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急管理能力建設：監督還是投入？
——基于動態博弈的路徑分析研究

○樊晶晶 吳 健

（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湖北武漢 430072）

一、引言

在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處置端和善后端，屬地化的應急財政預算充足是應對與化解突發事件的重要后勤保障工具[1]10-17[2]139-143[3]45-52。然而既有研究表明，現階段我國應急管理體系在預防端的應急投入力度以及重視程度不夠[4]77-82[5]52-60。根據政府間理論，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監督能夠有力地防止地方政府的過度消費行為或在執行職責時動力不足，有利于提高地方應急財政預算的有效性[6]49-56。但鑒于應急管理縱向府際間的委托-代理關系中的信息不對稱、利益關系等，央地政府之間存在著動態博弈關系。那么，在以屬地管理為主的原則下，中央政府的監督策略選擇是否能提高地方政府應急財政投入的充足性？顯然，研究參與主體（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行為交互機理及演化趨勢對于提升地方政府應急管理能力具有重大意義[7]33-40。

地方政府的應急財政投入與中央政府的監督責任之間存在相互影響的交互作用，且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央地政府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利益關系、契約關系等是影響其委托代理關系的重要因素[8]5-9，致使央地政府行為選擇不再是以傳統官僚制那種完全服從上級為主，而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的策略性產物，利益包括經濟利益、政治利益等[9]804-809，因此，為了提升地方應急管理能力，需要完善央地政府間交互機理。同時，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也是政府利益選擇和博弈的過程[10]118-126，地方政府應急財政投入的動態變化會聯動中央政府的監督強弱度。一方面，中央政府行為策略受到地方政府的自主行為影響。地方政府通過增加在預防端的應急財政投入可以提高地方的應急管理能力，從而影響中央政府的監督意愿。當地方政府的應急財政投入意愿高時，中央政府可能會采取弱監督策略；當地方政府的應急財政投入意愿低時，中央政府可能采取強監督方案。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行為在中央政府行為的影響下，呈現出雙向不確定性。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強監督下，可能會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也可能因為風險機會主義[11]175-183而選擇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只保持基本的應急財政投入；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的弱監督下，可能會意識到突發事件的嚴重性而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以提高地區應急管理能力。另外，央地政府在不同歷史時期的策略行為也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諸如公眾壓力、自然環境等因素。隨著不同時期參與主體在預防端的行為變化，參與主體的行為策略呈現出一種交互作用關系，一方策略行為會隨著另一方策略行為的變動而改變，參與主體之間不再是一種靜態博弈或動態博弈關系，而是隨之呈現出一種演化的博弈關系。

演化博弈作為一種分析工具被廣泛地應用于針對參與主體之間互動機理與演化趨勢研究[12]149-157[13]180-187。異于傳統博弈論分析方法，演化博弈更適用于分析有限理性博弈方法之間的學習與策略調整過程[14]55-70。目前，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嘗試利用演化博弈方法研究突發事件：如政府部門監管下謠言傳播過程中當事人和網民之間的博弈關系[15]22-29；多情景下網民和政府之間的博弈關系[16]59-70；上級政府干預下地方政府與公眾之間的信息公開影響機制分析[17]161-168等。然而，上述研究未考慮到博弈主體本身的主觀感知行為特點（如參考依賴和損失規避等），近年來，前景理論因能較好解決傳統經濟學中的一些悖論（如Allais 悖論[18]503-546、Ellsberg 悖論[19]643-669等）而得到廣泛的關注[20]57-64，并被應用到演化博弈分析中，如譚德慶和徐浩[21]161-170運用前景理論構建了環境污染企業與周邊群眾對收益及損失的感知價值的演化博弈模型；王治瑩等[22]71-79基于前景理論構建了搶購事件中政府與公眾之間的博弈關系，并分析了參與主體之間的協同作用。

總體而言，現有研究缺乏對央地政府之間行為策略的交互機理及演化趨勢探究?；诖?，本文探討基于前景理論的參與主體之間行為的交互機理以及演化趨勢。首先，運用前景理論刻畫地方政府的應急財政投入行為在常態情境和突發情境下的感知價值；其次，分析應急管理預防端中參與主體策略行為之間的相互影響作用以及博弈關系，并給出基于地方政府感知價值的博弈支付矩陣；然后，構建參與主體的演化博弈模型并推導模型的平衡點及其穩定性條件，并結合不同歷史時期突發事件的形態對博弈均衡進行分析；最后，通過模擬仿真對理論推導結果進行驗證，并分析中央政府改變不同策略下參數變化對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

