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空間中的第三性
——論閻連科《她們》女性群像書寫

羅 璇

(寶雞文理學院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陜西 寶雞 721013)

閻連科《她們》是于《我與父輩》出版十年后推出的散文集，與《我與父輩》一脈相承，記錄家族及家鄉女性的歷史，關注女性生活脈絡、生存困境?！端齻儭吩敿氃佻F了上世紀中后期鄉村女性的生存空間分化、不同類型女性的不同命運，并闡述了閻氏女性觀——“第三性”。通過《她們》可以窺探到鄉村女性的多樣生命紋理，同時把握男性作家的敘事策略、對女性的認識及思考。

一、城鄉空間中的生存環境

閻連科筆下的“家族女性”，無一例外都有一個共同的生存空間，即其家鄉河南嵩縣田湖村。豫中平原上這一隅黃土地上的女性，是中原乃至北方農村婦女的縮影。在閻氏家族中，與閻連科有親緣關系的女性同輩與長輩幾乎終生于鄉村中生活，鄉村是她們的生之所存與死之所歸。閻連科同樣也記錄了走到城鎮里、幾近脫離田湖村的女性。這些女性或是嘗試掙脫落后鄉村的束縛去追求更為廣闊的生存天地，或是向往現代化的物質生活并致力于提高自身的社會地位，但不可置否的是，鄉村仍是這些女性無法“出走”的精神家園，鄉村婦女身上的優秀品質與劣根性在她們身上得到保留，這也暴露出城鄉之間一定程度上的對峙融合問題。

(一)鄉村：女性的生命繩羈

于鄉村中終其一生的女性，在天然的地理環境和傳統的倫理環境中譜寫著生命的悲苦與壯麗。這一群體代表為閻氏家族中的女性同輩與長輩，她們生于斯長于斯，多以勞作為生，未受過教育或是被迫中斷受教育，鄉村筑其骨血、塑其精神。豫中平原是她們勞作與生存的完整場所，鄉村空間的閉鎖性質賦予其原始的生命特征，并成為牽絆她們踏出逼仄生存領域、接受新質文化的繩羈。

就地理環境而言，田湖村坐落于豫中地區，位于兩山間河流下游丘陵地帶，根據《我與父輩》與《她們》中的描述，這個距離洛陽六十余公里的村莊是一個集市中心，發展程度介于山村與縣城之間。閻氏家族中的女性除了堅守在田湖村、嫁入閻家的娘嬸之外，嫁出去的姐姐與姑姑們也都是在田湖村周邊村落繼續生活，同族中的女性皆未踏出這片土地，土地是她們的生命依托，一方黃土承載了與她們一樣的萬千農村婦女的苦難，她們在土地上勞作與開拓，傾其所有。地理環境固然是天然的枷鎖。另外，在落后的上個世紀中原農村，自由戀愛屬于少數情況，“兒女的婚姻大事完全由父母安排并且父母的安排。談論自己的婚姻，被認為是不適當的和羞恥的”，[1]而媒人作為鄉村婚姻的重要媒介，介紹對象的局限性也決定了女性出嫁地域的局限性。因而在中國農村，“宗族”成了延續千年的地緣文化，相同的文化習慣和心理使得長期生活在同一地域內的人聯結更為緊密。值得思索的是，除了在村里小學教書的大姐、為縣城醫務工作者的嫂子之外，閻氏其余女性的共同特點是未受過教育或被迫中斷受教育。拋開地域原因層層追溯，傳統的倫理環境對鄉村女性的牽制更為緊密深入，在教育為立國之本的當下，部分地區仍有停滯不前的封建思想殘余，女性接受教育成為一道橫跨至新世紀的難題。

就傳統倫理環境而言，男權思想浸潤之下的重男輕女觀念仍然盛行，《她們》中“二姐讓出讀高中的機會給閻連科”這一事件尤為令人矚目，這也成為二姐試圖通過讀書改變命運戛然而止的節點，順理成章地，二姐的出嫁、后踏上與其他未受教育的農村婦女無異之道路就成了不可抗的命運。新中國成立后，教育面向工農群體，各項指令的頒布和政策的落實促進國民教育事業有序發展，意味著勞苦大眾受教育機會得到保障。六七十年代教育事業雖受創，但總體來說國民教育仍緩慢有序地前進著。在建國初期，教育事業的平等性雖為女性提供了讀書的機會，但父權陰影很難隨著新時代的開辟而散盡，國民思想的開化與進步豈能是一道政策就能簡單推動的，女性覺醒在千年傳統倫理環境中顯得尤為艱難。據研究表明，建國后，中國女性特別是農村女性與男性在受教育機會上還存在較大的不均衡[2]，這與閻氏家族內部受教育情況相吻合。閻連科的大姐在初中畢業后成了村里小學老師，二姐與閻連科均有機會去讀高中，且通過閻連科的闡述，二姐的分數好到“我開始嫉恨二姐著”如此程度，但讀高中的機會卻落在了倫理與命運都無比好的、作為弟弟的閻連科身上。同是接受了小學、初中教育的二人，思想上的差距猶天差地別，二姐在放棄讀高中后，認為“種地”是自己作為女性的本分，顯示出其女性主體身份建構的回避與殘缺。作為采用“非虛構”寫作方式的紀實散文，二姐的形象真實鮮活，且延續了五四前后文學作品中具有悲劇色彩的“舊女性”的特質，受教育與否僅是表面問題，其背后父權力量對女性的殘害所波及的方面又豈是“能否繼續受教育”這一事件所能涵蓋的?！班l村”這一廣闊壓抑的敘述空間幾乎是所有女性的命運繩羈，而與鄉村相伴而生的倫理環境則成為另一牢籠，阻礙了女性的意識覺醒與自我建構。

