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時代中國產業鏈變化特征　及“走出去”企業應對策略

黃國波　王皓　劉紹東　閆潤宇

自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疊加全球極端氣候事件頻發，全球產業鏈的脆弱性日益凸顯，自然條件的變化給產業鏈正常運轉帶來了顯著沖擊。2018年伊始的中美貿易摩擦以及2022年的俄烏沖突，又直接顯露了地緣政治變化對全球能源和糧食等大宗商品供求格局的深遠影響。這些因素均促使全球各國開始重新審視對于經濟全球化的慣性思維，并從產業鏈的“效率第一”向“安全第一”開啟戰略性均衡。在此大背景下，中國“走出去”企業該如何看待及應對，本文嘗試給出一些分析和建議。

中國在最近一輪全球化進程中崛起為世界制造工廠

全球產業鏈是指生產最終產品及服務的過程，其由位于不同國家或區域、所涉不同階段的價值創造活動有機組成。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是全球產業鏈分工的重要理論基礎。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稟賦上的差異造就了經濟體之間的比較優勢，進而決定了不同國家或區域在國際化分工中所處位置。最近一輪的全球產業鏈變革起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其由多種因素共同促成。首先是信息和通信（ICT）技術大爆發，使得工業化國家的企業在能夠保障產業鏈高效運轉的前提下，有條件將其生產過程中的某些部分轉移到其他國家或區域；其次是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成立，極大地降低了國際貿易成本，尤其是關稅和其他非關稅壁壘。經測算，全球商品貿易總額/GDP在2008年達到歷史峰值25%，相比1961年的9%提升了16個百分點，1987—2008年的全球貿易增加額占自二戰結束以來的89%。

在此進程中，中國憑借改革開放的高明政治舉措、基礎設施的高速發展、龐大而年輕的人口基數、勤勞質樸的民族文化，以及單一大規模消費市場等，顯著降低了全球產業鏈綜合成本，大幅提升了運轉效率，承接了很大一部分制造業產能，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制造工廠。其產能不僅可以滿足國內自身的消費需求，同時能夠面向全球海外供給。中國商品貿易總額占全球比重，從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3%，上升到目前20%量級。如圖1，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從2004年的全球占比7.9%，上升到2021年的近30%。

降本增效依舊是全球產業鏈運動的重要驅動力之一

中國低附加值產業正在向全球更低的成本洼地轉移

以紡織服裝業為例，中國的成衣制造環節正在向海外轉移。紡織服裝產業鏈自上至下依次是上游的天然及化學纖維制造、中游的紗線和面料制造、下游的成衣制造和渠道品牌商。生產模式從資本密集型逐漸向勞動密集型過渡。如圖2，中國服裝出口全球占比早在中美貿易摩擦前的2013年就已觸及歷史峰值39.2%，之后趨勢下降，2022年下滑至30.9%，較峰值下降了8.3個百分點。孟加拉國目前占世界服裝出口總額約6.53%，位居全球第二，比2013年提高了1.34個百分點；越南占比5.68%，位居全球第三，比2013年提高了1.90個百分點?？梢钥吹?，囿于近些年來國內勞動力和土地等成本逐漸抬升，中國紡織服裝業的下游成衣制造環節，的確受到了其他新興國別市場沖擊。但對于偏中上游的紡織品環節，中國的全球出口金額占比則趨勢抬升，從2000年的10.3%快速上升到2022年的40.5%，這反映出相關產業鏈環節正在國內不斷聚集和升級換代，競爭力在日益提升，并沒有出現向海外轉移的趨勢。

