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社會鄉賢文化及其當代實踐轉換

許源源，涂穎潔

崇賢尚能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之一，也在傳統政治活動中得到了踐行?！渡袝虻洹诽岬健懊髅?，揚側陋”，表明帝堯因虞舜為賢能之人而予以重用。據《禮記·禮運》記載，孔子認為“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傳統崇賢尚能的理念不但體現在國家層面，在基層社會中亦是如此，“鄉賢”即為這種政治理念在傳統基層社會中的極佳例證。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拋棄傳統、丟掉根本，就等于割斷了自己的精神命脈?！保?］（100）隨著現代化洪流滾滾前行，在農耕文化下孕育出的傳統鄉賢文化，經過增刪補益和實踐轉換，可以為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提供一種重要的備選方案。

一、古代鄉賢文化的倫理意蘊和功能

“鄉賢”這一概念誕生于東漢年間，《辭源》記載：“東漢孔融為北海相，以甄士然祀于社。此稱鄉賢之始?！保?］（3117）鄉賢指代的是群體，是植根于鄉村沃土的民間力量，他們熱心地方公務，推行社會教化，能夠用自己的德行對鄉民產生正向影響和引導作用［3］（70-71）。鄉賢的本質前提是“鄉”。從地域上看，鄉賢是在當地有一定威望的社會賢達，具有本土本鄉的地緣屬性，是民間治理的代表，也是凝聚各種鄉村發展力量的重要“粘合劑”［4］（96）。鄉賢的根基是宗族。鄉村社會對鄉賢具有極強的識別力，作為精英群體的鄉賢，無論是離土離鄉還是留守鄉土，都嵌套在鄉村社會結構當中。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宗族特性，決定了鄉賢回歸鄉土社會的情感動力來源［5］（133-134）。鄉賢的依附是村莊。村莊是鄉賢的家園，是他們的活動生存空間，也為孕育鄉賢文化提供了土壤。費孝通指出：鄉村的熟人社會具有很強的地方性，人與人之間具有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表現為“差序格局”，人的行為約束不是靠“契約”，而是靠默認的行為規范和信任［6］（34-36）。傳統鄉賢通過率先垂范、勸誡教化等來形成并維系村莊內生秩序，不僅維護了基層社會的穩定，也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國家治理的服務半徑，減少了國家的治理成本，成為行政嵌入式民間治理的重要輔助手段和民間治理的重要方式［3］（72）。正因為鄉賢的產生和發展有其不同的特點，所以古代鄉賢文化具有獨特的倫理意蘊與功能。

1.鄉賢文化的倫理意蘊

鄉賢在傳統鄉村治理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是基層社會管理的中堅力量，在基層社會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鄉賢文化正是以傳統鄉賢為基礎而產生的具有獨特精神氣質和濃郁鄉土氣息的倫理文化。

鄉賢文化是一種崇賢尚能的倫理文化。傳統社會是以倫理綱常為本位的社會，強調“以德為先”，社會治理強調血緣宗法與社會倫常的有機融合。堯舜禹“禪讓”的故事之所以流傳至今，原因之一是它充分契合了尚賢的理念。西周時期，人們在政治上追求“敬德保民”“德主刑輔”，儒家強調個人層面的立德修身和國家層面的“為政以德”。春秋時期，禮樂崩壞，戰亂紛紛，諸子百家積極地思考社會治理的出路?？鬃诱J為，政治應該尚德政、舉賢才。在鄉賢的文化實踐中，倫理是評判其社會行為的價值準繩，其價值觀念、人格操守、行為模式無不為倫理綱常所覆蓋?！班l賢文化是中國歷朝歷代鄉賢德行凝結的意識形態的集合”［7］（63-67），在鄉村治理中發揮著獨特作用。

鄉賢文化體現了中華傳統倫理精神。鄉賢文化體現了中國傳統社會規定的有關社會生活和個人行為的倫理精神。鄉賢在傳統鄉土經濟社會活動中，所遵循的天人合一、仁禮統一、性善為本、重義輕利等倫理模式，都體現著儒家倫理的價值意蘊，是儒家道德觀念系統、道德行為系統、道德心理系統的集中呈現。鄉賢是鄉土社會良知的杰出代表，從“志于學”到“不逾矩”，從“學思結合”到“反身內省”，體現了鄉賢對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的追求。鄉賢能夠在潛移默化中影響民眾，既有君權化的官方色彩，又有民間化的個體痕跡。鄉賢既可以立廟堂享忠君之祿，又可以歸鄉里被孝親之澤；既體現逃逸隱世的出世精神，又體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世精神。鄉賢文化是古代鄉土文化與社會宗法制度對沖的結果，也是鄉賢對生活世界和倫理道德的感悟和體認。

