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編輯學思想新思路
——評《當代編輯學家學術思想研究》

張雅寒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 教務處,河南 鄭州 450046)

移動互聯網技術推動下的碎片化、數字化等新型閱讀方式,給圖書的編輯和出版工作帶來了全新的機遇與挑戰,海量信息和內容的獲取變得更加便捷,而如何當好信息的把關人,為讀者提供更優質的內容服務,仍離不開扎實的編輯學理論知識和系統的編輯學體系。雖然1949年出版的《編輯學》就已經開啟了中國編輯學的研究之路,但并沒有逐步形成完善的理論體系和學科構建,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后,學界才迸發出對編輯學的空前熱情與關注,編輯學的研究才開始逐步走上正軌。如果將編輯學研究看作未來圖書編輯出版轉型發展的基礎,那么編輯學家正是進行系統編輯學研究的基石。

姬建敏老師的新著《當代編輯學家學術思想研究》一書首次對我國第一代編輯學家的思想做了系統化的追溯和描述,開創了編輯學家思想研究的新形式,深刻展現了當年篳路藍縷的前輩們深耕編輯學研究的不易。姬建敏老師作為《河南大學學報》的資深編審,一直探索編輯學理,同時專注于編輯學家思想的研究,這本書正填補了有關編輯學家思想研究領域的空白?！懂敶庉媽W家學術思想研究》以“在編輯學理論研究和理論構建中有一定創建和造詣的專家、學者”[1]7為總標準,遴選了12位編輯學家為研究對象,并將其分為行業管理型編輯學家(劉杲、邵益文、蔡學儉)、業界大師型編輯學家(闕道隆、戴文葆、林穗芳)和學界研究型編輯學家(王振鐸、任定華、劉光裕、王華良、楊煥章、宋應離)三類。人物資料取舍以“重點展現當代編輯學家的編輯學學術思想”[1]8為總原則,對于人物學術思想的評價,則“遵循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對編輯學家學術思想評價盡可能客觀、公正;對學術觀點、學術造詣,盡可能不溢美,不掩過”[1]8。細讀此書,不僅被姬老師對編輯學研究的執著與學識所觸動,更由此引發了對前輩們編輯學思想的興趣與思考。

一、“先行者與探討者”:探索編輯學起源,界定編輯學概念

概念的界定與起源的探索是一門學科成立的先決要素,只有追溯并厘清編輯學的源頭,并據此提出客觀、準確的概念,才能證明編輯學的真實存在并值得繼續深入研究?！懂敶庉媽W家學術思想研究》著重梳理了在此領域做出貢獻的學者們的研究成果,雖然不同學者在編輯學起源上的觀點不盡相同,對編輯學概念的界定也存在差異,但這本書仍是匯集編輯學起源和概念的“先行者”。

首屆“韜奮出版獎”獲得者戴文葆作為我國編輯學家群體中的重要領軍人物,正是編輯史研究的集大成者。戴文葆有著深厚的史學積淀,這為他進行編輯學史研究奠定了學術基礎,并在20世紀80年代編輯活動溯源結果各異的背景下,明確提出我國的編輯活動起源于殷商時期。戴文葆同樣對編輯學的基本概念進行了科學界定:“編輯,通指使用物質文明設施和手段,從事組織、采錄、收集、整理、纂修、審定各式精神產品及其他文獻資料等項工作,使之傳播展示于社會公眾者?！盵2]林穗芳則根據編輯工作的職業標準,將西方編輯活動的起點向前推至16—17世紀,且報刊編輯先于圖書編輯出現;認為中國編輯活動的起點大約起始于鴉片戰爭和五四運動之間,且報刊編輯和圖書編輯幾乎同時出現。宋應離在中國期刊發展通史研究中,和朱聯營、李明山一起耗費10年時間撰寫出版的《中國期刊發展史》被稱為我國期刊發展史研究的“奠基之作”,填補了我國期刊史領域研究的空白[1]305-307。