《她們》中，除了與閻連科同輩的二姐囿于鄉村的地理、倫理空間，其他人物同樣“各有各的不幸”。不識字的宛若“生育機器”的相親對象、退休后人生意義便懸置起來的大姐、因“瞌睡癥”被離婚又再嫁的表姐等，均是一時代女性悲劇之典型。同樣，這些女性身上又都具有鄉土所賦予的珍貴品性，鄉村在對底層女性磨礪的同時，贈予她們敦厚質樸的的人性光芒，在豫中平原書寫下農村婦女的生命哲學。

(二)城鎮：女性的精神渡口

在《她們》中，也有一類女性勇敢地跳出了鄉村的束縛，她們精神上的超然與敏銳促使自己踏出土地，奔向城鎮，開辟出更為廣闊的生存空間。城鎮成為這類女性的精神渡口，邁進與融入城鎮空間的這類女性借“城鎮”這一載體實現精神上的開解，在鄉村桎梏中瀕臨瓦解的性別認知與精神支柱，隨著新空間的開拓而得以修補重組。

城鎮的物質文化水平遠高于鄉村。建國初期，百廢待興，國家經濟發展處于起步階段，農村集體經濟和基礎建設在曲折中前進。田湖村在當地雖是繁華村隅，饑荒時期同樣難以幸免，糧食短缺催發著人的物質需求，閻連科的小姑則是精神貧脊的田湖村人中的先驅者。從對愛情的自由選擇到對物質生活的追求，小姑是閻氏乃至當地女性中最具敏銳超然眼光的女性。在擇偶時，小姑義無反顧地選擇會讀書念報的會計師小姑父，雖婚后仍從未去到過城市，小姑也讓自己無限接近自給自足的生活，并將希望寄托于子女，“兒子們千萬要進城，到繁華熱鬧好掙錢的地方去。女兒們，即便不能嫁到城里去，找的婆家也要離公路近一些，出門到繁華鬧市趕集方便些”[3]132。小姑顯然將發達的城鎮和殷實的生活掛鉤了，淺顯直白卻又蘊含著大道理。她的結論與自身的自由婚姻呈遞進式關系，使得自己更加希望子女能擺脫封閉鄉村，去往開闊發達的城鎮，以保障生活的富足。這與閻連科剛懂事時發出“要誓死做個城里人”的吶喊、母親渴望閻連科帶自己遠行的愿望如出一轍，城鎮在這里不僅僅是一個地理空間，更是貧瘠鄉村人對未知的渴望和對物質生活向往的依托。當鄉村女性意識到追求封閉鄉村之外的生存天地時，城鎮的象征意義已然涌現：成為女性通往自由精神王國的“渡口”。

城鎮的包容性為鄉村女性的棲息提供精神疆土。中國流傳千年的父權制度之下，女性被符號化、工具化，尤其在鄉村中此現象更為嚴重。隨著歷史的推進與經濟的發展，女性要求平等的愿望愈發強烈，新中國成立后的各項關乎保障婦女權益的舉措也驅使著新時代的女性正視內心訴求。歷史演變過程中，一?；覊m成年累月堆積為一座大山的事件比比皆是。時代開明讓更多女性能接受自身的性別認知與欲望訴求，在舊社會里被視為異端邪說之事，當下已經能被國人包容接納，但城鄉給予特殊群體的關懷程度卻不盡相同?！端齻儭分杏幸活惻?，她們渴望突破鄉村桎梏得到城市的認同，一部分為此付諸行動且將城市作為跳板，躍出階層限制；還有部分理性思維無法牽制感性沖動的女性，自囚于幻夢之中。楊采妮是出身于鄉村卻在城市中綻放璀璨絢麗的女性。她憑借考學與優越的自身條件在北京城扎根，生活富足奢侈，成為他人眼里“不可靠近的江湖之燈塔”。楊采妮的野心猶如她所心儀的“一千零一夜”鉆石包，很顯然當下的富足尚未使其駐足，城市是她奔赴理想物質生活捷徑，這種熱烈旺盛的生命力使閻連科也對她“文藝工作者”的具體工作內容也保持緘默。吳芝敏是一位女同性戀者，她渴求去大城市尋求與愛人廝守的空間，卻屈服于低微出身與正統倫常，她的幻想如匕首般刺向她的狹小心胸，最終弒夫的舉動不但終結自己的愛情，也為世人仇視同性戀群體的目光添了一把干柴。城市海納百川，為形態各異的女性提供生長沃土，但更多女性將鄉村視為不可逾越的高墻，自囚而不自知。如何在心理上直面程式化的空間限制、而后在空間上實現突圍跨越是鄉村女性需直面并付諸行動的事情。

