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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空間”視角下城市綜合承載力研究——以安徽省為例

2023-02-10 06:21白傳寶王成城
衡水學院學報 2023年1期
關鍵詞:三生空間生活空間安徽省

白傳寶,王成城

“三生空間”視角下城市綜合承載力研究——以安徽省為例

白傳寶,王成城

(安徽大學 管理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9)

基于“三生空間”理念,從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3個方面構建了城市綜合承載力評價指標體系,對安徽省各城市的“三生空間”城市綜合承載力進行測算,并引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和障礙因子進行分析。通過分析,得出以下結論:2015—2019年間,安徽省城市綜合承載力的發展沒有明顯的變化,但層級分化嚴重,各城市發展不平衡現象較為明顯。安徽省各城市經濟發展不平衡現象較為嚴重,各城市“三生空間”耦合協調度除合肥處于勉強協調狀態,其他各城市均處于輕微失調和中度失調狀態。通過影響安徽省城市綜合承載力的主要障礙因子診斷結果可以看出,主要障礙因素為道路面積和建設用地面積,多數指標分布在生產和生活空間,表明生產和生活空間是影響安徽省城市綜合承載力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

城市綜合承載力;“三生空間”;耦合協調度;障礙度診斷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通過了《關于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并監督實施的若干意見》,意見明確提出:“綜合考慮人口分布、經濟布局、國土利用、生態環境保護等因素,科學布局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薄叭臻g”作為社會經濟活動發展的基礎,是城市居民生產、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的重要載體,是城市實現協調發展的重要保障[1]。因此,在城鎮化推進過程中尋找實現健康“三生空間”發展的最優條件,達到最適宜的城市綜合承載力狀態,對于保證城市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承載力”一詞最早出自生態學。國內相關學者的研究起初從水資源等單一要素承載力開始,逐漸發展到生態環境、資源環境等綜合承載力方面[2];研究對象主要以城市、城市群和省域為主,并對相關資源環境型城市、沿海城市群等特殊城市綜合承載力進行研究;研究方法多從不同角度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對城市綜合承載力進行綜合評價,并就薄弱指標給出建議,從而促進城市承載力達到協調狀態,保證城市健康發展。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建設集約高效的生產空間、宜居適度的生活空間以及山清水秀的生態空間的總體要求,國內學者基于人地關系協調理論提出了“三生”空間概念并進行了大量研究,主要集中于“三生空間”的理論框架、分類體系,以具體城市為載體對“三生空間”格局的時空演變和影響因素等方面[3],研究區域以東部發達省份居多。

安徽省地理位置優越,自中部崛起戰略實施以來,經濟發展勢頭較好。近年來,安徽省結合自身優勢,積極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走深走實,取得了豐厚的成果。但是安徽省與江蘇、浙江等發達省份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且安徽省內部經濟發展不均衡,各地市之間發展的差異大,影響區域整體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本研究結合已有研究,從“三生空間”視角出發,結合安徽省現實狀況構建城市綜合承載力評價指標體系,并引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和障礙因子進行分析,以期為安徽省各市“三生空間”協調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1 研究過程

1.1 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國土空間規劃》中指出,國土空間包括生產、生態、生活空間三部分。根據“三生空間”的功能和要求,遵循科學性、層次性和可量化性的原則,借鑒已有研究成果和安徽省現實情況,從中選取與安徽省發展密切相關,出現頻率較高且符合“三生空間”要求的20個指標來構建城市綜合承載力評價指標體系。其中生產空間承載力體現效率和集約等7個相關指標;生活空間承載力體現宜居和便利等7個相關指標;生態空間承載力體現水資源、土地資源和空氣質量情況的6個指標。主要數據來源為《安徽省統計年鑒》(2016—2019)、安徽省各市統計年鑒、統計公報(2016—2019)等。

