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彰勢顯
——簡析趙之謙行草二帖

□ 張青陽

趙之謙是繼鄧石如、何紹基后，清代碑學書法又一位卓有建樹的代表性書家。趙之謙生活的時代，碑學書法的發展面臨兩個課題：一為繼承以鄧、何為代表的碑學前輩創造的藝術財富；一為著眼將來，推進碑學書法繼續深入，包括對此前碑學發展中的不足與缺憾進行補苴罅漏。

在此階段，碑學行草書創新對于碑學書法發展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雖然此時何紹基已將碑學行草書推進到一個高峰，但何紹基主要取金石之氣，化入筆下，形成蒼古奇崛的風格，其形體胎息于顏真卿行書。換言之，何紹基雖然力倡碑學，但其行草書幾乎不曾融入北朝碑刻的結體構形、點畫用筆等具象元素。而北朝碑刻作為碑學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洋洋大觀，體兼眾妙，其空間處理、結體方式、點畫形態，共同構成北朝碑版獨特的審美意象，并自成體系?？涤袨樵偨Y“北碑十美”以強調此審美體系對于書法藝術的重要意義以及師法的價值。故此，對于北碑具體藝術形象的汲取、運用無疑是碑學書法進一步發展的必由之路，亦符合碑學書法提煉本體語言、完善藝術體系的內在需求。

從存世作品來看，趙之謙清楚地意識到了在其所處時段，碑學發展亟需解決的問題，成功地完成了北碑行草化的歷史任務，并創立了個人風格，影響深遠。本文從趙之謙行草作品入手，對其北碑行草化的具體實施略作解析。

一、為梅垞書七言聯

趙之謙曾致力于顏體，自言少年時日寫《家廟碑》五百字。趙之謙青年時代，正值何紹基執碑學書法牛耳的階段，故其早期行書創作風格屬于顏體，且明顯受到何紹基書風的影響。同治二年（1863）趙之謙進京參加會試，后客居二載，此期間書風丕變，數年內形成了自己的碑學書法面貌。出現這種變化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趙之謙浸淫碑版有年，搜訪考索，累積頗豐，作為一個書法家，耳濡目染必思學以致用——進一步深入探求碑版書法的藝術意蘊與藝術形象。其二，自立門戶、開風氣一直是趙之謙的藝術主張與創作鵠的，在《章安雜說》中，趙之謙對食古不化、固守某一家面貌的現象明確反對，斥為“因人成事而已”，這表明他對于創立自我風格、不依傍碑學前輩，有著強烈的主觀意愿。故師碑、自立二者共同構成趙之謙書學變法的動力。

趙之謙《為梅垞書七言聯》大約創作于1867年，在趙之謙離京后的第三年，其特征頗能代表趙之謙變法之后的書法風貌。趙之謙首先在筆法上做出顯著改變，從顏體的中鋒行筆，變為拓筆鋪毫而行，即起筆時拓開筆鋒，行筆時筆毫平鋪于紙面，這樣的行筆方式即包世臣所說的“萬毫齊力”。其效果體現為點畫的著墨均勻，筆線兩側邊廓清晰。行筆過程也簡省了何紹基行書的頓挫提按，代之以暢達爽勁的書寫方式。在起收上，起筆或逆鋒或切筆，橫畫的收筆很少頓按回鋒，常常順勢平收，收筆處形成一個直切面。如“臺”的首橫與最下兩橫，“星”的橫畫，“辰”的橫畫等。從點畫形態上看，起收處的斬截與中段兩側順暢的線條形成了類似四邊形的邊廓。與中鋒書寫的蒼雄樸澀的韻味相區別，趙之謙的點畫呈現了如刀刻般的形態。如果說何紹基通過中鋒澀行的書寫方式來追求金石的斑駁之韻，趙之謙則以鋪毫直下的方式體現鐫刻碑版的方整銳健之感。在結體上，趙之謙對北碑的取法并不拘泥某一碑刻，亦不恪守某一具體字形，而是在深刻體悟北碑審美意象、把握結體規律的基礎上，貫徹北碑的自然、開張、因勢生形的構形理念，如“瓊”字左上部的橫向包圍結構和下面的縱向包圍結構，寬度差異很??；“無”字的三橫沒有一橫刻意伸展；“真”字的第一橫和最后一橫幾乎等長，此類結構迥異于受唐楷影響的帖學書法謹守中宮、裁量修短而造就的端莊研麗之態，呈現出北朝碑刻特有的稚拙渾樸之象。