《她們》中，有一部分女性已經實現鄉村——城鎮的空間轉移，但卻無法克服倫理糟粕所賦予的根深蒂固之氣質。這其中包括閻連科在洛陽百貨大樓上班卻愿意嫁以素未謀面之人的某位相親對象、臣服于生理需求而罔顧道德底線的仝改枝、游走于權力階層終淪為位高者相互牽制之玩物的趙梔子等。當然，如何平衡個人訴求與社會道德之間的矛盾，這一問題并不局限于女性群體，而是全人類心理暗面的濫觴。

二、三種女性類型描繪

《她們》在展示閻連科同輩及長輩女性、相親對象、家鄉其他女性的斑斕群像之余，為讀者對理解不同性格、命運的女性提供思索空間。閻連科并未將目光停留在展示鄉村女性的瑣碎俗常之上，而是以在場者的身份關照社會歷史，用社會性別視角對女性的命運作出注解。根據閻連科的記錄，可將其筆下的女性分為歸順型、犧牲型、畸變型這三種類型。

(一)歸順型

歸順型女性即在鄉村生活且能承受且消化自身苦難的主體。這一類型的女性能平衡個體與環境的矛盾，并在男權為尊的環境下通過積極有益的嘗試使兩性對峙局面得到舒緩，擁有一定話語權?？v觀歷史長河，這一類型的女性占多數，她們體現了中原傳統文化對女性的精神品質建構，是家庭單位中的理想存在，擁有堅韌、敦厚、善良的品質。

在《她們》中，閻連科的大姑與大娘是歸順型的代表。大姑與姑夫的結合在閻連科看來很不般配，大姑“慈悲安詳如菩薩樣”，姑夫是雙耳聾的“牛把式”，二人居所清貧生活簡樸，獨生女兒是抱養來的，這樣的婚姻留給他人諸多疑惑。但大姑與姑父的愛卻是閻氏家族中的典范和個案，二人心性相通，相互扶持。大姑如何撫平生活的粗糲，如何讓婚姻變為風雨不透的帆布，成了無法探尋的秘密。正如那柱“煙白、味正、灰柱能直立久長而不墜的香”一樣，諸多疑問在二人靜默安寧的生活里淡去，這秘密更是他人的艷羨與欣慰之所在。大娘則是在哼曲唱戲中迎對苦難，成為家庭的精神支柱。根據《我與父輩》中的描述，大伯一家生活艱苦至極，大伯與大娘共同拉扯八個子女成人，生活酸澀，二人卻甘之如飴，并將堅強鎮定的品性傳承給子女，共塑家風。大娘的哼唱為這個灰暗家庭注入一抹亮色，饑荒摧殘著人的肉體與尊嚴，多口之家得以熬過這種苦難，倚賴著大娘的曲調。大娘跳出傳統“女主內”的規范，她像主心骨般撐起家庭，與命運對峙的尖銳感就在她的哼唱中被撫平。大姑、大娘的“歸順”不是屈服，而是一種調和，這其中蘊含著中國傳統中庸之道的奧秘，她們的“歸順”鍍著光輝，這是女性智慧光芒的閃爍。

三嬸是歸順型女性中較為獨特的一位，她被閻連科稱為“神祇”。三嬸信仰巫文化，善于使用巫術來平衡地理、倫理環境對女性的壓迫，從而獲得話語權。三嬸用三根筷子行巫術的對象都是男人，她認為男人是萬惡之源，女性作為“神”將作為“凡人”的男性喚醒。三嬸尊崇女權，卻無法在鄉村倫理環境中為女權搖旗吶喊，巫術將其女尊地位發揮至最大化，是其與殘酷現實達成和解的最佳方式。三嬸諸多源于男本位的埋怨就在“巫術”這神秘古老的機巧中被悄悄慰藉了。