二、不同情境下應急財政投入的感知價值分析

（一）常態情境

以常態應急財政投入為參照點，風險的潛在性會造成地方政府心理感知的損失。突發事件未發生時，地方政府的應急財政投入趨于常態，當投入超過常態時，超過的部分對于地方政府來說是多余的，浪費了地方政府在其他方面的投資資金。在現實實踐中，由于突發事件的應急預防階段的投入無法被量化，以及尚未建立對突發事件應急預防階段的績效評估體系，可能導致地方政府注重短期的績效而忽視應急管理能力的提升。因此，地方政府常常會以常態應急財政投入作為參考點，當地方政府當年的實際支出大于常態應急財政投入時，其心理感知為損失，即地方政府的應急財政投入感知價值為：

其中，ν0為地方政府對實際投入的感知價值，λ(λ＞1)為損失規避系數；β為地方政府對損失的敏感程度，采用Kahneman & Tversky 測定的λ=2.25，β= 0.92[23]263-291；I0為常態情形下的應急財政投入（主要指地方政府根據往年的突發事件發生情況所確定的應急財政投入），I1為實際的應急財政投入。由于近些年的突發事件頻發以及政府在應急救援領域的預防意識覺醒，地方政府實際應急財政投入會逐年增加，則I1≥I0成立。由此，可得常態情境下地方政府應急財政投入感知價值曲線，如圖1 所示。

（二）突發情境

突發事件頻發情境下，地方政府在應急預防階段對所投入的應急財政擁有更高的心理預期。當地方政府在發生突發事件時的應急財政投入大于實際應急財政投入，其心理感知為收益，即感知價值為：

其中，ν1為地方政府在突發事件發生時對應急預防階段中應急財政投入的感知價值；α為收益敏感程度，一般有α= 0.89[23]263-291。I2為地方政府在突發情境下增加的應急財政投入；I1為常態應急財政投入。突發情形下地方政府應急財政投入的感知價值曲線如圖2 所示。

三、應急財政投入的演化博弈分析

（一）理論假設

根據演化博弈相關理論確定模型成立的以下條件，具體如下：

前提1：模型涉及兩個有限理性的博弈參與主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兩者都有一定的學習、模仿和策略選擇能力。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外部環境的變化，央地政府均會根據其認知和所處環境不斷調整各自的行為策略。

（圖1）常態情境下地方政府應急財政投入的感知價值曲線

（圖2）突發情境下地方政府應急財政投入的感知價值曲線

前提2：每個參與主體都有兩個可供選擇的策略。當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進行應急預防和演練，地方政府可以選擇積極應對，降低地方突發事件發生時的損失；也可以選擇消極應對策略。針對地方政府的策略選擇行為，中央政府可以選擇強監督，如考察地方政府的應急預防支出、評估地方的脆弱性等，對消極應對的地方政府采取制裁（政治懲罰等）；也可以選擇弱監督。將中央政府的策略集合設定為“強監督”與“弱監督”策略集合。根據應急管理的屬地化管理原則，且在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和支出責任分散情形下，地方政府負責應急管理預防階段的策略選擇，因此地方政府有“增加應急財政投入”和“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兩種策略集合。

前提3：考慮到雙方博弈為2 × 2 非對稱重復博弈，將中央政府在t時刻對地方政府采取“強監督”的概率設為x，則采取“弱監督”的概率為1-x；地方政府在t時刻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概率設為y，采取“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概率為1-y，并滿足條件0≤x≤1，0≤y≤1。

