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評估研究*
——以陜西省為例

魏峰群，趙晶雪，楊蕾潔，林碧霞

（陜西師范大學地理科學與旅游學院，西安 710119）

0 引言

隨著近年來我國持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掌握傳統村落發展水平作為區域鄉村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工作，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眾所周知，傳統村落的發展與經濟、社會、文化、歷史、空間等諸多因素息息相關，續存狀態的傳統村落作為一個“活”的有機體，如何準確評估其發展水平是一項復雜且困難的工作。以往學術界對傳統村落的發展研究更多的是關注其文化保護度和傳承度[1,2]、景觀風貌[3-5]、自身價值[6-8]等靜態層面，缺乏精準描繪當代傳統村落發展的演化動態性、功能多維性和可持續發展潛力等關鍵特征。通過系統梳理關于傳統村落發展評估的學術成果，發現傳統的評估方法主要基于“資源要素分解”的思路構建評價模型，例如，鄒君等[9]將物質遺產、非物質遺產和村落居民3個要素作為傳統村落活態化定量評價指標體系的系統層，為傳統村落的發展提供了依據；竇銀娣等[10]等以傳統村落旅游開發潛力為主要研究內容，基于資源稟賦、開發環境和市場條件三方面構建評價體系，探討傳統村落旅游產業發展的廣闊前景，并進行相關的發展策略分析；楊立國等[1]從原真度、活態度、完整度、傳承度四方面對傳統村落保護度發展相關指標進行分解，在構建評價函數的基礎上以湖南省首批中國傳統村落為案例進行實證研究；王勇等[11]等融入當今對鄉村性的動態思考，依據傳統建筑、選址與格局、非物質文化遺產3個因素對傳統村落發展進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從多要素角度探究傳統村落的鄉村性及其特征。在我國鄉村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文章認為應在傳統資源要素評價的基礎上，更加注重發展環境與條件以及發展能力等層面的影響評估，進一步突出當下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的重要特質。

綜上所述，全面系統衡量地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需要遵循“從局部到整體，從靜態到活態，從解析轉向綜合”的新思路。因此，文章創新性地提出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的概念，并在評價體系中強化要素的“活態化價值”，構建包括生產系統、生活系統、生態系統、發展條件、發展潛力等5個維度的新評價模型，以適應新時期傳統村落可持續發展的訴求。

1 概念界定與評價模型

1.1 活態化發展的內涵

“活態化”概念來源于活態遺產保護理念，具體指在文化遺產生成和發展的環境當中進行保護和傳承[12]，逐漸擴展至在日常生產生活過程中進行有機延續的方式方法。顯而易見，注入活態化發展的觀念對于傳統村落這種動態延續型的文化聚集區的保護傳承更為適用，并獲得了良好的效果和公眾的認同。目前，對于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的概念內涵，學界也存在多種理解和闡釋。例如，馮驥才[13]認為傳統村落是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總和，是需要保持活態的。他指出“活態保護”應注重恢復文化和生活，傳承村落精神價值，而不僅僅是村落建筑表面的修繕；丁志華[14]認為傳統村落活態保護是指在充分認識文化的獨特價值、尊重文化內涵，保護傳統的要素、空間和形式的基礎上，構建新的生產關系，并利用該地區文化資源稟賦和特色優勢增加產業附加值，使村落可持續發展；鄒君等學者[9]認為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包括傳統農耕的生產、族聚而居的生活、天人合一的生態和鄉村農耕文化傳承等功能。

在此基礎上，該文認為對于“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的認知必須從“傳統”和“活態”兩個關鍵點出發，即評估的對象不是一般性的鄉村社會經濟發展，而是對傳統村落所賦存的傳統文化要素的傳承狀態和未來的生命力延續的準確評估。簡而言之，活態化發展是指事物或要素的傳承和演替過程，關注其未來的發展潛力與趨勢尤其重要，需要在評價指向和過程中受到格外重視。該文明確提出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The of Activation Development Leve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ADL）的概念，即傳統村落在保持其傳統生產活動、社會生活文化和空間生態環境的過程中，運用多維度量化形式綜合反映一段時期內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的動態變化和未來潛力[15]。通過準確評估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為全面掌握區域傳統村落發展基礎，認識不同時空環境下傳統村落動態演化和可持續發展提供客觀依據。

1.2 評價模型構建

1.2.1 指標體系

基于傳統村落的基本特征和“活態化發展”的概念內涵，從有機整體和動態演化出發，該文采用文獻研究[16-18]、實地考察、政策分析和半結構化訪談的方法最終構建出包含49個指標的評價體系(X1～X49)，包括目標層、系統層、指標層3級，涵蓋了個體與總體、靜態與動態、現狀與未來等傳統村落發展的基本屬性（表1）。

