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內戰”與美國政治文化轉型加速態勢分析

潘亞玲

（1.云南大學，云南 昆明 650091）

進入21世紀以來，由于地理安全危機、經濟安全危機和制度安全危機相繼爆發，美國政治文化轉型態勢日漸明顯。①相關討論可參見：Pan Yaling，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Impact on Foreign Strategy，London：Routledge，2022；潘亞玲著：《美國政治文化轉型與外交戰略調整》，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而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當選及執政，更是推動美國政治文化轉型進入關鍵時期。特朗普總統刷新了美國歷史上的多項紀錄，例如：他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被彈劾過兩次的總統，第一位拒絕參加繼任者就職典禮的總統，第一位堅持使用推特（Twitter）而非傳統媒體發布信息的總統，第一位整個任期內支持率從未超過50%的總統，第一位沒有任何政府或軍事經驗的總統等?？偨Y起來，特朗普總統與包括約瑟夫·拜登（Joseph Biden）在內的所有其他美國總統的根本差異在于：其他總統在執政后都會放棄競選時期的分裂性言論，轉而追求全美團結；而特朗普從其進入白宮的第一天直到離開白宮的最后一天，都在盡最大能力地使美國“四分五裂”。相比之下，拜登的當選和執政對美國顯得意義重大。①Paul Butler，“Why Biden as President is so Important at This Time，”The Frontier Post，November 16，2020.但是，拜登能否有效扭轉特朗普所帶來的消極影響，并使美國政治文化重回正軌？答案極可能是否定的或至少是高度不確定的。原因在于，自21世紀初啟動的美國政治文化當代轉型，其核心特征是歷史上曾多次發生的從“共識政治”向“對抗政治”的轉變，②需要強調的是，美國政治文化始終在“共識政治”與“對抗政治”之間搖擺。1861—1865年的美國內戰是美國建國后對抗政治首次達致極端的表現，內戰后重建至1931—1933年大蕭條時期的美國很大程度上也為對抗政治所主導。1933年開始的羅斯福新政為美國帶來了以共識政治為主導的較長時期。以丹尼爾·布爾斯廷（Daniel J.Boorstin）、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等為代表的美國“共識史學家”更多是將羅斯福新政后的特殊經歷當作整個美國史的基本特征。相關討論可參見：Bernard Sternsher，Consensus，Conflict，and American Historians，Bloomington：Indianan University Press，1975；David S.Brown，Richard Hofstadter，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Chicago＆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而由特朗普持續撕裂而來的“冷內戰”（cold civil war）或“國內冷戰”（civil cold war），很大程度上強化了“對抗政治”在整個美國社會的擴散，從而加速了美國政治文化轉型進程。盡管拜登執政后的確使“冷內戰”有所降溫，但仍嚴重缺乏有效應對“冷內戰”——特別是其核心要素即政黨對立、族裔對立和城鄉對立——的有效方案。美國政治文化轉型仍是個長期和緩慢的進程，仍充滿高度不確定性。

一、“冷內戰”的意涵

面對特朗普當選后美國的高度分裂，“冷內戰”概念于2017年初被正式提出。③Angelo M.Codevilla，“The Cold Civil War：Statecraft in a Divided Country，”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Vol.17，No.2，2017.需要強調的是，“冷內戰”概念并非只是特朗普當選后才出現的，但此前更多使用“野蠻戰爭”（uncivil war）描述類似事態發展。④盡管“冷內戰”與“野蠻戰爭”很大程度上都基于美國高度分裂的客觀事實，但“冷內戰”一詞更強調客觀事態，而“野蠻戰爭”則重點強調手段“不文明”。感謝匿名評審專家對厘清“野蠻戰爭”概念的指點。事實上，每當美國國內陷入高度分裂時，總有政客、學者、評論員提醒美國人內戰爆發的風險。例如，有學者對尼克松（Richard Nixon）總統辭職前60年里美國“野蠻戰爭”的歷史演變作了考察。作者認為，到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社會圍繞新的社會和文化習俗產生嚴重分歧，越南戰爭導致的抗議活動規模和烈度都在增加，城市內的種族暴力也持續升級；在1967—1968年間，所有上述力量更是實現了大聯合，使美國社會的分裂程度甚至超過內戰時期，“野蠻戰爭”開始了。⑤Mark Hamilton Lytle，America’s Uncivil Wars：The Sixties Era from Elvis to the Fall of Richard Nix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特朗普上臺后，美國再次面臨前所未有的分裂：特朗普帶來了重大的威權統治危險，政黨極化大幅加劇并朝向整個美國社會蔓延。當前，盡管特朗普已經下臺，但“冷內戰”已然成為討論美國政治發展的流行術語，有評論人員甚至認為，到2024或2025年，美國將可能陷入第二場內戰。⑥Shelt Garner，“A Second American Civil War＆The Congressional Certification Crisis of 2024，”The Trumplandia Report，April 1，2021；Shelt Garner，“Imagining Life in America During the Second Civil War，”The Trumplandia Report，April 7，2021，https：／／www.trumplandiareport.com／category／cold－civil－war／，訪問時間：2021年12月13日。

盡管對“冷內戰”的具體內涵仍存在爭議，但它總體上表現為美國正日益為相互敵對的兩種憲政、兩種文化和兩種生活方式所撕裂。拜登在其就職演講中就強調，“我們必須結束這場紅藍對立、城鄉對立、保守自由對立的野蠻戰爭”。更為抽象地，美國現在正面臨常規政治（normal political）和政權政治（regime politics）的斗爭。前者是手段之爭，而后者則是原則之爭。也就是說，常規政治在目的或原則方面已取得一致，政治競爭發生在憲政框架內，而政權政治關注的是誰出于何種目的或基于何種原則來進行統治。⑦Charles R.Kesler，“America’s Cold Civil War，”Imprimis，Vol.47，No.10，2018.除認可“冷內戰”是場路線斗爭之外，并不存在更多共識，相關爭論主要可分為三種立場。

第一，“冷內戰”一開始被用于描述所謂“進步派”對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傳統主義者”的攻擊。①John J.Tierney，Jr.，“The Civil Cold War：What’s it All About？”IWP，November 27，2018，https：／／www.iwp.edu／articles／2018／11／27／the－civil－cold－war－whats－it－all－about／，訪問時間：2021年12月13日。這一立場在2018年前占據主導地位。美國《克萊蒙特書評》在2017年春季號推出有關“冷內戰”的系列文章，其目標直指自由主義左派。在其開篇之作中強調，2016年大選及其后續發展，反映了美國統治階級與其他階層間的差異甚至敵意——這種敵意在過去25年里呈指數級增長。文章認為，問題出在左派和民主黨：政府機器幾乎一致性地贊同民主黨，使美國變成了一個“黨派國家”（partisan state），其目的根本上是削弱被統治者影響政治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出于對特朗普當選的憤怒，迅速興起的草根抵抗運動的實際目標是推翻2016年大選結果，否認特朗普的當選。因此，這是一場針對大多數美國人及其生活方式的“冷內戰”。②Angelo M.Codevilla，“The Cold Civil War：Statecraft in a Divided Country，”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Vol.17，No.2，2017.