1.2 研究方法

1.2.1 熵值法確定權重

由于城市綜合承載力包含多項指標,熵值法可以按照評價指標的原始信息來確定指標權重,是較為客觀的多指標評價方法[4]。本研究采取熵值法來對各指標權重進行測算(表1),熵值法較為成熟,在此不對其計算過程進行詳細解釋。

表1 基于“三生空間”的城市綜合承載力評價指標體系

1.2.2 城市綜合承載力

通過加權求和的方法對目標城市綜合承載力(UCCC)進行測算,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X為第個子系統中第個指標的標準化的值,W為第個子系統中第個指標的權重,W為子系統的權重。

1.2.3 耦合協調度

“耦合”源自于物理學概念,可以反映各個要素之間相互協調的狀況。因此,借鑒李宗陽[5]等研究成果,分析安徽省城市綜合承載力中三個子系統的耦合程度。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分別為城市綜合承載力的中的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3個子系統承載力。其中,為耦合度,取值范圍為(0, 1)。由于耦合度只能反映子系統之間交互的程度,不能反映協調發展水平,因此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來評價城市綜合承載力中三個子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發展水平,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為城市綜合承載力3個子系統的綜合評價指數;為各子系統的權重,本研究認為生產、生活、生態承載力同等重要,因此1/3。耦合協調度的取值范圍(0, 1),趨向于1,則代表耦合協調度越高,反之耦合協調度越低。借鑒廖重斌[6]的研究成果,將耦合協調度劃分為10個等級,各等級分別代表安徽省各市“三生空間”承載力的耦合協調程度。具體如表2所示。

表2 耦合協調度等級劃分

1.3 障礙度診斷

引入障礙度模型,用來診斷影響安徽省城市綜合承載力評價目標的障礙因子[7]。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F為因子貢獻度,W為某項指標的權重,V為指標偏離度,X為指標標準化后的值,M表示單項指標障礙度。

2 結果分析

2.1 城市綜合承載力

通過計算可以得到安徽省各城市綜合承載力得分,見表3。

通過對表3相關數據可以看出,2015—2019年間安徽省各城市綜合承載力有較為明顯的分級,存在著城市發展不平衡的現象,但5年來發展較為平穩,沒有較大的起伏。在安徽省16個城市中,合肥、蕪湖、蚌埠、馬鞍山、安慶、阜陽的城市綜合承載力較高,其余城市的城市綜合承載力較低。從空間布局上看,合肥市是安徽省城市承載力最高的地區,位于安徽省中部,是安徽省的經濟、科教和文化中心,城市綜合承載力較高的地區分布在長江沿岸的皖東地區和淮河沿岸地區,較低的城市分布在皖南和皖北地區。

表3 2015—2019年安徽省各城市綜合承載力

合肥市和蕪湖市城市綜合承載力較高,位于第一梯隊。合肥市作為安徽的省會,各項指標都與安徽省其他的城市拉開了明顯的差距,這與安徽省集中力量發展省會城市的政策有關,合肥市人均GDP較高,第三產業發達,R&D經費內部支出大幅高于省內其他城市,城市發展較好,城鎮化率較高,各項基礎設施較完善,合肥市作為科教文衛中心,醫療、教育和綠化能夠滿足城市內大部分人群的需求,生產、生活和生態承載力都遠遠高于安徽省其他城市。蕪湖市憑借較高的得分在城市綜合承載力方面位于安徽省第二,蕪湖市位于長江中下游,地理位置優越,其經濟發展水平在安徽省除合肥外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勢頭和領先地位,蕪湖市在人均GDP、R&D經費內部支出、城鎮化率、教育醫療、城市基礎設施方面發展較好;合肥和蕪湖在安徽省可以憑借較高的城市綜合承載力發揮中心城市的輻射作用,帶動周邊城市發展。