(二)犧牲型

犧牲型女性即在男權制度壓迫下無法反抗的受難主體。她們的命運悲劇主要源于倫理環境的壓制殘害，也有無法避免的個體軟弱性、妥協性作祟，致使她們最終淪為男權壓制下的犧牲品，是傳統“男尊女卑”模式的深刻展示。

此類型代表之一為閻連科曾拒婚的一位相親對象。閻與其由于相親認識并沒有感情基礎、二者文化水平有云泥之別、社會地位差距甚大，拒婚成了意料之中的事。農民的身份在她看來無法翻身，對閻連科的拒婚她也表示理解。她的苦難在遠嫁之后全數襲來，在一個重男輕女家庭中連續產女讓她淪為生育機器，這是文學長廊中春寶娘、上官魯氏的現實映照。她自愿置身于兩性中附屬地位，并認領自己低等從屬的身份，作為人的尊嚴在她身上微乎其微，女性最原始的生育功能被她發揮到極致。叔本華曾言：“女人只是為種族的繁殖而生存，她的天職也只有這一點而已?！盵4]可見女性的存在價值取決于生育功能這一認知具有片面性、普遍性。讀者無法探悉這位女性遠嫁后的具體生活，僅“像老牛一樣馱著悲苦命運的步伐走來”這一形象，就足夠領略到她在婚姻中的低微與悲哀。另一與其相似的犧牲典型是閻連科因嗜睡而被離婚的表姐。表姐被離婚后先欲自殺，后嫁給一個二婚男人，成為兩孩的后娘。此事后表姐認為自己作為女人的尊嚴全然喪失，而作為人而言，她不愿繼續被踐踏，故而與知悉自己不堪歷史的娘家人自覺斬斷了聯系，以維護自己少得可憐的自尊。表姐被家族倫理記憶抹去讓其悲慘命運雪上加霜。更讓人扼腕的是，她將命運的過錯攬于自身，而未有反抗的意識，自殺與斷交都僅是規避行為，從未于蒙昧中覺醒是其命運悲劇的內核。

大姐并未有前兩者在兩性關系中犧牲的慘烈狀，她的“犧牲”是女性在社會參與中被邊緣化與角色沖突問題導致其人生意義的“懸置”。大姐在村里小學教書三十余年，但無論她為之付出多少努力都無法轉正，成了她的心病，從事教育行業的意義也似乎偏離了軌道?！稗D正”一事貫穿了大姐的職業生涯，直至退休前夕，她得償所愿。沉浸教師角色三十余年的大姐做回家庭婦女這一角色時，卻像祥林嫂般機械虛空：她不斷地看病、治病，保障自己的生活有所奔頭。大姐退出教師角色后與同齡婦女生活相脫節，轉而尋求別的心理依賴尋求身心正常運轉，足以可見長期無法轉正對大姐思想的摧殘。大姐懸置的人生意義對不平等的社會環境是一種暗諷。女性在工作中被打壓的事實至今仍是社會焦點話題，工作與家庭的角色沖突對女性心理侵蝕的普遍現狀同樣亟待解決。

(三)畸變型

畸變型女性是在前兩種類型基礎下作出弒夫、出走、自殺、出賣身體等反叛行為的主體。她們在男權壓制下作出應激反應，誓要與有違自己身心意愿的現實拼個魚死網破，以保障自己的權益與尊嚴。這類女性潛意識里尊崇女本位，卻無法調和自身與環境的沖突，進而作出激進行為以示反抗。

《她們》中的畸變型女性主要集中于閻連科家鄉其他女性群體之中，她們的畸變原因和行為多種多樣，教人唏噓。在男權占壓倒性優勢的婚姻之中，王萍萍不堪丈夫羞辱欺凌而弒夫；身體欲望的驅使之下，仝改芝拋夫棄子茍活于城市之中，她是男歡女愛的信徒，并從中獲得人生意義；性別認知的醒悟讓方瑜花不愿像男人一樣活著，她用自殺讓肉體為已消亡的女性健康天性陪葬；扭曲的愛情觀下，趙雅敏出賣身體換取手表來滿足結婚對象的愿望，楊翠被家庭牽制無法奔赴愛情選擇自殺(要求兒子勒死自己)，吳芝敏在傳統家庭與同性之愛無法調和的矛盾中弒夫。

畸變型女性的共同特點是前期壓抑自己，試圖作出歸順行為，但主體的身體與心理無法處于平衡狀態，長期的自我克制或其他方面的壓力致使她們處于精神扭曲狀態，最終產生巨大破壞力，傷害他人或自己以獲得快感，從而安撫這種失衡?；冃团缘钠茐男袨槭悄凶鹋皞惱憝h境之下的產物，女性在進行主體的自我建構之時遭遇阻力，作為“人”之所需不能得到滿足，而被一味地與后天社會性別的“第二性”、作為社會勞動者的“第三性”捆綁在一起，自我意識長期處于匱乏狀態，一旦這種男權壓制的極端狀態被打破，女性所受的精神沖擊之大足以使她們將世界炸個粉碎。

