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婦女形象建構

李鳳鳳 張夢婕

摘 要：全面抗戰時期《晉察冀日報》為了配合黨的方針和中心任務，動員婦女投身抗日戰爭和邊區建設，對邊區婦女進行了大量報道，塑造了支援抗戰的女英雄、建設邊區的勞動者、參政議政的女公民三個維度的婦女形象，不僅激發了邊區婦女女性意識的覺醒，還打破了人們對女性的刻板印象，在很大程度上促進邊區婦女投身抗日救國的偉大事業。

關鍵詞：全面抗戰時期；《晉察冀日報》；婦女形象建構

在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從抗日救亡大局出發，將婦女解放運動同抗日救國緊密結合，引導她們完成角色的轉化，婦女以嶄新的姿態參與救國救民的革命實踐中。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的機關報《晉察冀日報》（1937年12月11日創刊，初名《抗敵報》，1940年11月1日改為本名）順應時勢需要，關注邊區婦女的現實困境，鼓勵婦女實現自身解放，呼吁婦女積極投身抗日救亡大業，為抗日戰爭注入偉大的巾幗力量。

一、“誰說女子不如男”：支援抗戰的女英雄形象

全面抗戰爆發后，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在亡國滅種的危機面前，婦女們逐漸認識到自己的救國之責，踴躍投入抗戰當中，成為各條戰線上支援抗戰的女英雄，為抗戰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組織婦女自衛隊，上戰場奮勇殺敵

在民族大義面前，晉察冀邊區涌現了一批在戰場上出生入死、保家衛國的女英雄，李琳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女青年李琳自1937年便趕赴前線奮勇殺敵，在1940年日寇圍攻中率眾突出重圍之時遭到敵人伏擊，雖在與敵肉搏中殺敵數名，但因寡不敵眾最終壯烈殉國，《晉察冀日報》評價她“不僅是我們共產黨員的優秀模范，而且還是全國同胞所敬愛的婦女英雄”[1]。

從前足不出戶的婦女走上戰場抗擊日軍，不僅彰顯了中華民族團結一心、共赴國難的堅強決心，更證明了女子有著強大的勇氣和力量擔負保家衛國的責任，表現了“巾幗不讓須眉”的偉大氣節。

（二）擁軍擁政，慰勞前線將士

邊區婦女在黨和邊區政府的領導下組織了慰勞團，承擔起慰勞傷病員及前線將士的工作。她們帶著極大的熱情募集慰勞品送去前線，幫助將士們漿洗縫補，為將士們制作手巾和鞋子，看護照顧傷病員。如五臺四區和五臺六區，發動了激烈的做鞋競賽和做手巾競賽，在競賽中婦女們制作慰勞品的熱情更加高漲，“慰勞二分區衛生部休養員八十雙鞋，供給部百十雙鞋，并代供給部縫軍褲兩千條，又小豆村婦救會發動會員代供給部洗滌舊棉軍衣帽萬余件”[2]。淶源婦女的慰勞成績格外突出，“據統計這一個時期中，一共慰勞鞋有五百六十五雙，襪子五百八十七雙，雞子二千多個，油條六十六件，糖十斤，大洋四十元，豬三口，大米六斗，毛巾毛帽二百一十七條，肥皂五十八塊，被子共一百九十八床，帽子一百二十五頂?！盵3]

邊區婦女對抗戰前線將士們和傷病員熱情的慰勞和真摯的問候，給了他們莫大的鼓勵和溫暖，更加激發起他們的斗志，同時邊區婦女通過各種方式提供源源不斷的物資，成為抗日戰爭的堅強后盾。

（三）勸郎入伍，送兒參軍

隨著敵后戰場形勢不斷變化，兵員短缺問題日益嚴峻，動員人民群眾參軍參戰，成為黨宣傳動員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邊區各地婦救會都發出了動員丈夫、兒子參加義勇軍的號召。針對邊區群眾的實際情況，毛澤東提出了“優待抗日軍人家屬”的主張。1938年晉察冀邊區政府制定并頒布了《晉察冀邊區優待抗日軍人家屬暫行辦法》，其中規定對抗屬實行各方面的優待政策。