蚌埠、馬鞍山、安慶、阜陽位于第二梯隊,蚌埠市位于皖北,是全國性交通樞紐城市,工業基礎雄厚,科教資源僅次于合肥;馬鞍山境內是馬鞍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所在地,毗鄰長江,靠近南京,位置優越,近年來在南京“都市圈”概念的提出下,主動擁抱南京發展,近年來發展勢頭較好,馬鞍山在GDP、第三產業、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等生產承載力方面得分較高,各項基礎設施也較好,但是在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較少,與馬鞍山較高的經濟實力不相符,也不能滿足人均需求,生態空間承載力較低,且馬鞍山由于工業基礎雄厚,造成了單位GDP能耗較高,與近年來國家提出的節能減排、綠色發展理念不符。從表3可以看出,蚌埠和馬鞍山城市綜合承載力差距較小,5年來,蚌埠城市綜合承載力發展有下降的趨勢,但各種基礎資源較好,在各項指標數據方面仍然有細微的優勢,馬鞍山5年來發展勢頭良好,除去2018年有波動的趨勢,其余仍保持上升趨勢,這和馬鞍山近年來主動擁抱南京“都市圈”密切相關,可以預測,未來馬鞍山城市綜合承載力的發展將會超越蚌埠。安慶歷史文化悠久,毗鄰長江,地理位置優越,近年來通過工業綠色轉型,轉型的過程帶來痛點,造成安慶市生產空間承載力較低,但是安慶在生活空間和生態空間承載力得分方面仍然較高。阜陽作為皖北人口大市,全年常住人口在安徽省16市中位于首位,由于長期人口眾多,阜陽在城鎮化率、道路面積、公共圖書館藏書量和衛生機構床位數等生活空間承載力方面指標評價得分較高。

滁州、宿州、淮南、銅陵、淮北、宣城、亳州、黃山、六安和池州等10個城市的城市綜合承載力位于安徽省城市綜合承載力的第三梯隊。黃山、宣城由于全年常住人口較少,人均GDP較高,且域內工業薄弱,單位GDP能耗較低,在生產空間承載力方面評價較高?;幢?、滁州、淮南在生活空間承載力較高,表現在城鎮化率、人均公園綠地面積、城市基礎設施方面評價較高。值得注意的是,滁州臨近南京,是安徽省發展的黃金地帶,通過表3和圖1的計算數據可以看出,滁州近年來發展勢頭良好,滁州和馬鞍山有共同的政策優勢,承接長三角轉移,主動擁抱南京“都市圈”,未來,滁州的城市綜合承載力發展有巨大的潛力。六安、淮南靠近合肥,是合肥“都市圈”的重要輻射點,但是合肥的輻射作用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六安、淮南的城市綜合承載力還沒有完全發展。銅陵2019年GDP增速為負值,在安徽省16個市中尚屬首例,銅陵是安徽省重要的工業型和資源型城市,如今響應國家節能減排政策要求,進行經濟轉型,面臨和多數資源型城市一樣的轉型困難狀況,但工業基礎雄厚,地理位置優越,未來積極尋求經濟轉型,積極融入長三角一體化,仍然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2.2 “三生空間”承載力耦合協調度

根據表2、表4的相關數據,安徽省各城市承載力耦合協調度僅合肥處于勉強協調狀態,其他城市基本處于輕度失調和中度失調狀態,5年來總體變化較小,可以看出,安徽省各城市“三生空間”的發展處于不均衡的狀態。

