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晚清民國報刊管窺近代山西的鄉村危機

張梓琦 張愛明

(太原師范學院歷史與文博學院,山西 晉中 030600)

鄉村問題,歷來是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議題。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危機,在當時即引發了廣泛的熱議,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熬葷r村”,“復興農村”的呼聲成了時代的潮流,各大報刊上關于鄉村危機的討論可謂汗牛充棟,眼花繚亂。

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三農”問題的突出再度引起學界對鄉村危機的高度關注,對鄉村危機的成因和復興鄉村舉措的討論經久不衰。檢視目前學界對鄉村危機的研究,多側重于宏觀層面的研究,而較少關注到區域間的差異①。山西地處內陸,是具有華北區域特性的典型地區之一?；诖?本文以20 世紀30 年代的各大報刊中有關山西鄉村危機的討論為基礎,從鄉村危機的表現、鄉村危機的成因,以及鄉村危機的應對措施三個方面,對近代山西鄉村危機進行全面的梳理,以期對近代中國鄉村危機有一個更清晰的了解。

一 山西鄉村危機的表現

“農村經濟,為國家組織之基礎?；A不固,國家本身隨之動搖。農業為國民經濟之淵源,淵源枯竭,國民經濟必起恐慌”[1]。山西鄉村危機,首要的是經濟危機,其次則體現在政治、教育等方面。

(一)農家破產,前途渺茫

鄉村危機前的山西農村是一幅繁榮的景象,農民對生活充滿信心,“往時鄉間一般人民之愿望,皆在圖富庶,求積聚,他們常年的勞動經營,東奔西走,無非是要達到這個最后的目的”。而鄉村危機時,農民的生活已大為迥異,“他們雖勤到‘廢寢忘食’,少到‘儉衣縮食’的地步,總是所得供不應求,金錢半文也無可積蓄,累日的束手束足,由‘榮欲生活’的觀念,一變而為‘勉強度日’的生活,合家用的油米薪具,都起了很大的恐慌”[2]。

農民陷入生存危機當中,尤其是占人口大半的中貧農生活更加悲慘,“其所耕獲者,不足己食;傭工之收資亦僅足交官府糧銀、捐稅,又無其他物品可售,結果只好負債認饑而已”[3]。據張稼夫1933 年在太原南部一個村莊的調查表明,一個五口之家,約有15 畝地,一年的農業收入約為24.75 元,而家庭開支卻接近91.35 元,如果僅靠農業為生,每個家庭每年要虧空66.6 元[4]。農家收支不抵以至于此,難怪乎對未來抱有悲觀情緒了。

(二)金融枯竭,利率上漲

20 世紀以前,由于山西商人在外經營的成功,山西農村在金融上是不覺匱乏的。但此后,隨著晉商的沒落,晉鈔的暴跌以及對外貿易中長期的入超等,鄉村金融逐漸枯竭,農民借貸愈發困難?！熬涂滔虑樾味?無論出利息若干,借債者盡可以借債度日,但至還債之時,無款還債,債主亦未可如何,一般富戶或殷實商號均已洞悉其隱,故寧窯藏銀錢于家,亦絕不貪圖大利,出放生息”[5]。

借貸利率也隨之而高,“往者借款大至三分利息,而今八分尚找不到債權人”[6]。據實業部調查,在現金借貸一項中,山西借貸年利為四分六厘,而臨近的河北、山東、河南分別為二分九厘、三分四厘和三分五厘,遠較三省為高[7]。農民的負債率也不斷提高,據對山西定襄五個村莊農民負債情形的調查,各村負債的農戶平均都在65%以上,有的村莊負債率甚至達到了87.79%,農民對借貸的依賴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8]。

