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中的美國非洲文化學會研究(1956—1969)

李 元

20世紀60年代，美國與非洲的外交關系隨著冷戰策略的調整發生了重大變化。二戰后，殖民帝國體系崩潰，非洲各國紛紛獨立，美國力圖拉攏非洲各國，以期在冷戰中取得優勢。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肯尼迪一方面在非洲展開首腦外交，另一方面加強對非洲的社會援助和文化交流，這一政策轉變催生了一大批活躍在美非之間的非政府組織。本文針對冷戰中一個十分重要、國內外學界關注甚少的美國非政府組織——美國非洲文化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African Culture，下文簡稱美非學會)展開研究，通過解讀現存于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的賀拉斯·曼恩·邦德(Horace Mann Bond)私人檔案、美國對外關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美國中央情報局“信息自由運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簡稱FOIA)解密檔案、約翰·肯尼迪圖書館檔案等原始材料，力圖還原美非學會的興衰史。

美非學會創始人皆為黑人知識精英，經費來源十分充裕，活動足跡遍布美非，風頭一時無兩。然而，“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隨著美國國內形勢和冷戰策略的變化，學會接連遭受了幾次重大打擊，于1969年停止了一切活動。關于美非學會興衰的研究，為人們深入認識肯尼迪政府時期美國對非外交政策提供了借鑒。(1)迄今為止，國內外史學界對美非學會的相關研究僅有兩例，分別為：GEERLINGS L.Performances in the theatre of the Cold War：the American Society of African Culture and the 1961 Lagos Festival；Journal of Transatlantic Studies，Vol.16，No.1；WILFORD H.The Mighty Wurlitzer：How CIA Played Americ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Cambridge，Massachusetts。Geerlings對美非學會的研究集中在其于1961年舉辦的拉各斯音樂節，從文化冷戰的角度出發解讀史料，是其博士論文的組成部分。Wilford的研究雖然綜合了美非學會的檔案和談他本人對于在世當事人的訪談，但縱觀其研究，Wilford認為美國政府試圖通過控制美非學會控制非洲文化建設。這一結論事實上是為全書之主旨——“美國中央情報局控制美國社會”服務的。雖然這一論點在其他非政府組織，例如美國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的研究中，是部分成立的，但通過對美非學會檔案的深度解讀，不難發現，美非學會并未主動尋求中情局的援助，其資金支持事實上另有來源。退一步來說，即便美非學會與中情局進行了某些不可告人的交易，研究者的重點也應該放在美國對非洲的冷戰政策上，而非中情局。對史料的解讀可以證明，中情局僅僅作為美國政府的工具而存在，其完全受美國總統和聯邦政府管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導完全來自于政府高層。

一、銜玉而生：美非學會初建(1956—1959)

20世紀50年代是非洲解放的年代。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老牌殖民帝國如英、法等國無力維持其原有的殖民秩序，紛紛放棄在非洲各國的殖民統治權。在這一時期，泛非主義喚醒了非洲黑人的民族意識，也促進了世界各地黑人知識分子的團結。1956年9月19日，塞內加爾著名作家阿遼納·迪奧普(Alioune Diop)等人在巴黎組織召開了第一屆黑人作家與藝術家代表大會(Congress of Negro Writers and Artists)。這場大會號召“全世界黑人知識分子和所有熱愛公平的人們，努力為黑人文化的復興和發展創造條件”。[1]大會同時還決定在巴黎組建非洲文化學會(Société Africaine de Culture，簡稱SAC)，并在世界各地建立分部。(2)此處的“非洲文化學會”與后文的“美非學會”并非同一組織。從組織架構上看，美非學會(AMSAC)是非洲文化學會(SAC)的分部。

美非學會的建立與美國的冷戰利益密切相關。在美國政府看來，蘇聯在非洲尚未形成巨大威脅，但中國、蘇聯等國已開始在南非、西非等地爭取政治支持。為了抵御共產主義在非洲的擴張，美國政府決定采取行動。其中，推動美國和非洲各國的人員交流，以促進美國和非洲各國關系發展十分重要。[2]同一時間，受美國政府“領導者資助”(Leadership Grant)項目支持，迪奧普飛抵紐約，以履行大會“推進非洲文化復興和發展”的任務，并與美國的黑人裔知識分子開展交流。[3]迪奧普紐約之行的目的，是依托非洲文化學會，在美國建立一個宣傳黑非洲文化的非政府組織，即后來的美非學會。

迪奧普等人建立美非學會的想法引起了部分美國黑人知識分子和上流階層人士的興趣。1956年10月，賀拉斯·曼恩·邦德，一位聲名卓著的黑人學者和民權運動家，受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黑人知識分子約翰·戴維斯(John A.Davis)之邀，共同建立學會。作為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邦德任美非學會首任會長，戴維斯任學會執行理事，奧林·雷曼(Orin Lehman)和貝休爾·韋伯斯特(Bethuel Webster)兩人分別提供資金和法律支持。奧林·雷曼出身美國老牌財閥家族——雷曼家族，對公共事務頗有興趣，貝休爾·韋伯斯特則是一位功成名就的資深律師。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人士的影響下，美非學會從一開始就被打上了深深的冷戰烙印，其活動目標與非洲文化學會大相徑庭。邦德曾經這樣評價巴黎的非洲文化學會總部：“他們真誠的努力絕不能被那些對美國懷有敵意的機構和利益相關方‘俘獲’，以反對美國民主?！彪p方在政治觀點上的分歧可見一斑。[4]