根據這一派的觀點，在這場覆蓋政府、國會、法院、大學、媒體甚至整個社會的“冷內戰”中，關于美國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進行了全面交鋒：保守派尊崇憲法，認為必須在社會廣泛接受的情況才能修改憲法；而進步派則強調憲法是社會變革的引擎，并視其為自由主義議程的空白支票。③Robert Knight，“Keeping the Cold Civil War from Getting Hot，”The Washington Times，December 2，2018.由此，激進左派以變革為名持續對反對者使用暴力和審查，媒體也“并非真正的媒體，不過是在媒體工作的民主黨人”。④Victor Garcia，“Rush Limbaugh：America is in the Middle of a‘Cold Civil War’，”Fox News，September 27，2019.因此，這場“冷內戰”更多是為了保衛華盛頓建制派，推翻特朗普政府。對他們來說，法律和秩序的崩潰，加上幾乎半個國家被剝奪言論自由——保守派人士尤其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被擠出社交媒體，其后果不言而喻。⑤Paul Mirengoff，“A Cold Civil War or a Hot One？”Power-Line，June 13，2020.他們認為，正是特朗普大膽暴露了長期存在且持續發酵的分歧，不僅刺激了激進左派的強烈抗議，也強化了其支持者的信念：“我們非常愿意做出謹慎的選擇，在總統選舉中把票投給政治新手唐納德·特朗普，而不是變動的憲法和無限政府的化身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因為特朗普具有常識性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對官僚現狀不屈服的態度”。⑥Ryan Williams，“As America Resolves Its Cold Civil War，We Must Ensure It Doesn’t Get Hot，”The Federalist，June 7，2018.

第二，隨著特朗普對“政治不正確”（political incorrectness）的 無底 線 操 作，進入2018年后，自由主義者和民主黨人越來越相信，特朗普才是“冷內戰”的罪魁禍首；而這某種程度上恰好印證了保守派的攻擊，從而使兩派對抗升級。⑦Greg Sargent，An Uncivil War：Taking Back Our Democracy in an Age of Trumpian Disinformation and Thunderdome Politics，New York：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18.“冷內戰”概念被提出后迅速得到普及，參與討論的既有保守派人士、也有自由派人士，既有政治學家、也有歷史學家、更有國家安全專家。但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在這場“冷內戰”中，盡管斗爭雙方相互仇視，但保守派和共和黨人更具侵略性，更愿意從事反民主甚至暴力攻擊。⑧Perry Bacon，Jr.，“In America’s‘Uncivil War，’Republicans Are The Aggressors，”Five Thirty Eight，February 8，2021.而特朗普則大肆玩弄政治，將“政治不正確”扭曲為“政治正確”：在面對大量批評時，他往往將自身塑造為能夠直面世界、奉行新自由主義的真相揭露者，可以將事情做得更好的“政治不正確”的候選人和總統，從而公然將白人種族主義和偏見堂而皇之地置于社交媒體的前臺，并美其名曰“真相揭露”。⑨Jessica Gantt Shafer，“Donald Trump’s‘Political Incorrectness’：Neoliberalism as Frontstage Racism on Social Media，”Social Media＋Society，Vol.3，No.3，2017，pp.1－10.正是這一政治手法，推動特朗普自身及其支持者日益邁向極端，直至2021年1月6日的騷亂發生。這場騷亂嚴重損害了美國的政治體制：一方面是廣泛的右翼對民主制度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則是自由主義左派的報復；二者結合更是使美國原本脆弱的公民文化被進一步摧毀。而有關“團結和治愈”的言論更多是掩蓋了美國易于陷入自我崩潰的問題。人們普遍認為，美國正處于第二次內戰邊緣。①Harrison Pitt，“Will America’s‘Cold Civil War’Turn Hot？”Spectator，March 5，2021.

盡管如此，依然有評論認為，自由主義者和民主黨人對特朗普煽動“冷內戰”的揭露并不徹底，對特朗普煽動“冷內戰”的批判過于抽象。他們指出，特朗普對“冷內戰”的性質和發展趨勢有早于常人的更加深入的認識，而且還想方設法地煽動甚至試圖引爆“冷內戰”，這在美國歷任總統中都是絕無僅有的。②Douglas Ernst，“CNN’s Carl Bernstein：America’s‘Cold Civil War’Almost‘to the Point of Ignition’due to Trump，”The Washington Times，July 8，2019，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19／jul／8／carl－bernstein－americas－cold－civil－war－almost－to－t／，訪問時間：2022年2月24日。曾擔任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顧問的史蒂夫·施密特（Steve Schmidt）認為，特朗普是在“煽動冷內戰”：他的集會充滿了威脅，他給記者貼上了人民公敵的標簽。③Michael Martin，“Former Top GOP Adviser：Trump has Inflamed‘Cold Civil War’in America，”Metro，October 25，2018.也有人認為，美國政治發展的整體趨勢不是平息政治分歧，而是強加對抗甚至引爆分歧。特朗普之所以能夠成為總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掌握并利用了美國內部有關身份、種族、性別、宗教及階層等的分歧，打造了一個極其忠誠的聯盟，盡管該聯盟代表著少數群體，但卻擁有重要的投票權。④James Joyner，“Cold Civil War or Civil Cold War？”Outside the Beltway，October 6，2018，https：／／www.outsidethebeltway.com／cold－civil－war－or－civil－cold－war／，訪問時間：2022年2月24日。更多的人相對具體地討論了特朗普的煽動策略，如特朗普有關非法移民的煽動性言論將美國帶入“冷內戰”⑤Tim Hains，“Princeton Professor Eddie Glaude：Trump’s Anti－Immigration Rhetoric Has Led America into‘Cold Civil War’，”Real Clear Politics，August 4，2019，https：／／www.realclearpolitics.com／video／2019／08／04／eddie＿glaude＿trumps＿immigration＿rhetoric＿has＿led＿american＿in＿a＿cold＿civil＿war.html，訪問時間：2022年2月24日。，或者強調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設法阻止更多人參與投票⑥David A.Love，“A Cold Civil War is Being Waged by Republicans，”Al-Jazeera，March 31，2021.，等等。

第三，始終有相當一部分人持居間立場，認為保守派和自由派均對“冷內戰”的發展負有責任。例如，有觀察人士認為，左派和右派都有其暴徒，都會制造恐怖；兩者都是由政治階層內部的派系策劃的。⑦Joshua J.Whitfield，“Is America on the Brink of Civil War？More Like a Coming Reign of Terror，”The Dallas Morning News，December 8，2019.也有人指出，無論左翼還是右翼，每次沖突或對抗都不是最后一擊，而是達致其理想目標的中間步驟。特朗普的支持者對其顛覆華盛頓的好斗方式大加贊揚，認為這是對精英政治的理所當然的反抗。他們擔憂的是，如此極端的兩極分化會導致政府無法正常運轉，從而形成了對規范的系統性拋棄。⑧同④。