伴隨著政策推行，邊區婦女逐漸認識到參軍是最光榮的事。據《晉察冀日報》報道，婦女中涌現出了一批先進分子，如唐縣一區某村婦救主任“只有一個兒子，去年冬天就參加義勇軍了”[4]。1942年唐縣“已涌出了十幾個送郎隊，兩個送哥隊，出現了三四個送郎的賢妻，三個送子的良母，六個送哥哥的好妹妹”[5]，出現了“母親叫兒打東洋，妻子送郎上戰場”的熱潮。婦女動員自己的丈夫、兒子參軍的壯舉，休現了邊區婦女深明大義、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舍小家為大家的家國情懷和民族精神。

二、“婦女能頂半邊天”：建設邊區的勞動者形象

晉察冀邊區“在反對敵人掃蕩、進攻、封鎖、破壞中，發展經濟建設”[6]的任務迫在眉睫。同時，青壯年男子應征上前線參加抗戰，邊區婦女就成為經濟建設和農業生產的主力軍。

（一）踴躍投身農業生產

受封建小農經濟長期影響，婦女的生產積極性不高。針對此種情況，黨和邊區政府對婦女進行了宣傳動員。1941年2月，《晉察冀日報》發表社論討論春耕問題，指出婦女應該積極從事生產勞動，這既是克服物資困難的抗敵救國的表現，也是實現經濟獨立從而提高婦女社會地位的必要前提，“我們相信，覺悟了的邊區婦女，也一樣能夠為了抗戰事業和自己的解放，更加發揮她們勞動力量，成群涌進春耕浪潮中去的”[7]。

各地婦救會的婦女干部鼓勵婦女參加生產勞動。如新樂的婦救會一邊組織婦女站崗放哨，“同時積極發動婦女，參加春耕生產”[8]。經過黨中央和邊區政府的宣傳教育，邊區婦女參與生產的比例顯著提高。如“五臺婦女春耕生產熱忱至為高漲，從四月下旬至五月初間，已修灘地一二三畝，造婦女林三九個，婦女菜園六五個，植樹一三七二一棵，養雞四九三九個（現仍在大量孵殖），養羊四七六個，養豬七一個，組代耕隊四十個”[9]。還涌現了生產勞動模范，如出身窮苦的馬杏兒沒有向命運低頭，依然下地種莊稼，“用自己的勞動建立了自己的經濟基礎”[10]?！稌x察冀日報》還報道了韓鳳齡、張巧蓮、張小丫等勞動模范，號召廣大婦女向她們學習。邊區婦女從抵觸生產到自覺參加生產，逐漸樹立了“勞動光榮”的思想，成了農業生產的主力軍，為邊區的物資供給做出了重大貢獻。

（二）積極參與紡織運動

1942年前后，晉察冀敵后抗日根據地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困難情況，邊區政府發出了自力更生、生產自救的號召，動員群眾開展紡織、養蠶、運輸等副業生產救災，副業當中以手工紡織業為先，由此邊區出現了紡織熱潮。

邊區婦女踴躍參加紡紗小組，“僅四十三個村子，半年中即紡棉花五二四六斤，發出去的工錢有一五七四七元”[11]。邊區婦女中涌現出常錦華、劉老婆、黑玉祥、馮桂英等勞動模范。紡織英雄常錦華“除做飯、縫衣、補破外，還要撫育三個孩子，早起晚睡，每天尚可紡紗十兩。去年七月到十一月間，共紡線七十五斤，賣了五千五百七十二元，一家人的生活大為改善”[12]。劉老婆、黑玉祥、馮桂英等人在紡織運動中表現出了極高的政治覺悟，將集體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犧牲自己的時間幫助其他婦女參與紡織，“推動了本村本鄉婦女的紡織”[13]。婦女參加生產紡織運動為緩解根據地經濟困難、戰勝自然災害做出了巨大貢獻，不少婦女通過家庭紡織實現了經濟獨立，為抗日戰爭提供了重要的物資保障。

三、“女中自有豪杰在”：參政議政的女公民形象

在中國傳統社會，婦女社會地位低下，缺乏政治參與意識。黨和邊區政府鼓勵婦女參與政權建設，以提升婦女的政治地位。

（一）擁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晉察冀邊區政府于1943年頒布了《晉察冀邊區選舉條例》，規定：“凡在邊區境內年滿十八歲之中華民國人民，不分性別職業民族階級黨派信仰文化程度居住年限，經選舉委員會登記后，均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盵14]該條例從法律層面直接保障了邊區婦女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成為婦女解放的重要標志。

