》豐贍的可能原因之四是：陳壽、范曄兩人的修史思想不同。陳壽由蜀入魏又入晉，忍受著亡國之辱。西晉滅吳后，三國時代宣告結束，為了緬懷自己逝去的青年時代，為了立言，實現人生的三不朽，陳壽開始撰寫《三國志》。陳壽與司馬遷相似，也是忍辱負重寫歷史，他忍受的是亡國之辱，擔負的是完成一部千古流芳的史學著作的重任[13]。他在寫少帝見董卓后涕泣恐懼不能言、董卓在朝堂上辱罵少帝 “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6]2324、廢帝這段歷史時，出于對蜀漢故國的懷戀，隱去、回避這些細節也符合常理。陳壽在人物列傳中表現出英雄史觀，他總是從人的方面尋求緣由，沒有歸之于天意?！盵10]53-55故他不選取具有讖緯迷信色彩的史料。如“有人書‘呂’字于布上，負而行于世，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盵6]2331范曄的無神論思想和反對迷信的觀點不徹底，其“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當相訟地下’。其繆亂如此”[14]。因此，范曄選取《英雄記》中此段極具讖緯迷信色彩的史料合乎其矛盾思想。

陳壽《三國志》簡略、范曄《后漢書》豐贍的可能原因之五是：兩書體制不同，都遵循一事不兩錄原則?！度龂尽肥菄鴦e紀傳體史書，《后漢書》是紀傳體斷代史。陳壽以國為體，分撰三書，三書互見。陳壽文筆簡潔，不重復書寫同一個人物的事跡。如孫堅。因孫堅在《三國志·吳書·孫破虜討逆傳》中有專門列傳，故《三國志·董卓傳》中未出現孫堅的任何事跡。又如張楊。因張楊事跡在《三國志·魏書·二公孫陶四張傳》中有專門記敘，故陳壽在《三國志·董卓傳》中為避免重復，記為“語在《楊傳》”[8]186。范曄也不重復書寫同一個人物，如董卓初進京時，陳壽《三國志·董卓傳》增加了鮑信勸袁紹趁著董卓長途跋涉來到洛陽，尚未休整之際擊殺董卓，而袁紹畏懼不從一事。范曄把這段史料放在《后漢書·袁紹傳》中，故《后漢書·董卓傳》無此事跡。

陳壽《三國志》簡略、范曄《后漢書》豐贍得最容易忽略，也最為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陳壽、范曄所處的時代學術風氣不同。從兩漢到東晉，先是在經學領域，而后又在史學領域中出現了一種追求簡略的風氣[15]。陳壽《三國志》成書后，當時人對其評價很高，他們認為陳壽善于敘事，《三國志》是一部良史。而到了南朝宋文帝時期，裴松之認為《三國志》“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16]，這時，陳壽《三國志》的簡略、脫漏被發現。裴松之認為《三國志》簡略，除去裴松之所見三國史料更豐富外，還與南朝知識至上的學風有關。陳壽不取晚于《三國志》成書時間的史料，可能原因是其沒看到，但三國時期吳國謝承的《后漢書》、王粲的《英雄記》、晉司馬彪的《九州春秋》等成書均早于《三國志》，陳壽不取，原因很多，上文也有提及。裴松之把這些成書早于《三國志》、與《三國志》同時及成書晚于《三國志》的史料都寫入《三國志注》，給《三國志》補充了大量的人物資料、眾多的世族家世、史事、評論，提供了分析陳壽及《三國志》的對比資料，保存了豐富的魏晉史料[10]303-312，具有寶貴的史料價值。范曄《后漢書》比陳壽《三國志》增加的內容有相當一部分來源于裴《注》，范曄同為南朝人，他在寫史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南朝知識至上學風的影響，因此范曄在陳壽《三國志》基礎上，吸取裴《注》及諸家《后漢書》精華，增添更多史料，使得《后漢書》無比豐贍。

范曄《后漢書》比陳壽《三國志》更具文學性的可能原因是：陳壽、范曄兩人的修史目的不同?！度龂尽窋⑹鰸h靈帝中平元年(184年)至漢獻帝延康元年(220年)這36年的歷史，重點在于探討東漢政權何以出現關鍵性的轉折，乃至于朝政江河日下，進而潰敗崩毀的始末原委。陳壽《三國志》的敘述重點，側重在探討魏蜀吳三國群雄如何在亂世中籍勢而起[5]245。故陳壽敘史簡明扼要，有“大事不漏，細節不夠”的特點；范曄則旁征博引，增加細節，塑造典型環境、典型性格，褒貶人物，并把感情灌注到人物的書寫當中。同時，這也與陳壽、范曄兩人的文史才華有關，范曄是一個才華橫溢、通曉音樂、聲律的文史天才；陳壽更公正理性，充分發揚中國古代史官秉筆直書的實錄精神，是一位杰出的史學家。

本文通過對《后漢書·董卓傳》與《三國志·董卓傳》的精細對比，發現《后漢書》比《三國志》增加了大量內容，而《三國志》個別地方也有比《后漢書》內容更詳實之處，這與陳壽、范曄史料豐富度、參考文獻、取材標準、修史思想、修史目的、時代學術風氣等有關。陳壽《三國志》與范曄《后漢書》存在內容矛盾處，這其中有陳壽《后漢書》記載失實的原因；也可能有陳壽所參考史書到范曄時期已經失傳，范曄沒來得及參考的原因；也可能與史書流傳中漢字演變、傳抄過程中發生文字脫衍、訛誤等有關?！度龂尽ざ總鳌放c《后漢書·董卓傳》從史料編排、史料側重點、修史目的、藝術表現手法等方面入手，使得兩書中董卓形象產生較大差異。陳壽對董卓的描述較為平面化，不夠鮮活生動，不張弛有度；《后漢書·董卓傳》中董卓血肉豐滿，更加立體，既罪大惡極，又有良心未泯、“尚有盜竊之道”的一面，且語言文字更具文學性、韻律美?！逗鬂h書》和《三國志》位居“二十四史”中“前四史”，兩書都具有寶貴的史學、文學價值，是中華文明演進、發展的偉大記錄，值得后世瞻仰、傳頌。

Narrative Differences ofTheBookoftheLaterHanandTheRecordsoftheThreeKingdoms: TakingTheBiographyofDongZhuoas an Example

WANG Yu-me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narrative differences betweenTheRecordsoftheThreeKingdomsandTheBookoftheLaterHan. The former is of brief， and the latter rich； the former narrates in a dull， flat style and arranges historical data orderly， the latter changes the order of historical data and integrates narration of characters， plots， discussion and emotion expression； the former is reasonable， accurate and concise， the latter is sensible and of rich literary flavor. The reasons lie in Chen Shou and Fan Ye’s different growth environments， historical data they grasped， ideas， purpose of studying histories and academic mode in their times.

Key words：TheBookoftheLaterHan；TheRecordsoftheThreeKingdoms； Dong Zhuo； Chen Shou； Fan 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