進一步結合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實際狀況，提出以下模型假設：

假設1：中央政府的主要支付-收益包括社會的獎勵或信用損失、轉移支付、應急財政投入、突發事件造成的損失、對地方政府的獎勵。

假設由于中央政府采取“強監督”策略，強化了地方政府的風險意識，從而提高了應急預防和準備能力，減少突發事件造成的損失R1。

假設2：中央政府在地方政府積極進行應急預防與準備的情況下，“強監督”意味著對地方政府的監督比較積極，需要付出一定的監督成本C1；當發生突發事件時，轉移支付為T；同時由于地方政府的應急預防與準備能力提升，可以減少突發事件造成的損失R2?！叭醣O督”意味著監督不到位，所付出監督成本為C2(C2＜C1)，當發生突發事件時，轉移支付為T，應急預防和準備的能力未提升，則不能減少損失。

假設3：當地方政府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策略時，將增加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產生應急財政投入I2(I2＞I1)，受到上級政府的獎勵為u1。當地方政府選擇采取“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策略時，由于應急救援領域中地方政府事權和支出責任的明確劃分，地方政府將維持正常的基礎應急財政投入I1(I1≥I0)，當發生突發事件時，沒有減少相對損失，受到上級政府獎勵或懲罰為δ1。

隨著突發事件發生概率ω(0≤ω≤1)的變化，ω越大，則突發事件的發生概率越高，地方政府對應急財政投入的感知價值也不盡相同。當不發生突發事件時，地方政府對于應急財政投入支出的感知價值為ν0；當突發事件發生時，地方政府對應急財政投入支出感知價值為ν1。因此，地方政府的綜合支付為ωυ1+(1-ω)ν0，基于此，有以下假設4：

假設4：地方政府的支付為突發事件發生與不發生時對應急財政投入支出感知價值的加權值，即ων1+(1-ω)ν0。

由于地方政府在應急預防階段的應急財政投入增加，應急管理能力上升，可以使得突發事件的發生率降低，因此，有以下假設5：

假設5：地方政府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時的突發事件發生概率ω1不高于地方政府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時的概率ω2，即ω1≤ω2。

假設6：中央政府強監督和弱監督的監督程度不同，假定強監督的監督程度λ1不低于弱監督的監督程度λ2，即λ1≥λ2。

（二）策略集合

基于以上前提和假設，針對所出現的四種策略組合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付進行具體分析：

1.策略組合1（強監督，增加應急財政投入）。假設中央政府監督成本為C1，突發事件發生時的轉移支付為T1，受到社會的獎勵為u，給予地方政府的獎勵為u1，減少突發事件造成損失為R1，則中央政府的支付為-λ1C1+ω1(u+R1-T-u1)。由于地方政府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則突發事件的發生概率減小，假定突發事件的發生概率為ω1(0≤ω1≤1)。由于地方政府采取“增加應急財政投入”，則在地方突發事件頻發時，地方政府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I2，其感知價值為ω1ν1，其中ν1=(I2-I1)α。在常態情境下，地方政府應急財政投入為I2，超出的投入部分為I2-I0，其感知價值為(1-ω1)ν2，其中ν2= -λ(I2-I0)β。由于中央政府的強監督策略的監督程度λ1越大，地方政府對收益感知價值越大，因此，地方政府的綜合支付為(1-λ1)ω1ν1+(1-ω1)ν2+ω1(R2+u1-δ1)。

2.策略組合2（強監督，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中央政府采取強監督策略的成本為C1，受到社會獎勵為u，且減少損失為R1，故中央政府的支付為-λ1C1+ω2（R1+u-T）。地方政府采取“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策略，其應急財政投入為I1，由于地方政府沒有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故地方政府的應急預防能力未能得到改善，因此，當突發事件發生時，受到的社會懲罰為δ1。在常態情境下，地方政府的感知價值為(1-ω2)ν3，其中ν3= -λ(I1-I0)β，因 此 ，地 方 政 府 的 綜 合 支 付 為(1-ω2)ν3-ω2δ1。

3.策略組合3（弱監督，增加應急財政投入）。若中央政府選擇“弱監督”，則監督成本會比“強監督”要低，即C2(C2＜C1)。設政府社會信任損失風險為δ1（由于中央政府沒有監督責任，沒有落實政策，具有一定信任損失風險），突發事件發生時的轉移支付為T，由于地方政府增加了應急財政投入，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突發事件的損失，因此給予地方政府的獎勵為u1，故中央政府的支付為-λ2C2+ω1(-δ1-T1+R1-u)。由于地方政府采取“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減少突發事件造成損失為R2，且在中央政府的弱監督策略的監督程度λ2越小的情況下，其收益感知價值會越小，則地方政府的綜合支付為:

4.策略組合4（弱監督，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若中央政府采取“弱監督”策略，監督成本為C2(C2＜C1)，政府信任損失風險為δ，突發事件發生時的轉移支付為T，故中央政府的支付為-λ2C2+ω2(-T-δ)。由于地方政府采取“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策略，且在中央政府的弱監督下，其損失感知價值越高，地方政府的綜合支付為λ2(1-ω2)ν3-ω2δ1。

綜上所述，雙方博弈的支付矩陣，如下表1 所示。

（三）參數設置

在各個博弈策略組合下，構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付矩陣，參數設定如表2 所示。

（四）模型推導與分析

由前提3 可知，中央政府選擇“強監督”的概率為x(0≤x≤1)，選擇“弱監督”的概率為1-x，地方政府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可能性為y(0≤y≤1)，選擇“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可能性為1-y，則中央政府選擇強監督的適應度函數為：

（表1）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博弈支付矩陣

（表2）雙方博弈的參數設置

（五）平衡點及其穩定性分析

令上述二維動力系統方程組的右端等于0，可得：

命題：系統存在5 個復制動態均衡點，即(0,0),(0,1),(1,0),(1,1),(x*,y*)。

其中，

根據Friedman 的研究[24]15-43，演化系統均衡點的穩定性可以通過雅可比矩陣局部漸進穩定性分析法判定，對二維動力系統方程組求偏導，得Jacobian 矩陣：

（表3）平衡點處的行列式detJ 和跡trJ

推論1：當λ2C2-λ1C1+ω2(u+R1+δ) ＜0 且ω2δ1+λ2[(1-ω1)ν2-(1-ω2)ν3]+ω1(R2+u1-δ1+ν1)＜0（記為條件一），此時博弈均衡點為(0,0)，即（弱監督，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其含義是當中央政府選擇弱監督時，地方政府選擇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比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收益更大；當地方政府選擇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時，中央政府選擇弱監督比強監督的收益更大。此種情況可能出現在突發事件發生率低的階段，該演化階段地方政府對風險感知能力較弱，且對應急預防階段財政投入的感知價值較低，故在應急預防階段選擇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同時，在突發事件發生率較低的階段，若中央政府選擇強監督，不僅可能會付出更多的監督成本，還會增加地方政府工作量，造成地方政府的麻痹。因此，中央政府在突發事件發生率較少時期應加強對突發事件的預警和實時檢測，為地方政府解困。

推論2：當ω1(u+δ+R1)+λ2C2-λ1C1＜0 且ω2δ1+λ2[(1-ω1)ν2-(1-ω2)ν3]+ω1(R2+u1-δ1+ν1)＞0 時（記為條件二），此時均衡點是（0,1），即（弱監督，增加應急財政投入）。其含義是當中央政府選擇弱監督時，地方政府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比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收益更大；亦即當地方政府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時，中央政府選擇弱監督比強監督收益更大。此種情況最有可能出現在地區性突發事件少發且轉化為全域性突發事件較少的階段，該演化階段中地區性突發事件部分開始轉化為全域性突發事件，地方政府對應急財政投入的感知價值逐漸增大，從而更愿意增加應急財政投入。同時，由于全域性突發事件的發生率較低，中央政府對突發事件帶來的損失估值較低，因此中央政府認為強監督會因監督成本的增加而損失收益，從而選擇弱監督行為并寄希望于地方政府的自我強化。

推 論3 ：當λ2C2-λ1C1+ω2(u+R1+δ) ＞0且 [(1-ω1)ν2-(1-ω2)ν3]+ω2δ2+ω1(R2+u1-δ1+(1-λ1)ν1)＜0（記為條件三），此時博弈均衡點為(1,0)，即（強監督，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其含義是當中央政府選擇強監督時，地方政府選擇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收益比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收益好，當地方政府選擇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時，中央政府選擇強監督比弱監督的收益更好。此種情況最有可能出現在地區性突發事件少發但轉化為全域性事件較多的時期，中央政府選擇對地方政府的應急財政投入采取強監督策略，促進地方政府增加應急預防投入，降低地區性突發事件發生的概率進而減少全域性事件的發生率，以此減少突發事件發生造成的損失。

