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交易效率視角

王曉永, 巴曙松, 劉 睿

(1.河南工業大學 經濟貿易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1;2.北京大學 匯豐金融研究院,廣東 深圳 518055;3.云南大學 經濟學院,云南 昆明 650091)

一、引 言

近年來,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趨緩,經濟增長開始進入中高速轉變關鍵期,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內部質量提升和產業結構性調整等重要階段。圖1展示了國內投資與經濟增長的同比趨勢情況,二者在2010年以來具有同向下降的長期趨勢,國內投資在2018年以來增速降為負值。在21世紀初期,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歷經高速增長階段。但截至2019年底,固定資產投資為55萬億元,增速比2018年下降了13.24%[1]。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長期基于外延式發展模式的投資拉動經濟增長不具有可持續性,投資乏力也會進一步抑制內需和外貿發展。國內投資增速從高位到負值的變化,是否存在內部的制約條件導致增速的加速回落值得研究。

圖1 國內投資與經濟增長同比

自加入WTO 以來,中國對外開放程度逐年提升,工業化進程不斷深化。發展經濟學理論認為,內部經濟的資源環境稟賦是制約經濟增長的核心前置因素,生產要素投入、技術效率與交易效率的提升會改善工業化進程中經濟轉型的諸多障礙[2-4]。然而,由于各地區的差異較大,特定的資源稟賦差異導致其交易效率具有異質性。實際上,對處于工業化發展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促進作用會進一步深化為經濟增長的重要路徑[5-6]。在交易效率異質性前提下,各地區對外貿易的開放程度和外國資本的使用情況對國內投資的促進作用值得研究,并在產業結構持續優化期間,貿易開放和FDI如何影響國內投資? 這此問題的回答有利于解釋中國各地區的工業化進程與產業結構調整期內國內投資變化的部分內因。

國內外關于貿易開放對國內投資影響的研究,結論表明對外貿易自由化使得相對有效和便宜的物品更容易進入國內,從而促進了國內投資與資本積累的利用效率[7-8]。貿易開放加劇國內外市場競爭程度,并激發產生更大的規模經濟效應與高投資回報率,進而促進國內投資。但是,一些學者認為在工業化發展的中前期,由于市場機制不完善導致人力和資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加之政策改革與市場改革的非同步性均會引起貿易開放對國內投資的促進作用難以釋放[9-10]。關于FDI和國內投資的研究表明,對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而言,FDI對國內投資傾向于正向的外部性,該外部性將稀缺的資金和技術帶入國內,通過企業內部管理或技術渠道提高國內相關企業的邊際收益,進而對國內企業產生積極的示范效應[11-12]。而當跨國公司的所在國大量借貸并對國內的有限投資會形成擠出效應時,FDI帶來的新技術對國內技術產生持續的淘汰效應。最終,國內投資與FDI相比將失去競爭力[13-14]。二者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中可能存在內生變量的非線性機制作用[15-16]。亞當·斯密認為勞動分工演進受到交易效率的制約,而分工演進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探討交易效率是否為國內投資的內生機制因素,對促進地區經濟增長有重要意義。

本文在Kim 等人[17]的理論模型基礎上,基于交易效率視角,拓展分析了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影響的非線性效應,并采用最新數據進行實證檢驗;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不斷深化的背景下,探討產業結構優化對國內投資的內生性機制作用。根據不同閾值對地區進行分類,提出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二、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設

1.交易效率對國內投資影響的理論機制

20世紀中后期的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一國或地區的工業化是經濟增長的根基[18-19]。然而21世紀以來,新經濟地理學和交易成本經濟學逐漸成為解釋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研究框架[20]。新研究框架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基礎上,將一國的內部異質性納入分析框架中。其認為影響跨國收入的根本差異源自資源稟賦和交易效率。資源稟賦包括人力資本、自然資源和工業化程度等,這些因素對解釋經濟增長的動力源泉提供了支撐。交易效率不僅會影響該地區的生產要素和產品的跨地域流動,也將影響投資者行為。同時,由于所處工業化階段的交易效率具有明顯差異,工業化進程對國內投資影響的階段性特征并不明晰。因此,研究中國工業化進程對解釋交易效率的替代性和指示性有積極意義。

