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起算時點考辨
——兼駁不存在“中共局部執政”論

張志永

(河北師范大學 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河北 石家莊 050024)

學界關于中共黨史研究的歷史悠久,幾乎可以追溯到建黨初期,且一直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研究中的“顯學”。不過,學界關于中共局部執政史的研究起步較晚,大約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召開前后,才出現了一個研究中共執政課題的熱潮,許多學者采取歷史學、政治學、法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發表了大量研究成果,僅據筆者從讀秀和中國知網檢索,迄今,學界已經出版了近千篇(部)研究中共局部執政的論著,其內容大致分為歷史性和理論性兩大類,涵蓋了中共局部執政的理論、歷史、體制、經驗等內容。遺憾的是,學界關于中共局部執政起算時點分歧較大,不僅阻礙了深入研究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政權建設課題,甚至不利于正確認識中共全國執政的起源、正當性和合法性,故本文綜合多種相關論著,考辨中共局部執政起算時點問題。

一、學術界關于中共局部執政起算時點的幾種觀點

迄今,在所有研究中共局部執政的論著中,除了少部分人否認中共局部執政外,“大部分學者明確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史應該開始于民主革命時期中共的局部執政?！盵1]其中,代表者是李君如,他認為,“中國共產黨由于其獨特的革命道路,經歷了從局部執政到全國范圍內執政這樣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歷史進程”[2];進而言之,中共局部執政時期是指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局部地區和局部范圍內掌握政權的這一特定歷史階段,至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始轉入全國執政。不過,他們在局部執政的起算時點上存在著較大分歧,按照年代順序,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觀點。

(一)廣州國民政府說

這是追溯中共局部執政起算時點最早的一種觀點。有學者認為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建立的廣州革命政府是中共局部執政的起點,主要理由是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后,國共兩黨正式以“黨內合作”形式建立了統一戰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組織,置身于國民黨廣州革命政權的輔助地位”,這意味著中國共產黨是以國共合作的名義和形式進行執政實踐。還有人進一步認為在大革命期間,廣東、湖南、湖北、福建、上海等地建立了革命政權,“當時中國國民黨雖然是名義上的執政黨,但由于有大量中共黨員的參加,并且革命政權中的一些高級職務由中共黨員擔任,這就使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能夠通過革命政權推行下去?！边@些都屬于中共局部執政的性質。①

(二)1927年說

1927年國民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標志著第一次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從高潮走向失敗。這一年,中國共產黨制定了一系列重大的、具有標志性的政策和措施,采取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影響深遠的重大革命行動,實現了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轉折,因此,許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選擇不同的事件作為中共局部執政的起算時點。由于他們選擇起算時點均為1927年而月份不同,故籠統地稱之為1927年說。具體而言,共有下列幾種不同的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8月說。該說以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為代表,認為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發動了一系列武裝起義,深入農村創建革命根據地,建立了紅色革命政權,進行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方面建設,把落后的農村改造成為先進的紅色區域,“自此,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局部執政的歷程?！盵3]該說法比較籠統,并沒有直接點明8月1日南昌起義為中共局部執政的起點,但是,南昌起義是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發動的第一次武裝起義,按人們一般理解,它實際上認為中共局部執政應從1927年8月算起。

第二種說法是9月說。有學者認為9月19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揭開了中華蘇維埃運動的序幕,也是中共局部執政的起點。其理由有二,第一,這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左派國民黨”及蘇維?？谔枂栴}決議案》,徹底改變了“左派國民黨運動與在其旗幟下執行暴動”的政策,明確規定“現在的任務不僅是宣傳蘇維埃的思想,而且在革命斗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第二,“‘九一九會議’后,……中國共產黨終于單獨地以自己的名義領導武裝起義,打出了蘇維埃的旗幟——以鐮刀斧頭為標志的紅旗,起義勝利后開始建立蘇維埃政權,”也就是說從1927年9月19日開始,中國共產黨正式揭開了中華蘇維埃運動的序幕,即開始局部執政。[4]