一些美國人真正擔憂的是，“冷內戰”會變“熱”，上升成為真正的“內戰”。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公開警告，美國正處于一場“冷內戰”之中，這場戰爭可能由于特朗普總統而升級。⑨同②。在2020年大選前的調查顯示，有超過半數（56%）的受訪者相信，無論哪位候選人獲勝，暴力沖突的風險都會上升。⑩Ledyard King，“‘The Country’s Lost Its Mind’：Polls Warning of Civil War，Violence Shows Deep Partisan Chasm over Election，”USA Today，October 7，2020.而2021年愛德曼信任度晴雨表顯示，美國人對政治和社會機構的信任度令人擔憂，對“冷內戰”的到來高度恐懼。媒體記者、政府和商界領導人在知道信息錯誤的情況下仍刻意誤導公眾，受訪者對此認可比例分別達到59%、57%和56%。?Jennifer Harper，“A‘Cold Civil War’is Brewing in America，”The Washington Times，January 21，2021.拜登執政后的情況非但沒有好轉，反而進一步惡化，公眾對政府、商界和媒體的信任度分別下降3個、5個和6個百分點。?Edelman Trust Barometer 2022，Edelman，January 2022，p.24，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1／edelman－trust－barometer－2022－report／，訪問時間：2022年2月24日。

“冷內戰”話題變熱，很大程度上是在警醒美國各界，要避免重蹈內戰覆轍，因為內戰是美國歷史上從“共識政治”到“對抗政治”的政治文化轉型的最極端案例。美國政治文化的當代轉型，事實上正因“冷內戰”的發展而加速，最為明顯地體現為政黨對立、族裔對立和城鄉對立等三個方面。

二、政黨對立與美國政治文化轉型的制度僵化

自冷戰結束后，居于政治極化中心的政黨極化便成為美國政治的常態。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的政治極化已然滲透到社會層面，進而使極化和對立發展成為一種社會現象。換句話說，美國政黨極化不僅體現為精英極化，也體現為大眾極化或社會極化。①Adam M.Enders，“Issues versus Affect：How Do Elite and Mass Polarization Compare？”Journal of Politics，Vol.83，No.3，2021，pp.1872－1877.特別是，自2008年以來，美國草根反對政治發展明顯成為兩黨體制內極化與對立的社會性體現，無論是奧巴馬（Barack Obama）還是特朗普都遭到另一政黨的草根團體的強大抵抗。因此，拜登總統所繼承的政治極化，已遠超以往，這使得短期內有效扭轉美國政治文化的轉型方向變得希望渺茫，因為美國政治制度的僵化極大地限制了政治文化轉型的靈活性。

2.1 政黨意識形態對抗和相互仇恨持續上升，并產生了長遠的選舉政治后果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兩黨的意識形態對立日益尖銳，在特朗普執政時期達到新的高潮。特朗普總統上任后，皮尤研究中心圍繞民主共和兩黨相互間的消極認知啟動了一項持續調查；它以冷溫度得分衡量，得分越高意味著對另一政黨的認知越消極。結果顯示，兩黨的相互認知日趨“冰冷”：2016年3月，民主黨人對共和黨人的冷溫度得分為61，到2019年9月已經達到79分；而共和黨對民主黨的冷溫度得分同期也從69分增至83分。②“Partisan Antipathy：More Intense，More Personal，”Pew Research Center，October 10，2019，p.6.兩黨的相互消極認知甚至仇視度持續增長，并努力通過“非人化”（dehumanize）手段抹黑對方。例如，在1980年時，兩黨的相互仇視度均低于15%，到1996年時均達到20%的水平，到2012年更是達到接近50%的水平。③Marc Hetherington and Jonathan Weiler，Prius or Pickup？How the Answers to Four Simple Questions Explain America’s Great Divide，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18，pp.125－126.拜登總統上臺并未重大緩解美國的政黨對立：97%的民主黨人和87%的共和黨人高度支持自己的黨；93%的民主黨人和96%的共和黨人討厭對方黨派。這樣，高達60%的美國人認為民主共和兩黨都過于極端，也就毫不奇怪。④“Biden Viewed Positively on Many Issues，but Public is Less Confident He Can Unify Country，”Pew Research Center，March 11，2020.

政黨極化乃至對立產生了長遠的選舉政治后果，最為明顯地體現為分裂投票（split－ticket voting）的大幅下降。所謂分裂投票是指，在總統大選年，一個選民在總統選舉和國會眾議院選舉中分別投票給不同的政黨候選人。⑤有關分裂投票的討論可參見：Barry C.Burden and David C.Kimball，Why Americans Split Their Tickets：Campaigns，Competition，and Divided Government，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Kenneth Mulligan，“Partisan Ambivalence，Split－Ticket Voting，and Divided Government，”Political Psychology，Vol.32，No.3，2011，pp.505－530；V.V.Chari，Larry E.Jones，and Ramon Marimon，“The Economics of Split-Ticket Voting in Representative Democracie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87，No.5，1997，pp.957－976；Mark A.Zupan，“An Economic Explanation for the Existence and Nature of Political Ticket Splitting，”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34，No.2，1991，pp.343－369。分裂選票意味著選民層次的兩黨制衡，大選中的分裂選票比例越低，說明政黨極化水平越高。在2020年大選前的民意調查中，78%的受訪者表示將在總統、參議員和眾議員都投同一個黨的票，其中投民主黨的占43%，共和黨的35%。⑥“Large Shares of Voters Plan to Vote a Straight Party Ticket for President，Senate and House，”Pew Research Center，October 21，2020.選舉結果印證了這一調查，最終僅有16個選區出現分裂投票，占435個國會選區的3.68%。這是自1920年以來的最低紀錄。進入21世紀以后，美國大選中的分裂投票更是顯著下降，并在長達20年時間里處于20%以下。在美國大選歷史上，類似情況僅發生在1952年以前。與此密切相關的是，大選年中總統得票與同一政黨眾議員得票之間的正相關性正在持續上升。在2000年時，在特定選區，來自同一政黨的總統候選人和眾議員候選人同時獲勝的概率僅為30%；而到2020年，這一概率上升到85%。①Geoffrey Skelley，“Why Only 16 Districts Voted For A Republican And A Democrat In 2020，”Five Thirty Eight，February 24，2021；Nathaniel Rakich and Ryan Best，“There Wasn’t That Much Split－Ticket Voting in 2020，”Five Thirty Eight，December 2，2020.

2.2 政黨極化正逐漸滲透到整個社會層面，使大眾極化或社會極化也上升到新的水平

美國政黨極化不僅為兩黨所承認，也為整個美國社會所感知。事實上，兩黨都注意到其相互分裂，有85%的共和黨人和78%的民主黨人認為，兩黨分裂正在持續；兩黨也都認為，黨際共識越來越難以達成，有73%的人——77%的共和黨人和72%的民主黨人——認為，兩黨不僅無法就規劃和政策達成一致，甚至連基本事實也無法達成共識。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兩黨都“過于極端”；兩黨支持者都對另一黨持敵對態度，大多數民主黨人期待能出現一個尋求共識的總統候選人。②“Partisan Antipathy：More Intense，More Personal，”Pew Research Center，October 10，2019，p.7.