整體上,現階段的中國處于工業化深化時期。其中,西部地區仍處于工業化發展的初期,其交易效率可能較低。東部沿海地區的工業化發展程度較高,其相應的交易效率可能較高。近年來,中部地區的工業化水平發展迅速,其交易效率可能有較大改善。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作用機制中,交易效率變量可能是其閾值。

2.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階段性影響:交易效率視角

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中,交易效率的作用機制有顯著差異。首先,在貿易開放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中,貿易開放程度越高,國內進口代理商可相對更有效地進行國際貿易的交易活動并對國內投資有促進作用。相對地,為滿足國外市場的需求,貿易開放也有利于國內投資。交易效率改善將有效提高國際貿易活動的效率,比如進出口貿易的制度性保障、資源配置效率與交易成本等,消除國內投資的結構性約束并提高資本積累效率;其次,關于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中,FDI可通過提供稀缺的資本釋放企業的融資約束,通過FDI提高資本利用率和技術正外部性提高生產率,從而促進國內投資。此時,在提高國內生產率方面,外來資本趨向于交易效率高的地區。隨著交易效率的提高,因貿易開放度和外部資本的邊際效率下降,其對國內投資的正向效應將會降低。

盡管在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影響中交易效率的作用機制不同,但其階段性特征均可由圖2所示。中國工業化發展的中前期,伴隨著人力資源和資本利用效率低下,加之相關政策改革與市場化水平的非同步性引起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促進作用不能較好釋放出來。因此,在A 點以左區域ITE內,曲線斜率較為平緩,表明較低交易效率水平下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促進作用不明顯;在A 點至B點的區域IITE內,曲線相對區域ITE內較為陡峭,表明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促進作用有所提升。事實上,一地區在工業化深化階段,對外貿易開放和FDI能夠極大地促進該地區人力資本和生產要素流動性,也能快速增加資本使用效率。同時,隨著工業化進程不斷深化,交易效率會同步提升,各生產要素和產出在總量上會發生變化。但是,投入要素的邊際產出效率會出現下降,技術創新、人力資本創造力以及資本利用效率逐漸成為決定投入產出比的重要內生要素。因此,當交易效率達到一定程度后,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促進作用會逐漸趨于穩定。在B 點后的區域IIITE,曲線較為平緩。近20年來,中國的工業化程度不斷深化,交易效率有了較大改善,但仍有一定提升空間。從長期看,中西部地區的交易效率或仍處于區域ITE內。因此 ,在不同交易效率階段,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結果呈現S型特征。綜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圖2 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交易效率的閾值效應)

H:各地區在基礎設施、市場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公共服務和政府財政支配能力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因此,在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中,存在交易效率階段性的非線性效應。當交易效率水平較低時,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或呈現負向效應;隨著交易效率提升,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有顯著促進作用;當交易效率超過一定水平后,二者對國內投資的促進作用會逐漸減弱,但仍具有正向影響。

三、研究設計

1.計量模型

基于研究機制和理論假設,本文參考Hansen[21]的閾值面板回歸模型來檢驗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中交易效率的閾值效應。

在Hansen[21]閾值面板回歸模型基礎上,本文構建單一閾值面板模型(2)和雙重閾值面板模型(3),以檢驗交易效率的閾值效應。此外,線性面板模型(1)用來驗證閾值面板回歸模型的可行性。

其中,i 表示各地區,t 表示年份,investment 表示被解釋變量國內投資,mev 是核心解釋變量,包括貿易開放和FDI。TE 表示閾值變量交易效率,γ、γ1和γ2代表閾值的估計參數。cv 是控制變量,包括物價水平、人均GDP、金融發展和地理面積。I(·)表示示性函數,當TE≤γ 時,I =1,否則I=0。at、μt和μ′t分別表示時間效應,bt、zt和z′t分別表示地區異質性(個體效應)。eit、εit和ε′it是隨機誤差項,均服從于N (0,σ2)。