第三種說法是10月說。有學者認為,1927年10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是中共局部執政的起算時點,其理由有三:第一,井岡山是中國共產黨建立最早的革命根據地,創建了第一個工農政權,“這是處在社會最低層的工農大眾推翻剝削階級的舊政權后,建立起來的自己當家作主的新政權?！钡诙?井岡山時期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開辟了中國革命新道路,中共成為根據地的執政黨,開始了局部執政的歷程。第三,中國共產黨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為各地武裝斗爭樹立了榜樣,此后,中共陸續創立了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革命根據地。②

第四種說法是11月說。2003年李君如依據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一文,率先提出,1927年11月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的成立標志著中共局部執政的開始;1928年5月,又成立了湘贛邊界工農兵政府,統一領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各縣工農兵政府,“這樣,就在世界政治史上創造了一種奇特的政權格局:在全國范圍內是蔣介石國民黨執政,在農村革命根據地由共產黨執政?！焙髞?他多次重申這個觀點,并且得到國內許多學者贊成和接受。③

(三)1929年1月說

有學者提出,中國共產黨在中央蘇區局部執政是“第一次執政”,“開始于1929年1月,到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結束”。其主要理由為:1929年1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下井岡山,挺進贛南、閩西,開始創建中央蘇區?！爱敃r中央蘇區的軍隊建設、政權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不僅為當時的革命斗爭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也為以后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的執政提供了寶貴經驗,乃至為當前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的精神財富?！盵5]

(四)1931年11月說

該觀點以1931年11月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瑞金召開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中共局部執政的起始點,學界中贊成者也比較多。其理由如下:第一,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之前,雖然中國共產黨創建了十幾個革命根據地,并建立了各自的蘇維埃政權,為在中央蘇區執政做好了準備,但它們都是地方性政權,還沒有上升為“國家政權”形態;第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標志著全國各革命根據地政權已聯合成一種國家形態的紅色政權,中國共產黨成為國家執政黨,其執掌的政事也由原來的“地方政事”上升為“國家政事”層面,開始實施“局部執政”;第三,2001年10月24日,胡錦濤同志高度評價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中華蘇維埃政府的建立是我們黨建立人民政權的探索和嘗試,它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各根據地、各部分紅軍的中樞指揮作用,擴大了黨的影響,也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根據地建設,以及后來新中國政權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培養了大批領導骨干和組織、管理人才?！雹?/p>

另外,有少數學者不認同“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說法,雖然他們公開發表的論著不多,但在一部分人中仍然有較大影響。如陳明明⑤認為,局部執政“顯示了在體制內利用體制的資源追求和實施反體制目標的政治獨特性”,“只能是類似印度這樣實行西式議會民主的國家”才存在共產黨的局部執政,“這種‘局部執政’是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共產黨所沒有的”;中共“‘局部執政’的表述不符合黨奪取政權的特殊路徑與理論規范,只會模糊共產黨割據政權與國民黨‘合法’全國政權之間的聯系與關系”。他不厭其煩地闡釋了自己的依據,擇其要點如下:

其一,“革命”與“執政”是二元對立的概念,“革命”是“底層社會的造反”或“從根底處掀翻”的結構性轉換,“是法國大革命、俄國革命意義上的‘對舊制度的摧毀與決裂’,強調的是‘革命’的‘暴力’‘破壞’‘中斷’等特征”;“作為‘革命’對應面的‘執政’便被賦予了‘和平’‘建設’‘漸進’之意,突出的是‘執政’同‘依法組織政府’‘合法行使權力’‘對新制度的建設與維護’的內在聯系。換言之,從‘革命’到‘執政’,意味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大規模的社會動員和階級斗爭的終結,破壞讓位于建設,對決讓位于妥協,激情讓位于理性?！币虼?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命題最大的問題一是關于‘執政’內涵的理解與通常意義的界定有重大差異,二是以‘執政’概括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活動(尤其是革命年代的活動)存在著以詞傷義的傾向”。