中國紡織服裝業的高附加值環節存在持續發展空間。雖然中國成衣制造環節正在向海外轉移，但試圖強行將其保留在國內的做法并不明智，否則其不僅會降低國內資本的使用效率，還會放大機會成本，反噬存量產業鏈的創新升級。我們應順勢而為，一方面將寶貴的金融資本用于產業鏈人才培養、技術研發和產線升級改造，另一方面可積極借助海外投資或并購，以產業鏈具體環節為抓手，加大“走出去”和“引進來”的雙向步伐。比如中國在纖維及紗線上的毛利率與日本東麗、帝人等公司尚存差距，在面料環節，則整體低于德國和韓國等國家。作為全球主要時尚和高端奢侈品牌以及創新型紡織品的發源地，2021年意大利、德國、荷蘭和西班牙紡織品服裝出口額均擠入全球前十?？梢钥吹?，即便對于最為傳統的紡織服裝產業鏈，發達國別市場依舊持有高附加值的產業鏈環節，因此，國內的產業升級空間是極具潛力的。

中國產業鏈優勢對海外資本形成“擠出”和“擠入”雙重效應

中國產業鏈優勢對海外資本形成的“擠出”效應。如前所述，雖然中國低端產業鏈的某些環節正在向海外成本洼地發生轉移，但隨著中國制造業自身的迭代升級，綜合競爭力也在逐漸提升，相對優勢產業鏈也在對海外競爭資本形成擠出效應。宏觀層面，以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占比衡量，1996年中國利用外資占比達到歷史峰值11.8%，之后趨勢下降，2022年測算僅為0.25%左右。微觀層面，如圖3，2007年中國國產挖掘機的國內市占率約為20%，而到2020年底，該比例已經上升至77%，背后反映了中國制造業水平的快速攀升。另外，近三年來國產轎車品牌的國內銷量占比陡峭抬升，2022年達到49.7%，相比僅隔三年的2019年大幅增加27.1個百分點，其背后折射出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以及對海外跨國品牌替代能力的提升。

中國產業鏈優勢對海外資本形成的“擠入”效應。與之相隨的是，受中國產業結構整體升級的帶動，消費能力的逐漸提升，也會“迫使”外資引入更加先進的生產要素，形成一定的“擠入效應”。例如，如圖4，2017—2021年，中國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占比雖總體下降，但也促成了外資向我國更高端的制造業和服務業產業鏈條投資。中國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占比從2017年的73.9%上升到2021年的79.6%，其中高技術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占服務業使用外資總額的比重從25.9%上升到27.9%；另外，中國高技術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占制造業整體使用外資金額的比重從29.5%提升到35.8%。

全球其他新興市場尚不具備對中國制造業的承載力

中國目前尚未出現大規模產業向外轉移的現象。中國目前已經或正在發生的向其他新興市場規?；D移的產業僅限紡織服裝、電子加工等產業鏈的低附加值環節，這從外商直接投資（IFDI）的數據可以反映出來。2021年中國IFDI流量全球占比11.4%，相比疫情前的2019年提升了1.9個百分點；七國集團（G7）2021年占比33.7%，相比2019年提升了4.4個百分點；而新興市場東南亞加南亞2021年合計占比14.4%，相比2019年下滑了1.4個百分點。另外，我國制造業在智能化和自動化領域正發生著潛移默化的升級改造，其帶來的管理和生產效率的提升也將有助于對沖成本端的上行。

其他新興市場的制造業承載力尚與中國差距顯著。目前東盟、印度等新興市場尚不具備承接中國大規模制造業的轉移能力。從制造業增加值角度，2021年中國在全球占比30.3%，東盟、印度與巴西合計僅7.6%，中國是后者的四倍。如圖5，從全球吞吐量前50大港口角度，2021年中國擁有29個，數量占比高達58.0%，東盟國家合計4個，巴西2個，印度0個，其余均為發達國家所有；若以吞吐量計量，中國占比67.7%，東盟國家7.1%，巴西2.3%，其余發達國家占比22.9%，中國是其他新興市場總和的7.2倍。

安全優先是當下全球產業鏈運動的主要驅動力

產業鏈的效率與安全是一對矛盾體，而安全成為當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歷史上發生的幾次全球產業鏈轉移主要以尋求低成本洼地、實現規模經濟和提升產出效率為優化目標。然自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疊加全球極端氣候事件頻發，全球產業鏈的脆弱性日益凸顯，自然條件的變化給勞動者數量、自由度和健康度帶來直接損傷，導致經濟生產、投資和貿易等全經濟鏈條受阻；2018年開啟的中美貿易摩擦以及2022年的俄烏沖突又直接揭示了地緣政治變化對全球能源和糧食等大宗商品供求格局的巨大影響。這些因素均促使全球各國開始重新審視關于經濟全球化的慣性思維，從產業鏈的“效率第一”向“安全第一”開啟大力度均衡。該趨勢雖然會降低產業鏈整體運轉效率，增加綜合成本，但會使得產業鏈的安全性和穩定性得到明顯提升。