2.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1)被解釋變量(investment)

國內投資,采用總資本形成或國內投資總額來衡量?？紤]到各地區數據的量綱差異,故對國內投資變量取對數處理。

(2)核心解釋變量

① 貿易開放(openness)

國內外對貿易開放度的測度尚未達成統一,相關測量指標均有優劣?？紤]到中國經濟發展現狀,本文選取對外貿易依存度作為貿易開放度的替代指標,即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22]。

②FDI(f di)

采用外國直接投資凈流入占國內GDP 的比重表示FDI指標。

③ 交易效率(TE)

當前,交易效率的概念界定尚無統一結論,考慮到單一指標不能較好地衡量交易效率。交易效率主要受到國內資源配置效率、外部治理環境和政策制度等多方面影響[23-24],本文從宏觀層面,包括基礎設施、市場化發展、城鎮化水平、政府財政支配能力與制度等因素來量化交易效率指標。其中,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受制于產品和生產要素市場的開放及價格的市場化改革效果;外部治理環境與交通、通信和水利等基礎設施和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法制體系的完善、政府財政支配能力的改善和教育的完善等緊密相關;此外,政策和制度因素對交易效率也有一定影響。因此,本文選取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市場化程度(marketization)、城市化水平(urbanize)、教育水平(education)和政府財政支配能力(government)作為基礎指標,以構建綜合性交易效率指標。其中,infrastructure 變量選取年貨物周轉量(單位:億噸公里);marketization 變量由非國有經濟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替代;urbanize變量選擇城鎮化率衡量;education 變量用每十萬人口平均高等學校的在校生數衡量;government 變量選取地方公共財政支出占公共財政收入比重。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本文采用中國2001~2019年31個省級地區(數據不包括港澳臺地區)的面板數據計算得出基礎指標的3個主成分,前3個主成分對原始指標的累計貢獻率達到84.4%。M 表示原始指標矩陣,W 表示3個主成分貢獻率構成的矩陣。因此,交易效率(TE)指標可表達為TE =AMWT,Comp.1、Comp.2和Comp.3分別表示前3個主成分。其中,

圖3報告了中國31個省級地區交易效率在五年規劃期內的平均值趨勢(“十三五”規劃時期的數據采用2016年至2019年4年的數據代替),結果發現:第一,從整體來看,自“十五”規劃時期以來,各地區的平均交易效率值呈現上升趨勢。這與中國長期基礎設施建設成效顯著、運輸能力不斷提升息息相關,變量infrastructure 在主成分中為正值也可說明此結論。城鎮化水平和教育水平不斷提升對中國交易效率同樣有促進作用,變量urbanize 和education 在主成分中的值為正也能說明交易效率在逐步增加。但是,中國市場化水平和政府財政支配能力對交易效率的影響中包含負向作用,即變量marketization 和government 在主成分中的值為負值;第二,截止樣本期末,各地區的交易效率呈現顯著異質性特征。比如,東部沿海地區的交易效率普遍高于其他地區。除重慶和陜西外,西部地區的交易效率普遍低于0.3(東部發達地區包括北京、廣東、江蘇、遼寧、山東、上海、天津和浙江;西部地區包括甘肅、廣西、貴州、寧夏、青海、新疆、西藏和云南)。中部地區,如河北、湖北、湖南和江西的交易效率有顯著增長,這與上述地區的基礎設施和城鎮化水平明顯改善緊密相關。

圖3 五年規劃期內平均交易效率

④ 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包括生產者價格水平(PPI)、人均GDP(pgdp)、金融發展(finance)。本文認為控制上述變量是必要的,國內物價水平采用各省一般物價指數年度同比來衡量,它能夠反映社會總需求和貨幣供求的平衡狀況;人均GDP可反映各地區人民生活水平;金融發展以銀行私人貸款占國內GDP比重來代替;地理面積可說明各地區以主要城市為中心的交通營運和承載容量水平,采用各地區的地理面積代替。