趙之謙通過大膽改變用筆方式和空間安排，使他的行書具有了某種立體效果。如“臺”“星”“無”等字，最下一橫，最為粗重；其字折部切角清晰，猶如折鐵斷金，常常形成兩個鋒面末端部搭接，如“含”的口部以及“日”的折筆。由于點畫本身處理成接近幾何形的塊面，塊面的輕重排列、不同的側面交疊，使單個字具有了雕塑般的體積感。這是趙之謙行書的典型特征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這件作品中“霧”字為草書，為了與之相呼應，下聯相對應的“云”字也處理成靈動之態，兩字用筆中側并用，形態方圓結合，避免了整篇作品因過于重拙而顯滯澀，起到了氛圍調節的作用。落款行草字體與正文采用同一造型原則，但線條稍加圓轉，流動感更強，與正文和而不同，動靜合宜，相得益彰。

《為梅垞書七言聯》所展現的碑學行書，給人深茂駿厲、暢達奇瑰的觀感。趙之謙立足于自身審美體驗，探索碑版形態及石刻質感的藝術表現，使自己的藝術面貌脫離時風（何紹基書風）的籠罩，卓然自立。在當時，他的作品無疑充滿了新意異態。如果說何紹基的碑學行草是因氣生韻；趙之謙則是托形立象，“形彰而勢顯”。

[清]趙之謙 大文嗜好七言聯 紙本 1861年釋文：大文閑世有述作；嗜好與俗殊酸咸。月坡五兄大人屬書。會稽弟趙之謙。鈐?。黑w之謙?。ò祝?/p>

[清]趙之謙 為梅垞書七言聯 紙本釋文：瓊臺含霧星辰滿；霄漢無云日月真。梅垞一兄大人屬書。撝叔趙之謙。鈐?。黑w之謙?。ò祝?趙孺卿（白）

[清]趙之謙 節錄班孟堅《答賓戲文》 紙本 1870年釋文：方今大漢灑掃群穢，夷險芟荒，廓帝纮，恢皇綱，基隆于羲農，規廣于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元德，稟仰太和，枝附葉著，辟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芩落，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班孟堅《答賓戲文》。同治庚午冬，為梅坪四兄大人屬書。撝叔趙之謙。鈐?。黑w之謙?。ò祝?趙孺卿（白）

二、《班孟堅答賓戲文》四條屏

《班孟堅答賓戲文》四條屏為行草書作品，創作于1870年。論及碑學行草書，此時已有何紹基珠玉在前。但何紹基的行草書為顏體之法嗣，對于草書部分，顏體作品如《祭侄文稿》《劉中使帖》《裴將軍詩》等，都有精彩的草書，便于直接取法。而如何進行北碑風格的行草書創作，無疑是當時碑學書法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北朝碑刻絕大部分為楷書，屬于靜態書體。故楷書創作可以直接取法北朝碑刻，行書雖在行筆方式、書寫節奏等方面異于北碑，但在間架上多有與楷書相通處，點畫亦有相近者，故北朝碑刻轉化為行書，仍存通徑尚可措手。草書則不然。草書在空間處理、行筆方式乃至構成元素等方面均與北朝碑刻有明顯區隔。將草書引入碑學行草創作，顯然也不宜直接照搬帖學的草書，否則將因審美基調不同而使作品呈現不統一、不完整的狀態，導致創作失敗。換言之，創作北碑風格行草作品的關鍵是能否寫出具有北碑味道、碑學氣象的草書，即作者必須在碑學審美體系與草書藝術之間建立明確關聯。