微觀層面，實力企業正從兩個維度積極構筑產業鏈的安全性：一是推進開展產業鏈的垂直整合，以減少對外部供應商的依賴。例如，特斯拉從自動駕駛芯片，到車身一體化壓鑄、電機制造、4680電池、鎳礦資源等，均在謀求自主可控。2022年，大部分新能源車企的產品交付均受到芯片短缺、電池漲價、疫情等因素困擾，但比亞迪憑借自身全產業鏈的閉環優勢，有效規避了該風險，且實現了同比153%的銷量增速。二是積極謀求全球產業鏈布局的區域分散性。例如，在中美競爭越發激烈的大環境下，此前依托中國“果鏈”的蘋果公司正積極尋求全球生產制造工廠的分散化配置。據彭博社報道，到2023年春季末，預計蘋果將有5%的iPhone生產量在印度完成。這里以零部件工廠全球所在地作為統計口徑，如圖6，截至2021年底，中國大陸工廠數量占比35.4%，同比下滑6.9個百分點，相比2018年下滑了11.6個百分點。與之相比，美國2021年占比11.3%，東南亞占比15.9%，且呈較為明顯的遞增趨勢。即受全球產業鏈分散化布局的戰略驅動，確實存在一定數量的制造工廠從中國大陸轉移至海外。

宏觀層面，各國政府更加重視能源、糧食和技術等層面的產業鏈安全。例如，（1）在能源領域，俄烏沖突后歐洲主要經濟體大幅度調整能源戰略，顯著減少了對俄羅斯的能源進口依賴，增加了從澳大利亞、卡塔爾等國的液化天然氣（LNG）進口，以尋求能源供給的分散化和安全性。預計到2024年，歐盟和英國的LNG再氣化能力將比2021年提高34%。（2）在糧食領域，聯合國糧農組織（FAO）數據顯示，2022年3月全球食品價格指數已大幅攀升至199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很多國家采取出口管制措施，強化自身在糧食生產和存儲層面的產業鏈韌性，以期減少對外部依賴，加深了供需錯配矛盾。（3）在技術領域，2023年2月，歐盟委員會公布了《芯片法案》，計劃將歐盟在全球的芯片生產份額從目前的8%，提升到2030年的20%，以大力扶持本土芯片產業鏈，減少對美國和亞洲制造的依賴。2022年8月，美國總統拜登正式簽署《2022芯片與科學法案》，其擬為美國本土的半導體制造和其他相關前沿領域的科研活動提供巨額財政撥款，以及稅收抵免等產業優惠舉措。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該法案限制美國企業支持中國等國家的半導體研發和生產。2022年10月7日，美國商務部產業安全局發布出口管制新規，旨在進一步限制中國獲取和發展先進計算半導體芯片、含有此類芯片的超級計算機和半導體制造設備的能力?？梢钥吹?，對于美國而言，目前已愈加將半導體、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科學等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發展與國家安全緊密相連。這意味著，在這些高技術壁壘的關鍵領域，美國對產業鏈安全性的考量將顯著占優于效率屬性，中美的“技術脫鉤”恐將長期存在。

中國OFDI變化趨勢也體現出地緣政治下對于產業鏈安全性的考量。圖7顯示了2005—2022年上半年中國OFDI的全球區域分布。中國對于美、歐、澳投資合計占比從2016年的峰值71.1%下降到2021年的40.1%，以及2022上半年的19.3%，其中中美貿易戰開啟的2018年是轉折點，中國對美、歐、澳的OFDI同比大幅降低23.9個百分點。從行業角度，如圖8，中國對于能源和材料大宗商品行業的OFDI權重，在2017年觸及谷底10.3%，2018年則迅速回升至29.2%，2021年上升到37.1%。綜上可以發現，近年來，中國OFDI無論是從區域維度上對發達國別市場的投資減配，還是從行業維度上對大宗商品行業的投資增配，都體現出中國海外資本對于產業鏈安全性的高度關切和實際考量。