(三)糧價低落,土地貶值

糧價普遍低落,即便豐收之年,亦呈下跌趨勢?！巴曩I谷之價今可買麥,往年買糠之價今可買谷,今昔之差,誠有天壤之別”[9]。五寨的糧價在30 年代一路下跌,差不多只有過去價格的三分之一,結果是“名為豐年,無異歉收”[10]。而崞縣1932 年農產品的價格與1931 年相比,小麥下跌40%,高粱下跌50%,小米下跌57%,其余農產品下跌同樣嚴重[11]。糧價的低落使農業經營陷入困境,據汾陽一帶農村的調查,即便是在豐年,農民每種一畝高粱須得虧本一到二元[12],土地竟成有害無利了。

由于農業經營的慘淡,地主喪失了對土地投資的興趣,出現了“欲放棄土地者多,欲投資于土地者少”的現象。山西隰縣,在過去地主每畝地可得租洋二元,而到30 年代時,每畝地僅可收租二三角錢,這些錢用來繳納賦稅都尚感不足,以至于一般人都想出賣土地,市場上只有賣者而無買主[13]。山西襄陵同樣如此,在過去每畝水澆地可賣百數十元,而到30 年代即便是五六十元,也少有人問津了[14]。

(四)流民漸多,商人歸村

鄉村危機下,農民出現了大規模的離村。據中央農業實驗所30 年代的調查數據顯示,山西省全家離村的農戶總計20852 戶, 占調查各縣農戶的1.4%, 青年男女離村的農家為50927 戶,占調查各縣農戶的3.5%[15]。而據行龍的統計,近代山西處于失業與半失業的過剩人口當在四百萬左右[16]。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農民是“安土重遷”的,20 世紀30 年代農民的大規模離村,進一步說明了農家的貧困已到無可挽回的地步了。

“農民離村固然是農村經濟破產的現象,農民歸村更是整個國民經濟‘走投無路’ 的象征”[17]。明清以來,山西商人足跡遍及全國,據當時的統計,全省經商的人大約有百萬左右。晉商衰落后,數量龐大的失業商人,只得退居農村,因此出現了“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的局面。山西忻縣的奇鎮,村民多以經商為業。民國以來,由于商業不振,大量的商人因商號倒閉返鄉,而又因耕地的有限,大多成了無業的游民,進一步加劇了鄉村的人口壓力[18]。

(五)村政腐敗,劣紳橫行

自民國政府成立以來,即著手對舊社會進行改造。然而,在打破舊社會的同時,新的社會秩序卻尚未構建,一時之間,整個社會陷入到失序當中。傳統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士紳逐漸退出權力中心,各級辦事人員——尤其是村長,逐漸被土豪劣紳所取代,此輩“對上蒙混隱蔽,虛心周旋;對下藉端敲詐,盡量魚肉”[19],導致鄉村不堪其擾,村事糾紛日多,社會矛盾不斷加劇。

汾陽一帶農村在選舉政府主席等時,總是以地主及高利貸者當選,此輩利用村政機關加緊對農民的剝削,巧立名目侵占農田,增加捐稅,甚至于帶頭強搶農戶,無惡不作[20]。應縣同樣如此,包商勾結主計員私定稅則,剝削民眾,民眾在苦不堪言的情況下,將其控告上省府[21]。該縣第五區區長安懷壁以暴力統治村民,不分青紅皂白,任意毒打。驅使區警為其爪牙,向各村無故攤派,全部收入自己囊中[22]。政治的腐敗,既是鄉村危機的表征,也是鄉村危機發生的動因。

(六)城鄉背離,教育衰敗

“所有教材,完全與都市采用者無異;一切設施,大率為都市教育之遺規。而對于真正農村所需要者,卻少有人依據事實,去做正確的努力。如農村生活所需要者為種植五谷,而教育卻不授以種植五谷的智能;防蟲施肥,是農業上最重要的事,而教育卻不以此為要務”,農村教育與農村社會的背離,使山西農村的教育亦呈現衰敗之勢。