其二,在黨派政治起源的西方,執政黨有一些不言而喻的預設,一是權力的有限性,“政黨只是指執掌國家行政權或控制議會多數席位而獲得組閣權的政黨(或政黨聯盟),而這些權力的運用也要受到憲法和法律的限制”;二是權力的時效性,“執政黨的地位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由每隔幾年的大選(議會選舉或總統選舉)即所謂“選民授權”的國家政治機制決定的,今日執政,明日可能在野”。由此出發,他認為,“人們可以使用執政黨概念來敘述發生在兩個完全不同政治環境下(如西方環境和非西方環境)的相似的政治過程(如掌控國家權力),同時也應了解和尊重這個概念的本原的內在的規定性”。

其三,執政黨概念的表達結構與中國革命的現實結構存在著內在沖突。1927年國民黨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但共產黨從未承認過它的“執政黨”地位;同樣,國民黨也從未承認過中共的“在野黨”地位。國民黨政權本質上是一黨專制,對其他政黨采取遏制、打擊乃至宣布非法的限制手段;共產黨則領導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旨在推翻南京國民黨政權,兩者之間不存在“體制內的和平反對”,“這正是‘執政黨’‘在野黨’這類概念相對于中國政治環境的局限所在,當然也是‘局部執政論’的缺陷所在?！?/p>

其四,“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論試圖和“執政”這樣一個現代概念接軌,只是對“執政”的理解局限于“執掌政權”的事實層面,而限制了它對“執掌政權”背后的方式、價值和機制的深入討論,在這個意義上,這個命題抽掉了共產黨向現代政黨轉變的必要性。

無論是邊區政府還是后來的華北人民政府,本質上都是“國中之國”的割據政權,“局部執政論”有意無意忽略了“國中之國”的政權構成方式與“執政”內涵的差異,把共產黨稱為“執政黨”顯然是不倫不類的。

二、對學術界關于中共局部執政起算時點的分析

揆諸事實,學界關于中共局部執政的起算時點分歧較大,究其因,就在于人們接受了“局部執政”的概念但沒有進一步研究“局部執政”的內涵,他們往往在研究某個局部執政課題中附帶提出局部執政起算時點,且僅僅作為研究的一個起始點或標志,對其內涵則三言兩語一帶而過,似乎這是不言自明的“常識”,更沒有形成學術爭鳴。這就導致一個奇怪的現象,大家都使用“局部執政”的概念,但對其內涵理解有異,很多人把“革命”與“執政”相混淆,甚至有人把西方政治學“執政”概念套用到中國革命政權上來,故尚未形成大家認可的“局部執政”的內涵甚至定義,以致在提出中共局部執政起算時點時言人人殊。顯然,要弄清中共局部執政的起點,就必須明白局部執政的基本內涵,也就是要進一步探討執政的職能、機構和方式等內容,尤其是要清楚區分“執政”與“革命”的界線。

早在1848年馬克思、恩格斯就明確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盵5]后來又提出了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科學論斷,不僅清楚地區分了無產階級革命政權與資本主義政權兩種不同性質的政權,也與西方資本主義政黨政治、任期制等政治制度劃清了界限,自然也就不能直接引用西方政黨政治理論來闡釋無產階級專政。囿于中國并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的形式、發展過程和具體特點與馬列主義所設想的政權有所不同,但在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后不可能再照搬資產階級政黨政治這一點上是相同的;尤其是中共局部執政是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必然產物,更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政治學理論來分析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歷史,而必須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權理論來認識和研究中國革命政權建設課題。

列寧指出,“國家一直是從社會中分化出來的一種機構,一直是由一批專門從事管理、幾乎專門從事管理或主要從事管理的人組成的?！@個機構,這個管理別人的集團,總是把持著一定的強制機構,實力機構”,“只要國家存在,每個社會就總有一個集團進行管理,發號施令,實行統治,并且為了維持政權而把實力強制機構、暴力機構、適合于每個時代的技術水平的武器把持在自己手中?！盵6]這就清楚地說明了執政的職能就是管理,易言之,就是在長時期內進行持續的有效統治;它必須具備兩個要素,一是專門管理國家的機構,二是維持政權的暴力機構,兩者缺一不可。我們再把它與中國革命相比較,更容易把握“執政”的內涵。毛澤東指出,“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盵7](17)由此可見,“執政”與“革命”有著明顯的區別,革命是用暴力推翻舊政權,是執政的前提;執政重在管理,是革命的結果,雖然也包括暴力因素,但旨在鞏固革命政權。以此為標準,我們對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起算時點的諸觀點分析如下。