中國內循環優勢有效抬升了產業鏈向海外轉移的難度

從供給側看，如上所述，中國低、中、高產業鏈憑借著各自不同程度的全球綜合競爭實力，均正面臨著效率與安全雙重要素的博弈和均衡。然從需求側看，產業鏈為滿足終端消費者龐大且充滿個性化的消費需求，其核心生產制造中心往往會向下游消費者盡量靠攏。中國憑借單一而龐大的內循環消費市場及增長潛力，恰為中國各個層次產業鏈的粘性、韌性和穩定性提供了有效助力和基礎保障。這是大部分發達及發展中國家所不具備的，其使得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擁有著獨特地位，繼而進一步抬升了中國產業鏈向海外轉移的難度。

按照家庭最終消費支出（購買力平價，不變價）計量，2021年中國是全球第二大消費市場，約9.85萬億美元，相當于美國的67.5%，是歐元區的1.31倍。根據美國經濟分析局2017年數據，在華美企約80%的產品均在滿足中國本地需求，僅有20%銷往海外。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中國國內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與其總營收比值約10%量級，其反映出中國制造業總體上還是在滿足自身內循環消費市場，而非海外；從2021年的分行業情況看，受外需影響相對較高的為家具制造業和通信、計算機以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

對于“走出去”企業的發展建議

綜上，從供需兩端整體分析，中國產業鏈目前仍在全球范圍具備較強的綜合競爭實力，但受到效率和安全雙重要素的耦合作用，預期也會持續呈現出五方面的漸變特征：一是中低端產業鏈的低附加值環節繼續趨勢性地向海外遷移；二是中高端產業鏈的內生競爭力會逐漸增強，其會對海外資本形成一定的“擠出效應”，但對海外資本向中國更高端產業鏈增加投入也會形成“擠入效應”；三是出于對產業鏈安全的市場化考量，國內外部分企業會產生全球區域層面的分散化配置需求；四是出于對產業鏈安全的市場化考量，國內外部分企業可能會在全球范圍更頻繁地開展產業鏈上下游的垂直并購；五是對于半導體等上升為國家安全層面的產業鏈，中國可能會面臨持續性的“斷供”壓力，美企等在華投資會受到美國政策層面的強約束?；谏鲜雠袛?，對于“走出去”企業，建議考慮從五個方面做好應對策略：

第一，大力推進中國優勢生產要素的海外輸出，努力獲取更為廣闊的海外市場利潤。按購買力平價（不變價）計量家庭最終消費支出，2021年中國占全球市場份額的14%，這意味著海外最終消費市場空間是中國的6倍以上。如前所述，中國制造業產業鏈目前仍主要聚焦于國內市場，國際化程度還遠不充分，向海外供給實力仍有巨大提升空間；而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國必須涌現出盡可能多的國際化品牌，馳騁于更為廣闊的全球市場，贏得更為豐厚的利潤空間，以促進研發、投資、生產和銷售等全產業鏈條的良性正循環，最終實現中國企業更高水平的可持續發展。當前中國已開始涌現諸如華為、大疆、Tiktok、SHEIN等少量國際知名品牌，以及諸如小米、OPPO、比亞迪、寧德等若干海外區域性知名品牌，但數量尚遠遠不夠?！白叱鋈ァ逼髽I應拓寬視野，樹立自信，不斷推進國內先進產能、技術、管理和品牌等全生產要素的海外布局。