當時山西全省各縣農村都普遍設有小學校,表面上看山西教育似較為普及,實際上山西農村教育成效甚微,各村雖有學校招牌,不過支撐門面而已。據實際調查,當時山西各村的失學兒童比例高達70%至80%。而且學校師資多不合格,經費也不充足[23]。以陽城為例,據歷年對學齡兒童統計,失學者占到10%以上,而入學一二年就退學的,更是占到了70%以上,實際受教育的兒童,只有10%左右?！肮凸ぶ?五六歲即須遣出為富家放牛;中農之子,至七八歲亦須到田中幫忙”,農民普遍貧困下,受教育成為一種奢侈[24]。

總的來看,近代山西的鄉村危機,表現為:農家破產;金融困頓;糧價地價貶值;失業人群增多;土豪劣紳把持村政;鄉村教育衰敗等六個方面,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多個領域,是一種全方位的危機。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鄉村危機在各方面的表現并非獨立的,事實上,他們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甚至互為因果,鄉村危機的某些表征,也恰恰是推動鄉村危機發生的動因。

二、鄉村危機的原因

鄉村危機的產生,是多方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既有長期以來始終困擾山西鄉村社會的病癥,也有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產物。盡管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各有輕重,但毫無疑問,它們與鄉村危機的產生有密不可分的聯系。

(一)人地矛盾突出

近代山西鄉村面臨嚴峻的人口壓力,人均耕地不斷下降。據畢任庸對山西省耕地面積和人口增長數據的分析,得出“假使就固定基年說,山西省1933 年人口較1913 年增加了6%,而耕地并未增加,依舊停滯在1913 年地水準上;假使就移動基年說,1933 年和1913 年一樣,人口指數同為107,而耕地面積卻反從1913 年地106,跌至101”[25]。以文水縣為例,清光緒七年全縣有耕地803803 畝,人口1361225 人,人均耕地5.9 畝。而到1935 年,全縣耕地僅剩577403 畝,人口卻增到159832 人,人均耕地僅3.65 畝[26]。一般認為,在近代,人均5 畝土地可以維持華北農民的最低生活需求,即“耕地臨界點”[27]。顯然,山西人均耕地已經明顯不足,農民家庭承受著巨大的人口壓力。

(二)生產技術落后

楊開道認為,農民的好壞、農業的發達關乎國家興衰,而事實上“數千年來,我國農業沒有一點進步,農村的衰落,一天甚是一天”[28]。山西的農業生產力水平在當時是低下的,“一切近代的農業用的進步機器,在這里是一件也不見的……他們一般現實使用的生產工具,大都是差不多千余年來傳統式的陳舊笨拙的古董”[29]。舊式的生產工具如犁、鏤、鋤、耙、鐮等,仍是農民賴以克服自然,獲取生活資料的主要工具。這些工具的生產效率低下,犁一日平均僅能耕四畝,鐮刀平均能收割五六畝。

此外,畜力也甚為缺乏,無牲畜的農家占到絕大多數,農業生產仍然是以人力為主,畜力為輔。肥料也以人糞、畜糞、草灰等舊式肥料為大宗,肥田粉等人造肥料,在山西農村中幾乎無人施用。因此,農民花費了大的力氣,卻只能收到微不足道的效果,經營方式只得是潦草應付,很難做到精通改良。生產技術的落后、生產力的停滯與退化成為近代山西農業經濟的特征。

(三)自然災害頻繁

晚清民國是中國歷史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時期之一。據夏明方統計,從1912 年到1948年,華北各省在水、旱、蟲、風、疫、震等自然災害中,河北總計1510 次,河南1782 次,陜西1233次,山東812 次,山西1050 次,換言之,民國時期的山西鄉村每年要承受30 余次自然災害[30]。