鄉賢文化是一種踐行美善德行的文化。鄉賢之“賢”，所表現的是“德賢”。從字面上言，“賢”特指有德行、有才能的人，所謂賢明、賢達、賢良，皆包含賢行，所以“賢”很大意義上是一種倫理概念。鄉賢是鄉村的精英，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深受他人的信任和愛戴，鄉賢文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8］（30）。也就是說，“賢”既是一種道德意識，也是衡量鄉賢的內在道德尺度，在很大程度上主導著鄉賢文化的發展方向。同時，“賢”也會變成文化自覺，成為一個人是否成為鄉賢的重要前提?！百t”能激勵鄉賢拓寬自己的道德視野，進而促使他們在道德比較中對自己的德性進行精進與提升。因此，“德賢”的引領力量是至關重要的。他們以“忠”與“孝”等行為范式帶領鄉土社會形成習慣力量，構筑鄉民的自覺意識，在鄉村道德教化和民眾安撫中具有顯著作用。

2.鄉賢文化的政治功能

作為鄉土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精英，鄉賢以自身的嘉言善行垂范鄉里，為激勵鄉土后生奮發有為發揮著重要的榜樣作用。

鄉賢文化是鄉村“德治”的倫理基礎。鄉賢的文化特質，與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的尚賢與德治有著緊密的關聯。鄉賢在維系倫理關系與鄉土認同，促進淳德教化、定紛止爭，加強宗族治理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儒家所倡導的從個人到國家層面的德治成為主導后，中國傳統社會認同的政治清明的關鍵就在于識別并提拔德才兼備的人，如此，“德”與“賢”之間就形成了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這樣的政治理想，為基層社會中孕育出鄉賢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倫理基礎。鄉賢及其文化在鄉村治理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費正清更是將傳統中國農村社會稱為“鄉紳社會”［9］（32-39）。在傳統社會中，鄉賢是基層社會管理的中堅力量，在基層社會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這也是“皇權不下縣”這一說法的由來［10］（64）。鄉賢文化作為一種地域性精神文化的標識，其本身有著豐富的文化積淀，而家國同構的傳統亦為鄉村德治提供了良好的社會基礎?？梢?，鄉賢及其文化構建了鄉村德治的倫理基礎。

鄉賢是鄉村“德治”的政治力量?！蹲髠鳌酚醒裕骸疤嫌辛⒌?，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叭恍唷睘楹笕嗽u判鄉賢提供了價值尺度。春秋戰國時期，鄉賢被稱為“父老”，即年高德劭的閭里老人，他們在鄉村社會具有較高威望。西漢制定并實施的“三老”制度，把鄉間“能率眾者”納入社會治理體系中，明確指出“三老”應以身作則，引導鄉民崇德向善。漢代以降，統治者為了教化老百姓，廣泛開展祭祀活動，地方官員和士大夫積極參與。這些說明鄉賢能夠“被當作是獨特的基層治理模式，賢能政治基于選賢舉能機制，將那些德才兼備的人分配到各個政治管理崗位上，為政治實踐活動奠定擔保的基礎”［11］（25）。因此，在濃厚的鄉賢文化背景下，兼具德才和威望的鄉賢，可以分擔鄉村治理的責任，在基層社會中扮演管理者、協調者的角色，承擔了以宗族教化為底色的政治教化任務，為鄉村社會的安定提供保障。這是傳統中國鄉村治理的常態。

鄉賢文化是維系鄉村“德治”的精神基石。強調家國同構是鄉賢的文化職責，也是鄉賢的政治任務。傳統鄉賢之所以能夠在鄉村甚至國家層面立德、立功、立言，是因為它代表的是國家主流文化秩序，是官民之間上通下達的橋梁，因此鄉賢能夠深受百姓擁戴，進家譜入祠堂，入方志登國史。需要指出的是，從某種意義上說，傳統中國的鄉村治理與中央政府之間的聯系并沒有那么緊密，因為中國傳統的社會行政系統并不直接參與最基層的鄉村治理，而鄉村能夠長治久安往往需要鄉賢發揮積極作用。實際上，在封建社會中，皇權需要通過鄉賢以非組織化形式延伸至鄉村社會。作為鄉賢這一群體重要組成部分的士紳，擁有大量基層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等資源，從而將國家與基層社會銜接起來，起到溝通上下的作用，使皇權力量能夠在基層社會中得到充分體現。換言之，皇權并不是沒有觸及鄉村民間，它只是通過一種更加隱蔽或偽裝后的方式，對鄉村民間實施治理，而鄉賢就是終端治理的執行者。