推論4：當ω1(u+δ+R1)+λ2C2-λ1C1＞0 且[(1-ω1)ν2-(1-ω2)ν3]+ω2δ2+ω1(R2+u1-δ1+(1-λ1)ν1)＞0 時（記為條件四），此時演化穩定策略點為（1,1），即（強監督，增加應急財政投入）。其含義是當中央政府選擇強監督時，地方政府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比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收益更大；另外，當地方政府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時，中央政府選擇強監督比弱監督的收益更大。此種情況最有可能發生在地區性突發事件多發且轉化為全域性突發事件多發時期，此時期內，地區性突發事件和全域性突發事件的發生率均較高。此階段，隨著突發事件的發生以及影響范圍越來越廣，不僅中央政府采取強監督的行為，而且地方政府對應急財政投入的感知價值較高，從而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收益更大。

四、數值仿真

為了更為直觀地分析不同監督力度和不同應急財政投入程度下，中央和地方政府策略選擇的動態演化過程，運用Matlab 2020b 仿真工具分別模擬不同情形下不同初始值點向各自演化穩定策略點的動態演化軌跡。

（一）情形1：弱監督、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

假定參數I0= 50,I1= 60,I2= 100,C1= 70,C2=40,R1= 15,R2= 15,δ= 20,δ1= 20,λ1= 0.7,λ2= 0.5,u= 20,u1= 20,ω1= 0.3,ω2= 0.5，此時滿足條件一。假設系統演化的初始點為[0.7,0.7]，時間段 為[0,6]，橫軸表示時間段，縱軸表示中央政府(x)和地方政府(y)。根據圖3，中央政府選擇弱監督、地方政府選擇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博弈策略點為(0,0)。相應地，x值自初始點急速下降，y值也是自初始點后較地方政府緩慢下降，然后共同趨向博弈穩定策略點(0,0)。此種情況可能發生于突發事件發生率低的階段，假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均有較高概率采取強監督策略和增加應急財政投入，但地方政府發現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成本大于收益時而放棄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此時中央政府觀察到地方政府的行為之后，鑒于當下的突發事件發生率低且監督成本大于收益，從而選擇采取弱監督策略。

（圖3）弱監督，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下的演化博弈圖

（圖4）弱監督，增加應急財政投入下的演化博弈圖

（二）情形2 ：弱監督、增加應急財政投入

假定參數I0= 50,I1= 60,I2= 150,C1= 70,C2=40,R1= 15,R2= 15,δ= 20,δ1= 20,λ1= 0.7,λ2= 0.3,u= 20,u1= 20,ω1= 0.4,ω2= 0.7，此時滿足條件二。假設系統演化的初始點為[0.4,0.6]，時間段 為[0,4]，橫軸表示時間段，縱軸表示中央政府(x)和地方政府(y)。根據圖4，中央政府選擇弱監督、地方政府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博弈策略點為(0,1)。相應地，x值自初始點急速下降，隨后上升，y值自初始點后緩緩下降，然后趨向博弈穩定策略點(0,1)。此種情況可能存在于地區性突發事件多發、全域性突發事件少發階段，一開始地方政府可能沒有意識到突發事件的危害，但隨著突發事件的增多，開始發現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所產生的收益高于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收益，因此地方政府會主動愿意增加應急財政投入；而中央政府觀察到地方政府的主動行為之后，開始慢慢地放松監督，采取寬松監管策略，此時收益大于成本。

（圖5）強監督，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下的演化博弈圖

（圖6）強監督，增加應急財政投入下的演化博弈圖

（三）情形3 ：強監督、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

假定參數I0= 50,I1= 60,I2= 100,C1= 70,C2=40,R1= 15,R2= 15,δ= 20,δ1= 20,λ1= 0.7,λ2= 0.5,u= 20,u1= 20,ω1= 0.3,ω2= 0.6，此時滿足條件三。假設系統演化的初始點為[0.2,0.5]，時 間段 為[0,6]，橫軸表示時間段，縱軸表示中央政府(x)和地方政府(y)。根據圖5，中央政府選擇強監督、地方政府選擇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博弈策略點為(1,0)。相應地，x值也是自初始點先下降后上升，y值自初始點開始下降，然后趨向博弈穩定策略點(1,0)。此種情況可能發生于地區性突發事件發生率低但轉化為全域性突發事件較多的階段，中央政府一開始以為地區性突發事件發生率較低而選擇弱監督策略，隨后發現地區性突發事件較多地轉化為全域性突發事件，從而采取強監督策略，此時強監督的收益大于成本；另外，由于地區性突發事件少發，地方政府對投入的感知價值下降，且觀察到中央政府對應急管理能力提升關注過高，而選擇獲得高收益的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策略。