表4 2015—2019年安徽省各城市“三生空間”承載力耦合協調度

總體來看,安徽省16個城市中,合肥承載力耦合協調度處于勉強協調的狀態,蕪湖、蚌埠、馬鞍山、安慶、阜陽的承載力耦合協調度處于輕度失調的狀態,滁州、宿州、銅陵、淮南、淮北、宣城、亳州、六安、黃山、池州處于中度失調的狀態。合肥市安徽省的省會城市,與城市綜合承載力排名相同,合肥市生產、生活和生態承載力相對協調,各項指標對比省內其他城市都拉開了較大的差距。在輕度失調的5個城市中,蕪湖的生產和生活承載力較高,但是伴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加造成城鎮污水的增加,蕪湖城市污水處理廠并沒有及時進行處理,集中處理率得分較低;此外,建成區綠化覆蓋率沒有跟上擴張的城市面積,兩者導致蕪湖市生態承載力的得分較低。蚌埠生產、生活和生態承載力沒有特別的短板,總體得分相對較少。馬鞍山近年來經濟發展水平較好,生產空間承載力較好,但是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沒有跟上,工業基礎較好,對生態環境造成了影響,造成了馬鞍山市生活和生態空間承載力相對較低。安慶和阜陽作為安徽省的老牌城市,社會基礎設施建設已經達到一定的水平,生活空間承載力較好,但是安慶由于近年來經濟轉型、阜陽經濟總量較好,人口較多,人均較少,造成兩個城市生產空間承載力相對較低;同時,阜陽處于皖北地區,水資源相對較少,人均日生活用水量較少,且PM2.5濃度較高,阜陽和安慶的生態空間承載力得分較低。在中度失調的10個城市中,滁州、宿州、銅陵、淮南處于中度失調和輕度失調的過渡狀態。在銅陵、淮南、淮北這幾個資源型城市中,紛紛面臨著經濟發展模式轉型困難,生產空間承載力成為了當前城市承載力發展的弱項;其余城市普遍經濟發展水平一般,發展緩慢,生產空間承載力相對較低。

2.3 障礙度診斷

通過對2015—2019年安徽省各城市的城市綜合承載力主要障礙因子及障礙度計算結果可以發現,X(道路面積)和X(建設用地面積)一直是阻礙城市綜合承載力發展的主要因素,此外,X(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X(人均GDP)、X(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X(第三產業占GDP比重)、X(R&D經費內部支出)、X(人口密度)、X(城鎮化率)、X(公共圖書館藏書量)也是影響城市綜合承載力發展的幾個重要障礙因子。其中,X(人均GDP)、X(第三產業占GDP比重)、X(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X(R&D經費內部支出)屬于生產空間承載力,以效率性指標為主,說明安徽省各城市的發展較不平衡;X(人口密度)、X(城鎮化率)、X(道路面積)、X(公共圖書館藏書量)、X(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屬于生活空間承載力,集中于宜居性和便利性指標,說明生活空間承載力的宜居性和便利性還有待提高;X(建設用地面積)屬于生態空間承載力,也是主要影響因素。通過5年間障礙度因子的變化可以看出,2015—2017年,影響城市綜合承載力發展的主要障礙因子存在于生活和生態空間承載力中,生產空間承載力的相關障礙因子影響較弱;在2018—2019年間,主要障礙因子仍然為X(道路面積)和X(建設用地面積),但是生產空間承載力障礙因子的影響比例明顯增多,這說明兩年間安徽省的經濟水平得到了發展,但是發展不平衡的現象也較為嚴重,成為掣肘城市空間承載力發展的主要因素。

3 結論和建議

3.1 結論

1)2015—2019年間,安徽省城市綜合承載力的發展沒有明顯變化,但層級分化嚴重,各城市發展不平衡現象較為明顯。合肥城市綜合承載力與其他城市拉開了明顯差距,城市綜合承載力較高的地區分布在長江沿岸的皖東地區和淮河沿岸地區,城市綜合承載力較低的地區分布在皖南和皖北地區。