最早給編輯下定義的就是林穗芳,他認為編輯就是“收集和研究有關出版的信息,按照一定的方針制定并組織著譯力量實現選題計劃,審讀、評價、選擇、加工、整理稿件或其他材料,整理必要的輔文,同著譯者和其他有關人員一起通力協作,從內容、形式和技術各方面使其適用于出版,并在出版前后向讀者宣傳介紹”[3],甚至從詞義考證了“編輯”的詞源和演變歷史。作為編輯學概念界定的主要爭論者之一,劉光裕接連發表了一系列相關學術論文來闡釋編輯概念的本質內涵,“編輯本位”即其編輯觀的精髓和鮮明特色,從根本上厘定了編輯概念認識的范圍和界限。劉光裕以其編輯概念為起點,提出編輯學的研究對象可分為典型形態和非典型形態,并進一步對編輯學的研究范圍和方法、學科性質和規律、編輯主體等內容進行了深入分析和討論[4]。王華良對此也有自己的獨到見解和研究,他以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為出發點,強調了編輯活動的本質、規律、內涵與特征,不斷探索方法論的問題,并在客觀分析“文化締構編輯觀”后提出了不同觀點,認為這種“泛化編輯概念的欠妥之處并不在對編、著活動關系密切給予的重視,而在于把不同的對象、不同的概念混淆起來”,“科學地界定事物的概念,最好的方法,就是歷史和邏輯統一方法,界定‘編輯’概念,同樣需要這樣的方法”[5]。楊煥章在編輯概念爭論中提出了一個對定義本身進行定義的問題,認為“科學的定義,必須反映事物的普遍本質和具體特征,而不是現象和經驗的描述”[6]。他善于用哲學思維進行編輯學研究,認為“編輯活動從唯物主義哲學論的角度來看也是一個矛盾的系統,是一個矛盾綜合體”[7]。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編輯學家,楊煥章將編輯學的研究概括為“一個中心、三條戰線”,即以創建科學的編輯為中心,加強編輯時間的研究、編輯歷史的研究和編輯理論的研究[8]。

二、“理論的集大成者”:明確編輯學學科建設,深化編輯學理論研究

“編輯有學無學”自編輯學學科建設伊始就是廣受爭論的焦點,更是編輯學的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的先決條件?！懂敶庉媽W家學術思想研究》中收錄的12位編輯學家,幾乎每一位都從理論角度直接或間接地肯定了“編輯有學”,為編輯學的學科建設和完善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梢哉f,這本書是當前“編輯有學”觀點的“集大成者”,不僅將編輯學界影響力大、說服力強的論點進行了匯總,更從側面進一步強調了“編輯有學”這一觀點,進一步明確了編輯學存在的意義和研究價值。在此基礎上,書中匯總的各位學者通過不斷完善編輯學學科架構,使其愈加穩固的同時,更實現了在編輯學的活動規律、內涵和本質、哲學思考和深層次內涵等方面的新突破。

劉杲在針對“編輯有學無學”的問題上持肯定態度,也客觀地明確了編輯有學并不等同于編輯學的建立。姬建敏老師首先從學科建設、理論兩個角度詳細闡述了劉杲的編輯學思想。在中國編輯學和出版事業的認識上,劉杲將“編輯學的研究,要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出版事業服務”[9]作為編輯學學會的根本宗旨,將建立普通編輯學作為編輯學科建設的最終目標。不僅如此,劉杲在搭建編輯學學科發展平臺上所做的努力成果顯著,為編輯學理論的討論提供了可能,更大力支持拓展編輯學研究陣地,推動了《中國編輯》《中國編輯研究》等期刊的創刊,為我國編輯學學科發展拓寬了道路。劉杲在編輯學理論思想上的研究也有新突破,他明確指出“編輯學不是出版學的一個分支”;他重視編輯活動的規律,對編輯學基本規律的認識構成了他普通編輯學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劉杲同時期的邵益文是“一切為了讀者”編輯觀的提出者和踐行者,他癡迷于編輯學理論的研究,特別在其推動的普通編輯學研究工作和普通編輯學學科體系的構建上做出了巨大貢獻。他的文章《時間的需要 時代的呼喚——建立普通編輯學漫議》《建立普通編輯學是歷史的必然》等就是這一時期成果的最佳體現。