從1957年5月開始，邦德和戴維斯分頭行動。邦德先向原亞特蘭大大學校長魯弗斯·克萊門特(Rufus Clement)、語言學家洛倫佐·特納(Lorenzo Turner)等8位在文化界有影響力的黑人知識分子去信，邀請他們參加學會，[5]戴維斯則發揮其社交能力，從雷曼等人處為美非學會募得5 000美元的啟動資金。(3)根據通貨膨脹率計算，這一金額在2022年約合人民幣36萬元。[6]在組織關系上，作為美國分部的美非學會從一開始就希望獨立發展。在一次通信中，美非學會甚至公開指責巴黎總部：“美國方面對非洲文化協會隨意指定美國分部成員的舉動反應強烈。這一行為導致的混亂，將使我們的組織工作毀于一旦。事實上，這一行為可能會在美國催生兩個非洲文化組織?！盵7]

到1957年12月，美非學會已見雛形。在創始成員中，大多數均在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美國頂級高校獲得學位或任教，9人擁有博士學位，歷史學家約翰·侯普·富蘭克林(John Hope Franklin)、知名詩人朗斯頓·休斯(Langston Hughes)等文化界知名人物都名列其中。[8]在正式發布的《美國非洲文化學會章程》中，他們為這一組織設計了組織架構，確立了會員邀請制和“僅限黑人裔”的成員標準，并設立了極具美國意識形態色彩的目標：與國際社會合作，為黑人文化尋根、探路，探索美國與黑人之關系，并“推進美國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至高之價值”——民主與自由。[9]1958年，美非學會的主要辦公和活動場所——非洲文化中心正式在曼哈頓東40街15號設立。同年7月14日，學會在紐約亨利·哈德遜酒店召開了第一次年會晚宴。[10]1959年1月30日，學會首次正式發行其出版物——美非學會報(AMSAC Newsletter)，并在紐約總部主持召開了第一屆“美非學會黑人作家會議”(AMSAC Conference of Negro Writers)。[11]

在建設初期，美非學會的創始人繼續堅持擁美反共的策略。1957年，蘇聯政府向非洲文化協會及其分部去信，邀請其參與1958年舉辦的亞非作家大會。作為非洲文化協會總部的領導人，迪奧普頗感興趣，另一位著名黑人知識分子威廉·杜波依斯(W.E.B.Du Bois)也希望參加。但美非學會強烈反對，認為這一會議必須要由非洲人或者亞洲人舉辦，蘇聯人無權插手。[12]雖然美非學會未能阻止杜波依斯等人前往塔什干參會，但這一行動無疑體現了其堅定的冷戰立場。

1959年6月26日到28日，為擴大其影響力，美非學會在紐約華爾道夫—阿斯托里亞酒店召開了第二次年會和現代美國黑人藝術展。這一次，他們請來了時任馬薩諸塞州長的約翰·肯尼迪致辭。借此機會，這位未來的總統向在場社會名流闡述了他對非洲的態度，同時也暗示了他的對非外交綱領：“這是一片自然資源豐饒的大陸，卻與驚人的貧困和疾病時時相伴。事實將告訴我們，這片大陸對世界極端重要——對美國來說也是如此?！盵13]肯尼迪的表態不僅是學會影響力的佐證，也是學會積極向美國政治和意識形態靠攏的有力證明。

二、走向非洲：肯尼迪執政時期美非學會的發展與政治化(1959—1962)

美非學會的建立并非一帆風順。早在1959年10月，由于對“僅限黑人裔”的會員標準爭執不下，學會爆發了一場內部矛盾，兩位創始會員宣布單方面退出，這對學會內部的團結造成了一定打擊。[14]然而，借助美國對非冷戰政策的影響、背后金主的強力支持和學會領導的精心策劃，美非學會迅速完成了從文化組織向政治組織的轉化，在短短三年內上成為美國政治生活中的一顆明星。

(一)美非學會在黑人文化界地位的上升

經過一段時間的籌款活動，從1959年6月到1960年7月，學會的總開銷已達51 900美元，[15]這一資金規模已經足以支撐其組織規模較大的活動。(4)這一數目在2022年約合人民幣380萬元。此外，學會的會員招募工作也十分順利，在1960年1月就收到了183位各界人士的入會申請，其中不乏知識分子和社會名流。[16]1960年3月，美非學會在特拉華州正式注冊，邦德仍然任會長，戴維斯任執行理事，奧林·雷曼任司庫。[17]