在邊區政府和婦救會的宣傳動員下，晉察冀邊區掀起了一股婦女參政的熱潮。如淶源“婦女被選為村副、委員和代表的，一共有三百零九個”[15]，在平山三區的村選中，“婦女選為委員的有十二人，當區代表的有一人，當村副和秘書的各有一人”[16]。晉察冀邊區還涌現了一批模范婦女干部，如徐水縣的抗聯婦女主任張品同志在1941年“大掃蕩”后，“在村崗樓環境險惡的六區堅持工作，曾遇到十多次生死危險，從未畏懼退縮，曾有三個月與上級隔絕，但她能獨立堅持工作，始終如一，創造了許多克服困難堅持陣地的范例”[17]。邊區婦女在行使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中，參政意識逐漸增強，政權建設注入了富有朝氣的新鮮血液。

（二）健全婦女組織

1938年3月，晉察冀邊區婦女抗日救國會宣告成立，“以動員婦女支援抗戰前線、維護社會治安、組織婦女參加生產、鼓勵婦女參政議政、提高婦女文化水平、貫徹執行政府關于保障婦女權利的法令法規為工作綱領”[18]。晉察冀邊區婦女團結抗日運動從此有了堅強統一的領導核心。

邊區婦救會從當地比較有威望、有人脈、有能力的中老年婦女入手，依托她們的關系網去組織其他婦女，同時幫助婦女解決困難和障礙。首先便是需要消除男子對婦救會的抗拒心理，既而轉變男子對婦女工作的不正確認識，促使他們支持婦救會工作，鼓勵身邊婦女參加婦救會。經過一段時間的宣傳動員，婦救會群眾基礎不斷壯大。如完縣（今順平縣）“全縣已有九十四村成立了婦救會，會員共五千二百余人”[19]，唐縣“各區鄉的婦女救國會，已經普遍地組織建立起來了，并吸收了一批婦女，參加了救亡工作”[20]。邊區各級婦救會廣泛動員婦女參與婦救組織，為抗日救國做出貢獻，這增強了婦女的參政議政熱情，提高了婦女的參政水平。

（三）接受冬學教育，努力識字念書

1939年中共中央婦委在《中共中央婦委目前婦女運動的方針和任務的指示信》一文中指出：“要動員婦女抗戰，要達到婦女解放，必須提高她們的文化水準、政治覺悟和培養她們的工作能力?！盵21]在黨中央方針的指導下，晉察冀邊區政府大力發展面向成年女子的社會教育，如開辦識字班、夜校等教育培訓機構，在冬閑時舉辦冬學是婦女接受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

社會教育一經開辦，婦女們爭相入學，形成了一股識字熱潮，“每天午后和晚上到處可以看見婦女們三五成群到學校里識字、聽課去”[22]，“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及五六十歲的老婆子，均無不積極學習”[23]。還有青年婦女“嫌冬校識字少，便由冬校轉到長期小學，每天上完了課之后，還要開小組討論會，情緒特別高漲”[24]。1938年始，各縣婦女識字運動如火如荼開展起來，其中冀中地區一些文化較發達的縣成立了范圍廣泛的婦女識字班。識字班的課程內容主要由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兩部分組成，如完縣惠家藩的識字班的授課內容包括“識字課本（一小時）、國難講話（半小時）、救亡歌曲（半小時）”[25]，課后婦女大致都能認得簡單標語，能寫簡單漢字。這期間還出現勤奮好學的婦女模范，如唐縣的張小丫什么時候都不忘念書識字，“三個月里她能寫會念四百來個字了”[26]。邊區婦女通過冬學教育，文化水平有了提升，眼界和思維也發生了變化，政治覺悟普遍提高。

四、結 語

馬克思指出，“在任何社會中，婦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27]。在婦女解放的過程中，報刊是傳播先進理論和觀念的重要載體?！稌x察冀日報》積極貫徹執行黨在抗戰時期的政策方針，塑造了全新的女性形象。在《晉察冀日報》的報道中，中國婦女以巨大的勇氣和膽識同男子一同共赴國難，她們或參軍上前線，奮勇殺敵；或在后方發展生產，保障供給；或積極擁軍擁政，慰勞將士；或踴躍參政議政，為人民服務。她們開始以一個全新視角重新定義自身的力量與權利，參與構筑抵御外侮的銅墻鐵壁，塑造了抗戰時期具有鮮明時代特點和全新精神面貌的“新女性”，打破了社會對婦女的傳統刻板印象，這既是婦女社會地位提升的鮮明例證，也是全面抗戰時期巾幗力量的縮影。

（江西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基金項目：江西省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專項任務（思想政治工作）項目“全面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聞輿論工作研究”（項目編號：SZZX183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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