到2020年總統大選時，兩黨及其支持者的情感極化和意識形態極化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③需要強調的是，盡管一向認為情感極化與意識形態極化是對立的，但二者事實上仍是密切相關的。相關討論可參見：Steven W.Webster and Alan I.Abramowitz，“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S.Electorate，”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Vol.45，No.4，2017，pp.621－647；Yphtach Lelkes，“Affective Polarization and Ideological Sorting：A Reciprocal，Albeit Weak，Relationship，”Forum，Vol.16，No.1，2018，pp.67－79；等。例如，21%的拜登支持者和23%的特朗普支持者強烈批評對方陣營的候選人和選民；只有18%的拜登支持者和22%的特朗普支持者認為，他們共享美國的價值觀和目標；80%的拜登支持者和77%的特朗普支持者都認為，他們在美國核心價值觀問題上存在根本差異。更為重要的是，拜登的支持者在大選前表現得更加激進：如果拜登競選失敗，他們不僅比特朗普的支持者更加憤怒，而且也會比2016年時希拉里的支持者更加憤怒。而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者都認為，如果是對方支持的候選人獲勝，對美國而言都將是長期傷害；有89%的特朗普支持者和90%的拜登支持者認同這一觀點。④“Amid Campaign Turmoil，Biden Holds Wide Leads on Coronavirus，Unifying the Country，”Pew Research Center，October 9，2020.另一項民意調查也顯示，民主共和兩黨的相互認知高度對立。例如，有81%的共和黨人認為，民主黨已經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所主導；而民主黨內部持這一觀點的人只有12%。類似地，有78%的民主黨人認為，共和黨已經被種族主義者所主導；而共和黨內部只有9%的人認同這一觀點。⑤“Dueling Realities：Amid Multiple Crises，Trump and Biden Supporters See Different Priorities and Futures for the Nation，”PRRI，October 19，2020.

2.3 自2008年以來，草根反對運動正推動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混合性政黨極化

自奧巴馬執政以來，美國政治出現一個奇特現象，即草根反對運動日益成為在野黨反對執政黨的急先鋒。迄今為止的草根反對運動主要有四個共同特征：其一，絕大多數草根運動都源于在野黨的基層人士對執政黨或執政總統的反對。無論是奧巴馬政府時期的茶黨運動，還是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抵抗運動，抑或拜登上臺后圍繞“批判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展開的帶有某種制度色彩的全國性抗議運動，都是在總統就職后短時期內迅速興起的，并以反對在任總統為政治追求。其二，絕大多數草根反對運動都帶有明顯的自下而上特質，并非由任何政黨自上而下地組織。例如，茶黨源于2008年金融危機后納稅人對救援行動的反對。⑥Ronald P.Formisano，The Tea Party：A Brief Histo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2，p.1.而以“不可分割”（Indivisible）網絡為代表的抵抗運動，其原始目的是鼓勵并為地方性集體行動提供建議。其三，草根反對運動的地理覆蓋范圍相當廣泛乃至全國性的。⑦Theda Skocpol and Caroline Tervo，“How Indivisible’s National Advocates and Grassroots Volunteers Have Pulled Apart—and What Could Happen Instead，”The American Prospect，February 4，2021.例如，“不可分割”網絡配置了全美互動地圖，所有地方性的抵抗團體均可注冊。高峰時期，有多達6 000余個團體在“不可分割”網絡上注冊，實際開展活動的也有2 000～3 000個；相比之下，茶黨運動在高峰時期的活躍團體僅有1 000多個。而圍繞“批判種族理論”的抗議活動已波及全美28州，35個州議會提出相關立法提案。其四，草根反對運動的影響力均在其針對對象下臺后甚至執政后期就快速衰退。

民主共和兩黨的草根反對運動存在重大差異，對美國政治文化的未來發展有著重要潛在影響。

其一，共和黨一側的草根運動能夠迅速進入體制內，而民主黨的草根運動則更多維持體制外活動。茶黨運動在獲得最初影響力之后，不僅幫助共和黨在2010年中期選舉中贏得63個國會眾議院席位，自身也贏得了10余個席位。①Tom Cohen，“5 Years Later，Here’s How the Tea Party Changed Politics，”CNN，February 28，2014.茶黨運動在短期內產生重大政治影響力的原因在于，它主要采取傳統的政治游說和國會的不記名投票方式等手段。②Michael A.Bailey，Jonathan Mummolo，and Hans Noel，“Tea Party Influence：A Story of Activists and Elites，”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Vol.40，No.5，2012，pp.769－804.而圍繞“批判種族理論”的抵抗運動本身就帶來明顯的制度化色彩，不僅大量州議會提出立法倡議，就連國會也提出了10余項相關提案。相比之下，民主黨一側的抵抗運動具有更加明顯的自下而上性質，成員自愿性更高，且地理分布更加均衡。因此，抵抗運動不僅可為民主黨更依賴挨家挨戶拉票的傳統模式提供幫助——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大肆蔓延的背景下，還可幫助民主黨逐步恢復已趨萎縮的基層組織。③Theda Skocpol and Caroline Tervo，“How Indivisible’s National Advocates and Grassroots Volunteers Have Pulled Apart—and What Could Happen Instead，”The American Prospect，February 4，2021.但問題在于，抵抗運動更強的自下而上特征，使其始終未能進入民主黨的政黨體制之內，這對其自身及民主黨的未來發展有著重大制約。

其二，共和黨的草根運動更加全面和復雜，而民主黨的草根運動則相對單一。在共和黨一側，在茶黨之外還有重要的政治資本支撐，即科赫兄弟——查爾斯·科赫（Charles Koch）和大衛·科赫（David Koch）——所組建的科赫政治網絡。它不只是個政治捐獻網絡——擁有四五百名保守主義的億萬富翁和百萬富翁，更是個政治行動網絡——為政策研究、選舉活動、基層運動等提供資金及其他支持。④Theda Skocpol，“The Elite and Popular Roots of Contemporary Republican Extremism，”in Theda Skocpol and Caroline Tervo，eds.，Upending American Politics：Polarizing Parties，Ideological Elites，and Citizen Activists from the Tea Party to the Anti-Trump Resista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20，pp.3－28.而民主黨一側的抵抗運動，盡管也曾取得重大進展，但仍相對單一：其活動中心從未遠離首都華盛頓，其成員以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中年女性為主，其議程更多集中于反對特朗普本身。

其三，最重要的差異在于，草根運動很大程度上推動共和黨朝向更加保守的極端方向發展，而民主黨并未受擁有較為激進的抵抗運動的重大影響，其選舉勝利更多來自黨內溫和派，最為明顯地體現在拜登在2020年初選中的獲勝。這很大程度上意味著，過去10余年里，草根運動更多推動美國政治文化的光譜右移，特朗普的政治生命力便是例證。如果來自共和黨的草根反對運動在拜登政府時期再度蓬勃發展的話，美國政治文化的光譜極可能繼續右移，因為在共和黨變得更加極端的同時，民主黨卻仍在原地踏步。