美非學會之所以成為黑人文化界中一顆耀眼的新星，與美國政府冷戰政策關系甚大。在德懷特·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政府即將交班時，1960年4月9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出臺了NSC6005/1文件。這份文件雖然仍強調美國應采取保守立場，避免非洲國家向美國提出不切實際的援助需求，但同時也建議美國政府對諸如教育、訓練和健康等項目投以特別關注。[18]在1960年4月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中，美國政府的一些高級官員還討論了新獨立的非洲大陸對美蘇冷戰的可能影響。在政策討論中，時任副總統理查德·尼克森(Richard Nixon)還強調，為美非關系鋪墊不僅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也符合艾森豪威爾總統“為下屆政府奠定良好執政基礎”的愿望。[19]

肯尼迪政府一上任，便繼承了NSC6005/1文件提出的愿景，大力推進對非外交事務。首先，肯尼迪任命G·梅農·威廉姆斯(G Mennen Williams)為非洲事務助理國務卿，并火速將其派往非洲，命其開展外交活動。[20]這體現了肯尼迪總統對非洲事務的重視。此外，美國政府也在情報戰線加大活動力度。1960年12月，新任美國新聞署副署長唐納德·威爾遜(Donald Wilson)向肯尼迪遞交了一份報告，指出目前美國新聞署的能力遠遠不足以抵御共產主義在非洲的滲透。報告寫道，“目前我們在非洲的20個國家建立了31個新聞署站點”，“到1961年6月30日，我們在非洲也只有43個站點，駐扎共98人，這說明我們的非洲落腳點十分不穩?！彼赋?，政府急需改革新聞署的組織架構，增加人手和預算。[21]

肯尼迪政府的對非政策為美非學會提供了難得的機遇。毋庸置疑，美非學會天然具有國際合作的特質，而作為這一領域的先來者和較早成型的組織，學會十分有可能受到美國政府的扶持。在戴維斯等人的帶領下，美非學會決心抓住這一機會，將自己推向更廣闊的舞臺。1960年6月，學會召開了第三次年會，主題為“非洲聯合與泛非主義”，并于7月將年會論文集結成冊，以《泛非主義再思考》(Pan-Africanism Reconsidered)為名出版。此書是學會自成立以來第一本涉及國際政治議題的學術著作。為該書撰文的學者不僅囊括了迪奧普和華爾特·羅斯托(Walter W Rostow)等學界名宿，議題更是橫跨政治、教育和藝術等多個領域，但最終都回歸到泛非主義這一命題。戴維斯親自為這本書撰寫前言，并代表學會表達了對泛非主義的觀點：“非洲大陸如若希望保持中立，就必須以泛非主義保衛自身，正如泛美主義之于西半球?！盵22]

(二)美非學會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上升

事實上，肯尼迪政府的對非外交政策，對美非學會既是機遇，也是挑戰。首先，在政府的倡導和推動下，美國社會逐漸開始關注美非關系，一系列與美非關系相關的非政府組織，例如美國—非洲協會(The Africa-America Institute)等紛紛涌現，這客觀上對美非學會的存續和發展形成了挑戰。其次，在其建立初期，美非學會便著力宣揚泛非主義，但這一倡導非洲各國政治、經濟和社會聯合的思想顯然不受美國政府歡迎。在內部討論中，美國政府的不少高級官員對泛非主義評價很低，認為它是一種“神秘的概念，贊頌種族之間的親近”，可能會對美國在非洲的利益產生負面影響。[23]顯然，美國政府并不希望泛非主義大行其道，這為美非學會下一步的發展提出了挑戰。

針對上述問題，美非學會的高級成員在1961年3月舉行了一次高層議事會。在這場會議中，學會核心成員對來自外部的競爭表示擔憂，并指出學會有失去其獨特影響力的風險。會議中途，戴維斯提出了一個概括性的觀點：“美非學會一貫從最廣義的概念出發解讀文化?！睋Q言之，他認為美非學會不應排斥政治性的活動。他建議道，為發揮其作用，學會必須以獨特的、知識分子的角度關心國際權力斗爭，以期在與其他非洲事務相關的非政府組織競爭時占據一席之地。簡而言之，戴維斯認為，美非學會要想繼續生存發展，就必須在保持自身特性的同時，發揮自身特長，走向國際舞臺。他的這一建議得到了與會者的廣泛認同。[24]

在接下來的數年中，美非學會力圖成為推動美非關系發展的積極分子。1961年7月，尼日利亞聯邦共和國總理阿布巴卡爾·巴勒瓦(Abubakar Tafawa Balewa)應邀訪問美國。這場訪問不僅成為美國顯示與非洲友好關系的良好機會，同時也成為了學會的政治秀。官方訪問結束后，美非學會和美國—非洲協會共同資助了在紐約華爾道夫—阿斯托里亞酒店的一場歡迎宴會，肯尼迪總統、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等政界領袖悉數到場。宴會結束后，美國政府又于7月25日邀請邦德夫婦前往白宮出席宴會。這場盛大的公關秀將美非學會推上了媒體焦點，邦德和巴勒瓦相談甚歡的照片同時出現在各大報紙的版面上。[25]巧合的是，7月23日，美非學會的創始成員之一墨瑟·庫克(Mercer Cook)也被肯尼迪政府任命為美國駐尼日爾大使。[26]