整體而言，鄉賢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鄉賢這一群體的倫理特性，使其成為傳統社會和諧安定的“穩定器”，為促進鄉村社會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二、近代鄉賢文化的式微與解體

自鴉片戰爭始，中國國門洞開，皇權加速沒落，鄉賢的作用也在不斷減弱。及至新中國誕生之前，帝國主義持續對我國進行經濟、文化掠奪，戰爭也蔓延到了鄉村地區。他們覬覦中國鄉村所積攢的有形文化財富，采取搶、偷、燒、毀等方式，能帶走就帶走，不能帶走就毀壞，鄉村的文化體系遭受重創［12］（49-50）。在這樣的背景下，近代鄉賢文化持續式微與離散解體，可以從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1.清朝末年統治階級廢止科舉制度對鄉賢造成了沉重的打擊

眾所周知，從隋朝到清朝，科舉制是廣大讀書人尤其是下層子弟實現階級躍升最主要的途徑。元代之后，四書五經成為科舉考試的核心內容，因此讀書人只需要學習四書五經，即可抓住階級躍遷的機會?！赌亮顣酚杏洠骸笆繛辇R民之首，朝廷法紀盡喻民，唯士與民親，易于取信。如有讀書敦品之士，正賴其轉相勸誡，俾官之教化得行，自當愛之重之?！保?3］（32）可見，無論是上層社會還是基層社會，士紳鄉賢通過科舉進階之后，有著很高的社會威望和豐富的社會資源，是國家政權需要籠絡的特權對象。然而，當晚清政府宣布“自丙午（1906 年）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延續了1300 多年的科舉制度正式廢除。廢科舉從源頭上掐斷了鄉賢賴以產生的政治通道。而彼時諸多鄉間讀書人，他們空有四書五經的知識，不但無法進入仕途，甚至難以養活自身。人們信奉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價值觀念，在時代不斷前行的進程中被侵蝕，讀書人亦淪為又窮又看不到希望的群體。此外，高昂的稅負、頻繁的戰爭，導致鄉村社會出現權力真空，彼時，各種所謂的江湖豪杰、不法商人、三教九流都涌現出來，企圖掌握真空下的治理權力，導致鄉村社會結構變得更加雜亂無序。

在社會歷史迅速變遷的進程中，傳統的德才兼備居于鄉村的鄉賢群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加之人才流失，使鄉村傳統文化道德的空間不斷被侵蝕，鄉賢亦變得魚龍混雜進而其權威性大打折扣，導致鄉賢存在的主客觀條件被瓦解，傳統的鄉賢文化亦擺脫不了凋敝的命運。

2.近代鄉賢的優劣分流導致鄉賢文化逐漸走向衰落

傳統中國是以“倫理”為主導的，鄉賢士紳通常兼具“一家之長”和“一鄉之望”的雙重身份。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鄉賢能夠在鄉村甚至國家層面引導鄉民崇德向善，在訴訟調解、開辦學堂、教化民風等方面也承擔著重要的責任，為鄉村社會的安定提供了有效保障。隨著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形態的轉變，政府、鄉賢和農民之間的固有關系被打破，鄉賢群體自身也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尤其是隨著外國工業的侵入，傳統的家庭手工業幾乎被全面摧毀，“洋布、洋紗、洋花邊、洋襪、洋巾入中國而女紅失業，煤油、洋燭、洋電燈入中國而東南數省之桕樹皆棄為不材；洋鐵、洋針、洋釘入中國而來冶者多無事投閑，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勝枚舉”［14］（715）。這不僅導致大量農民破產而威脅到了他們的生存，也造成了農民與政府、鄉賢間的矛盾激化。鄉賢群體亦隨之發生轉變，有的最終演變成了欺壓百姓的劣紳、土豪，并逐漸占據了權力核心位置，走向了農民的對立面。1908 年，清政府頒布《城鎮鄉地方自治章程》，設立城鎮鄉地方自治機構，規定“城鎮設議事會議員，以二十名為定額……城鎮鄉議事會議員由本城鎮鄉選民互選任之”［15］（731-732），企圖把地方自治的權力交給地方士紳，既想改善地方社會秩序，穩固其統治基礎，又妄想可以減少其基層社會的管理成本，重建其皇權的權威性［16］（323-324），但土豪劣紳早已把握了地方權力的核心，清政府的這種轉變并不能改變其統治的本質。

