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成人依戀對食物渴求的影響：情緒調節困難的中介作用

王園園，白宇，唐詩雨，張東來,3，武牡丹*

1 引言

過度進食（下文簡稱過食）、暴食會給個體帶來多種心身健康問題，例如，超重和肥胖，以及更高風險的心腦血管疾病的罹患率（李衛彬 等,2011）。因此，過食、暴食及其相關的進食和身體質量問題已經成為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Long et al., 2020）。已有研究提示食物渴求可能在上述問題的發展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食物渴求是指個體對某種特定的食物或食物類型有難以抵抗的強烈渴望。它是由心理介導的過程，表現為強烈的生理需求（Weingarten & Elston, 1991）。食物渴求也可以分為食物渴求特質和食物渴求狀態兩種類型。前者是關于進食的一種相對穩定的心理特征，指的是個體在總體上所感到的渴求傾向；而食物渴求狀態是個體在某種特定情況下與進食有關的一種心理狀態，隨著個體所處環境（有無食物的線索）、饑餓等生理狀態而變化（Hallam et al., 2016; Durme et al., 2018）。食物渴求不僅能夠預測臨床進食障礙患者癥狀的嚴重程度，在非臨床樣本的研究中發現，也與個體的暴食、失控性進食和強迫性進食等異常進食行為關系密切（余苗, 錢銘怡, 2016; Wolz et al., 2020）。目前有研究提示成人依戀、情緒調節困難對個體的食物渴求特質有重要影響，厘清三者之間的關系可能有助于理解過食、暴食等異常進食行為背后的潛在心理過程。

依戀理論最初被用來描述和闡釋嬰兒與重要養育者（通常為母親）之間形成的情感聯系及其特征，后經Hazan和Shaver等學者的發展被逐漸擴展應用到成人，用以描述成年個體與目前的同伴所形成的持續和長久的情感聯結，即成人依戀（趙嫻, 張雨青, 2020），可以從依戀焦慮和依戀回避兩個維度來衡量（Cascino, 2022）。依戀焦慮是描述個體擔心與親密他人分離或被拋棄的程度，而依戀回避主要是描述個體對他人的防御和獨立程度（賈彥如 等, 2019; 何賞賞 等, 2021）。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揭示了成人依戀與食物渴求之間的關系，但目前多數研究主要探討成人依戀特征與進食行為，尤其是與暴食行為之間的關系。Kahn（2017）在美國某大學招募了944名大學生進行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的依戀焦慮與暴食得分正相關，情緒反應性在兩者間起中介作用。Faber等人（2018）應用元分析方法匯總了70項相關研究（共包含19 470名被試，平均年齡21.97歲），以探討一般人群的依戀特征與不健康進食行為（過食、暴食、節食、情緒化進食等）之間的關系。元分析結果顯示依戀焦慮、依戀回避水平越高，不健康的進食行為得分也越高。這種關系在上述幾類不健康的進食行為亞組間，并未發現有顯著差異。

Gratz和Roemer（2004）認為情緒調節從廣義上來說包括四個方面：對情緒的認識和理解；對情緒的接受；在經歷負面情緒的情況下，控制沖動并按照目標行事；有效使用情緒調節策略。上述任一方面的相對不足都可能造成個體在情緒調節上存在困難。情緒調節理論提出，暴食是由負性情緒增加引起的，通過進食可以幫助個體獲得安慰、分散注意力，從而應對情緒困擾（Haedt-Matt & Keel, 2011）。橫斷面研究也表明，在情緒調節方面存在困難的人群，容易產生暴食行為。例如，Kukk和Akkermann（2020）探索了負性情緒、情緒調節困難和暴食癥狀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負面情緒本身不會導致暴食，而是經歷負性情緒的個體，由于存在情緒調節困難，從而產生了暴食行為。