本文數據均來自Wind數據庫、2001~2019年國家及各省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網站。各變量描述性 統計見表1。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分析

1.線性面板回歸模型分析

表2展示了含有混合效應、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的線性面板回歸模型實證結果。在5%顯著水平上,除混合效應中變量f di 顯著外,變量openness 和fdi在固定效應和隨機效應的模型中均不顯著。出現該結果的原因可能是忽略了交易效率的閾值效應所致,即假設H 所述,交易效率是決定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有階段性影響的重要因素。同時也要注意到,貿易開放和FDI受到各地區的人力、資源和環境稟賦的嚴格約束,不同地區的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呈現階段性差異。因此,在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下,下文會進一步研究交易效率的閾值效應。

表2 線性面板回歸模型結果

2.非線性面板回歸模型

表3報告了交易效率作為單一和雙重閾值情形下的實證結果。在閾值檢驗中迭代值取400次,似然比統計量LR 值用來判斷模型的優劣。從實證結果可知,當交易效率為單一閾值時,閾值為0.36,對應的95%置信區間為[0.18,0.48]。單一閾值的模型對應LR 值為22.48;當交易效率為雙重閾值時,對應兩個閾值分別為0.20和0.41,其對應95%的置信區間分別為[0.05,0.28]和[0.22,0.49],雙重閾值的模型對應LR 值為36.38。為驗證單一閾值和雙重閾值模型檢測信息,圖4中報告了模型(2)和(3)單一閾值及雙重閾值的置信區間,虛線表示95%水平置信度。區間越窄說明閾值的估計值越精準,排除的干擾因素越多。因此,雙重閾值明顯優于單一閾值的情況。

圖4 交易效率的單、雙閾值置信區間構建

表3 閾值檢驗結果

表4展示了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階段性影響實證結果。從參數估計值的顯著性看,非線性面板回歸模型明顯優于線性面板回歸模型的實證結果。交易效率在單一和雙重閾值模型中比較顯著,變量openness 在兩區制(單一)閾值模型中的估計符號為(-,+),而在三區制(雙重)閾值模型中的估計符號為(-,+,+);變量fdi在兩區制和三區制閾值模型的估計符號分別為(+,+)和(-,+,+)。為了清晰闡述和論證假設H,本文主要解釋三區制模型的實證結果含義。

結合表4和假設H,除FDI在高閾值條件下不顯著外,其他情形的貿易開放和FDI變量均在5%水平上顯著。首先,當交易效率低于0.2時,貿易開放的參數估計系數為-0.37;當交易效率大于0.2并且小于0.41時,貿易開放的參數估計系數為0.3。當交易效率大于0.41時估計系數為0.14,表明關于貿易開放的理論假設H 成立,即貿易開放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中存在交易效率的非線性效應,并且交易效率的閾值效應呈現(-,+ ,+)的區制結果。當交易效率大于0.2且小于0.41時,貿易開放對國內投資的促進作用顯著高于其他情況,即交易效率小于0.2或大于0.41的結果。同時,基于歷史數據可知,在“十五”規劃期間,除北京、天津、上海和東北三省外,剩余25個地區的交易效率均低于0.20。因此,在交易效率低于0.2時,貿易開放對國內投資的負向作用主要在“十五”規劃初期,其他大部分地區基礎設施、市場化程度、城鎮化水平、公共服務和政府財政支配能力仍處于低水平發展期;當交易效率大于第一個閾值(0.2)時,各地區逐步進入工業化發展時期,貿易開放對國內投資的促進作用有所降低;當交易效率大于0.41時,貿易開放的參數估計為正,但是估計值小于交易效率介于0.2~0.41的情況。這說明交易效率趨于更高水平時,貿易開放對國內投資的促進作用在逐漸減弱;其次,在交易效率的閾值效應下,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也呈現兩種特征。當交易效率較低于0.2時,FDI的參數估計系數為負值,表明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有顯著負向作用。當交易效率大于0.2且小于0.41時,FDI的參數估計系數為正值,表明FDI對國內投資存在促進作用。當交易效率大于0.41時,FDI對國內投資無顯著影響。