雖然部分傳統鄉賢依舊存在，但是他們已經不能成為農民利益的代表，也不能正常發揮上通下達的橋梁作用。在這種大變局的歷史進程的推動下，鄉賢群體已然轉型，傳統的鄉賢文化亦隨之迅速式微，鄉賢文化在基層的影響力迅速下降，以往以崇德向善為精髓的鄉賢文化也被這個特殊的時代逐漸遺忘。

3.現代化進程中鄉村人才涌入城市促進鄉賢文化解體

近代以來，清政府被迫開埠通商，這在客觀上促進了貿易往來，刺激了清朝經濟。據《中國財政通史·清代卷》記載，1901 年清政府財政收入總額為8820 萬兩，海關稅占2470 萬兩，所占比重已達28%，成為僅次于田賦（占34%）的第二大稅種［17］（253），而沿海沿江的通商口岸比如上海等地更是迅速地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中心。工商業的發達使城市經營實業賺取的經濟效益遠超務農所得，城市成為國民經濟生活的軸心。再加上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商人的社會地位大幅提高，大量的鄉村人才為了改善生活，前往城市謀生。與此同時，居民的消費重心逐漸從鄉村轉移到城市，大量的洋貨商品也讓城市的吸引力逐漸增強，而鄉村的傳統手工業則走向沒落，人才外流嚴重。正如費孝通所言：“中國這一五千年來都同泥土打交道的民族，因泥土而輝煌，亦因泥土而沒落?！保?］（1-7）在現代化進程尤其是城市化的強烈影響下，加之西方經濟文化的侵蝕，部分鄉賢群體對本土本鄉的情感愈發淡薄，即使他們始終眷顧家鄉，但現實的壓力使他們逐漸脫離了鄉村社會，鄉賢的基礎人群被擊潰，這對傳統的鄉賢治村與鄉賢文化產生了巨大的沖擊。

在東西方文化不斷沖突融合的大背景下，以往自給自足的封閉環境、彼此互助的熟人社會、綱常倫理的絕對權威逐漸成為過去式。不管是擁有一定學識和能力的讀書人，抑或經濟實力比較充裕的有錢人，都會離開鄉村，去擁抱新型的生活方式。傳統鄉賢群體亦變得更加地分散，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所以，鄉村以及鄉賢在內憂外患的現實沖擊下，逐漸陷入更大的困境中，鄉賢文化迅速解體。

三、現代鄉賢文化的轉型和超越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人民公社模式”，到改革開放后的“兩委治村”模式，在鄉村治理問題上黨和政府一直在探索。傳統鄉賢群體的消失和鄉賢治村模式的終結，讓與之相輔相成、互相塑造的鄉賢文化失去了賴以生存的社會載體和政治基礎。

1.現代鄉賢文化的轉型

改革開放后，我國在經濟和政治領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這些改革深入到基層社會，一方面，制定并實施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另一方面，逐漸賦予村民更多的自治權。與此同時，政府不斷推進城鎮化建設，鄉村的變化日新月異。近年來，在新型鄉村治理體系下，鄉賢文化建設的呼聲日益高漲，各級政府也持續推動鄉賢文化在中國式農村現代化建設中繼續綻放異彩。與此同時，鄉賢文化的內涵和外延也在不斷變化，鄉賢亦有了新的時代內涵，即所謂的“新鄉賢”?！靶锣l賢”是本地精英與在外典范的結合體，不管是本土的文化、經濟等領域的專家，還是在外打拼事業的學者、商人甚至官員，若是愿意利用自身的資源反哺家鄉，塑造良好的道德風尚，為鄉村經濟和社會發展作出貢獻，都可以稱之為鄉賢。新時代的鄉賢重新成為鄉村振興的重要的民間力量，用“新”字來冠名這一群體，不只是確認了這一群體在中國傳統農業社會中的文化價值，也是確認了這一群體在新時代的文化價值和正向作用，確認了其在健全鄉村公共治理體系中承擔的重要職責。如今，鄉賢參與村治演變成了一種新的文化現象，即中國現代的“新鄉賢文化”。