(一)廣州革命政府說

該觀點追溯中共局部執政的歷史最長,但是,它沒有說明起算時點的具體時間,更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即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兩黨采取了“黨內合作”方式,中國共產黨人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并且,廣州革命政府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中,沒有一名共產黨人;1926年中共在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中三次大退讓,又失去了黨權和軍權,至1927年3月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決定邀請中共加入政府,但為時已晚,中共始終未能掌握國民政府的領導權。后來,中共總結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共“自愿地放棄對于農民群眾、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盵8]就事實而言,這種觀點明顯混淆了革命與執政的概念,更與執政的內涵完全不符,根本不能作為中共局部執政的起算時點,故學界持這種觀點者非常少。

(二)1927年幾種局部執政起算時點的說法有許多問題值得探討

第一種8月說。該觀點實際上把八一南昌起義作為中共局部執政的起點,這就誤把中共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端等同于中共局部執政的起點,不過,該說法有明顯缺點,一是無視南昌起義仍打著“左派國民黨”的旗號,尚未正式打出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二是南昌起義后并未建立蘇維埃政權,而是很快就南下廣東,故以此為中共局部執政的起始點明顯不合適。

第二種9月說。該觀點正確地指出它是中共正式放棄“左派國民黨”旗號、名副其實地獨立領導蘇維埃運動的轉折點,不過,它誤把黨中央做出開展蘇維埃運動的決策時間作為中共局部執政的起算時點,誤把蘇維埃運動等同于蘇維埃政權,忽略了蘇維埃政權僅是蘇維埃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且無視政策制定與政策執行之間存在著一定的時間差,這就意味著把革命的理論與革命的行動混為一談,無疑把中共局部執政的起始點提前了。同時,它無視決議中還有這樣一段話,“蘇維埃的組織,首先應當在那些中心地方如廣州、長沙等,當我們有決定的鞏固的勝利的時候;當這些中心地點還沒有被革命暴動占據以前,在小縣城里面要堅決的拒絕組織蘇維埃,這是為著不要失掉蘇維埃政權的真意?！盵9]這句話清楚地表明了當時中央主張“城市中心論”。至1927年12月廣州起義后,中共第一次建立了城市蘇維埃政權——廣州市蘇維埃政府,才真正符合該決議中建立政權的標準,可惜這次起義很快失敗了,廣州蘇維埃政府并未能有效地進行局部執政。尤其是它還犯了一個常識性錯誤,忘記了1927年9月9日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時,已經公開打出了中國共產黨旗幟等?？傊?該說法矛盾之處頗多,以此作為中共局部執政的起始點不僅于理不通,更與事實不符。

第三種10月說。該觀點認識到中共建立革命根據地是局部執政的前提,但是,它把革命根據地史等同于局部執政史,沒有認識到中共往往是先開辟革命根據地,后建立根據地革命政權,也就是開始了局部執政,兩者在時間上不完全同步。

第四種11月說。該觀點正確地說明了中共局部執政應該從最早建立的革命政權——茶陵縣工農兵政府算起。雖然按照西方政治學理論,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是一個地方性政權,不是中央政權,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政黨執政,但是,它是中國革命新道路的產物,完全符合中共執政由局部向全國執政發展過程,故學界多數人贊成這個觀點。遺憾的是,學者們對該觀點的論證不夠全面和系統,尚未充分說明其合理性,以至于學界尚未形成共識。例如,2011年,該說的首倡者李君如改變了自己的說法,又認為中共局部執政“具體時間是從1931年在江西瑞金建立蘇維埃政權到1949年在全國建立政權”,⑥他自己在中共局部執政起算時點的觀點上就出現了前后矛盾。