闕道隆通過梳理各種編輯概念,分析編輯活動的個性、共性、本質特征,提出編輯概念分為廣義與狹義兩個層面,全面深入地描述了編輯活動的內涵。作為推動編輯學研究從局部向整體、從表象向實質、從分散向統一邁進,并取得公認的實質性成果的最具代表性的編輯學家,闕道隆在編輯學理論框架的系統建構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他先后發表的《建立和完善編輯學的學科體系》《編輯學理論綱要構想》和《編輯學理論綱要》,對編輯學理論框架的完善、理論爭論的梳理和總結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同時拓展了編輯學研究的新領域,提出了對編輯問題的新認識。戴文葆同樣強調了編輯有學,認為編輯學學科雖新,但根柢久遠,編輯工作是很古老的職業,不是簡單的重復勞動。對于編輯學的研究范圍,戴文葆將編輯學的研究對象劃歸為“社會文化現象的整個編輯活動”,并將編輯學的研究對象分為客體(編輯活動或編輯工作所直接施與的對象)和主體(編輯活動的實施者或主動者)。

王振鐸的編輯學研究以編輯創造媒介為核心,提出了文化締構編輯觀,他從編輯活動的社會功能和社會價值的角度來探討編輯活動的本質。在此基礎上,王振鐸不斷探索編輯的基本規律,認為“編輯學的基礎理論應該包括三個基本原理:文化締構原理、符號建模原理和訊息傳播原理。一切編輯活動大體上都是以這三條原理為基礎的”[10]?！爸黧w間性”和“媒體間性”是王振鐸在編輯學理論體系建構過程中的哲學思考,“主體間性”即“編輯主體創造媒介的過程,從來不是孤立的,而是與作者主體、閱讀主體交互創造于一個共同的時空場景之中”;編輯活動的“媒體間性”關系即“不同的編輯課題——媒介——在共時和歷時的編輯實踐中存在著交互作用的關系”[11]。

任定華在進行編輯學理論研究時借鑒了美國數學家、信息論的創始人克勞德·艾爾伍德·香農(Claude Elwood Shannon)在《通信的數學原理》中提出的“信息熵”這一概念。任定華將其與編輯學理論相結合,縮小了信息傳播中的信道范疇,但同許多學者一樣,姬老師同樣認為“單純地將物質性的媒介作為信源和信宿,對于探究編輯活動的客觀、深層次規律來說,也沒有切實的針對性意義”[1]212。在編輯學學科體系的構建和編輯學基本原理的分析上,任定華不僅提出一套獨具特色的編輯學學科構建理論,同時指出“進入發行、傳播渠道的成果性編輯信息,都各自有著新穎性、對象性、商品性、規范性、延續性和共享性等不同特征”[1]219。

三、“規則的明確者”:認識編輯主體,規范編輯出版工作

對編輯主體的正確認識是編輯學科建設和發展中的重要一環,編輯主體的編輯素養直接決定了出版物質量的高低;優良、嚴謹的編輯工作作風則會對編輯工作能否與時俱進、及時更新迭代產生間接影響?！懂敶庉媽W家學術思想研究》強調了各位學者對編輯主體和編輯工作的觀點和貢獻,稱其為“規則的明確者”。

在1998年,邵益文在《編輯學研究中值得探討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就明確了“編輯的能動作用,對產品質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就告訴我們,必須認真研究編輯主體,即編輯者自己,包括他們的思想、知識、道德和業務水平”[12]。他將編輯看作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建設者,并提出了五條有關編輯職業道德的基本原則,指出出版物質量是檢驗編輯職業道德的試金石,是編輯職業行為規范約定的根本出發點和重要著力點。蔡學儉同樣關注編輯主體,認為編輯主體應該具有編輯思想,且應具備思想政治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職業道德素質,以身作則地秉承著勤奮務實、嚴謹細致的編輯作風。隨著20世紀90年代全國高校學報的逐漸發展,楊煥章率先注意到編輯主體的素質對學報編輯工作的影響力,認為編輯主體素質是編輯學研究的基本概念之一。因此,他開始呼吁學報編輯學者化,指出所有的編輯都應當成為學者,這進一步推動了編輯主體隊伍的研究和發展方向,同時也引發了學界的廣泛討論。