鄉賢文化是鄉村文化體系中歷史最為悠久、影響最為深遠的組成部分之一，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構成元素。它承載著中華傳統美德，體現德治善治的歷史經驗，在維持鄉村社會和諧發展上助力頗大。進入新時代，新鄉賢作為社會治理參與者，在鄉村經濟、社會和文化建設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是實現鄉村振興目標，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支重要力量。立足于傳統文化向現代轉型這一歷史時期，置身于新時代社會文化發展背景，研究新鄉賢文化獨特的屬性，特別是它所蘊含的崇德向善的人文道德、德治善治的倫理效應，從而推動新鄉賢文化主體、角色、功能進行新的超越，意義重大。

2.現代鄉賢文化的超越

（1）主體超越：推動新鄉賢成為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鄉村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催生了新鄉賢群體，新鄉賢亦成為鄉村社會的新生道德力量。根據時代發展的要求，需要從文化的角度進一步厘清新鄉賢的判斷標準，推動新鄉賢主體不斷超越。

其一，推動新鄉賢構成從單一向多元轉換。在過去幾年間，為實現新鄉賢文化的創新發展，實現新鄉賢主體的多元化，國家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不斷為新鄉賢隊伍的壯大和新鄉賢返鄉建功立業營造良好的環境。地方政府也行動起來，結合當地的實際，擬定并實施“回巢計劃”，推動新鄉賢通過新的方式承擔鄉村治理的職責，不斷建立健全鄉村治理結構。2023 年7 月20日，農業農村部等九部門聯合下文，開展“我的家鄉我建設”活動，提出要引導品行好、有能力、有影響、有聲望、熱衷家鄉建設事業的專業人才、經濟能手、文化名人、社會名流等能人回鄉參與建設，鼓勵引導退休干部、退休教師、退休醫生、退休技術人員、退役軍人等回鄉定居等。這些人群，都是未來新鄉賢多元化發展的依托，只要他們夠“賢”夠“能”，就能夠成為新鄉賢的一員。

其二，推動新鄉賢的價值取向轉換。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發展主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責任使命。新鄉賢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者，其價值取向、精神狀態和綜合素質，將直接影響新鄉賢文化的發展和鄉村振興的進程。因此，在新鄉賢文化建設中，要引領新鄉賢增強愛國情懷，心懷家國，堅定地跟國家站在一起，把個人理想和國家的命運、鄉村的前途緊密聯系在一起。要營造尊重、鼓勵新鄉賢的社會輿論氛圍，激發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的精神動力，培育他們的使命感和自豪感。要推動新鄉賢堅守傳統鄉賢文化中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等道德立場，發揚重視家庭、家教、家風的優良傳統，引領鄉村道德發展。要引導新鄉賢樹立正確的社會主義義利觀，正確處理國家利益、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關系，勇于創新，誠信守法，立足鄉情，尋求鄉村發展的正確方法，成為實現鄉村振興的中堅力量。

（2）角色超越：推動新鄉賢成為公共倫理的弘揚者

推動新鄉賢作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骨干精英，必須倡導新鄉賢傳承傳統鄉賢文化蘊含的崇德向善的優秀文化基因，推動他們成為公共倫理的弘揚者，成為鄉村德治善治的能者，為構建現代新鄉賢文化、塑造良好的社風民俗提供新的道德范本。

其一，推動新鄉賢成為公共精神的倡導者。公共倫理，是鄉賢文化最重要的文化意蘊。弘揚公共倫理而產生的公共精神，是新鄉賢文化精神的核心內涵。公共精神是社會主義公民道德最基本的要求，培育公共精神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新鄉賢文化建設中文化精神的具體化呈現。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對鄉村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也取得了斐然的成績，特別是鄉村振興給鄉村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鄉村的社會風尚得到了極大的改善。新鄉賢是鄉村倫理文化傳承和創新的載體，也是鄉風文明“軟環境”建設的先鋒，他們的所作所為，有著潤物無聲的滲透作用。因此，要使新鄉賢公共精神的弘揚與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同頻共振，就要大力挖掘鄉賢文化中的倫理資源，合理設定公共倫理標準，重塑鄉賢倫理文化在公共生活中的表達方式。要通過新鄉賢的道德行為，彰顯民主觀念、公正理念、責任意識等公共精神，帶動農村公共精神的培育。