(三)1929年1月說

該觀點以中共創建中央蘇區為局部執政起算時點,但該說依據極為勉強,一是中央蘇區不是中共最早建立的革命根據地,該說抹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建立革命政權的歷史事實;二是1929年1月僅是紅四軍下井岡山的出發時間,在挺進贛南閩西時一路行軍作戰,更沒有成立革命政權;三是從邏輯上而言,既然有了第一次局部執政,那么就應該有第二次、第三次局部執政,各次局部執政的間隔時間和標準又是什么?更何況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革命運動始終薪火相傳,即便出現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內領導機關內占統治地位時期,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損失了90%,但仍然有10%的火種延續,革命并沒有中斷,那么何來第二次、第三次局部執政?故此說嚴重違背歷史事實,故除了作者以外,尚未發現其他學者響應,在學界幾乎沒有任何影響。

(四)1931年11月說

按照“執政”就是掌握國家政權的標準,此觀點同時符合了十月革命模式和西方政治學理論,故贊成這種觀點的人也比較多。⑦然而,該觀點最大的漏洞在于它無視了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前中共已經建立了許多地方政權,且全面抗戰爆發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被取消,至新中國成立止,中共建立的都是解放區地方政權。如果按此標準,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共都沒有建立中央政府,那么就不存在中共局部執政嗎?同時,按照建立中央政權的標準推理,中共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那么其執政理所當然是全國執政了,不能算作局部執政。如此來看,該說不僅與中共革命歷史事實不符,更在理論上無法自洽。

至于部分學者否定中共局部執政的觀點,盡管他們在學理上闡釋得頭頭是道,冗長、精致和邏輯嚴密,聽起來似乎蠻有道理,但認真分析一番,就會發現他們在推理中存在著極嚴重的問題,那就是大前提不正確,犯了誤用研究理論和誤解歷史事實等錯誤,具體分析如下。

一是這種觀點誤用了研究理論。這些學者有意無意地存在著“西方中心論”傾向,誤以為西方民主政治是理想的政治模式,只有通過全國和地方選舉,才會出現執政黨掌握國家政權、在野黨掌握地方政權的現象,即全國執政和局部執政;因此,他們機械地套用“執政黨”和“在野黨”理論分析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關系,認為,既然國民黨和共產黨相互否認對方是“在野黨”和“執政黨”,自然就不存在中國共產黨的局部執政;這種說法把國民黨全國執政作為共產黨局部執政的參照物,從橫向上比較國民黨和共產黨是否執政,得出錯誤的結論難以避免。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是以后來的全國執政作為參照物,也就是從縱向上自身執政范圍的前后比較,并非與國民黨全國執政相比較,這樣才能正確地認識和理解中共從局部執政走向全國執政的發展歷程。

二是這種觀點與歷史事實不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長達二十多年,并非像十月革命那樣一舉成功;同時,它根本不是單純的暴力革命,而具有革命和建設雙重內涵,它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的內容。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已經創建了革命政權,“黨開辟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10]這也是中共局部執政歷史的邏輯起點。此后,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繼續建立解放區政權,實際上延續了局部執政。

三是這種觀點無法解釋中共全國執政的歷史演變脈絡。中國共產黨全國執政是中國革命歷史的選擇,中國革命新道路包括了土地革命、武裝斗爭和根據地建設三方面內容,而局部執政是根據地建設中最關鍵的內容,它直接領導了土地革命、武裝斗爭和根據地其他各項建設;同時,中共局部執政為全國執政提供了豐富的成功經驗和慘痛的失敗教訓,更為全國執政奠定了理論、體制和機制等基礎。進而言之,中國共產黨在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的不斷探索中,其工作重心從農村轉移到了城市,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掌握了治國理政的本領,成為名副其實的現代政黨,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總之,這些學者教條式地照搬西方政治學理論來解釋中國革命政權建設課題,誤以為只有在取得國家政權后才能夠執掌和運用國家政權,忘記了中國革命新道路與西方政黨政治的本質區別,不僅無法正確地理解豐富多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史,更無視中共局部執政的歷史事實,犯了削足適履的常識性錯誤。我們只有實事求是地認識中共“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的歷史發展過程,才能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從哪里來、現在應該做什么以及將來向何處去等基本問題,真正做到“四個自信”。因此,我們絕不能生搬硬套地以西方政治學理論來解釋中國革命,更不能否認中共局部執政的事實。