三、族裔對立與美國政治文化轉型的社會分化

特朗普對種族主義的刺激，被認為推動“冷內戰”升溫、美國政治文化轉型加速的重要原因。⑤牛霞飛、鄭易平：“特朗普時代的美國政治危機：表現、原因及發展”，《太平洋學報》，2020年第2期，第36頁。的確，自特朗普于2015年宣布參加總統競選后，美國社會內部的種族主義情緒便持續高漲。例如，在2015年8月至2016年7月的一年內，美國網絡上共計出現260萬條含有種族主義言辭的推特，其閱讀量達到100億次；其中出現次數最多的關鍵詞包括“特朗普”“民族主義”“保守主義”和“白人”等。①ADL，Anti-Semitic Targeting of Journalists During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A Report from ADL’s Task Force on Harassment and Journalism，ADL Report，October 19，2019，pp.5－8.又如，有學者對特朗普2016年競選集會對仇恨犯罪（hate crime）的刺激效應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舉行過與沒有舉行過競選集會的縣相比，前者的仇恨犯罪水平在隨后一年增長了226%。②Aris Folley，“Hate Crimes Rose by 226 Percent in Counties Where Trump Hosted Campaign Rallies in 2016：Study，”The Hill，March 23，2019.正是基于上述事實，不少人認為，“冷內戰”很大程度上就是種族主義回潮、族裔對立和社會分化。盡管有代際更替和白人主導的潛在抵消作用，緩解族裔對立仍相當困難，特別是在美國極可能在人口結構多樣化背景下重歸種族主義的背景下。

3.1 由身份政治而來，少數族裔支持民主黨、白人支持共和黨的族裔對立格局正在固化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不同族裔的政黨認同往往長期穩定，并體現出“少數族裔整體支持民主黨、白人整體支持共和黨”的態勢。美國皮尤研究中心對比1994年和2017年不同族裔的政黨認同發現，認同共和黨的白人選民總體保持不變（51%），同時認同民主黨的略有增長（從39%增至43%）；同期，認同共和黨的非洲裔從11%降至8%，而認同民主黨的從81%增至84%；認同共和黨的拉丁裔也從29%降至28%，認同民主黨的從57%增至63%；亞裔也總體認同民主黨，從53%增至65%，而認同共和黨的下降最為明顯（從33%降至27%）。③“Wide Gender Gap，Growing Educational Divide in Voters’Party Identification：College Graduates Increasingly Align with Democratic Party，”Pew Research Center，March 20，2018.另一項研究也發現，少數族裔人口變化對美國選舉政治有著重要的影響，非常不利于共和黨。據統計，在移民聚居縣中，移民人口每增長1個百分點，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得票率就會下降0.58個百分點；在人口超過5萬且在1980—2008年間移民人口增長超過2個百分點的縣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其中62%的縣得票率明顯下降；在移民人口增長超過4個百分點的縣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其中74%的縣得票率明顯下降；在移民人口增長超過6個百分點的縣中，共和黨候選人在其中83%的縣得票率明顯下降。④James G.Gimpel，“Immigration，Political Realignment，and the Demise of Republican Political Prospects，”CIS，February 2010.這一族裔分裂或族裔對立格局在新近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同樣明顯。在2012年、2016年和2020年大選中，支持民主黨的白人不超過45%，而非洲裔、拉丁裔、亞裔及其他族裔均整體支持民主黨（參見表1）。

表1 各族裔選民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支持情況（2012—2020年大選）

盡管族裔動員策略在2020年美國大選中運用較少，但出于對2016年大選的記憶及由此而來的自1908年以來的最高警惕性⑤Muzamil Wasti，“America amid the Tumultuous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Paradigm Shift，November 3，2020.，支持種族主義和抵制種族主義兩個陣營的選民都被動員了起來。與2016年相比，美國參加2020年大選投票的選民數量從1.39億增至約1.6億，增長12%；同時也創下了自1900年以來的最高投票率紀錄，超過66%。雖然所有族裔的投票率相比2016年都有增長，但不同族裔增幅明顯不同：亞裔投票率增長最多，達到39%，其次是拉丁裔（31%），其他族裔（26%），非洲裔（14%），大學本科及以上白人（14%），高中及以下白人（11%）；由此，相比2016年大選，白人選民在全美選民中所占比重下降了2個百分點，非洲裔下降了0.1個百分點，而拉丁裔增長最多（1.2%），亞裔增長0.8個百分點。正是這一選民結構變化，使得拜登在所獲少數族裔選票相比希拉里略有下降的情況下，仍贏得了2020年大選。

3.2 在族裔對立持續加劇的同時，代際更替和白人主導也可能形成某種抵消

作為一種自然現象，代際更替有著深遠的政治后果，特別是對那些采納選舉政治的國家來說。由于不同代際人口群體的出生和成長背景可能存在明顯差異，因此其政治信仰也可能完全不同；研究表明，不同代際人口群體的意識形態差異更多基于該群體的獨特成長經歷，與其年齡本身關系不大，盡管隨著年齡增長其政治態度可能發生某種變化。①Richard Braungart and Margaet Braungart，“Life Course and Generational Politic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12，No.1，1986，pp.205－231；Ronald Inglehart，Cultural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June Edmunds and Bryan S.Turner，Generations，Culture and Society，Buckingham：Open University Press，2002.因此，靜態的族裔對立邏輯極可能因為動態的代際更替而被抵消。對2016年和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的對比某種程度上印證了這一假設。在皮尤研究中心的代際分類②皮尤研究中心識別出當前美國社會5個最主要的代際群體；每個代際的時間跨度大致相等，即在16—19年間。這5個代際群體具體包括：沉默一代（Silent Generation，1928—1945年生），嬰兒潮一代（Baby Boomers，1946—1964年出生），X一代（X Generation，1965—1980年出生），千禧年一代（Millennium Generation，1981—1996年出生），及Z一代（Z Generation，1997—2012年出生）?！癟he Whys and Hows of Generations Research，”Pew Research Center，September 3，2015；Corey Seemiller and Meghan Grace，Generation Z Goes to College，San Francisco：Wiley，2016.中最年輕的一代即Z一代的政治傾向與此前歷代均存在重大差異，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Z一代的政治參與熱情更高：2016年大選時初次投票的選民共計1 370萬，而包含Z一代（700萬）在內的新增選民共計約1 090萬；2020年大選中初次投票的選民共計2 170萬，而包括Z一代（1700萬）在內的新增選民共計約1 900萬。在兩次大選中，新增選民與實際初次投票的選民數量差距均達到270萬以上，因此，即使其他代際有較多選民被動員出來，Z一代的初次投票率也必然相對較高。事實上，Z一代選民的投票率在2020年相比2016年增長了近300%。③Yair Ghitza and Jonathan Robinson，“What Happened in 2020，”Catalist，May 2021.另一方面，Z一代遠比更年長代際選民更加傾向自由主義：在2016年大選中，支持希拉里的初次投票選民比支持特朗普的高19個百分點；而在2020年大選中，支持拜登的是支持特朗普的2倍（64∶32）。此外，2020年大選時Z一代人口最高年齡為23歲，而18—24歲年齡段選民中，支持拜登的比支持特朗普的高出34個百分點。④“Exit Polls，2016 President Election，”CNN，November 9，2016；“Exit Polls，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CNN，November 9，2020.