頻繁的自然災害,給山西鄉村造成極大的破壞。1929 年,山西爆發了嚴重的災疫,“全省一百余縣,不被災者鮮矣……富者尚不得一飽,貧者則併日而食。入冬以來,藜藿一空、風雪交作、路人隕涕、哀鴻遍野,老弱死于溝壑,壯丁轉為餓殍,無衣無食,死亡枕藉”[31]。1934 年,全省又爆發罕見的奇災,南部大旱,北部連日大雨,西部中路一帶則是瘟疫流行,有將近三分之二的縣份受災,僅農產一項損失已達3068270 畝。1935 年,全省被災田地14603 千畝,受災面積占總面積26%。農作物大量減產,與平時相比,棉花大豆損失達12%,玉米達12%,小米達13%,高粱達12%[32]。這些大災間隔之短,使農村社會難有喘息之機,造成非常不利的影響。

(四)兵災匪禍橫行

楊開道認為,兵災匪禍是造成農村生活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自民國成立后,兵災匪禍連年皆有,“有錢的農民都離開了農村到城市或是租界里面去過他們‘茍延殘喘’的生活,沒有錢的農民只好仍舊住在農村里,受兵和匪的蹂躪”[33]。

山西鄉村飽受戰爭之苦,1926 年晉國兩軍、1927 年晉奉兩軍先后大戰于雁門關北,晉北一帶的農村幾乎完全破產。據統計,閻錫山的軍隊在雁北各縣共掠奪現金7 億4 千多萬元,牲畜22 萬6 千多頭,糧食170 多萬石[34]。1930 年中原大戰后,“客軍”敗退晉省,人數不下10 余萬,其所需的糧餉軍需,全部由山西供給,“差役異常紛繁,人力、車力、馬力等農家所賴以耕耘者,輒終月不休”[35]。山西陽城在兵災匪禍的侵擾下,“閭巷為之堵塞,商賈為之歇業,雖三家人村,亦常有夜盜,其較富人家之被綁票勒索,更為常聞”[36],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五)苛捐雜稅繁重

民國以后,各種苛捐雜稅盛行,農民負擔增加數倍有余。朱偰曾說“農村破產普遍之原因,實為稅捐之繁重;稅捐中歸農民直接負擔者,闕為田賦,而田賦中之有加無已,使農民負擔至不能負擔者,實為附加稅。故吾人可得一結論:農村經濟破產的一般原因,實為田賦附加稅之有加無已”[37]。

山西農民承受著沉重的負擔,僅田賦一項,“在預算冊內,有地丁,租課,米豆,及附加之省地方款,省縣畝捐,征收費等,是為正供之項目;此外尚有諸種稅捐,亦附屬于田賦內,如警察,教育,村政,差徭,修渠等雜費”[38]。而附加稅又常超出正稅數倍,清源縣“每畝正賦為四分四厘,縣附加八分八厘,村附加一角四分四厘,附加達正賦三倍,全年每畝地負擔一角七分六厘”[39]。忻縣“平地正稅,每畝有一角五分,縣附加四角七分四,村附加也是四角七分四,附加有正稅的六倍多,田賦的負擔,每畝竟有一元零九分八”[40]。沉重的捐稅,蠶食了本就微薄的農業經濟,加劇了農民的生存危機。

(六)金融體系崩潰

金融是社會的基礎,如果金融發生了變化,社會馬上就會跟著變動。20 世紀20 年代早期,晉鈔作為一種重要貨幣在山西城鄉廣為流通。但此后,由于政府的擅加干預,導致晉鈔不斷貶值,“因省鈔基金被閻提去,省銀行只得用做有限制的兌現,是以時價漲落無常,而常價日趨跌落”[41]。又歷經多次戰亂,現款大量外流,導致晉鈔難以兌現,價值大為跌落。從1930 年到1932 年,不到二年的功夫,每元晉鈔的價值就跌落為原來的二十分之一了[42]。

晉鈔的跌落,使農家經濟大損,“向之富者,轉而為窮。今之富者,亦咸懷戒懼之心?；蚋G金于室,以備不時之需;或調金省外,以得微利”[43]。鄉村金融為之枯竭,加劇了高利貸的剝削,有的被掠去土地,有的被迫出賣祖宅,賣兒鬻女乃至家破人亡的也大有所在。農產品交易也受到了影響,“買方拿晉鈔買物,覺得物價太貴;而賣方則頭一天收入的晉鈔,到第二天就不值那么許多了,這樣以來,買方固然吃虧,賣方也不合算”[44]。