三、女性的性別沖突

閻連科在《她們》不僅展示了各類女性的命運故事，其中蘊含的女性哲學同樣值得讀者關注。在闡述歷史之余，閻連科的“聊言”穿插在文本中，這些基于男性心理對女性性別的探討展示出男性作家的獨特視角，女性的性別沖突也不可避免地被推向歷史臺前，引發讀者的討論。

(一)“作為人的女性”與“作為女性的人”的沖突

這一沖突即女人作為“人”的先天生命本體與后天所賦予的歷史、政治的“第二性”的沖突。法國哲學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認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5]9這一觀點的拋出即將女性的先天生理屬性與后天社會屬性加以區分，為女性打破生理決定論、對自身存在樣態的多維認識提供了新思路。在波伏娃看來，嬰兒初降于世，在認識與探索世界時，“身體首先是主體性的輻射和理解世界的工具：他們理解世界，是通過眼睛和手，而不是通過性器官”[5]9，從這一點來說，人作為人的本初意義簡單純粹，生理性別并未附加于初為人的主體；而人在生長過程中不能僅靠主體認識世界、還需客體與之共同作用時，“性”的差異逐漸顯露出來。男女在性器官、心理結構上展示出生理差異，隨后在發展中社會屬性的附加讓“女性”性別意義更加固化。這表現為女性主體在步入社會、與作為“他者”的對象互相凝視時，社會屬性在女性被凝視時產生作用，女性被再建構了自身屬性。此即后天的社會(包含歷史、政治等因素)所賦予的女性的“第二性”。

閻連科基于社會性別角度，發現了家鄉女性身上“作為人的女性”與“作為女性的人”的沖突，也即女性在自我構建時，“人”的生理屬性與“女人”的社會屬性權重問題。家族中，閻連科的四嬸能夠準確把握這一權重的先后次序，閻連科認為其是“女性主義的鄉村典范”。在決定由兒子還是女兒去城里接四叔的班時，四嬸堅定認為該讓女兒去，因為男女在生理上存在差異性，女孩應做輕于男孩的工作。四嬸與他人不同的是，在多數人看來，社會群體中性別分工應由男性占主導地位，女性在社會參與中被邊緣化是被默許的事實。四嬸看到了“自然”與“后天”的兩性差異。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明這一真相，“最初的分工是由于性別和年齡的差別，也就是在純生理的基礎上產生了一種自然的分工”[6]，這表明在四嬸的觀念里并不以社會性別來規范男女差異，而是用天然的、生理的眼光看待兩性。四嬸與閻母的和解可視為另一女人先為人、其次再作為女人的事例?；谀行匝酃舛?，四嬸或是母親，都是閻連科作為男性眼中的客體，對女性的認識可視為一種后天的性別理解。四嬸與母親的和解在閻連科看來是女人先為“人”的表現，他言：“她們首先都是人。而作為人的首要條件就是理解和愛，不是疏遠、嫉恨和隔離?！盵3]筆者贊同閻連科對“人”的天性的贊美。但筆者認為，閻連科闡述作為“人”與“女人”的條件時，將兩種處于兩極的形容并列在一起，修飾“人”與“女人”的特性，這一定程度上有男性對女性的后天刻板認識存在。這也體現了“第二性”社會性別的深遠影響。

《她們》中很少有能認識自身作為“人”的前提的女性，社會屬性的“第二性”的被動附加和女性對自我的回避、對環境的默許，讓她們在中國農村這個男權力量更具壓倒性優勢的環境中變本加厲地被榨取，再度扣上“第三性”的女性特殊性別。

(二)女性與“第三性”的沖突

閻連科所言“第三性”指女性之他性，即“文化、環境、歷史加諸她們必須有的‘男人性’的第三性——女性作為‘社會勞動者’身上的他性之存在”[3]208，這種特殊性別的出現常與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訴求呈因果關系。

勞動性別分工的表現基本為，女性成員一般與人類再生產有關的勞動(即私人領域勞動)聯系在一起，男性成員的勞動一般與生產有關的勞動(即公共領域的勞動)相聯系[7]，但這種劃分并非牢不可破。正如西方工業快速發展、要求女性加入與物質資料生產與再生產相關聯的勞動一樣，“婦女能頂半邊天”口號的發出使中國女性加入生產大熱潮，而這一勞動分工原以性別為劃分標準。女性的加入表面上展示了社會性別分工趨于平等的態勢，給予女性要求平等的愿望以積極回應，但“男同志能辦到的，女同志也能辦到”卻讓女性跳入另一陷阱：以男性為模版糾正女性的形象，女性自覺地向男性“求同”“求認同”[8]。女性的先天、社會性別在這種教條尺度中逐漸淡化，“男人性”附加在女性身上，形成了女性的“第三性”。