情緒調節模型指出，與安全依戀者相比，不安全依戀者更容易采取不適當的應對策略（比如進食）來應對負面情緒，從而增加對食物的渴求（Faber et al.,2018）。Wilkinson等人（2018）分別在英國和美國招募了665名和548名成年被試，以探討成人依戀、情緒調節困難和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之間的關系。該研究發現，依戀焦慮與情緒調節困難得分顯著正相關，情緒性進食在依戀焦慮和BMI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此外，Jakovina等人（2018）對100名15至25歲的女性（50名貪食癥患者和50名健康對照者）進行了依戀、情緒調節以及進食障礙癥狀的研究。該研究發現，貪食癥患者的依戀焦慮水平以及情緒調節困難水平均顯著高于健康對照組；回歸分析結果顯示，依戀焦慮對貪食癥癥狀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較高的依戀焦慮可能預測更嚴重的貪食癥癥狀。該研究還發現，情緒調節困難在依戀焦慮與貪食癥癥狀之間起中介作用。

然而，通過文獻回顧發現，食物渴求是暴食、貪食譜系進食障礙的精神病理學的重要影響因素。依戀焦慮是影響暴食、貪食等異常進食行為的重要因素，與個體的食物渴求特質存在潛在關聯性，其可能通過情緒調節困難直接、間接地發揮作用。依戀回避是否對食物渴求產生影響，目前已有的研究定論不一。例如，有研究表明，依戀回避與暴食行為之間顯著相關（Kahn , 2017）。但也有研究發現，依戀回避對進食行為并無顯著影響（Schmitt et al., 2021）。此外，有研究顯示高依戀焦慮和高依戀回避的個體在情緒識別能力方面可能有所差異，提示這兩個依戀維度在情緒調節以及對食物渴求的影響可能也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成年依戀焦慮、依戀回避與食物渴求特質之間的關系，以及情緒調節困難在其中的作用。

2 對象與方法

2.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樣的方法，選取上海某高校在校學生為被試，線下發放并回收問卷774份。排除標準（基于自我報告的數據）：（1）既往有腦器質性病變、神經系統疾病和腦外傷。（2）目前或既往存在精神病性疾病、雙相障礙等嚴重精神障礙。（3）目前存在物質相關或成癮障礙。（4）選項中缺失數據過多、選項高度一致的問卷。（5）人口統計學信息（性別、年齡等）缺失的問卷。根據上述標準篩選后剩余682份，問卷有效率為88.1%。被試平均年齡為21.2（2.3）歲，BMI為20.7（3.2）kg/m2。其中，男生194人（28.4%），女生488人（71.6%）。依戀焦慮、依戀回避、情緒調節困難和食物渴求的均值（標準差）分別為15.5（5.1）、41.2（6.8）、90.6（18.4）和60.8（19.0）。

2.2 研究工具

2.2.1成人依戀量表

該量表由Collins等人（1990）編制，共18個條目，包括親近、依賴和焦慮3個分量表，均以1～5分計分。焦慮分量表用于評估依戀焦慮的程度，被試的得分越高表明其依戀焦慮程度越高。親近和依賴分量表合并為依戀回避，被試的得分越高表示其依戀回避程度越低。本研究采用杜江紅等人（2015）翻譯的中文版。在本研究中，依戀回避維度Cronbach’s α系數為0.77，依戀焦慮維度Cronbach’s α系數為0.85。

2.2.2情緒調節困難量表

該量表由Gratz和Roemer（2008）編制，共36個條目，包含6個分維度，分別為情緒覺知困難、情緒理解困難、情緒反應的接受困難、情緒沖動的控制困難、目標定向困難和情緒調節策略有效使用困難。以1～5分計分，總得分越高，表明被試的情緒調節能力越差。本研究采用王力等人（2007）翻譯的中文版。在本研究中，總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2，各分量表在0.74至0.87之間。

2.2.3 一般性食物渴求特質問卷

該問卷由Nijs等人（2007）在Cepeda等編制的特定食物渴求問卷的基礎上修訂，用以評估個體進食一般性食物的強烈欲望（即渴求程度）。問卷共21個條目，包含4個分維度，分別為食物沉迷、情緒性渴求、正性結果預期、失控感。以1～6分計分，得分越高，食物渴求越強烈。本研究采用董玲萍等人（2021）翻譯的中文版。在本研究中，總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94，各分量表在0.77至0.87之間。