表4 估計結果(閾值為交易效率)

基于交易效率視角,上述實證結果表明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具有階段性的非線性特征,該非線性傳遞機制依賴于交易效率水平。為深入分析我國各地區的交易效率情況,結合實證結果與交易效率水平對各地區進行劃分:

第一,高交易效率地區(交易效率大于0.41),該地區在工業化進程中的交易效率顯著高于其他地區。該地區僅包括北京、上海和廣東。事實上,上述地區從“十五”規劃期以來,工業化進程得以長足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迅猛。具體看,上述地區的年平均貨物周轉量為7328.6億噸公里,而其他地區僅為2441.9億噸公里,前者是后者的3倍左右;市場化程度不斷深化,平均市場化指數高于其他地區54.63%;平均城鎮化率達到68.67%,高于其他地區17.22個百分點;高等教育水平是其他地區的1.76倍。

第二,交易效率較低的地區(交易效率小于0.20),呈現出更低的城鎮化率、公共服務和市場化程度特征。該地區的政府財政支配能力顯著高于其他地區,而政府財政支配能力水平越高,交易效率越低。該地區有安徽、甘肅、廣西、貴州、海南、河南、江西、寧夏、青海、山西、四川、新疆、西藏和云南。

第三,交易效率介于上述兩者之間(交易效率大于0.20且小于0.41)。該地區包括浙江、江蘇、山東、福建、河北、陜西、內蒙古、湖南、湖北、重慶、天津和東北三省。當前時期,中國大部分地區的交易效率仍處于較低水平階段。從交易效率的子指標看,導致地區低交易效率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基礎設施、市場化程度、城市化水平和教育水平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五、進一步分析

在工業化進程的中前期,工業化率的倒數作為交易效率的替代指標,工業化率的倒數和交易效率存在反向關系。在樣本期內,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較農業和工業增加值逐年增加,各地區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均超過50%。從國際角度來看,20世紀60年代后,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均超過60%。中國產業結構變化對產業技術的自主創新能力和整體技術水平有積極意義,對交易效率有促進作用。為進一步驗證工業化進程中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中非線性效應的穩健性,下面將各地區的工業化水平作為交易效率的替代指標,以衡量計量模型的穩健性。

1.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階段性影響:工業化水平視角

中國工業增加值占GDP 比重從2001年的40%下降到2019年的32%,而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2001年的33.9%增加到2018年的52.2%[1],該比值將持續增加,表明中國產業結構比已發生顯著調整。當前,中國工業化進程面臨內部產業結構調整和外部貿易沖擊的不確定時期,提升工業化進程中的效益質量是應對上述挑戰的重要措施。工業化發展規律表明,隨著某一地區或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升,工業增加值占GDP 比重呈現U 型特征,即由量變引起質變進而對工業化發展的質量和經濟效率產生促進作用。進一步研究工業化發展規律對于中國工業化進程有重要指導意義。

與分析交易效率的閾值效應框架一致,圖5是31個省份工業化水平指標在五年規劃期內的平均值。從圖5可以看出:第一,工業化率的倒數作為交易效率替代指標,與工業化水平呈現反向關系;第二,與交易效率一致,各地區的工業化水平具有顯著異質性特征。2018~2019年(“十三五”規劃期內的前兩年),北京、甘肅、海南和西藏的工業化水平顯著低于其他地區。

圖5 平均工業化水平

其他地區的工業化水平在不同的“五年規劃”期內也有較大不同。工業化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工業化進程深化帶來的產業結構優化的結果,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對國內投資具有積極意義。因此,工業化水平和國內投資之間可能存在反向關系。從整體上看,貿易開放和FDI對高工業化水平地區的國內投資有抑制作用,對低工業化水平地區的國內投資有促進作用。