《她們》中再現了大躍進時期的婦女勞動，閻母在回憶時說道：“那時候把婦女也不當婦女看，每月來經時，也不能請上半天假。月經來了還讓挑沙、砸石頭，經血就順腿流在褲子和地上?！盵3]212-213閻母的話揭示了這一殘酷現實，女性的生理現象不被尊重，與男性的先天力量差異被忽略，女性作為“女人”的性別被歷史抹去了。另外，盡管生產力的需求讓女性踏入了原本屬于男性的勞動領域，女性參與勞動的空間卻不僅是轉移，而是擴大。生產力需求將傳統的男主外、女主內二元模式打破，女性走出家庭，從事與男性無性別差異的勞動，最終仍要回歸家庭。生產力屬于社會發展需要，女性的加入于男性群體而言是一種幫襯，而非入侵，這是因為政策的落實僅涉及到男性“主外”的勞動場所，而女性的“主內”的家庭單位受其影響微乎其微。女性在家庭內部的角色缺失并不能由男性來填補，這種失衡要求女性必須兼顧生產勞動與家務勞動，勞動量的增加不僅讓女性的“第三性”特征愈發明顯，女性在家庭內外的角色切換對身心亦是一種摧殘。另外，“第三性”的弊端還在于侵害女性健康天性的同時，并未給予女性相應的報酬與社會贊譽作為補償，而對男性的嘉獎贊揚仍轟轟烈烈。生產系統增進了男人的團結，也使婦女愈益個體化，最終是婦女的虧損積累和男人的利益積累。[9]《她們》中的方瑜花是此現象的典型。長期像男人一樣從事勞動生產的方瑜花突然意識到自身女性特征的淡化，性別認知的醒悟帶給其極大精神沖擊，最終上吊自殺。她的自殺源于長期自我壓抑，由性別認知、體力超支的雙重虧損所導致，內外兩個勞動場所施其壓力，悲劇的發生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

畸形的“第三性”至今仍存在于社會中下階層的女性身上，尤以體力勞動領域更甚。這是人類千年發展歷史中父權統治催生的惡果之一，這類女性要求恢復人性、女性健康天性的道路必然漫長且嚴峻。

四、閻氏女性群像建構之新質

《她們》中的女性形象，脫胎于閻連科的家族記憶與鄉土經驗，“非虛構”的寫作方式為閻氏家族女性增添粗糲豐盈的觸感，“非虛構”也致使《她們》中的女性與閻連科文學世界其他女性在精神“同質”中產生差異。在閻連科文學經驗與敘事才能的引領下，《她們》對男性視閾觀察、書寫女性形成一次溫和的突圍，兩性“同體存在”的敘事實驗在機械重復的“性別對立”書寫中顯出一抹亮色。閻連科在保持嚴謹的記錄態度之余，揮灑其磅礴語言體量，《她們》兼具紀實性與藝術性，閻氏及其家鄉女性從而凸顯新質、舒展新貌。

(一)“女性自覺”寫作策略實驗

《她們》在讀者接受層面呈現“煥然一新”之感，得益于閻連科的寫作策略實驗。2020年初于香港出版的《心經》是閻連科最新長篇力作，在這部小說出版前，閻連科曾接受北京師范大學張莉教授啟動的“我們時代文學的性別觀”調查。閻連科認為《心經》前后自己的女性書寫有一個從“女人”中由“人”到“女性”側重的變化，《心經》中的尼姑雅慧是其寫作展示“女性自覺”的一個標志。他提出，“我以一個男性作家的存在，在寫‘女性’時，有一些從內心到筆墨的尊重”，并認為“我們必須承認性別的存在”[10]，《心經》之后的《她們》顯然延續了這樣的“女性自覺”寫作策略實驗。自20世紀80年代起直至當下，女性主義批評日益蓬勃，男性視閾下的女性寫作成為一門顯學，女性成為男性作家筆下父權社會的書寫符號同樣成為不爭的事實。閻連科小說中的女性形象豐富多元，但男性經驗的滲透、父權文化的牽制對其寫作的影響印證于文本中，諸如尤四婆、茅枝婆、付玲珍等，無一不色彩濃重，男性力量對女性性別進行抹煞的悲劇同樣難以忽視。閻連科關注女人為“人”的一面，建構方法卻具有程式化特征：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被壓抑的主體意識——女性迸發生命力量。閻連科書寫女性苦難中的英雄氣質與生命價值，對不同女性角色作為“人”的價值進行褒揚歌頌或是賦予同情憐憫，卻一定程度上展示出女性“性別”意識的失落。女性寫作場域中，兩性敘事語境呈明顯差異：女性多沉醉于精神與肉體自我審視的個人化寫作，而男性視野中文化秩序為主導，男性話語權為文本隱含環境，女性多成為被書寫性與暴力的載體，以對抗被默許的父權制度，在極端書寫中迸發出求生存、爭人權的聲音，對人性產生的共情與同理心于此處發揮最大功能，女人“人”的一面操控著閱讀倫理，“性”的確認往往被忽略。文學對人性、人道主義的推崇呈秩序井然之姿，稍有掩蓋女人生理性別之嫌。但也正如伍爾夫所認為的，偉大的靈魂都是雌雄同體的，陳順馨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敘事與性別》中也指出“跨生理性別的視點的例子是可尋的”[11]，性別經驗的天壤之別讓男性作家的女性寫作無疑帶有相當程度的局限，跨性別書寫如何做到靠近、觸碰與理解異性的靈與肉是作家們為之努力的方向。