三、茶陵縣工農兵政府的成立是中共局部執政的真正起點

綜上所述,除了少數人公開否認中共局部執政外,絕大多數人都認為中共執政經歷了一個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的發展過程,其主要分歧在于局部執政起算時點究竟是1927年11月建立的茶陵縣工農兵政府還是1931年11月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要弄清楚這個問題,就必須進一步明確三個前提,一要明確中共局部執政的特殊性,即中共局部執政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必然產物,它的參照物是縱向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建設史,不是橫向的南京國民黨政府,只要在根據地建立了較完備的政權組織機構、在較長時期內有效地行使統治和社會管理的權力就是局部執政;二要明確局部執政的主體,也就是不應區分黨中央或地方黨組織,只要是中共建立的根據地革命政權,都是局部執政,不一定必須采取中央政府的名義;三要明確局部執政的范圍,也就是執政范圍至少要多大才算局部執政?筆者認為,自從先秦商鞅變法后,縣已經成為中國國家結構的最基本行政單位,縣政權也是中國傳統社會最基本的地方政府,故可以將縣視為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的基本行政單位,只要在縣以上范圍內建立了革命政權,就構成了中共局部執政的要件之一。

在厘清中共局部執政的三個前提后,我們再分析學界關于中共局部執政起算時點的諸多觀點,很容易得出結論:1927年11月,中國共產黨建立的茶陵縣工農兵政府是第一個有效行使統治權的革命政府,也是中共局部執政的起算時點。具體理由如下。

首先,列寧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不弄清這個問題,便談不上自覺地參加革命,更不用說領導革命”。[11]1927年11月18日,中國共產黨解放了茶陵縣城,很快召開了工農兵代表會議;28日,正式成立了茶陵縣工農兵政府,設立了民政、財經、青工、婦女等部門,隨后,又派出工作隊,深入到鄉村,幫助群眾恢復農民協會,建立區、鄉工農兵政權?！安枇昕h工農兵政府的領導人,是通過自下而上層層推舉出來的?！ㄟ^這一選舉過程,把群眾吸引到政府周圍,使群眾經受政治訓練,提高革命覺悟。這種自下而上民主產生政府領導人,設立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將縣、區、鄉工農兵政府當作各級工農兵代表會議的執行委員會的做法,為井岡山根據地各縣建立政權時所仿效,也為爾后的各級蘇維埃代表會議,直至新中國成立后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仿效?！盵12]茶陵縣工農兵政府雖然不是建立最早的革命政權,但是它擁有相對固定的管轄區域,是最早有效行使權力的革命政權,“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的第一個縣級紅色政權”,“是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實現‘工農武裝割據’的初始標志”。[13]它堅持了很長時間,成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更為以后根據地政權建設提供了借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意義?！盵7]

其次,以茶陵縣工農兵政府的建立為局部執政起算時點,可以串聯起中國共產黨“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的歷史脈絡。自1927年11月中國共產黨建立茶陵縣工農兵政府后,中共局部執政歷經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抗日民主政府、解放戰爭時期人民民主政權,一直發展到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構成了一個比較系統、完整的執政脈絡,很好地概括和解釋了中共執政從量變到質變的發展過程。雖然按照西方政治學理論,中共局部執政絕大多數時期只是掌握了根據地地方政權而不是掌握國家政權,似乎不符合西方式執政理論,但該觀點完全符合中共革命的特殊發展過程,無論是國家政權還是地方政府,中國共產黨都是執政黨。如果教條式地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為中共局部執政的起點,則有兩個明顯的缺陷,一是它名義上是中央政權,但施政范圍并非遍及全國,實質上仍然是“局部執政”;二是1934年10月紅軍長征以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政地盤都沒有了,且在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中共都沒有建立中央政府,那么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共就沒有執政嗎?這顯然與歷史事實不符,也人為地中斷了中共政權建設的連續性。