在族裔對立持續發展的同時，由于其人口數量優勢，白人仍是美國選舉政治的決定性力量，盡管族裔變量的砝碼作用可能明顯增加。事實上，無論是2016年還是2020年大選，決定特朗普的勝利或失利的都是白人選民。盡管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中所獲白人選票相比2016年大選增長了1個百分點，但由于白人選民實際增長了約750萬，同時拜登所獲白人選票相比希拉里增長了4個百分點，因此特朗普相當于輸掉了144萬張選票。更重要的是，由于執政期間經濟表現不佳，大量家庭的年收入從2016年時的10萬美元以上降至5～10萬美元，使家庭年收入在5～10萬美元之間的選民新增約2 000萬；在這些新增選票中，有1 410萬投票支持拜登，只有520萬投票給特朗普，差距高達近900萬張。⑤Eric London，“2020 Election Results Explode the Identity Politics Narrative，”WSWS，November 6，2020.由于白人占此類家庭中的多數，因此對特朗普的選舉失利的影響可謂是決定性的。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代際更替還是白人主導的抵消作用都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代際更替尚在進行之中，Z一代的政治信仰遠未穩定，而白人的數量優勢仍被持續削弱，更遑論其整體支持共和黨的傾向本身仍是對族裔對立的肯定。對美國政治文化轉型而言，族裔對立和社會分化的風險因美國人口結構變化特別是少數族裔人口增長而進一步上升。已有美國學者明確警告，美國正回到20世紀20年代，美國種族主義的當代回潮與那一時期高度相似：從數量上看，1920年移民占美國總人口的13.2%，2017年移民占美國總人口的比例為13.7%；從認知上看，無論是1920年還是2016年或2020年，普通大眾和知識精英都對移民持懷疑態度，甚至有不少人對其充滿敵意和恐懼；從制度設置看，兩個時期都出臺了大量限制移民的立法和具體舉措。①Julia G.Young，“Making America 1920 Again？Nativism and US Immigration，Past and Present，”Journal on Migration and Human Security，Vol.5，No.1，2017，pp.217－235.因此，“冷內戰”仍被認為是少數種族爭取尊重與尊嚴的持久斗爭，因為美國根本上被“白人種族敘事”框架所主導。②Reggie Jackson，“America’s Cold Civil War：The Enduring Fight for Respect and Dignity by People of Color，”Milwaukee Independent，June 16，2020.正是由于“白人種族敘事”的主導地位，美國社會對少數族裔的道德壓制仍相當嚴重。例如，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高漲之際，白人打出“所有人的命都是命”（All Lives Matter）作為反制；盡管在道德上站得住腳，但卻在事實上為種族主義提供了更大空間。③Lewis R.Gordon，Bad Faith and Antiblack Racism，Amherst，NY：Humanity Books，1995，p.85；Robin DiAngelo，White Fragility：Why It’s So Hard for White People to Talk About Racism，Boston：Beacon Press，2018.

四、城鄉對立與美國政治文化轉型的空間異化

隨著政治極化和族裔對立的發展，選民依據政治偏好而聚居推動了新的選舉地理即城鄉對立（urban-rural divide）的形成，對“冷內戰”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加速了美國政治文化的轉型。冷戰結束后，美國選舉政治發生了重大變化，盡管從州的層次上看更多是紅藍對立；但有大量的現象并不是簡單的紅藍對立所能解釋的。例如，除2004年外，民主黨事實上贏得了冷戰后歷次美國總統大選的多數選票。④自1992年起，共和黨三次贏得總統大選，但2000年和2016年大選中，共和黨候選人所得選票數量都比民主黨候選人要少。又如，盡管選票幾乎始終占優，但民主黨所贏得的選區面積卻在持續縮小。依據美利堅大學美國社區研究項目對美國3 000多個縣的分類⑤這15類縣分別是：南方非洲裔縣（African－American South），老齡農村縣（Aging Farmlands），大城市縣（Big Cities），高?？h（College Towns），福音教徒聚居縣（Evangelical Hubs），遠郊縣（Exurbs），灰色美國縣（Graying America），拉丁裔聚居縣（Hispanic Centers），摩門教徒縣（LDC Enclaves），中部郊區縣（Middle Suburbs），駐軍縣（Military Posts），土著美國人縣（Native American Lands），中部農村縣（Rural Middle America），城市郊區縣（Urban Suburbs）和工人階級縣（Working Class Country）。See“County Types，”American Communities Project，http：／／americanco mmunities.org／county－types，訪問時間：2021年12月13日。，拜登在2020年大選中僅贏得15類縣中的3類，即大城市縣、高?？h和城市郊區縣。這些現象事實上凸顯了美國選舉政治中另一個日益重要的因素，即日益明顯的城鄉對立現象。⑥Emily Badger，“How the Rural－Urban Divide Became America’s Political Fault Line，”New York Times，May 21，2019.在城鄉對立日益明顯的情況下，郊區的選舉政治重要性便得以凸顯，地理空間已經完全異化并成為美國政治文化轉型的關鍵變量之一。

4.1 政黨對立和族裔對立正日益被選舉地理所固定，體現為日益加劇的城鄉對立

觀察美國城鄉對立的指標主要是特定地區的人口密度與該地區在政治選舉中對民主黨的支持情況：如果存在正相關關系，即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區越支持民主黨，那么城鄉對立就越嚴重。美國城鄉對立很大程度上是二戰后才逐漸發展起來的：20世紀初，人口密度與民主黨的支持度之間幾乎沒有任何關系；到20世紀60年代，一種正相關關系開始顯現；但到2016年大選中，人口越密集、對民主黨的支持度越高這一關系已高度明顯。⑦Jonathan Rodden， “Polarization：The Urban－Rural Divide，”Stanford Magazine，May 2018.另一項聚焦美國中西部選區的研究發現，民主黨獲勝選區面積呈持續縮小態勢，也印證了城鄉對立假設。整個美國中西部面積約為75萬平方英里。2008年大選中，民主共和兩黨所贏得的選區面積相當，分別是38.6萬和36.4萬平方英里；就選區平均面積而言，兩黨相差不大，民主黨為7 154平方英里，而共和黨為7 749平方英里。但2018年中期選舉后，民主共和兩黨所贏得選區面積分別為10.9萬和64.1萬平方英里；選區平均面積的差距也相應拉大，民主黨縮小至2 731平方英里，而共和黨則擴大到11 875平方英里。①David de la Fuente，“In the Midwest，Dem Districts are Marching to the Suburbs，”Third Way，July 10，2020.