（四）情形4 ：強監督、增加應急財政投入

假定參數I0= 50,I1= 60,I2= 150,C1= 70,C2=40,R1= 100,R2= 100,δ= 30,δ1= 50,λ1= 0.5,λ2=0.3,u= 50,u1= 50,ω1= 0.5,ω2= 0.6，此時滿足條件四。假設系統演化的初始點為[0.4,0.5]，時間段為[0,0.5]（為使圖形更加美觀，將時間段減?。?，橫軸表示時間段，縱軸表示中央政府(x)和地方政府(y)。根據圖6，兩個不同的初始點組合下，中央政府選擇弱監督、地方政府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博弈穩定策略點均為(1,1)。相應地，x值自初始點急速上升，y值自初始點后急速上升，然后共同趨向博弈穩定策略點(1,1)。此種情況可能存在于地區性突發事件多發且全域性突發事件多發階段，此時央地兩級政府都會選擇積極的態度，即中央政府選擇強監督，地方政府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策略。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政府選擇強監督所帶來的收益大于弱監督，并在學習到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后，更傾向于監督地方政府的行為。另外，通過兩組不同初始點組合的演化博弈結果來看，即便初始的中央政府監督意愿與地方政府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意愿都很小，但是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央地政府都會選擇積極的行為來提升應急管理能力，降低突發事件可能帶來的損失。

（圖7）增加對地方政府的獎勵時央地政府策略選擇的演化過程

五、不同參數變化對地方政府策略選擇的影響仿真分析

為分析中央政府采取的不同策略變化對地方政府應急能力提升的影響，本文從獎勵、懲罰以及監管力度三個角度來分析不同參數變化對地方政府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意愿的影響，下面以策略組合(1,1)，即（強監督，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為例。

（一）獎勵變動對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

（圖8）減少對地方政府的獎勵時央地政府策略選擇的演化過程

（圖9）增加對地方政府的懲罰時央地政府策略選擇的演化過程

1.增加獎勵。假定參數I0= 50,I1= 60,I2=150,C1= 70,C2= 40,R1= 100,R2= 100,δ= 30,δ1=50,λ1= 0.5,λ2= 0.3,u= 50,u1= 80,ω1= 0.5,ω2=0.6，其他參數保持不變，將獎勵由50 調整至80，此時仍滿足條件四。

從圖7 中可以發現，增加對地方政府的獎勵，中央政府的策略選擇行為沒有受到影響，而地方政府則選擇更快速地趨向于均衡點。結果表明，增加對地方政府的獎勵，可以激勵地方政府增加應急財政投入，體現在其反應速率上的提升。

2.降低獎勵。假定參數I0= 50,I1= 60,I2=150,C1= 70,C2= 40,R1= 100,R2= 100,δ= 30,δ1=50,λ1= 0.5,λ2= 0.3,u= 50,u1= 20,ω1= 0.5,ω2=0.6，其他參數保持不變，將獎勵由50 調整至20，此時仍滿足條件四。

從圖8 中可以發現，減少對地方政府的獎勵，中央政府的策略選擇行為沒有受到明顯影響，而地方政府則選擇更慢地趨向于均衡點。另外，對比圖7 和圖8 可以發現，增加對地方政府的獎勵，可以激勵地方政府增加應急財政投入，體現在其反應速率上的提升。

（二）懲罰變動對地方政府行為的影響

1.增加懲罰。假定參數I0= 50,I1= 60,I2=150,C1= 70,C2= 40,R1= 100,R2= 100,δ= 30,δ1=80,λ1= 0.5,λ2= 0.3,u= 50,u1= 50,ω1= 0.5,ω2=0.6，其他參數保持不變，將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懲罰由50 調整至80，此時仍滿足條件四。