2.非線性面板回歸模型

表5是單一閾值和雙重閾值模型的檢驗結果。從表5可以看出,單一閾值為0.09,對應的95%的置信區間為 [0.08,0.12],單一閾值模型對應的LR 值為96.33;工業化率的倒數為雙重閾值時,閾值分別為0.08和0.38,其對應95%的置信區間分別為 [0.07,0.13]和[0.36,0.41],雙重閾值模型對應的LR 值為84.21。為驗證單一閾值和雙重閾值模型檢測信息,圖6中報告了模型(2)和(3)在單一閾值和雙重閾值下的置信區間。從LR 值來看,單一閾值模型優于雙重閾值模型。

表5 閾值檢驗結果

圖6 工業化率的倒數的單、雙閾值置信區間構建

表6是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階段性影響實證結果。對于單一閾值模型,除FDI在高工業化水平情況下不顯著外,其他情形的貿易開放和FDI均在5%水平上顯著。首先,當工業化水平低于0.09時,貿易開放的參數估計值為0.053;當工業化水平大于0.09時,貿易開放的參數估計值為-0.542。當工業化水平小于0.09時,FDI的參數估計值為0.232;對于雙重閾值模型,在工業化水平處于0.08~0.36 之間時,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影響的階段比較顯著。從整體看,工業化水平的非線性效應在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中顯著存在。

表6 估計結果(閾值為工業化水平)

實證結果表明,工業化水平在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中存在閾值效應。工業化水平的非線性效應在貿易開放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中存在單一閾值,而在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中存在兩個閾值。產業結構優化導致各地區的工業化水平下降,貿易開放對低工業化水平地區的國內投資有促進作用。但是,產業結構優化或者優化程度不夠深化的地區,其工業化水平尚未隨著工業化進程深化而提升。對于FDI,工業化水平的閾值效應與貿易開放的情況有所差異,FDI對低工業化水平地區的國內投資有促進作用,對較高工業化水平地區的國內投資有抑制效應。

本文認為工業化水平的閾值效應在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影響存在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在工業化水平較高時期,主要產業間尚未發生結構性優化,此時各地區的經濟發展質量較低。隨著產業結構調整,技術水平和經濟發展水平得以提升,貿易不斷放開能夠提高經濟效率的邊際產出。與貿易開放不同,隨著工業化水平逐漸提高,外國資本在國內頻繁流動,外商不僅帶來了大量資金,同時也引入了先進技術和提高了資金利用效率。

六、結論及政策建議

為研究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中是否包括交易效率非線性的內生作用機制,本文采用閾值效應面板回歸模型進行實證研究。將綜合交易效率作為閾值變量,研究發現交易效率對國內投資存在顯著的閾值效應。但是,交易效率在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影響中的非線性效應具有異質性。在貿易開放對國內投資的影響中,交易效率作用與國內投資的內生機制較FDI更為復雜。具體地,貿易開放對低交易效率地區的國內投資有負面影響。與Bleaney[8]的研究結論一致,表明在工業化發展的早期,中國各地區存在市場體制不完善導致人力和資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加之相關政策改革與市場化水平不均衡導致貿易開放對國內投資的積極效應尚未釋放出來。FDI更加傾向于向高交易效率的地區流入,外國投資者對低交易效率地區的投資意向較為保守。進一步研究發現,各地區工業化進程中的產業結構優化作為內生機制變量,產業結構優化也是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影響的閾值變量。

結論表明,以交易效率視角來看,中西部地區與東部沿海地區存在顯著差異,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進一步關注基礎設施、市場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教育水平和政府財政支配能力有利于持續釋放貿易開放和FDI對國內投資的促進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議:第一,交易效率較高的地區應提升市場化水平,以優化資源配置效率,并進一步擴大科研投入和提高政府財政支配能力;第二,低交易效率地區大多為西部地區,因此,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政策應持續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快速完善市場化中企業的準入條件,加快建設城鎮化、教育水平和政府財政支配能力等。此外,持續完善對外開放政策并疏通外國資本流入渠道。

綜上,持續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化水平、基礎教育投入和市場化制度,為實現各地區尤其是中西部地區的交易效率持續改善提供宏觀層面支撐。加強各地區間交流與合作,持續優化產業間結構理論和實踐,以縮小地域間經濟發展非均衡演化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