細審在《班孟堅答賓戲文》四條屏中對于草書的處理，趙之謙首先在筆法上調整了其碑學楷書、行書以鋪毫為主的行筆方式，改為中側并用，行筆之中亦隱見澀行與頓挫，增加行筆過程的節奏表現。如第三行末尾“如”、第七行“氣”，線條均如綿裹鐵，筋力內蘊。同時又化直為曲，增加弧線的應用，以體現草書宛暢流便的特性，增強流動感。以上為趙之謙為保留草書書體特征所采取的藝術手段。在體勢構造與空間安排上，趙之謙采用了與傳統草書不同的處理方式。草書具有連續書寫產生上下字呼應、連帶的需要，故而強調“縱引”，意即體態多取縱勢，筆勢多趨向下流轉，末筆多伸展。趙之謙大幅減少了“縱引”之勢，作品的草書部分多取橫勢，如“德”“津”“地”等字，均內松外緊、左低右高、體勢開張；“者”“其”等字盡力橫向拉開，造就扁闊之形。在打開中部空間的同時，趙之謙在草書單字中盡量增加甚至夸張內部空間，如“和”的撇提連寫之間的留白、“毓”字左部上方橫縱之間的三角狀留白、“同”字方框左部留白等。趙之謙通過融入中鋒筆法和一系列空間變化，賦予筆下草書渾樸奇崛的藝術張力，充分體現碑學審美特征。

在行書方面，趙之謙的用筆也略作調整，切筆起筆、平直收筆有所減少，起收多稍加頓駐，改變了點畫鋒銳險厲的形態，線條也由峻爽而轉趨蒼雄厚重。這樣的變化，一方面可以理解為作者經過一個方向的極限探索與表達后有意識地稍作回調；另一方面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隨著時間的推移日益老辣遒健的筆力。而從與草書相配合的角度考察，減少刻露圭角，增加行書圓厚舒活的氣息，可以使行書與草書的并置時，不致突兀和支離，更易和諧渾一。

趙之謙雖然在行書的起收處理上，增加了圓厚的感覺，但行書行筆仍以鋪毫為主，折筆處常常形成一個顯著的切面，點畫整體上仍保留趙之謙碑學行書典型的體積感。而這種體積感，又是作品中行書與草書兩種書體相互溝通、呼應的津梁。作品中的草書中側并用，時常在行筆方向變化時切換鋒面，如第四行前兩個“如”的右部，第九行“地”的折筆，都是通過鋒面切換，構成切角和搭接的微妙變化，形成立體感的視覺暗示。將典型特征貫徹于行、草兩種書體，既彰顯了個人風格，又增強了作品的整體感。

整幅作品在墨色上濃淡枯濕相結合，總體上看，淡墨乃至枯墨多運用于草書，如第四、五行多個“之”“如”，以及“德”“津”等，使草書具有逶迤蒼茫之態；行書筆致多堅實，氣態濃深。與之相匹配，草書總體上線條較細，輕靈流宕；行書用筆具有輕重變化，但線條最為粗厚者多為體態穩健的行楷書，如“基”“?！薄笆隆薄昂瘛薄懊稀钡茸纸猿梁褙S碩。正所謂“流便于草，開張于行”“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通過構建草書與行書的對比統一關系，形成行草書作品節奏變化基調的方式，是經典的行草書構成模式。全篇字形大小亦有等差，章法錯落自然，行氣縱橫逸宕。輕重、虛實、疏密、動靜、大小、偃仰等，凡舉傳統行草作品調節節奏、增加豐富性與表現力的有效手段，趙之謙于此四條屏中無不運用熟稔。這使得作品雖然在面貌上與帖學系統的行草作品迥異，但在構成元素與表現方式上又會使觀者有似曾相識之感。如董其昌所言：“妙在能合，神在能離?！?/p>

趙之謙的行草以碑學面貌、個人風格示人，實則在表現手段、創作理念和審美格調上根植傳統行草經典，堪稱“變而不失其正鵠”。這也是趙之謙成功突破北碑書體閾限、樹立碑學行草風格的根本保證。趙之謙的大膽創造使北朝碑刻的經典形式再現于清代行草書創作，極大拓寬了碑學藝術的表達邊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