1.2.2 指標賦值

針對表征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的49項指標進行實地考察，并進行指標數據的收集和賦值。其中X25、X26、X39、X40、X42、X43等6項指標采用賦值法，取值范圍在1～5分，其余43項指標則根據傳統村落的實際調研獲取相應數值。49項指標量化之后進行標準化處理，以便后續權重和綜合得分的計算。

1.2.3 權重確定

針對不同指標屬性特點，采用組合賦權法確定指標權重，以層次分析法確定主觀權重，熵權法確定客觀權重，其計算框架如圖1所示[19,20]。首先，構建指標層級結構模型，經過專家多輪打分確定判斷矩陣；將層級結構模型和判斷矩陣輸入到yaahp10.3軟件中進行一致性檢驗（CI）和權重計算，結果顯示各計算結果均通過一致性檢驗[21-24]。其次，根據熵權法的計算方法構造原始數據矩陣，進行數據的規范化處理，計算熵值和熵權，最終確定客觀的權重值[25-27]。最后，將主觀權重和客觀權重進行組合賦權[28]，從而得到每項指標的綜合權重Wi，最終指標權重見表1。

圖1 基于組合賦權法的權重確定框架

表1 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式（1）中，W(A)為層次分析法獲得的主觀權重，W(S)為熵權法獲得的客觀權重，Wi的取值在0～1。

1.2.4 等級標準

該文依據分值斷裂點理論，根據評價對象數量和類型等具體情況，對區域內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進行等級劃分（表2）。

表2 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等級劃分

1.3 評估方法

1.3.1 加權求和

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ADL）采用常用的加權求和模型進行計算，其計算方法為：

式（2）中，Xi為指標i的原始數據經過標準化處理后所計算出來的數值；Wi為指標i所對應的權重參數。ADL的數值越大，表示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越大，反之則越小，數值應始終保持在0～100。

1.3.2 變異系數

變異系數（CV）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的空間差異，可據此進行區域差異的分析。其計算式為所有數據的標準差除以所有數據的平均值，計算數值越大，表示差異越明顯，離散度越大；反之則越不明顯，離散度越小[29]。

1.3.3 核密度分析

利用ArcGIS核密度分析對113個樣本數據進行密度制圖。核密度分析可以計算點要素或者線要素在周圍鄰域的密度，通過公式計算將離散分布的點數據在空間上生成連續表面，從而獲得空間點數據的集中程度和分布狀態[30,31]。核密度的計算公式為[32]：

式（3）中，n為樣本數量；λ為帶寬；k為核函數；d為到樣本i的空間距離；f(x,y)為坐標點(x,y)的核密度估計值。利用ArcGIS將傳統村落的活態化發展水平轉置到其屬性表中，按照各維度進行核密度制圖，對傳統村落的空間分布進行可視化。其中，5個維度均按照自然斷點法分為5級，圖中顏色越深代表村落的活態化發展水平越高[33]。

1.3.4 IPA分析

IPA分析屬于重要性—表現性分析，形式為四象限圖，可以直觀呈現數據分布落點，清晰地表示出評價區域類型[34,35]。該文運用IPA對陜西省內國家級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的現狀資源評價和潛力價值評價進行交叉分析，為進一步探索傳統村落可實施性策略提供依據。

2 基于陜西省的實證研究

2.1 研究區域

陜西省地處中國大陸腹地，承載著悠久的華夏文明，其中最能體現民族文化基因的當屬傳統村落的存在。該文以陜西省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的113座傳統村落為實證對象（表3，圖2），客觀評估其活態化發展水平及空間特征。依據省內不同的地理氣候和人文特征，研究區域細分為3個亞區，即陜北黃土高原區、關中平原區和陜南秦巴山地區。陜北黃土高原區大部分屬暖溫帶氣候，地域廣闊，地形復雜，傳統村落分散置落于梁峁溝壑之間，黃土窯洞民居高低錯落，地域特征極為明顯；關中平原區屬暖溫帶氣候，地勢平坦，傳統村落大多集中分布，蘊含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陜南秦巴山地區多為北亞熱帶氣候，氣候宜人，依山傍水，民居建筑以石板房和竹木樓閣為主，生態景觀資源賦存豐富[36-39]。陜西省關中、陜南、陜北3地傳統村落民居建筑形態迥異，發展環境和條件各不相同，為研究提供了典型的分析案例。

表3 陜西省113座國家級傳統村落數量分布

圖2 陜西省113座國家級傳統村落分布

2.2 數據來源與處理

根據中國傳統村落名錄以及研究課題資料獲取113座國家級傳統村落經緯度，并從全國地理信息資源目錄服務系統[40]下載陜西省行政區劃圖等空間數據；采用抽樣調研方式收集獲取傳統村落建筑、農業、人口、文化等數據；參考《陜西省統計年鑒》《陜西年鑒》以及各地級市社會經濟數據、政策文件，補充相關指標數據；同時采取半結構化訪談方式，深入了解傳統村落日常的生產、生活狀態，進一步豐富主觀性分析數據。