從圖9 中可以發現，增加對地方政府的懲罰，中央政府的策略選擇行為沒有受到影響，而地方政府的策略選擇更快地趨向于均衡點。結果表明，增加對地方政府的懲罰，可以促使地方政府增加應急財政投入，體現在其反應速率上的提升?？赡芤驗榈胤秸煊X到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成本比收益更大，因此地方政府選擇更快地增加應急財政投入。

2.減少懲罰。假定參數I0= 50,I1= 60,I2=150,C1= 70,C2= 40,R1= 100,R2= 100,δ= 30,δ1=20,λ1= 0.5,λ2= 0.3,u= 50,u1= 50,ω1= 0.5,ω2=0.6，其他參數保持不變，將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懲罰由50 調整至20，此時仍滿足條件四。

（圖10）減少對地方政府的懲罰時央地政府策略選擇的演化過程

從圖10 中可以發現，減少對地方政府的懲罰，中央政府的策略選擇行為沒有受到影響，而地方政府則選擇更慢地趨向于均衡點，結果表明，減少對地方政府的懲罰，地方政府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意愿降低，體現在其反應速率上的遲緩。另外，對比圖9 和圖10 可以發現，增加對地方政府的懲罰相對于減少對地方政府的懲罰，對地方政府的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策略選擇的刺激效果更佳。

（三）中央政府的監管力度對地方政府的行為影響

1.強化監管力度。假定參數I0= 50,I1= 60,I2= 150,C1= 70,C2= 40,R1= 100,R2= 100,δ= 30,δ1= 50,λ1= 0.7,λ2= 0.5,u= 50,u1= 50,ω1= 0.5,ω2= 0.6，其他參數保持不變，將強監督的監管力度與弱監督的監督力度分別由0.5 增至0.7、0.3 增至0.5，此時仍滿足條件四。

（圖11）增加監管力度時央地政府策略選擇的演化過程

（圖12）減少監管力度時央地政府策略選擇的演化過程

從圖11 中可以發現，增加監管力度，對中央政府的策略選擇無影響，但降低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表現在地方政府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策略達到均衡的速度較慢。結果表明，增加監管力度，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采取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積極性。

2.弱化監管力度。假定參數I0= 50,I1= 60,I2= 150,C1= 70,C2= 40,R1= 100,R2= 100,δ= 30,δ1= 50,λ1= 0.4,λ2= 0.2,u= 50,u1= 50,ω1= 0.5,ω2= 0.6，其他參數保持不變，將強監督的監管力度和弱監督的監管力度分別由0.5 降至0.4、0.3 降至0.2，此時仍滿足條件四。

從圖12 中可以發現，中央政府降低監管力度，對中央政府的策略選擇無影響，卻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地方政府更快地選擇增加應急財政投入，體現在達到均衡狀態的時間縮短。結果表明，中央政府降低監管力度，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地方政府采取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積極性，其內在邏輯可能是，當中央政府降低監督力度時，突發事件應急管理的屬地化管理原則促使地方政府增加應急財政投入。

六、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構建風險演化視角下央地政府策略行為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參與主體之間在不同歷史時期下行為的交互機理與演化趨勢，結合理論研究與數值仿真，得到如下結論：

1.風險演化視角下雙方演化博弈模型存在不同的演化穩定策略。在（弱監督，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情景下達成演化穩定均衡的條件如下:

在（弱監督，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情景下達成演化穩定均衡的條件如下：

在（強監督，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情景下達成演化穩定均衡的條件如下：

2.通過模擬仿真的結果可以發現，在（弱監督，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情景下地方政府以更快的速度達到均衡，在（強監督，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情景下中央政府以更快的速度達到均衡?？偟膩碚f，在（強監督，增加應急財政投入）情景下，參與主體雙方將以最快速度達成有效的穩定均衡點。進一步，通過參數變化對地方政府策略選擇影響的仿真分析發現：①中央政府增加對地方政府的獎勵和懲罰對地方政府具有正向影響，會促使地方政府更快地達到演化穩定均衡點；②中央政府增加監管力度具有反向作用，會抑制地方政府達到演化穩定均衡點的速度；③同等條件下，增加獎勵對地方政府的促進作用比增加懲罰效果更佳。因此，增加獎勵、增加懲罰以及降低監管力度均會促使地方政府更快地達到演化穩定均衡點，有助于應急管理能力的提升。