美非學會的下一場政治公關秀，是1961年12月在尼日利亞首都拉各斯舉行的大型音樂節。在音樂節開始前，戴維斯叮囑工作人員，“如果時間和情況都允許的話，我們的人一定要出現在每個記者和攝影師出現的地方”。在開幕式中，學會還安排了一幕頗具表演色彩的場景。當學會代表團乘坐的飛機在拉各斯機場降落時，一位當地人走向剛下飛機的著名爵士鋼琴家蘭迪·維斯頓(Randy Weston)，說道：“哎，你們終于決定回來了。已經出走四百年了，為什么你們耽誤了這么久??！”這番話令在場的人無不動容。在接下來的行程中，朗斯頓·休斯與尼日利亞總統阿姆迪·阿齊克韋(Nnamdi Aziki-we)同席而坐，尼日利亞當地藝術團體和來自美國的黑人明星同臺演出，而約翰·努恩(John Noon)等美國政府情報官員則全程見證了這一切。[27]

美非學會1961年的一系列活動不可謂不成功。首先，通過這一系列活動，學會向美國乃至國際社會成功傳達了這一信號：學會在美非關系的非政府活動中居于領導地位。1962年4月，學會又收到了75份入會推薦。這75份推薦中，有67位是所謂“正式會員推薦”，即所謂具有黑人血統的，按照學會章程能夠成為正式成員的候選人，另有8份是“準會員推薦”，即那些非黑人血統、無法成為正式成員的候選人。75位候選人均為相關領域的中堅力量，有著名歌手、知名藝術家、法官、大學教授、中學校長、政府官員等。[28]這些人士的加入，無疑代表了美國社會對美非學會的高度認可。其次，借助這些活動，學會通對社會形象、重要議題等的重新塑造，基本完成了從純文化組織向有政治色彩的非政府組織的轉型之路。14日，學會執行委員會敲定了第四次會議的主題——“懸而未決非洲之發展與調整手段”，其中參與非洲國內建設和非洲對外關系討論的專家足有70人之多。[29]美非學會決心在非洲各國的建設中起到協調者和智囊團的作用，他們的努力似乎也在逐漸取得成效。

三、震蕩與調整：美非學會的危機與應對(1961—1966)

從1961年到1962年，美非學會的發展似乎達到了最高峰。在政治上，學會與美國政府建立了合作關系，成為美國對非外交的“先鋒隊”；在文化上，學會也擁有良好的聲譽。然而，國內和國際對美非學會的反應并不都是正面的，學會舉辦的不少活動在社會上都受到了尖銳批評。這些批評源于美非學會在建立之初便無法回避的窘境——“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面對這些矛盾，美非學會試圖應對，但收效甚微。

(一)美非學會的發展危機：“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的未了爭論(1961—1965)

1961年拉各斯音樂節剛剛結束，美國和尼日利亞當地的不少媒體評論人就對其提出了尖刻批評。他們認為，美非學會的這場活動仍然未能擺脫殖民主義者對殖民地人民那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將赤身裸體的原始舞蹈節目與爵士樂、詩作放在一起的表演形式更是對非洲人的“公然羞辱”。[27]9-11然而，仍陶醉于公共秀場重大勝利的美非學會成員們忽視了這些聲音。例如，朗斯頓·休斯在音樂節結束后的調查問卷中就表示，這場活動的影響應該會十分持久。[30]

在學會內部，對美非學會活動的質疑之聲也從未停止。1962年4月10日，美非學會的重要成員之一，哈佛大學的馬丁·吉爾森(Martin Kilson)便針對學會工作中的積弊向戴維斯建言。在通信中，吉爾森認為，學會及其所依賴的黑人中產階級正在逐漸脫離非洲大眾的真實需求。學會對在非洲年輕學生中涌動的政治暗流缺乏認知，對非洲的民族主義思潮和民族主義領導人，如肯雅塔和恩克魯瑪等人更缺乏了解；更有甚者，不少非洲人認為美非學會只是“湯姆大叔的特工”而已，這顯然不利于學會爭取非洲地區的人心。[31]

作為美非學會的對外代表，戴維斯對這些批評的態度卻十分輕慢刻薄。他在給吉爾森的回信中斷言，美非學會工作卓有成效，并直接批評吉爾森過于年輕且幼稚，根本不了解情況。而作為吉爾森的老師，他對學會事務擁有至高無上的解釋權。在回信中，他寫道：“我敢說，在當老師的時候，我已經了解了許多人的思想。這些人有的在美國，有的在非洲。我打賭，我對我的老學生恩克魯瑪思想和動機的了解，肯定比你或者你們那些年輕非洲人要好得多?！盵32]

面對自己的晚生后輩，戴維斯毫不退讓，試圖保衛他和美非學會的尊嚴，但美國冷戰政策的快速調整卻將美非學會打得措手不及。在經歷了多年嘗試后，美國政府決心改弦更張，調整對外援助政策的著力點。1963年3月20日，受肯尼迪總統之托，由盧修斯·克萊(Lucius Clay)領導的特別調查委員會向國會遞交了一份正式報告，這封被后世稱為“克萊報告”(Clay Report)的文件闡述了美國政府對世界各地的軍事與經濟援助情況，并給出了具體建議。