2.3 結果分析

2.3.1 總體評析

首先，陜西省113座國家級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總體上基本符合正態分布規律，其中活態化發展水平很高（V1）的傳統村落占比8.85%；活態化發展水平較高（V2）的傳統村落占比24.78%；活態化發展水平一般（V3）的傳統村落占比43.36%；活態化發展水平較低且逐漸出現失活（V4）的傳統村落占比21.24%；活態化發展水平極低且嚴重失活的傳統村落占比1.77%。其次，對陜西省113座國家級傳統村落的活態化發展水平進行分值排序（表4），顯示中位數為62.37分，屬于水平分級中的活態化發展一般型。從關中、陜南和陜北3個亞空間單元來看，呈現出不同的等級分布格局，準確表現出不同區域中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的結構差異，陜北：V3（56.52%）＞V4（21.74%）＞V2（17.39%）＞V1（4.38%）＞V5（0.00%）；關中：V3（35.56%）＞V2（28.89%）＞V4（17.78%）＞V1（15.56%）＞V5（2.22%）；陜南：V2（31.82%）=V3（31.82%）＞V4（27.27%）＞V1（4.55%）=V5（4.55%）。此外，由于關中地區傳統村落密集且社會經濟發展程度較陜南和陜北優越，評估結果也顯示出，陜北、關中和陜南3地的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中位數分別為57.04、69.04和62.93，驗證基本符合現實情況。由此可知，不同地理氣候區域，以及社會經濟發展情況差異對傳統村落的活態化發展水平具有極為顯著的影響（圖3，表5）。

圖3 陜西省113座國家級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分級

表4 陜西省113座國家級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排名

表5 陜西省113座國家級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分級統計

2.3.2 維度評析

該文從5個維度分析傳統村落的活態化發展水平程度（圖4）。首先，得分最高的發展條件維度，反映出傳統村落需要具有與其匹配的發展條件優勢來提升活態化發展水平，而且也正是因為這些條件的存在使得傳統村落有了傳承延續的機會。在調研中問到村民“您覺得村子發生的最大變化是什么”，約有80%的村民認為“收入高了，玩的地方多了”“健身設施很好”，突出表現為國家在傳統村落保護過程中對人口發展、產業發展和建設基礎采取了一定措施，并且獲得了村民的一致認可；其次是生活系統維度，生活系統蘊含著傳統村落古老的文化記憶和風俗習慣等，村落本身的意義、記憶、身份和價值均由此來體現，現存的傳統村落生活氣息越濃重，越能夠體現其活態化價值[41]。其中，約89%的村民保持著原始的生活習俗，宗族體系、飲食文化、民間習俗等都以其獨特的方式留存延續；第三則是生產系統維度，產業的發展可以為當地帶來巨大創收，在經濟基礎的支持下傳統村落可以形成多產業交叉融合的發展模式，從而擴大影響，環環相扣，為提高活態化價值奠定良好基礎，例如，袁家村依托傳統餐飲大力發展旅游業，東高垣村依靠柿子加工推動村落經濟發展；第四是發展潛力維度，發展潛力能夠側面襯托出未來村落的發展方向和動力，例如，程家川村、黨家村利用其自然風景、歷史文化等高潛力資源品牌，與周圍旅游景區聯合，形成旅游黃金線路，但這些潛力資源也受到經濟、交通、宣傳等多因素的影響，其巨大的發展潛力難以充分發揮和兌現；得分較低的是生態系統維度，雖然近些年來國家在大力倡導生態文明，但是由于人們的生態意識不足[42]，約74%的村民認為“綠化不好”“樹不是很多”，反映出傳統村落的生態環境問題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

圖4 陜西省113座國家級傳統村落5維度平均得分

2.3.3 密度評析

ArcGIS核密度分析是密度分析方法的一種，可以客觀體現出分析目標在空間上的集聚情況。針對陜西省域內的113座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進行多維度核密度分析，發現不同維度的密度分布呈現出顯著的空間特征?？傮w而言，多維度密度疊加后，顯示出陜西省榆林市和渭南市區域中的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聚集程度較高，形成省域雙峰空間結構。其中，生活系統和發展條件的密度集聚，充分說明了陜西省歷史文化久遠豐厚，傳統村落中的生活要素價值延續較好，加之近年來省域內基礎設施和服務設施的不斷提升完善，對村落活態化發展具有較強的支撐作用和積極影響（圖5）。