觀察2020年大選結果，可以更為明確地看到城鄉對立的加劇。根據彭博社城市實驗室（CityLab）的研究，拜登選票增長的地區大多是人口密度較高的地區，主要是在人口最密集的市中心、人口密集郊區（dense suburb）和城郊結合部（urban-suburban mix）；而在人口稀少郊區（sparse suburb）、農 村—郊 區 結 合 部（ruralsuburb mix）及純農村地區，特朗普占據著絕對優勢。②CityLab-Bloomberg，https：／／www.bloomberg.com／citylab，訪問時間：2021年12月13日。事實上，在2020年大選中，除農村外的所有地區都比2016年更加支持民主黨了：郊區對拜登的支持率上升了4.3個百分點；在除農村地區外的其他地區，包括中等城市、小城鎮、微型城鎮及城市中心，拜登的支持率都比民主黨2016年的總統候選人希拉里要高，分別高出3、2.8、0.7和0.5個百分點；特朗普在農村地區的支持率相比2016年增長約1個百分點。③Linda Poon，“How Suburbs Swung the 2020 Election，”Citylab Daily，November 18，2020.而另一項研究也表明，在2020年大選中，城鄉對立不是緩解而是強化了：民主黨在大城市的優勢從2000年的3個百分點增長至2020年的14.4個百分點；在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民主黨的優勢一升一降，變化幅度相差不大；但在農村地區，民主黨的劣勢拉大了近20個百分點。④Alexandra Kanik and Patrick Scott，“The Urban－Rural Divide Only Deepened in the 2020 US Election，”City Monitor，November 13，2020.

城鄉對立還反映出美國政黨重組（partisan realignment）的一個趨勢，即民主共和兩黨的選民基礎正發生重大變化；民主黨正變為資本家的政黨，而共和黨日益代表工人階級。例如，布魯金斯學會的數據顯示，在2020年大選中，特朗普贏得了全國83%的縣（2 497個），其經濟產出只占全美30%。盡管拜登只贏得了17%的縣（477個），其經濟產出占全美71%。相比之下，2016年時特朗普在2 584個縣獲得勝利，其經濟產出占全美36%；而希拉里贏得的472個縣的經濟產出占全美64%。⑤Niall MacCarthy，“Biden Voting Counties Equal 70 of America’s Economy：What Does This Mean for the Nation’s Political Economic Divide，”Brooking，November 9，2020.彭博社城市實驗室數據也顯示，僅從所贏得的選區數量看，拜登甚至不如特朗普（41%∶59%）；但從選票數量看，拜登高出特朗普10個百分點（54%∶44%）。與人口密度相關，隨著大都市的人口規模下降，拜登所獲得的選票相應下降，而特朗普所獲得的選票則相應上升：拜登獲勝的大都市平均人口為130萬人，而特朗普的只有30萬。這樣，拜登獲勝的大都市的人口占全美57%，經濟產出占全美79%。⑥Richard Florida，“How Metro Areas Voted in the 2020 Election，”CityLab Daily，December 4，2020.

4.2 在城鄉對立加劇的背景下，郊區正日益成為美國選舉政治的決定因素

二戰后的郊區化曾幫助共和黨贏得了20世紀70—80年代的絕大多數總統選舉。在1968—1988年的六次大選中，民主黨僅贏得1976年大選。這導致民主黨對自身選舉策略的重大反思，并在冷戰結束前后啟動了自身的郊區化戰略。但需要強調的是，郊區化的快速發展與城鄉對立是一對相伴而生的現象。例如，根據皮尤研究中心于2018年的一項調查，城市選民中支持民主黨的達到62%，是支持共和黨選民數量（31%）的2倍；而在農村地區，支持共和黨的選民（54%）比支持民主黨（38%）的高出16個百分點；而在郊區則呈膠著狀態，支持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選民分別占47%和45%。農村、城市和郊區的選民相互疏遠的態勢也高度明顯：城市選民認為65%的郊區選民和農村選民不理解其所面臨的問題，郊區也有52%的選民認為另兩類社區的選民不理解其所面臨的問題，而農村地區持這一觀點的更是高達70%。⑦Kim Parker，et.al.，“What Unites and Divides Urban，Suburban and Rural Communities，”Pew Research Center，May 22，2018.這樣，在民主共和兩黨基本選票相當穩定的背景下，中部郊區縣、遠郊縣等日益成為決定美國選舉政治結果的關鍵變量。

郊區選舉重要性的上升在2016年大選及之后體現可謂淋漓盡致。在2016年大選中，幫助特朗普獲勝的縣都是以白人工人階級為主的縣，包括老齡農村縣、工人階級縣、中部農村縣、福音教徒聚居縣、灰色美國縣及中部郊區縣等。①“How Trump Became President，”American Communities Project，January 18，2017.這些關鍵性的中部郊區縣相對分散但卻是藍領選民的聚居地，如賓夕法尼亞州的路澤恩縣（Luzerne）、俄亥俄州的斯塔克縣（Stark）和密歇根州的馬科姆縣（Macomb）。這些縣在1980年時幫助里根贏得了大選，此后一直投票給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在2012年大選中，密特·羅姆尼（Mitt Romney）贏得了77個中部郊區縣中的45個，但這并不能保證他獲得這些相對分散的縣所在的州的選舉人團票。但特朗普卻贏得了62個，特別是贏得密歇根的6個、賓夕法尼亞的14個、威斯康星的7個中部郊區縣，最終成功入主白宮。②“For Trump，It’s All About The Middle Suburbs，”American Communities Project，January 30，2017.

在2018年中期選舉中，導致共和黨失敗的根本原因恰好是郊區的“叛變”。中期選舉前，共和黨在郊區共計有69個席位，但選舉后只剩下32個。在11個競爭性的農村選區中，共和黨僅輸掉1個；在19個接近農村的中遠郊選區中，共和黨輸掉4個；在30個人口稀疏的中遠郊選區中，共和黨輸掉了16個；在15個人口密集的中近郊選區中，共和黨輸掉了12個；而在9個城市近郊選區中，共和黨輸掉了6個。這樣，美國的選舉地圖不只是單純的自由主義城市孤島與保守主義農村海洋，更是民主黨與共和黨在郊區的犬牙交錯的防御工事的拉鋸戰。③“Uncivil Wars of Civil Religion，”Law Liberty，October 29，2020.