“克萊報告”認為，美國的對外援助政策特別是對非援助政策，應該進行重大調整。報告指出，美國的對外援助雖然存在缺陷，但美國不應該停止對外援助，而應該提高援助的針對性和質量，但在對非援助問題上，“克萊報告”指出，美國政府應該調整現行的援助政策，督促原宗主國負起責任，并大幅減少經濟投入，因為非洲各國現在并未發生緊急情況，作為原宗主國的國家比美國更應承擔對非援助的責任，非洲各國也不會接受蘇聯作為新主人。[33]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被暗殺，美國政府陷入動蕩。在1963年7月22日的第六次會員年會中，執行主管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向與會人員宣布，目前看來，學會1963—1964年的收入應會明顯少于上一階段，一些娛樂活動不得不因此取消。幾位學會成員指出，美國國內其他與非洲事務相關的非政府組織已經對美非學會形成了挑戰，克萊報告對非洲援助的態度也明顯影響了慈善組織和基金會對非洲援助項目的資助力度。戴維斯也不得不承認，一些大型基金會，例如福特基金會等認為他們應該資助一些更重要、更具體的活動，故而減少了對美非學會的投入。[34]12月6日，經歷了漫長的爭吵和討價還價，美國國會最終批準了1964財年36億美元的對外援助預算，這一數目不及1963財年的2/3，這無疑加劇了美非學會的困境。[35]

雖然克萊報告與美國政局的動蕩對美非學會造成了一定影響，但這些影響并未在短時間內顯現出來。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于1963年11月繼任總統后，對威廉姆斯的非洲政策暫時采取了包容和支持的態度。盡管兩人過去曾有過爭執，但約翰遜并未棄他而不用，還保證他會繼續依靠威廉姆斯在非洲事務上的才能和影響力。[36]275對于美非學會來說，情況似乎也在逐漸好轉。1964年8月，戴維斯等人向學會宣布，福特基金會捐贈了17 000美元，以資助他們在美國國內開辦的“美國黑人劇院”(American Negro Theatre)。此外，學會在下一財年的收入也將達到上一財年的2倍，這使得他們能夠在維持目前項目的同時繼續舉辦更多項目。[37]

美國政府的更替對美非學會產生了巨大的負面影響。受國內黑人民權主義在美國社會中負面作用的影響，無論是約翰遜本人，還是約翰遜政府的其他高級官員，對美非學會這種強調黑人族群獨特性的社會組織均無好感。約翰遜和他的幕僚雖然對約翰·戴維斯等人保持了足夠的尊重，但并不準備與其討論對非外交政策的事務。1965年3月4日，戴維斯等人作為“黑人領袖大會”(Negro Leadership Conference)的代表與國務卿迪安·臘斯克(Dean Rusk)會面，并向魯臘克提出了很多對美非關系的建議。在一封備忘錄中，美國駐土耳其大使羅伯特·科默(Robert W Komer)告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麥克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美國的黑人族群召開了一個黑人領袖會議，旨在影響美國對非外交政策。我們對此事十分關注。在我的印象中，總統最不喜歡的就是這種事情?！彼嵝寻畹?，總統不希望國內對非外交政策的觀點過于分散，更不希望某個黑人社會組織獨攬非洲外交事務。[38]此后，美國政府與學會幾乎斷絕了官方交流。

(二)美非學會的國際危機：美國的冷戰介入與非洲政治變局(1965—1967)

迄今為止，美非學會在美國和非洲的行動與美國的冷戰策略保持了大體一致。正如后世歷史學家所指出的那樣，美國相信非洲各國的非殖民化浪潮能為西方陣營帶來證明其意識形態優越性的機會。[39]美非學會這種以文化交流和教育資助等為主要手段的組織恰好迎合了美國政府的對非策略，因而在60年代前中期得以大行其道。在這期間，美國外交政策重心的轉移和美國領導層的交替對美非學會提出了挑戰，但這些變化并未傷及美國對非政策的基本假設——這一切即將隨著冷戰局勢的急轉直下而改變。

與其他已經存在多年的國家不同，新成立的非洲各國無論是在政治體制還是在意識形態上都搖擺不定，這對美非學會的發展十分不利?！胺侵薷鲊饾u感受到冷戰壓力的影響，外部利益也開始左右(非洲的)內部爭斗態勢?！盵40]8以恩克魯瑪為例，新建立的非洲國家或許具有現代國家的機構和設施，但它不僅缺乏獨立自治的經驗，更缺乏傳統大國相對穩定的政治、社會生態，十分容易走向混亂。自1964年以來，非洲各國的政變和武裝沖突愈發頻繁。1965年6月，阿爾及利亞總統本·貝拉(Ben Bella)被推翻；1966年，恩克魯瑪和他的人民大會黨也被軍事政變推翻，恩克魯瑪本人再也沒有回到加納。這種混亂不僅嚴重削弱了美非學會在非洲的社會關系，更使得學會在非洲失去了開展工作的社會基礎。在一次通訊中，尼日利亞分部甚至發出警告，聲稱學會在非洲的聲譽十分之壞，拉各斯分部管理人員的生命安全已經無法被保證。[41]