圖5 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多維度核密度分布

2.3.4 空間評析

為了進一步探究3個區域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的離散程度，利用變異系數對其活態化發展水平進行測算。陜北、關中和陜南的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變異系數分別為0.186、 0.203和0.220。說明在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均衡度方面，陜北地區高于關中和陜南地區，更可能形成“一村帶動多村”的發展格局；而陜南地區的分異現象較明顯，均衡程度較低，除了與各個村落發展獨立經濟有關外，空間分布分散和交通可達性差也會導致其人口和文化交流的頻度較低，經濟發展聯系度較弱，進而形成和加劇空間分異的情況（圖6至8）。

圖6 陜北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

圖7 關中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

圖8 陜南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

3 IPA分析與應用

基于以上數據和分析結果，該文運用IPA圖可視化表達傳統村落現狀和潛力交叉綜合分析。其中，橫軸代表生產系統、生活系統和生態系統3個維度的“現狀資源評價值”，縱軸代表發展條件和發展潛力2個維度的“潛力價值評價值”，將去掉最高值和最低值之后的平均值作為交叉點（29.4，32.18），整個坐標系被分為4個象限，分別對應優勢區、機會區、脆弱區和改善區（圖9），各象限基本特征如表6所示。

圖9 現狀資源評價與潛力價值評價IPA分析

表6 陜西省113座國家級傳統村落的IPA象限特征分析

通過IPA分析得到的實踐應用啟示如下。

（1）優勢區內的傳統村落與活態化發展優秀型的傳統村落有部分重疊，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當地旅游業的發展。村落充分挖掘自身優勢并結合現代需求形成特有的村落景觀，以旅游促進特色傳統文化的傳承，實現了傳統村落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協調發展。由此可見，以旅游開發促進傳統村落文化遺產、建筑風貌和環境生態的有效傳承成為目前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的一種重要途徑。

（2）機會區中傳統村落的現狀資源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毀損，究其原因與重視程度不夠，外界投資不足有重要關系。未來發展可以強化吸引外界投資優惠政策，創新性開發利用地域傳統文化資源，將根植于口頭敘事、民間故事、宗族譜系的歷史記憶集合重構，形成具有當地文化特色的發展平臺。

（3）脆弱區表面上情況穩定，但是忽略了村落可持續發展的必要因素和條件，進一步加強保護該類村落原有的風貌，提升資源價值，改善發展環境對于傳統村落發展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建議在保護優先的基礎上，嘗試對自然景觀和文化景觀進行改造提升，進一步推動產業發展。

（4）改善區現狀資源豐富而潛力價值低的狀態與人口流失有很大關聯，村民是維護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的持久內生動力，重視村落發展和利益共享，鼓勵擁有生產技藝的村民積極投入創業，并以此來吸引更多的年輕人留在村內，在資源價值得到最大化兌現和溢出的同時，使傳統的生產技藝、禮儀習俗和農耕文化也得以有效傳承。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基于該文提出的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概念和評價模型，以陜西省113座國家級傳統村落為案例，運用加權求和、變異系數、核密度和IPA分析的方法對其活態化發展進行了測度與評估。研究結論如下。

（1）陜西省113座國家級傳統村落的活態化發展水平呈正態分布，不同區域的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表現出顯著差異，其評價結果基本符合陜西省國家級傳統村落發展的現實情況，充分驗證了評價模型的實用性和有效性，為我國其他地區傳統村落發展水平評價提供了經驗借鑒。

（2）通過構建的包含生產系統、生活系統、生態系統、發展條件、發展潛力5個維度的發展評價模型，系統評估顯示陜西省大多數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屬于一般型，未來需要持續提升生產、生態和發展潛力等維度的重要價值的呈現與溢出效應，細致的維度分析為揭示傳統村落發展問題提供了客觀依據。

（3）基于對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現狀與潛力的全面認知，精準劃分活態化發展的優勢區、機會區、脆弱區和改善區，針對不同類型的現實問題，合理制定具有實施性的保護發展策略，有效推動傳統村落的可持續發展。

4.2 討論

在理論和實踐層面上，該文所構建的評價模型基本適用于我國大部分地區的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測度與評價。但仍需要指出的是，鑒于我國傳統村落所處地域不同、發展階段不同，傳統村落活態化價值構成和特征所呈現出來的復雜性的現實，模型仍需要針對少數特殊傳統村落進行指標微調和方法選擇，盡可能全面捕捉特殊指標和參數的具體化，進一步完善評價模型使其更具普適性。其次，在后續研究中，需要深入思考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的影響因素與機制問題，積極探索具有針對性和操作性的差異化村落發展策略。此外，在未來相關的研究過程中，建議關注傳統村落活態化發展水平在時間序列上的動態變化，其演化過程和特征挖掘等方向都是值得進一步探索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