劉杲對編輯工作的熱忱,體現在他對編輯工作的情懷上,他強調編輯素質的重要性,更身體力行為培養新一代編輯隊伍忙碌。20世紀80年代,編輯學專業創立,劉杲在其中的努力功不可沒,他格外重視專業教材的編寫,對未來編輯人的培養和教導有著深切的期待。蔡學儉對圖書和期刊的編輯質量有較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他認為“圖書的生命在于質量”,他的圖書和期刊的編輯質量觀是其從事編輯工作的準則,也是他在編輯出版學研究中獨樹一幟的特色。保證編輯質量離不開規范的編輯,蔡學儉執筆撰寫的《圖書編輯工作基本規程》不僅是編輯人的工作守則,更展現了他對編輯工作鍥而不舍的追求與務實穩健的工作作風。

對編輯工作規范性的強調是林穗芳長期作為一線編輯的始終堅持,對外國出版技術的認識使得他致力于編輯出版的改革。其晚年也依然時刻關注現代科技影響下的編輯出版業,關注網絡和電子編輯出版,通過《電子版集合電子出版物:概念、起源和早期發現》《加強電子編輯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大力培養電子學術編輯人才》等論文,積極探索電子編輯中國化的可能性。

《當代編輯學家學術思想研究》中所匯總、整理的有關編輯主體與編輯規范的研究思想不僅全面而且豐富,還能夠為今后編輯主體的培養、編輯規范的更新迭代提供扎實的理論基礎,其中與新媒體發展密切相關的規則制定準則,更具有與時俱進的代表性。

四、建議

姬建敏老師用長達20多萬字的篇幅追溯、呈現了12位編輯學家在編輯學領域研究中所取得的思想成果,體現了姬老師對編輯學研究的熱愛與執著追求,細讀后更使人震撼于20世紀編輯學研究百家爭鳴所帶來的學術碩果?！懂敶庉媽W家學術思想研究》為編輯出版學未來的轉型發展研究提供了真實且可靠的思想理論基礎,編輯學前輩們留下的學術財富將永遠成為編輯學漫長的研究道路上具有時代價值的思想豐碑。

受姬老師研究思想的影響和啟發,筆者在此試提出一點有關未來編輯學研究方向的淺思。首先,對當下基礎理論的整理、追溯和深耕。堅實的理論基礎是所有科學研究的基石,完善、穩固的理論體系和學科構建是建立一門學科的前提,編輯學研究同樣如此。相較于一些歷史悠久、研究成果豐富的學科,我國的編輯學研究歷程尚短,且在有關編輯學家概念的界定上至今沒有權威出處,在有關編輯學起源等問題上存在爭議,這就從理論上給之后編輯學研究領域的拓展帶來了限制。那么,我們在編輯學的研究上是否有可能借助現代信息處理技術,多角度、數字化追溯編輯學歷史,以實現拓展、完善編輯學理論體系?如董曌華提出可以將電子數據的優勢應用在古籍出版中,以實現中華文化的永久傳承[13]。其次,傳統編輯學研究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和手機用戶普及背景下的思考和討論。近年來媒介融合、內容為王、付費閱讀App等時代產物的出現,給出版物的編輯出版帶來了新的思路和挑戰,清華大學出版社圖書策劃編輯王劍喬就提出新時代下的編輯要具備數字化的出版思維,掌握數字時代的營銷模式[14]。然而,近兩年有關編輯學研究的熱度正在下降,現有的研究多以應用開發研究為主。在這樣一種科技和成果背景下,是否應討論傳統編輯學與現代編輯學的理論碰撞,關注編輯學理論的數字化發展?無論未來編輯學的理論研究走向如何,編輯學人都會秉持著樂觀積極的向上精神,永不放棄對學科理論的完善和更深的追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