從1965年開始，受越南戰爭和冷戰戰略的影響，美國也逐漸拋棄了過去非介入、和平式的對非策略，這客觀上使得美非學會變得無關緊要。4月22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出臺了國家情報預估第60/70-65號文件(NIE 60/70-65)，聲稱：“美國與非洲的關系仍將不明朗且困難重重?！盵42]同月，美國國務卿、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等政府高級官員和中央情報局、國際發展局(Agency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簡稱AID)等美國政府海外機構的首腦召開了一次高層會議，旨在重新評估非洲的安全局勢。會議決定，美國政府應該向非洲各國的內部安全機構，例如警察、軍隊等部門提供直接援助，并增強美國情報機構在非洲的干預。[43]這種政策勢必會擠壓美非學會的生存空間。

此外，在美國政府的人事調整影響下，美非學會與政府的合作關系也在快速消退。作為美國政府正式任命的官員，墨瑟·庫克雖多次就任美國駐外使節，但直到1965年，他也從未進入外交部門的核心圈子。而隨著參眾兩院選舉的臨近，梅農·威廉姆斯也在1965年末辭去了非洲事務助理國務卿一職，謀求重新擔任密歇根州州長。[36]296他的繼任者約瑟夫·帕爾默(Joseph Palmer)并未全盤繼承肯尼迪和威廉姆斯留下的私人關系，對非洲事務也不如威廉姆斯那般親力親為，美國政府內部與美非學會合作的動力消失了。然而，學會仍然需要維持其日?；顒?。1966年初，學會出版了一本論文集，名為《轉型中的南部非洲》(Southern Africa in Transition)。戴維斯為此書撰寫了序言。他引用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對美非關系的評價，部分承認美非關系是美國總體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并不居于美國外交政策的中心地位。但與此同時，他采取了類似于國際關系中國際機制論的視角，試圖從理論角度宣揚美非關系的重要性，指出在聯合國的協調之下，非洲各國的獨立和轉型客觀上減輕了美蘇爭奪的烈度。此外，與他在《泛非主義再思考》中對美國及其意識形態的贊頌不同，戴維斯在意識形態領域采取了更為中立的立場。當然，這種中立也是有限度的，他在隨后的文中繼續強調了美國在非洲構建現代國家和民主機制當中的重要作用。[44]戴維斯政治立場的部分轉變，折射出美非學會遭遇的發展危機，但無論是他，還是學會的其他核心成員，似乎都默認，這是通過學術爭論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四、風云突變：美非學會的衰落(1966—1969)

隨著冷戰局勢的變化、領導人與支持者的反目與社會輿論的迅速轉折，處于動蕩之中的美非學會的存續受到了嚴峻挑戰。自1966年以來，隨著冷戰局勢的轉變，美國政府對非洲采取更嚴格的干涉政策，這極大擠壓了美非學會的生存空間。此外，美國日益加劇的國內矛盾也使得美非學會遭受前所未有的質疑，而支持者的退出無疑讓美非學會徹底失去了存在的基礎。

(一)難以為繼：美非學會的第一次重大危機(1966—1967)

自1966年起，美非學會的境遇急轉直下。1966年5月，學會的重要參與者和資助者之一奧林·雷曼忽然退出，這對美非學會是一次重大打擊。從一開始，雷曼對學會的支持就帶有政治投機色彩：他希望通過對包括黑人民權運動等一系列社會活動的贊助贏得社會支持，為進軍政壇鋪平道路。作為雷曼家族的繼承人，奧林·雷曼在參與學會事務之前對有色人種事務并無太大興趣，但通過資助學會，他搖身一變，成為有色人種民權運動的熱心支持者。1965年3月，他還曾與馬丁·路德·金等人一起參與了著名的“塞爾瑪到蒙哥馬利進軍” (Selma to Montgomery Marches)活動。[45]這場在美國歷史上十分重要的游行活動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反響，直接推動了一系列美國民權運動事件的發生。在游行活動以悲劇收尾后，約翰遜總統不得不親自出面，代表聯邦政府向全國發表演說，并推動國會通過著名的《1965年投票法案》(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賦予全體非裔美國人投票權。[46]

從1965年末到1966年，自認為積累足夠政治資本的雷曼積極投身當地競選活動，先后競選紐約市總會計師和曼哈頓區眾議員，但均以失敗告終。在曼哈頓區，選情尤為激烈：雷曼總共得到了43 230張選票，他的對手，共和黨人西奧多·庫夫曼(Theodore Kupferman)則得到了44 225張選票。[47]經歷了兩場失敗之后，雷曼對黑人民權運動失去了興趣。1966年5月，他找到戴維斯，表示他將退出美非學會，并停止對學會的資助——這部分資助構成了學會成員的薪水來源。在向美非學會總部發出的正式信函中，雷曼明確表達了遠離黑人運動和非洲事務的決定：“由于資金的限制，我們認為不應為某個特定組織投入資金，而應該將關注點擴展到世界的其他區域和其他組織?！盵48]此后，雷曼再也沒有參與過黑人民權運動。雖然雷曼承諾將向美非學會提供高達10萬美元的“最終援助”(terminal grant)，(5)這一數目在2022年約合人民幣732萬元。但對在美國政府那里已經不受待見的學會而言，這一決定無疑是致命的。[49]