2)安徽省各城市經濟發展不平衡現象較為嚴重,各城市“三生空間”耦合協調度除合肥處于勉強協調狀態,其他各城市處于輕微失調和中度失調狀態。

3)通過影響安徽省城市綜合承載力的主要障礙因子診斷結果可以看出,主要障礙因素為道路面積和建設用地面積,多數指標分布在生產和生活空間。

3.2 建議

1)充分發揮區位優勢,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在安徽省強省會戰略政策下,合肥發展已經達到了一定水平且與其他城市拉開了明顯差距,合肥在保證自身實力的情況下,充分發揮省會城市的輻射作用,帶動周邊城市發展。蕪湖地處長江中下游,地理位置優越,以合肥和蕪湖為節點,充分發揮“皖江城市帶”的區位優勢,帶動安徽省城市協調發展。同時,安徽省各城市要主動對接長三角城市群,蕪湖、馬鞍山、滁州與南京接壤,是南京“都市圈”的重要輻射點,主動建立交通優勢加強與南京“都市圈”的聯系,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2)轉變發展理念,發揮城市自身特點。在安徽省的中等城市中,阜陽、蚌埠作為安徽重要的交通樞紐點,可以以交通樞紐為發展點,構建多層次發展體系,其中,皖北城市群人口眾多,但是區位優勢不明顯,亳州、宿州等城市可以利用好阜陽、蚌埠重要交通樞紐的優勢,將人口資源的優勢發展出來?;幢?、淮南、銅陵、安慶等曾經重要的資源型城市,目前陷入資源轉型困難,應加快資源型城市向多元型城市轉變,建立高質量、可持續的產業體系。在黃山、池州、宣城等經濟發展較落后城市,政府應予以重視,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積極為當地發展引入新的人才,且當地自然環境優越,多發展旅游業,加大對于旅游業的宣傳,以此帶動當地發展。

3)生活承載力較低的城市,是由于城市化進程中各項基礎設施沒有及時跟進,無法滿足市民需求。對此,應加強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各項基礎設施的便利性和宜居性。針對生態空間承載力較低的城市,應該對水資源、土地資源進行合理利用,重視對當地工業的污染排放。

[1] 喻淞瀚,蔡海生,張學玲,等.基于“三生”協調的渝水區鄉村空間格局優化研究[J].江西農業學報,2021(8):92-101.

[2] 歐惠,戴文遠,黃萬里,等.基于“三生空間”的福建省城市綜合承載力研究[J].生態科學,2020(3):71-79.

[3] 劉濤,侯蘭功.2000—2018年成都平原國土空間格局演化及驅動力研究——基于“三生”空間多功能視角[J].西南農業學報,2021,34(9):2004-2013.

[4] 歐向軍,甄峰,秦永東,等.區域城市化水平綜合測度及其理想動力分析——以江蘇省為例[J].地理研究,2008(5): 993-1002.

[5] 李宗陽,張雪唱,劉永萍.生態文明視角下城市承載力評價及驅動因素的分析——以新疆為例[J].石河子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8,36(6):783-791.

[6] 廖重斌.環境與經濟協調發展的定量評判及其分類體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為例[J].熱帶地理,1999,19(2):76-82.

[7] 李文正,劉宇峰,張曉露,等.陜西省城市綠色發展水平時空演變及障礙因子分析[J].水土保持研究,2019,26(6): 280-289.

Research on Urban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Taking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BAI Chuanbao, WANG Chench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Space”,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is constructed from three aspects: production space, living space and ecological space. The urban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of “space” in Anhui Province are calculated and the coupled coordination model and obstacle factor are used for analysis. Through the analysi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From 2015 to 2019,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in Anhui Province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but the level differentiation was severe, and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cities was obvious. The un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Anhui Province is relatively seriou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space” in each city, except Hefei, is in a barely coordinated state, a slight and moderate imbalance. From the diagnosis results of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of cities in Anhui Provinc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main obstacle factors are road area and construction land area. Most indicators are distributed in the production space and living space, indicating that production space and living space are the main constrai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urban carrying capacity of Anhui Province.

city comprehensive carrying capacity; “Spac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bstacle degree diagnosis.

10.3969/j.issn.1673-2065.2023.01.006

白傳寶,男,安徽六安人,碩士研究生;

王成城,男,安徽淮南人,副教授,博士。

安徽省高校優秀青年人才支持計劃項目(gxyq ZD2017008)

F290

A

1673-2065(2023)01-0029-07

2022-04-04

(責任編校:李建明 英文校對:李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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