其二，推動新鄉賢成為公共道德的踐行者。加強鄉村道德建設，除了通過教育傳遞道德知識外，還可以通過新鄉賢的道德實踐，引領鄉民道德意識的培養和道德行為的踐履。要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與新鄉賢道德示范工程建設結合起來，與新鄉賢文化建設推進工程結合起來，全面提升新鄉賢的道德水平。要著力在新鄉賢道德建設的長效機制上下功夫，進一步完善鄉村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規范，使新鄉賢成為鄉村公共道德的踐行者。要聯系鄉村生活實際，大力開展鄉村公民道德建設主題實踐活動，鼓勵新鄉賢參與公共道德建設，依托文明村鎮創建、傳統節日和農村文化活動等載體，為新鄉賢的道德實踐提供平臺，讓新鄉賢以實際行動回應鄉民對改善公民道德建設狀況的期待，并形成良好輿論環境和社會氛圍。要對新鄉賢在鄉村公共生活中的表現，諸如遵紀守法、移風易俗、家庭和諧、鄰里和睦、公益事業等方面提出具體要求，充分發揮新鄉賢對鄉村公共生活的引領和滲透作用。

（3）功能超越：推動新鄉賢成為時代精神培育者

新時代催生了新鄉賢，亦催生了具有地方特色和時代精神的新鄉賢文化。加強新鄉賢時代精神的培育，進而推動新型鄉賢成為時代精神的培育者，是鄉賢倫理文化建設的重要一環。

其一，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融入新鄉賢文化建設的全過程。新鄉賢不僅是鄉村社會德行的標桿，也是核心價值觀在社會層面和個人層面上的實踐者［7］（65）。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不但延續了古代優秀傳統價值觀，同時也承載著當代價值觀念，是國家主流價值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構傳統鄉賢文化，推動鄉賢文化的共融再造，是新時代必須解決的新課題。因此，要明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新鄉賢文化建設中的指導地位，促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轉化為新鄉賢的自覺追求，培育富有地方特色和時代精神的新鄉賢文化。同時，要進一步豐富鄉賢文化時代內涵，在新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實際活動中，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行動指南，將國家主流價值觀融入鄉村治理中，既尊重鄉村熟人社會歷千百年而形成的道德規范，又遵循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要求，在鄉村道德文化建設中以身作則，引導村民積極向上向善，追求美好生活。

其二，以鄉村公共治理體系統領新鄉賢文化建設的全過程。在鄉村治理中，新鄉賢不僅是公共精神榜樣、道德教化的力量，同時也是鄉土文明的繼承與發揚者，是政府與群眾溝通的橋梁與紐帶。因此，在鄉村振興中，要把鄉村公共治理與新鄉賢文化建設結合起來，以鄉村公共治理體系統領新鄉賢文化建設的全過程。要鼓勵新鄉賢積極投身于鄉村治理的創新實踐，努力營造有利于他們干事創業的氛圍，使他們在鄉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大潮中站在時代的前沿，與其他鄉村治理主體互嵌共融、形成合力，進一步提升鄉村治理的成效。要動員他們擔當好產業發展指導員、村級事務監督員、村莊建設智囊員、鄰里矛盾調解員等的角色，在鄉村教育、尊老敬老、關愛兒童、幫扶濟困、招商引資等方面，深挖資源價值，帶動壯大村集體經濟。要對新鄉賢參與村級治理的內涵和外延給予具體的界定，在堅持村黨組織和村委會是治理主體的基礎上，將新鄉賢這一文化力量嵌入到鄉村治理結構中，形成治理合力，使鄉村振興能夠利用的文化力量更為強大。

總之，傳統鄉賢文化深深鐫刻著地域精神文化印記，成為離鄉游子維系鄉情的重要精神紐帶，更是激發鄉賢反哺鄉梓的精神原動力。要實現鄉村全面振興的目標，關鍵是要在黨的領導之下，激發社會各界特別是新鄉賢的潛能。將新鄉賢更多地融入現有治理體系中，進一步彰顯新鄉賢文化的倫理蘊意和道德功能，使其為鄉村治理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