1966年7月3日，戴維斯在學會執行委員會會議上宣布了這個壞消息。與會人員紛紛提出了各種各樣的拯救方案，包括改革學會體制并收取更高的會費、停止向巴黎總部繳納會費、盡快關閉學會在拉各斯的分部以節省開支、繼續舉辦新活動以維持學會運轉等。然而，作為學會核心人物的戴維斯卻已經失去了工作動力。在7月3日的會議中，他已經無意參與有關學會未來的討論；私下里，戴維斯也與邦德等人發生了嚴重沖突，并且將這一矛盾公開化了。在給學會工作人員的信件中，戴維斯怒氣沖沖地寫道：“當邦德博士擔任會長時，他生活在1 300英里之外，所以從來不用承擔行政職責。當我擔任會長時，我承擔的責任不僅和我擔任執行理事時的責任差不多，還要多出很多儀式職責和編輯工作?！幢闶悄弥べY，我也已經難以同時承擔學會和《非洲論壇》刊物主編的工作；如果連工資都停發了，某些人還覺得我還能接著干下去，那他可真愚蠢?！盵50]雷曼的退出使學會失去了資金來源，更引發了學會內部的一連串混亂；而對已經風雨飄搖的學會而言，戴維斯和邦德的矛盾無疑是致命一擊。

從賬目來看，在1966—1967財年，學會賬上仍有13.7萬美元左右的余款。(6)這一數目在2022年約合人民幣1 003萬元。按上個財年的估算，學會每年大概需要10萬美元以維持其運營。[51]如果運營得當，學會應該可以在削減開銷的基礎上繼續維持一年左右，以繼續尋找投資方，或至少能夠維持行政機構和一部分核心業務的運轉，整個學會也不至于分崩離析。然而，作為籌集經費和運營學會的主力，戴維斯辭任會長后便不再與邦德保持緊密聯系，而邦德也在1966年8月29日向學會高層寫了一封措辭冷淡的信件，表示自己另有任務在身，不能參與學會的活動了。[52]

9月23日，學會又召開了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這次會議解決了一些迫在眉睫的事務性問題，例如關閉在拉各斯的分部，變賣在拉各斯的畫作和藝術品收藏等固定資產。學會還決定從雷曼提供的10萬美元中拿出一部分，繼續購買理財產品，例如美國國債，以維持學會運行。但在最為重要的資金來源問題上，委員會成員幾經討論，也未能拿出解決辦法。與此同時，學會也經歷了一場內訌：年輕后輩不愿接任學會會長一職，戴維斯和邦德更是拒絕出席學會的一切公開活動。[53]美非學會已經搖搖欲墜，任何風吹草動都有可能徹底擊垮這個空架子。

(二)眾叛親離：“中情局資助”指控與美非學會的最終崩潰(1967—1969)

1967年，擊垮美非學會的最后一擊到來了。2月，紐約時報連續刊發了一系列報道，指責中央情報局資助某些大型非政府組織，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54]3月，一份非正式出版發行、在美國年輕人和知識分子中影響頗大的地下雜志《壁壘》(Rampart)刊登了一篇名為《國家安全局和中央情報局》(NSA and the CIA)的文章，直接指責美非學會等一系列非政府組織接受了中央情報局的資助，是美國政府的海外代理人。[55]這些文章迅速在知識分子和年輕人中引發巨大反響。隨著冷戰局勢的急轉直下，美非學會的基礎在短短數年之內被一再削弱，不僅失去了與政府的合作關系，更因美國社會對政府的不信任而在一夜之間被推向了社會輿論的反面。顯然，針對美非學會的指控嚴重缺乏事實依據。正如約翰遜總統所言：“如果中情局能把他們(指社會輿論)嘴里提到事情的一半干完，就已經很了不起了?！盵56]然而，此時的美國社會和輿論已經陷入了非理性的狀態，美非學會便成為眾矢之的，社會聲譽一落千丈。

面對這一不可挽回的局勢，戴維斯決心最后一搏。1968年4月，他親自致信正在斡旋美國和越南事務的政界名宿埃夫里爾·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希望為美非學會爭取支持。戴維斯寫道：“我希望(美非學會)能夠得到向國務院對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那樣的援助?！睘椴┑猛?，他還指出學會始終與美國政府保持一致，學會的所有活動都具有政治性質。[57]但他并不知曉，亞洲基金會不僅受美國國務院資助，甚至直到今日都受中情局資助。更有甚者，自1966年開始，美國政府就已協助亞洲基金會應對《壁壘》等雜志的筆墨官司。至于他信中提到的其他社會組織，例如國際法學家聯合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也是如此。[58]在這里，歷史產生了十分具有諷刺性的轉折：美非學會因為從未犯下的罪行受到指控，而為維持學會的存續，領導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去犯下那些從未犯過的罪行。