除上述因素外,還有一些因素同樣促成或加劇了鄉村危機的發生。一是由資本主義經濟恐慌而造成的向中國大量傾銷貨物,由此對本土的農、工業造成的沖擊。二是近代以來的城鄉背離化,現金和人才單向流入城市,而城鄉交易上的農工剪刀差,則進一步加劇了農村的貧苦。不過考慮到山西地處內陸,舶來品較沿海各地為少,城市化程度也較沿海為低,這些因素相較于前述各點對農村的影響尚有不及,故不一一論述了。

三、對鄉村危機的應對

面對鄉村危機的發生,有識之士莫不發聲,紛紛提出自己復興鄉村的主張。由于對鄉村危機的認識不同,因而提出的解決路徑也各有差異。這些主張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而又主要集中在經濟上。要之鄉村危機首要表現為農家經濟破產,因而增加收入實為當務之急。

(一)政治方面的主張

有主張整頓吏治,改良捐稅以求達到復興農村的,如庚析、黃麗泉等人。庚析認為山西農村的破產原因雖多,但大部分不能不歸咎于政治的毛病,如天災、人禍等都可歸結到政治的窳敗,要想剔除此種毛病,應當先從實行廉潔政治做起,他認為政治雖是社會的上層建筑,受到經濟的影響,但是也能反作用于經濟,可以挽回農村經濟的衰退[45]。黃麗泉認為農村破產的直接原因是連年的內戰,因而他要求政府停止內戰,少養兵,少要稅,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46]。范叔遠認為農村破產之根本原因在于農民負擔太重,因而提倡整理田賦,通過清丈土地、厘定等則、確定稅收內容等方法,改變“胥吏之侵蝕中飽,及人民負擔之不平均”的現象[47]。

主張發展農村自治的學者,有祝君達、楊中等人。祝君達認為鄉村自治是改良山西社會的途徑,他說“要認清今日鄉村的地位和政治、經濟、教育的重心所在,應該馬上到鄉村去經營村治……使農民增加生產,改良村風,啟發民智,培養自治精神,而實現真正民主的政治”[48]。楊中大力提倡鄉村自治,他認為實行自治可以為人民得到政治上的利益,最小也有三種功效:一是增進人民的政治智能,二是能革除貪官污吏,三是能滿足地方的實際需要,為此他提出編訂農村十年建設計劃書,印發農村信用合作券,扶植村公所,發展農村公營事業,增加農村生產等八點提議[49]。

(二)文化方面的主張

文化方面則是主張發展農村教育,培養人才,有翟品三、趙仁甫等人。翟品三認為復興農村的先決條件是建設,而建設的關鍵在教育,因而他認為教育是建設的動力,是復興農村的根本[50]。趙仁甫的觀點與之相近,他認為“固然農村中需要事業很多,但其中以教育為最要。而以農村教育推動其他各種建設,更為重要”[51]。李希賢認為“教育與勞動分家,是阻礙國家文化進展的桎梏,也是造成我國農村破產的主要因素”,因而他主張普及農村教育,尤其是創辦職業學校,培養具有農夫身手、科學頭腦、生產技術的人才,以訓導農村的農民[52]。積庵則是特別關注于成人教育,認為“中國以農立國,農村為其基本組織,而成人農民,尤為農村社會組成之中堅分子”,因而“要增加農產物,建設新農村,必需由農村成人教育著手”[53]。

倡導教育,其最后的落腳點仍在經濟方面。為發展農村教育而創辦的呼延農村教育實驗學校,即開宗明義提到“本校以實驗精神,增加農業生產,改進農民生活,培養農村教育與農村建設指導人才為宗旨”[54]。劉伯英也認為“依目前中國農村社會經濟衰落之社會以言,民眾教育之實施,亦應以生產為中心目標”,主要在實施農事指導,提倡各種副業,提倡合作事業,舉行各種科學展覽會等方面[55]?？梢娊逃闹匦闹?也在于經濟建設。