2.3 統計學分析

使用SPSS 26.0進行數據處理與分析。正態檢驗P-P圖表明，依戀焦慮、情緒調節困難和食物渴求特質量表得分均符合正態分布。采用Harman 單因素分析法檢驗共同方法偏差。對75個題項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15個，且最大因子方差解釋率為20.9%（＜40%），表明本研究中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將性別作為控制變量，采用皮爾遜相關分析考察成人依戀、情緒調節困難和食物渴求特質之間的關系；采用PROCESS 3.1考察情緒調節困難在成人依戀與食物渴求特質之間的中介作用。

3 結果

3.1 成人依戀、情緒調節困難與食物渴求特質的相關分析

皮爾遜相關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依戀焦慮與情緒調節困難總分呈正相關（r=0.458，p＜0.01），與情緒覺知困難維度不相關，與其他5個維度均呈正相關；依戀焦慮與食物渴求特質總分呈正相關（r=0.189，p＜0.01），與4個分維度均呈正相關。依戀回避與情緒調節困難總分呈負相關（r=-0.355，p＜0.01），與6個維度均呈負相關；依戀回避與食物渴求特質總分不相關，與正性結果預期維度呈負相關，與其他3個維度相關均不顯著。情緒調節困難總分與食物渴求特質總分呈正相關（r=0.294，p＜0.01），與4個分維度均呈正相關。

表1 成人依戀、情緒調節困難與食物渴求的相關分析（n=682）

3.2 情緒調節困難的中介效應分析

將性別作為控制變量，通過回歸分析考察情緒調節困難在依戀焦慮對食物渴求特質的影響中發揮的中介作用。如表2所示，以情緒調節困難為因變量，依戀焦慮對情緒調節困難有正向的預測作用（M1），β=1.645，p＜0.001；以食物渴求特質為因變量，依戀焦慮對食物渴求特質有正向的預測作用（M2），β=0.696，p＜0.001；加入情緒調節困難作為中介變量后，依戀焦慮不能預測食物渴求特質，β=0.269，p=0.078，說明直接效應不顯著，情緒調節困難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大小為0.43，占總效應的比例為61.4%。進一步使用process插件考察中介作用的bootstrap置信區間（bootstrap=5 000），發現中介效應95%的置信區間為0.28～0.58，區間不包含0，具有中介作用。中介模型見圖1。

圖1 情緒調節困難的中介作用

表2 情緒調節困難的中介作用回歸結果

4 討論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依戀焦慮與食物渴求特質呈顯著正相關，即依戀焦慮水平越高的個體食物渴求程度越高，這與以往探索依戀與異常進食行為的研究結果一致（Durme et al., 2018; Kahn, 2017; Schmittet et al.,2021）。Faber等人（2018）對一般人群中依戀與不健康的進食間的關系進行了元分析。結果表明，依戀焦慮與暴食癥狀等不健康的進食行為呈顯著正相關。在一般人群中，食物渴求特質高的個體更有可能伴有更高的不安全依戀，可能是因為高依戀焦慮的個體，擔心與親密對象分離或被拋棄（賈彥茹 等, 2019）。個體對進食結果持正性預期，認為進食能夠應對人際相關困擾以及焦慮、痛苦等情緒問題，因此可能對進食產生渴求、沉迷和失控感。