閻連科在《她們》中對女人“女性”的關注自覺且冷靜，其筆觸承認性別存在、尊重女性性別，男作家的“女性自覺”創作意識明朗且嚴謹。其早期創作中，除了塑造具有偉大品質的周翠、茅枝婆們，女性的生理訴求書寫也體現在玲玲、付玲珍們的身上，這些“她們”都帶有濃厚的悲劇色彩，苦難中隕落的人物結局張力十足，也隱隱流露出閻連科浸潤于男權文化的寫作習性?！端齻儭穼ε缘挠|摸與尊重帶有跨性別敘事的明顯特征，可窺見閻連科跳出男性話語體系的積極嘗試。對于東方的文化與身體，閻連科對男女二元論表示鄙夷，他這樣評價花木蘭的故事：“沒有寫出花木蘭在男人堆里生活、生存的糾結、尷尬和矛盾，沒有寫出一個女性(身體)在男人世界里內心的不安與焦慮”[3]223，閻連科在此處表達了對女性生理特征的關懷與理解，并隨后對家鄉女性仝改枝由性欲驅使的出走行為表示贊許。仝改枝的倫理舉止或許難為世人接受，其反饋于閻連科的生命信息中，基于一個農村女性的知識水平而言，女人作為女性在生理層次上的欲望得到哺育后，作為人的心理結構得到填充與滿足，即從女性的性別完整跨向人的人格完整。仝改枝并非被唾棄的“失德”采訪客體，相反的，其敏銳超然的女性性別需求與閻連科不謀而合，在壓抑的中國傳統倫理環境中，女性與女性身體的和解、男性對女性生理的體恤在這場只言片語的對話中展露出希望，作為男性作家的閻連科在《她們》中“女性自覺”的寫作策略更有超越“策略”這一機械冰冷話術之意，富有從容、廣博的意味。

(二)“非虛構”之上的回眸與想望

自2010年《人民文學》雜志開辟“非虛構”欄目至今，非虛構寫作潮流日益繁盛，文學表現出躍出傳統文類秩序的多元態勢。引人注意的是，運用非虛構手法進行創作的諸多嶄新文本中，女性作家創作的具有性別意識的文本于非虛構寫作中備受關注，女性作家創作出諸如《中國在梁莊》(梁鴻)《大地上的親人》(黃燈)等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作品，其中，《婦女閑聊錄》(林白)《西部的傾訴》(梅潔)《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與愛》(丁燕)《女工記》(鄭小瓊)等作品關注社會現實，記錄女性的生存空間與命運。非虛構巧妙融匯了女性書寫的特質，“細節、散文化、經驗式呈現”[12]是女性書寫與非虛構寫作得以融合的關鍵點。閻連科《她們》作為男性作家采用非虛構手法書寫女性的典型，具有獨特的社會價值，拓寬了非虛構鄉土、女性書寫的空間，展示出閻連科在非虛構寫作上的回眸與想望。