2020年大選結果進一步表明了郊區的選區重要性。正是由于丟掉了郊區地帶的高?？h、遠郊縣和駐軍縣，特朗普最終輸掉了整個連任選舉。高?？h一向是年輕人的聚集地，在2016年更支持特朗普；駐軍縣同樣由于人口流動大且族裔混雜，因此其投票傾向也可能變化快。因此，真正導致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中失敗的是遠郊縣。相比2016年，拜登在遠郊縣所獲得的選票比希拉里高出約5個百分點，選票數量凈增長約6個百分點。拜登獲得此類縣43.3%的選票，創下了民主黨自2000年以來的最高紀錄。雖然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中仍以12個百分點的優勢贏得遠郊縣，但卻是2000年以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在此類縣中的最低紀錄。其核心原因在于，遠郊縣居住著大量富裕且受過良好教育的白人，他們對特朗普的選舉策略特別是族裔動員策略高度反感。④Dante Chinni，“Final Presidential Results Show Substantial Shifts in Exurbs，Hispanic Centers，and Military Posts，”American Community Project，December 21，2020.整體上看，特朗普贏得了15類縣中的12類，且在部分縣的獲勝優勢繼續擴大。例如，在老齡農村縣，特朗普的優勢增加1.6個百分點，達到56%；在福音教徒聚居縣，增加了7個百分點，達到51%；在工人階級縣的優勢增加7個百分點，達到47%；此外，特朗普在中部農村縣、摩門教徒縣、灰色美國縣等的優勢都超過20個百分點。相比之下，拜登在城市郊區和大城市縣的優勢都不到25%，而在高?？h的優勢不足10%。⑤Dante Chinni，“The 2020 Results：Where Biden and Trump Gained and Lost Voters，”American Community Project，November 9，2020.這充分說明，農村仍堅定支持特朗普，而大城市及中近郊都是民主黨的票倉，郊區才是決定選舉結果的關鍵。

五、結語：難以逆轉的美國政治文化轉型態勢

拜登的執政并不必然意味著美國能走出“冷內戰”，美國政治文化轉型的既有態勢難以被全面逆轉。在拜登高調宣稱美國“回來了”的同時，懷疑者認為這一口號與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一樣，不過是種妄想。⑥Liam Kennedy，“Why Biden’s Refrain of‘America Is Back’is as Delusional as Trump’s‘Make America Great Again’，”The Conversation，January 25，2021.只有48%的民眾相信他能將整個美國團結起來，而不相信的達到52%。①“Biden Viewed Positively on Many Issues，but Public Is Less Confident He Can Unify Country，”Pew Research Center，March 11，2021.公眾的懷疑是合理的，要重大地緩解美國當前所面臨的嚴重分裂，拜登及民主黨仍面臨著至少兩個方面的重大阻力。

第一，特朗普或類似的極端力量仍有強大的反撲能力。盡管輸掉了連任選舉，但特朗普的選舉收獲比2016年更好，這不僅是他堅持不認輸的重要理由，也是美國制度僵化、社會分化、空間異化的重要表征。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在下臺后仍表現出強大的政治生存能力：在2020年大選前，共和黨人內部支持特朗普的比支持共和黨的還高出16個百分點，即使在大選之后仍高出6個百分點。②Amy Walter，“Whose Party Is It？”Cook Political Report，January 8，2021t.隨著距離2024年總統大選的時間縮短，共和黨內部已形成基本共識，即特朗普應當參選。③Alex Isenstadt，“DeSantis Dominates Trump In Fundraising As 2024 Hopes Surge；Teacher Union Admits He Beats Them On Education In Swing States，”Daily Wire，July 19，2022；Trump Discussing 2024 Plans at Secret Donor Dinners，”Politico，July 13，2022.盡管2022年上半年選舉籌資節奏有所放緩，但截至2022年7月，特朗普已為2024年總統競選籌集了近1.6億美元選舉資助，④Ryan Saavedra， “Gabby Orr and Fredreka Schouten，“Trump Team Announces＄122 Million War Chest，”CNN，February 1，2022.而在2021年上半年，共和黨依賴特朗普也籌到1.34億美元。⑤Shane Goldmacher，“Hooked on Trump：How the G.O.P.Still Banks on His Brand for Cash，”New York Times，July 27，2021.對此，拜登政府不得不圍繞中產階級展開其內外政策——如提出《美國就業法案》《美國家族法案》以及推出“中產階級外交”等⑥刁大明：“拜登政府的‘中產階級外交’”，《現代國際關系》，2021年第4期，第10－18頁。，但這種被動應對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阻止特朗普及其志同道合者仍有待觀察。

第二，盡管民主黨擁有的普通選票創下自1992年以來的新高，但共和黨對國會選區劃分的把控能力仍然很強，這意味著民主黨要獲得2022年中期選舉和2024年總統選舉的勝利仍困難重重。美國每10年進行一次人口普查，并以此為依據進行國會選區重新劃分；而掌握國會選區重劃權力的是各州議會。在2020年大選中，民主黨事實上輸掉了不少州議會席位。盡管相比2010年，民主黨形勢有所改善，但共和黨的優勢仍相當大：共和黨控制著17個州187個選區的重劃權力，而民主黨只控制8個州75個選區。即使不考慮選區重劃的因素，因人口變化而來的選區調整本身，也足以使民主黨輸掉2022年的國會中期選舉；⑦Chris Matthews， “Redistricting Alone could Give Republicans Control of the House in 2022，Experts Say，”MSN News，April 27，2021.而即使所有選民的投票不變，由于選區重劃，拜登在2024年的選舉人團票也會減少3張。

這樣，“冷內戰”仍在持續，美國政治文化轉型步伐未被打斷。尤其是，共和黨持續推動政治文化轉型、重獲選舉主動權，重大地調整了選區重劃策略，從2010年時以農村“進攻”郊區戰略，轉變為當前的“守住”農村選區的戰略。⑧Rachael Dottle and Allison McCartney，“Republicans Have a Redistricting Problem as Suburbs Shift Toward Democrats，”Bloomberg，October 1，2021.這一戰略改變的結果是，兩黨的安全選區將進一步增加，而競爭選區則明顯減少。⑨Laura Bliss，“MapLab：How Republicans Are Dominating the Redistricting Process So Far，”Bloomberg，November 19，2021.在截至2022年6月10日已劃定的429個選區中，有187個選區強烈支持拜登，僅比2020年增加1個；競爭性選區79個，比2020年減少了11個；強烈支持特朗普的有163個，比2020年增加了11個。⑩“States are Redrawing Every Congressional District in the U.S.，”Politico.com，June 10，2022.在嚴峻的選舉壓力面前，拜登政府及民主黨人在短期內徹底扭轉美國“冷內戰”、使美國“重歸正?！憋@然相當困難，集中體現在當前美國國內圍繞2021年1月6日沖擊國會事件性質的調查斗爭中。?Ryan Goodman，“8 Top Experts on Strength of Dominion Suing Trump for Defamation，If It Wants To，”Just Security，July 19，2022.美國政治文化的當代轉型依然是個長期而緩解的進程，仍存在高度的不確定性，并可能對更為長期的美國霸權維持產生消極影響。用一位政治評論員的話說，“美國正詭異地在重蹈羅馬的覆轍，走向衰落；它會在為時已晚 之前扭轉局面嗎？”①Tim Elliott，“America Is Eerily Retracing Rome’s Steps to a Fall.Will It Turn Around Before It’s Too Late？”Politico.com，November 3，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