本研究未發現依戀回避與食物渴求特質相關。關于依戀回避與食物渴求的關系，以往研究結果也存在差異。有研究發現，依戀回避和暴食得分呈正相關（Kahn, 2017; Faber et al., 2018）。另有研究顯示，依戀回避與暴食得分呈負相關（Shakory et al., 2015）。此外，還有研究表明，依戀回避與進食行為無顯著相關關系（Schmitt et al., 2021）。研究對于依戀回避與食物渴求特質是否相關持不同觀點，原因可能包含以下幾點：（1）研究對象的不同。Shakory等人（2015）是對肥胖患者的研究，而Faber等人（2018）的研究與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一致，為普通人群。此外，有研究發現，進食障礙患者的依戀回避水平通常高于普通人群（Jakovina et al., 2018）。因此，臨床樣本和非臨床樣本在依戀回避維度上的差異也可能是影響因素之一。（2）研究工具的不同。本研究與Faber等人（2018）的研究雖然都是針對普通人群，但研究工具不同。Faber等人（2018）的元分析研究中，關于依戀的測量主要采用貝爾客體關系與現實測試量表-不安全依戀量表、親密關系體驗量表和成人依戀量表；此外，納入的研究主要采用進食態度測試和進食障礙問卷，而非直接評測被試的食物渴求特質。而本研究對依戀和食物渴求的測量使用的是成人依戀量表和一般性食物渴求特質問卷，與上述研究存在差異。例如，進食障礙問卷中包含“對瘦的追求”分維度，而食物渴求特質問卷主要評估的是對食物的沉迷程度、在經歷負性情緒時對食物的渴望、認為能夠通過進食得到積極或消極的結果，以及面對食物時產生的進食失控感。研究者指出，依戀焦慮者容易過度激活自己的情緒和痛苦，因而容易產生進食行為；而依戀回避型個體可能更傾向于使用去激活策略，包括抑制自己的情緒，因此較少產生進食變化（Schmitt et al., 2021）。研究發現，使用認知重評的情緒調節策略，能夠降低對食物的渴求（Giuliani et al., 2013）。而高依戀焦慮者較依戀回避個體更少地使用認知重評的情緒調節策略（Hobbs et al., 2019），這可能是兩者對食物渴求影響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發現情緒調節困難與食物渴求之間呈顯著正相關，即情緒調節越困難的個體，食物渴求程度越高。這與以往研究結果類似，并且無論是在正常群體還是在罹患進食障礙的樣本中，這一結果均得到了驗證（Burton & Abbott, 2019; Favieri et al., 2021）。情緒進食理論模型認為情緒調節的失敗可能是暴食行為的風險因素之一，在情緒調節方面存在困難的人群，容易產生暴食行為，從而導致身體質量增加（Favieri et al.,2021）。本研究中，情緒調節困難量表中的情緒調節策略有效使用困難分維度與食物渴求相關系數最高，而情緒調節策略有效使用困難與食物渴求量表中的正性結果預期分維度相關系數最高。說明情緒調節方面存在困難的個體，在經歷負面情緒時，難以使用有效的策略應對這些負面影響，因此對進食持積極期望，認為通過進食或許能夠處理負面情緒及影響。

本研究發現情緒調節困難在依戀焦慮和食物渴求特質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這與以往的研究結果類似（Jakovina et al., 2018; Kukk & Akkermann, 2020; Wilkinson et al., 2018）。本研究結果也符合情緒調節模型的假設，即不安全依戀者由于無法依靠親密他人的照顧和支持，更有可能采取不適應的應對策略來應對痛苦。而進食是一種內在的獎勵和愉悅行為，可以幫助他們處理負面影響和生理壓力，并很快成為管理負面情緒的一種方式。也就是說，高依戀焦慮者更容易出現情緒調節困難，從而增加對食物的渴求。研究表明，高依戀焦慮個體更多使用過度活躍的情緒調節策略（如反芻），而使用這些適應不良的策略或許可以幫助個體在短期內緩解癥狀，但長期持續則容易產生暴食癥狀（Durme et al., 2018）。因此有學者提出將依戀焦慮和情緒調節策略不足作為針對暴食和超重的干預措施的關鍵目標（Wilkinson et al., 2018）。

本研究尚且存在以下不足：（1）在本研究中，納入的女性被試占比較大。雖然已將性別作為控制變量進行數據分析，但不能完全排除性別因素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建議后續研究納入更多的男性被試，以及進一步探討男性和女性在食物渴求等方面的差異。（2）本研究未納入進食障礙人群，且目前該領域的研究尚不能清晰闡明正常人群與臨床樣本之間食物渴求的差異，建議后續研究納入臨床樣本，以進行對比。（3）本研究是橫向研究，未來可以考慮結合縱向研究以進一步探討上述變量之間的動態變化關系。

5 結論

本研究主要結論為：（1）大學生的依戀焦慮水平越高，情緒調節困難程度越高，食物渴求程度也越高。（2）大學生的依戀回避水平越高，情緒調節困難程度越高。（3）情緒調節越困難的大學生，對食物的渴求越強烈。（4）情緒調節困難在依戀焦慮和食物渴求特質間起完全中介作用。研究結果進一步證實了大學生的成人依戀焦慮和情緒調節困難對其食物渴求的影響，并揭示了情緒調節困難在依戀焦慮和食物渴求之間發揮完全中介作用，為從情緒調節的視角發展干預策略以降低食物渴求提供了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