經驗書寫與文化反思是閻連科在《她們》中對鄉土中國的深刻回眸。誠然，閻連科面對評論界對其小說提出缺乏“最起碼的可信性”、從“現實”轉向“現代”等質疑聲時，新作《速求共眠》與《她們》非虛構手法的采用具有回應意味?！胺翘摌嫛睆娬{作家的在場性，真實可靠的敘事資源是非虛構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與黃燈《大地上的親人》的家鄉書寫相類似，《她們》不僅寫閻連科的女性親屬群體，也滲透了其個人生活經歷，“鄉土經驗”為此類非虛構文學增添真實觸感。無疑，作為地道的農民作家，閻連科與“她們”在同片屋檐之下、同個院落土地間，見證甚至參與了“她們”的生命軌跡，口述實錄、搜集驗證了對家鄉女性的疑問并尋求解答。閻連科并非揭秘者的角色，在展示客觀真實的追求上，《她們》與其以往創作形成互文閱讀，對《我與父輩》的書寫承續、對《情感獄》中譬如“二姐婚姻”的歷史澄清等，顯現出作家如實描摹生活經驗的嚴謹自覺。然而家族女性與作家自身的親密關系并無法改變性別差異導致的認知片面，尤以女性心理為首。閻連科靠近并尊重女性，飽滿的個人經驗讓他在對話交往中對女性產生同理心，壁壘森嚴的兩性認知差異被沖淡，“女性自覺”的書寫精神得以彰顯。穿插于文本的聊言起到對女性生命奧秘思考、對鄉土文化反思的多重作用。不難發現，有別于《中國在梁莊》等敘述者發出吶喊以引導讀者進行判斷的作品，《她們》中閻連科于“聊言”中的文化反思具有沖和的特質，對女性在鄉村權力社會生存狀況、鄉村倫理空間內在邏輯的揭露更接近于抽絲剝繭地“浮出”歷史地表，在個人經驗基礎之上、以家鄉女性為小單位進行剖析，達到對鄉土中國這一龐大公共空間的同構。從這一點看，閻連科對自身數十年農村生活的回眸撫觸充滿了敏銳與警覺。

《她們》的非啟蒙視角與詩化語言運用流露出閻連科對新世紀女性發展的積極想望。作為從田湖村走出來的作家，閻連科接受高等教育，具有知識分子的眼界與寫作策略，卻仍沿襲了自己熟悉的再現中原農村的方式，即非啟蒙敘事立場。閻連科的非啟蒙立場與其“聊言”中關乎鄉土中國、農村女性的深刻思考并不沖突?？梢郧逦乜吹?，閻連科的敘事姿態是平等柔和的“參與者”，并非以批判、侵犯或是審視的目光打量女性；對家鄉女性的際遇更多為分享與講述，而非狂歡化的揭秘；選取素材并不完全著眼于引發矛盾激化的邊緣問題，而是展示家鄉女性生活全貌，日?；蕽庵?；其眼中的農村女性并非未開化的、愚昧落后的，而是發現女性存在的多種可能方式，關注人的本質。甚至，家鄉女性對閻連科產生了一定的“啟蒙”作用，這一點有目共睹。在兩性裂隙之間，閻連科借由家鄉女性的生命智慧與生活哲學，探尋摸索著兩性平衡互融的可能性，并發現了“她們”的深邃與高超，推動一個男性作家對人、女人達到更深層的領會，千年河洛文化的現代演繹通過“她們”得以觸碰?！端齻儭返恼Z言具有“詩化”特征，富含生態美與哲理性，由敘述與聊言構成的《她們》在由理性判斷主導的非虛構作品中形成“溫和的突圍”，達到“理性”與“趣味”和諧共生的效果?？梢哉f，《她們》飽含著閻連科對女性生命的尊重，作家試圖跨越性別鴻溝達到兩性和解的文學嘗試，無疑是令人欣喜的，正如其言“車輪流水，屈伸皆可”，對于女性在新世紀的發展、女性尚待發掘的奧秘與智慧，閻連科懷有無限感懷與積極想望。

五、余 論

《她們》中的女性面臨話語權喪失的困境，這也映照著當前社會環境中極為顯眼的性別對立矛盾。目前，經濟發展平穩，國民受教育水平穩步提高，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也遠高于以往。盡管如此，社會意識形態依然可以和男性話語場地劃上等號，女性在爭取權利、呼吁性別平等的艱難過程中也出現諸多問題，例如極端男權/女權的對抗、女性要求平權卻走向單邊、利己主義等，值得我們關注與思考。

《她們》是閻連科用男性眼光關注鄉村女性發展歷史和生存困境的佳作。閻連科曾表示，在面對文學與現實的關系時，“一定要足以生動的、獨特的方式，發出你自己生動的、獨特的聲音”[13]，《她們》無疑是其積極有益的文學試驗。在女性話語從屬于男性體制結構的意識形態中，男性視角對女性的解讀不僅展示出性別差異下“他者”對主體的建構作用，同時打破了女性作家“同性自救”的隔絕狀態，作家身份也為男性增添敏銳、細膩的共情能力。散文的尾聲部分，閻連科已從家族女性歷史的見證者變成女性新生命的守護者。年幼的孫女心儀于飽食與出行的生活，于閻連科而言，孫女的話寄托了他對于女性人生、命運最虔誠的祝愿。這種至善至純的愿景，也是讀者在觸摸了閻氏女性沉重歷史后，對女性困境得以解決的祈禱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