第二，積極獲取國際高端品牌，向產業微笑曲線的下游努力推進。從需求側看，隨著中國人均消費能力的逐漸增加，對產品品質要求的日益提高，中國市場對高端和個性化品牌的需求會愈加旺盛。努力吸引或獲取產業微笑曲線下游的海外高附加值品牌及標的，不僅有助于提升國內企業利潤水平，也有望帶動國內中上游產業鏈的升級發展，繼而推動優質產能再次走向國際，輻射全球消費市場。以上海特斯拉超級工廠為例，中國憑借龐大的單一消費市場和汽車產業鏈綜合優勢，成功地實現了“引進來”。截至2022年底，特斯拉上海工廠的國產化率達95%以上，中國員工占比近100%，動力總成系統、電驅系統、充電系統等配套的國內零部件供應商達180家以上。目前，其產品不僅在滿足中國大陸的廣大消費者，且已經供應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等海外區域，成為特斯拉全球重要的出口中心。

第三，積極獲取國際先進生產要素，向產業微笑曲線的上游努力進取。從供給側看，先進生產要素的直接獲取有助于快速增強中國產業鏈的綜合競爭實力。如前分析，中國IFDI對高端制造業和服務業已經展現出了不斷提升的投資青睞度，中國“走出去”企業更應順勢而為，以自身龐大的消費市場、優勢產能或產業鏈中的優勢環節為抓手，借助資本市場的力量，努力吸引或獲取產業微笑曲線上游的海外高附加值投資標的。所涉內容包括但不限于高壁壘專利、差異化技術、高端制造產線，以及綠色產業關聯的稀缺礦產資源等，例如中國化工收購安迪蘇和先正達、吉利收購沃爾沃、美的收購庫卡、天齊鋰業收購泰利森等。

第四，提升海外投資布局的風險意識，做好區域和行業層面的分散化配置。從區域層面看，無論對于“走出去”的實體企業還是金融類企業，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應充分測度在海外投資布局的地緣政治風險，適當減配在政治不友好或法制不健全等國家的投資權重，堅持危地不往、亂地不去，做好投資分散化策略。建議未來應重視在東南亞、中東、巴西等新興市場，以及部分歐洲、東亞等發達市場的分散化投資布局；而對于投資類企業，可考慮以基金有限合伙人（LP）形式，參與更廣泛化的地理空間資產配置，以更好地提升投資收益、降低投資風險。從行業層面看，中國在能源、材料、交通、電力及其他公用事業領域的OFDI權重總體較大，而在醫療、科技、日常及可選消費權重較小，其表明中國資本更多聚焦于全球產業鏈的偏中上游環節，順周期屬性較強，這可能導致海外資產估值大幅波動，建議考慮在保障供應鏈安全性的前提下，進一步提升行業分散化配置程度。

第五，“走出去”企業要全方位提升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管理水平，在國際市場努力開展ESG投資。一是在當前去全球化的大背景下，ESG是鮮有的可達成國際共識的關聯紐帶。眾多發達和發展中國家均給出了明確的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時間點，因此，開展ESG領域投資，容易達成各利益相關方的廣泛共識。二是當前全球各主要政府對可持續發展議題均已出臺相關政策指引，市場也已明確ESG相關指標對收益和風險具有顯著影響，開展海外ESG領域投資更容易獲得當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三是全球眾多主流金融機構均給出了綠色投資指引，在海外開展ESG領域投資，更容易獲得信貸支持。2021年，責任投資原則組織（PRI）簽署者數量增加26%，管理資產規模增長17%，從103.4萬億美元增長至121.0萬億美元。中國是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組織（UNPRI）整體簽署國增長最快的市場之一，增長46%，僅次于拉丁美洲的77%。四是開展ESG領域投資有望獲取更優的投資回報水平。經計算，以MSCI ACWI指數作為比較基準，ESG Universal指數近三年年化收益率約4.48%，高于基準收益率0.48個百分點；夏普比率0.28，高于基準的0.26。從上市公司來看，各主要市場上市公司的ESG評分也在持續改善?？梢哉f，提升企業的ESG管理能力，打造自身產品或服務的ESG品牌力，將成為“走出去”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黃國波為國新國際投資有限公司首席投資官，王皓為國新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研究部高級經理，劉紹東、閆潤宇為國新國際投資有限公司研究部經理。本文編輯/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