戴維斯并不知道，無論是美國政府還是中情局，都從未將美非學會當作“自己人”。在美國各大媒體爭相報道中情局對非政府組織的援助后，中情局在一封有關世界各地媒體反應的內部文件中寫道：“在任何對這些反應的公開討論中，我們都面臨這樣的危險：如果我們展示了相關的內容，或否認了其中的一些指責，外界都可能認為我們承認了這些指責?！盵59]既然中情局已經決定置之不理，而約翰遜政府從1965年開始就已停止了與美非學會的官方交流，戴維斯的努力毫無意義。他從未收到哈里曼的回復，更沒有收到美國政府的任何援助，而美非學會也在這封信后迎來了它的終結。

五、從美非學會興衰看肯尼迪政府的對非冷戰政策

縱觀歷史，不難發現：美非學會最為重要的活動和最大的成就都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而這也是肯尼迪總統的任期。在短短三年之內，肯尼迪政府將與第三世界外交，包括對非外交和對拉丁美洲外交關系等提升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作為起步較早、發展規模較大的美非關系非政府組織，美非學會參與了肯尼迪對非外交的塑造和推行，深受美國冷戰政策的影響。因此，對美非學會歷史的考察，可以幫助后世深入認識肯尼迪政府時期的美國對非外交政策。

從美非學會的興衰史來看，美國政府的對非政策顯然是失敗的，而在梅農·威廉姆斯等試圖為肯尼迪時期外交政策辯護的人眼中，非洲國家應該承擔大部分責任。在卸任后的采訪中，威廉姆斯這樣評論美國對非外交政策的失?。骸拔艺J為，造成這一情形的原因并不在肯尼迪或約翰遜。非洲人對我們抱有過高的期望，但我們并沒有能力滿足，這是問題的關鍵?！蓖匪股踔琳J為，非洲對美國的失望和疏離是不可避免的，因為“當他們逐漸認識到冰冷的現實后，這種現實就會反過來影響我們，而且就算我們做更多的事情，這種影響仍然會存在”。[60]

威廉姆斯的言論折射出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相比于采取“介入戰略”的約翰遜政府和力圖從越戰泥淖中抽身的尼克松政府，作為冷戰開始后首個大力宣揚全球干涉理念，在其任期內發起“豬灣行動”“貓鼬計劃”、并直接介入非洲外交事務的美國政府，肯尼迪政府的施政理念卻往往被世人一再懷念；究其原因，冷戰初期美國國內普遍信奉的干涉主義理念與肯尼迪時期的外交理念交相呼應。在50年代，二戰剛剛結束，美國國內普遍存在著這樣一種認識：20世紀30年代，英國政府放任納粹德國胡作非為而無動于衷的“綏靖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直接原因。正因為此，肯尼迪才會在世界各地——包括非洲——極力推行抵御共產主義的外交政策，并警告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20世紀30年代的事情給我們留下了十分清楚的教訓：如果人們放任侵略行為不管，那侵略行為最終將會引發戰爭?！盵61]

此種辯解顯然無法掩蓋肯尼迪外交政策的失誤。第一，美國對非外交政策本身缺乏常態化機制的支持。二戰結束后的國際體系與兩戰之間最明顯的區別，均落腳于一個權威性和約束力均遠遠強于國際聯盟的組織——聯合國。但從美非學會的興衰史來看，肯尼迪政府的對非政策較少依賴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例如，威廉姆斯曾回憶道，幾內亞總統塞古·杜爾(Sekou Toure)在肯尼迪去世后曾私下里向他表示，威廉姆斯和肯尼迪是他在美國唯一能信任的兩個人了。[62]如果肯尼迪政府通過聯合國對幾內亞展開援助，事態發展將大為不同，但美國政府顯然無意于此。

第二，在不依靠既有國際機制、又希望維持私人關系的前提下，肯尼迪政府只得大量起用新人，這就為政治投機者和社會活動專家提供了大做文章的空間，將原本嚴肅的外交舞臺扭曲成名利場。美非學會就是一個極好的代表。誠如馬丁·吉爾森所言，美非學會更像是一個“虛假而趾高氣揚”的小沙龍。[63]學會雖然標榜自己著力促進美非關系，但學會的主要活動均聚集在著名高校和大型城市，不接地氣。而作為美非學會的金主，雷曼本身就是一個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在遠離非洲事務后，他除了出任幾個無關緊要的公職之外，一直在去世之前都未承擔起一個政治活動家應承擔的責任。[64]

第三，肯尼迪時期的美國對非外交政策本質上仍是服務于其霸權野心的工具。上任伊始，肯尼迪政府的確在對非事務上表現出了友好姿態，但這只是偽飾。早在1963年，當白人政府統治下的南非與葡屬西非交戰時，美國政府對非洲就采取了兩面派的態度。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秘密討論中，肯尼迪的特別助理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就指出，美國確實應該在民族自決問題上表態，但美國政府更應擔心相關表態是否會影響南非的衛星追蹤站和葡屬亞速爾群島軍事基地的使用權。[65]這種態度表明，美國政府從來沒有關心過非洲各國的民生福祉，所謂對非援助，無非是美式全球霸權的幌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