(三)經濟方面的主張

有主張改良農業挽救鄉村危機者,如楊蔚等人。楊蔚認為“農村的重要分子是農民;農民經濟方面的重要收入是靠著農業;所以改良農業,當然為救濟農業經濟的重要途徑”,為此他提出多項建議,包括開展育種試驗工作改良作物品種;經濟組織改善及提倡;振興林業;提倡水利;改良農具;成立全省農業指導及農業推廣整個的有系統的組織;其他農業方面的改良如肥料、農家副業、家庭工業;農業以外的救濟如交通、商業和工業[56]。

有主張發展農民合作事業的學者,如保三、劉子明等人。保三認為山西以農業為重,而又以中小農為主,欲復興農村,必先使之結合。他認為單門獨戶的從事生產、運輸、銷售、采購等均為農民不利,而“欲舍不利,而就有利,除合作而外,再無良策”,因而主張在農村發展購買合作、販賣合作、生產合作和信用合作[57]。劉子明認為,山西農村破產的主要原因在于生產力之不適合與金融組織之不完善,因而他提倡在生產上開展耕地合作、肥料制造合作、水利合作和農產物制造合作,而金融上創辦農民信用合作社,促進鄉村貨幣流通以使農民免受商業資本和高利貸的剝削[58]。

有主張發展鄉村工業的,有子發、劉榮亭等人。子發認為農村破產的根本原因在于谷賤傷農,因而提倡發展鄉村工業,尤其是興辦糧食加工業如酒坊、油坊、粉坊等[59]。景陽則認為山西農村破產的原因在于生產不足,入不敷出,因而他主張改良農業及農家副業以增加生產,提倡土貨以與外貨抗爭減少外溢[60]。劉榮亭則是在實際調查的基礎上,提出“救濟農村,須先使農業工業化”,且認為山西發展大工業的條件尚未成熟,因而提倡發展家庭工業,“唯一救濟之方,則為普遍的在各鄉村提倡農民家庭工業,當地制造者,當地用之,就近推銷,其價必廉”,認為“非如是不足以救濟我國農民,亦非如是不足以實現倡用國貨”[61]。

總之,正如晏陽初所言:“時至今日,農村應該改造,國家急待建設,民族必須復興。有識之士不但認識其重要,且在各處已由理論的探討,轉為實際的進行?！溆^點與方法容有差異,其在努力以求實現救亡復興之宏愿,并無不同”[62]。當時的學者們,以對山西鄉村危機的直觀感受,在詳實的農村調查基礎上,紛紛建言獻策,提出復興農村的“山西”主張。

結語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危機,其規模之大,影響之劇都是空前的,時至今日,仍引人深思。通過對山西鄉村危機的梳理,可以發現,山西鄉村危機既具有與全國性鄉村危機共性的一面,又具有明顯的區域特性,如商人歸村、晉鈔的跌落等,可謂是明顯的“山西特色”。最為重要的,則是當時學者們,在親身經歷和詳實的農村調查基礎上,對復興山西鄉村的建言獻策,可謂字字珠璣。在當代“三農”問題愈發受到重視和國家提出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對山西鄉村危機的研究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注釋:

①有關鄉村危機的研究,有張福記.陸遠權.近代中國鄉村危機簡論[J].史學月刊,1999,(1):105-111.向玉成.三十年代農業大危機原因探析——兼論近代中國農業生產力水平的下降[J].中國農史,1999,(4):106.王先明.試論城鄉背離化進程中的鄉村危機——關于20 世紀30 年代中國鄉村危機問題的辨析[J].近代史研究,2013,(5):44-59.張愛明.由農入商:近代山西的鄉村危機與晉中農民經商浪潮[J].史志學刊,2022,(1):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