再次,以茶陵縣工農兵政府的建立為局部執政起算時點,可以正確地闡釋中國革命新道路的特殊性。斯大林指出,“在中國,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盵14]大革命失敗后,國民黨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如果按照西方政治學理論,自然得出了國民黨是執政黨、共產黨是在野黨的論斷,然而,這種解讀是非常錯誤的,因為國民黨頑固堅持一黨專制統治,殘酷鎮壓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更沒有實行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中共根本不可能經過合法的議會斗爭來執掌國家政權,故國民黨與共產黨根本不是西方政治學意義上的執政黨與在野黨的關系,中國共產黨在絕大部分時間內并不承認國民黨的執政黨地位(全面抗戰時期除外),而是走上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革命道路。中共局部執政與國民黨南京政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體系,它不是在空間維度上與國民黨中央政權相對應,而是在時間維度上與新中國建立后全國執政相銜接;1949年10月中共建立全國性政權不是繼承了中華民國的法統,而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結果。由此可知,中共“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是一個一元連續的命題,它能夠概括和串聯起中國共產黨絕大部分時期的歷史,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局部執政階段”和當代中國“全國執政階段”,這就充分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全國執政的歷史來源。

總之,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逐步探索出了一條中國革命新道路,其基本內容之一就是根據地建設,而政權建設是題中應有之義;正如中國共產黨創造了中國革命新道路一樣,中國共產黨也創造了從局部執政到全國執政的新執政模式,其邏輯起點就是1927年11月茶陵縣工農兵政府的建立。鑒于中國革命新道路與十月革命模式乃至西方政黨政治有著明顯的不同,我們既不能用十月革命模式套用中共執政的起點,也不能用一般意義上的西方政治學理論教條式地分析中共執政,否則就無法正確地理解中國共產黨革命政權建立和發展的歷史,還會留下錯把馮京當馬涼的笑柄,有可能導致歷史虛無主義,甚至否認黨的全國執政的正當性和合法性。

注釋：

①參見:敖天穎、王春英:《中共局部執政經驗芻議》,《四川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6年第3期;肖立輝:《試論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局部執政》,《中共青島市委黨校青島行政學院學報》2008年第10期;潘德鑫:《試論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時期對執政資源的開發》,湖北大學2013年碩士學位論文等文獻。

②分別參見:王樹蔭主編:《中國共產黨執政經驗研究(卷3)》,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4頁;王翔、曾長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倫理建設》,中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4頁;尹書博:《中國共產黨執政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頁;程秀龍《中國特征·執政》,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4頁。

③分別參見:李君如:《要重視中國共產黨執政史的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4期;李君如主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頁;李君如主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頁;高新民、農華西:《論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廣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編寫:《執政中國(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頁。

④馮留建:《從革命黨到執政黨:中國共產黨執政體制發展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頁;柳建輝、曹普主編:《中國共產黨執政歷程1921—1949(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4頁;尹杰:《中國共產黨執政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頁。

⑤迄今,學界只有陳明明公開地、比較系統地論述了不存在“中共局部執政”論,本文所引用否定“中共局部執政”論的觀點均引自:陳明明:《在革命與現代化之間——關于黨治國家的一個觀察與討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219-221頁。

⑥參見:李君如:《從“自在執政”走向“自覺執政”——縱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經驗》,《政策》2011年第7期;李君如:《論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經驗》,《理論與當代》2011年第7期等文獻。

⑦參見余伯流、凌步機:《中國共產黨蘇區執政的歷史經驗》,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版;余伯流、何友良主編:《中國蘇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90頁;余伯流:《中國共產黨蘇區局部執政的歷史經驗與啟示》,《江西社會科學》2011年第6期;權宗田:《人民觀視角下的毛澤東執政思想》,武漢理工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58頁;奚潔人:《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與領導哲學》,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6頁;王旭寬:《中央蘇區蘇維埃政府研究》,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版社2014年版,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