現有中央政府的監督策略和地方政府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策略行為選擇，目的是增強預防能力，增強對灰犀牛事件的應對能力，而不應該以黑天鵝事件作為一個節點進行后期的應急管理。應急財政投入策略行為對于提升地方政府應急管理能力至關重要，本文從預防端的央地政府兩大參與主體博弈著手，構建雙方在應急財政投入策略選擇中的非對稱動態博弈模型。首先，基于前景理論刻畫了常態情境和突發情境下地方政府對于應急財政投入的感知價值。其次，在引入演化博弈論的前提下得到四種策略組合下央地政府的博弈支付矩陣，并進一步探究央地政府間的博弈均衡。最后，通過模擬仿真分析四種不同情形下央地政府的演化結果以及獎勵、懲罰與中央政府監管三個參數變動對地方政府策略選擇的影響。研究央地政府之間行為策略的交互機理及演化趨勢并通過對比分析可得到如下啟示：

1.不同的風險演化階段對于實現央地政府策略均衡具有十分重要的參照作用。在風險社會中，突發公共事件所引發的社會風險不斷地耦合和動態演化，這需要央地政府采取協同策略以形成應急協同力量。一是在突發事件發生風險較低的時期，央地政府可以采取相對消極的策略（弱監督，不增加應急財政投入）。二是在地域性和全域性突發事件頻發的階段，央地政府都必須采取積極應對策略（強監督，增加應急財政投入）以降低突發事件造成的損失。三是當地域性突發事件轉化為全域性突發事件時，則視情況選取策略。若地域性突發事件頻發，但較少轉化為全域性突發事件，則地方政府要履行屬地管理職能，積極增加應急財政投入；若地域性突發事件大多轉化為全域性突發事件，則中央政府要承擔相應責任，進一步強化監管力度。對風險演化態勢的準確判斷是實現策略均衡的重要基礎，這要求央地政府間建立通暢的信息溝通機制，實現突發事件相關信息共享，以科學研判事件風險，合理制定應急策略。

2.中央政府加大監管力度并不利于提升地方政府的應急管理能力。為了地方政府的策略選擇更快實現演化穩定均衡，可考慮從強化獎懲機制與弱化監管入手。具體來看，一方面，完善地方政府應急財政投入獎懲機制。一是適當增加激勵，可考慮在央地政府事權劃分基準之上對超出地方政府應急管理事權的部分給予適當的成本補償，對積極增加應急財政投入的地方政府予以一定的宣傳表彰與物質獎勵等，通過提升積極應對的收益以充分調動其積極性。二是加大懲罰力度，進一步細化應急管理縱向府際關系的責任劃分、監督與績效評估體系，強化對地方政府避責行為與應急財政投入不合理現象的問責，通過提高消極應對的懲罰成本以杜絕地方政府存在的風險機會主義行為。另一方面，適當弱化對地方政府的應急財政投入監督力度。監督機制的建立與完善是規范地方政府應急財政投入的重要外部保障，一般認為中央政府強化監管力度可倒逼地方政府提升應急管理能力，而筆者通過模擬仿真發現監管力度的提升反而會降低地方政府應急財政投入的積極性，進而導致地方政府應急管理能力的下降。需要明確的是，我國應急管理遵循屬地化管理原則，以地方政府為主，中央政府起到輔助作用。若中央政府強化監管，地方政府會產生過度依賴心理，忽視自身屬地管理責任；而高強度的監管不僅會增加中央政府的負擔，還會對地方政府的應急財政支出秩序造成過度干擾，加劇道德風險與依賴心理。因此，采取適度寬松的監管更有助于發揮地方政府自主性，積極提升應急管理能力。

應急財政投入策略行為是一個復雜動態系統，在未來的研究中，可進一步從突發事件的處置端和善后端出發，并考慮將自然環境、公眾壓力、決策者的認知等因素納入，探究相關參與主體的相互作用規律，這對于全過程強化應急管理能力建設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