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硅谷銀行倒閉成因、系統性風險前景及政策啟示

王家強　高妍

2023年3月10日，美國硅谷銀行金融集團宣布破產倒閉，被美國存款保險公司接管，引發美國及全球金融市場劇烈波動。本文探究硅谷銀行倒閉的原因，分析后續系統性金融風險前景，對我國銀行業提升業務模式韌性、強化全面風險管理能力和防范相關外部風險提出政策建議。

2023年3月10日，美國硅谷銀行金融集團（SVB Financial Group，本文簡稱“硅谷銀行”）宣布破產倒閉，被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簡稱FDIC）接管，引發美國及全球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硅谷銀行本是美國支持科創企業的領先銀行代表，多年來其經營模式、發展成效被市場稱道和研究推廣，就在2023年3月7日還被美國福布斯連續第6年評選為美國最佳銀行之一。硅谷銀行的突然倒閉及其后續可能引發的金融風險頗受全球關注。本文探究硅谷銀行倒閉的原因，分析后續系統性金融風險前景，對我國銀行業提升業務模式韌性、強化全面風險管理能力和防范相關外部風險提出政策建議。

硅谷銀行發展的基本情況

硅谷銀行最早在1983年成立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1988年在納斯達克上市。經過近40年的發展，到2022年末集團業務涵蓋商業銀行、私人銀行、風險投資、證券服務四大板塊，全球分支機構達到55個，覆蓋北美、歐洲和亞洲的1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硅谷銀行2005年進入中國市場，在上海（2005年）、香港（2009年）、北京（2010年）設立代表處或開展業務；2012年，硅谷銀行與浦發銀行合資設立浦發硅谷銀行，浦發硅谷銀行先后在北京（2017年）、深圳（2018年）和蘇州（2022年）開設分行。

硅谷銀行的主要服務對象是風險投資客戶和科創企業，客戶所在的行業覆蓋科學技術、生命科學、醫療保健、高端消費（如頂級葡萄酒）、私募股權及風險投資等。其中，科學技術細分行業涉及電子商務、營銷軟件、數字基礎設施、企業軟件、工業技術和金融科技等。硅谷銀行通過綜合化經營的分支機構，為全球客戶提供覆蓋全生命周期的全面金融產品與服務，包括存款、貸款、支付、現金管理、貿易金融、外匯交易、信托、財富管理、財務咨詢、結構性融資、證券融資、并購顧問、風險投資等。

特別地，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硅谷銀行利用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流動性泛濫市場環境，以及科技行業逆勢發展的機遇，大量吸收來自科創企業及風險投資客戶的低成本存款，并投資于美國國債、資產抵押債券等金融資產，資產與負債規模迅猛擴張。其中，2020年和2021年總資產增速分別高達63%和83%，2021年資產規模躍升至美國銀行業（含外資銀行）的第15位，一級資本規模則居于第25位。到2022年末，硅谷銀行總資產規模達到2118億美元（降至美國銀行業第16位），其中證券投資和貸款余額分別為1201億美元和736億美元，客戶存款為1731億美元（圖1）；2022年實現營業收入74億美元，其中凈利息收入57億美元，占比77%。

硅谷銀行倒閉的原因分析

硅谷銀行的倒閉并非偶然的個案，隨著近期美國簽名銀行（Signature Bank）、第一共和銀行的相繼爆雷，美國金融體系過去幾年累積的潛在風險正在浮出水面。僅就硅谷銀行而言，其倒閉原因有如下方面：

一是美聯儲過山車式變化的政策周期，對金融體系帶來巨大的風險挑戰。疫情以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進退失據、方寸錯亂，缺乏前瞻性、連續性和穩定性。為了拼經濟、穩就業，在疫情期間實施了零利率與無限量的寬松政策，導致流動性泛濫、資產泡沫膨脹；在高通脹洶涌而來之際，又實施了短促、高頻、大幅的“暴力加息”。由于美元極為重要的國際貨幣地位，美聯儲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疊加地緣政治沖突等復雜因素，在2020年至今導致全球利率、匯率、大宗商品價格的劇烈波動，對金融體系而言就是空前的市場風險管理壓力。碰巧，硅谷銀行就是這樣一家主業專長在于科創企業融資服務與信用風險管控、市場風險管理經驗與能力不足的中小型銀行。

二是客戶類型單一，資產擴張顯著偏離主業，市場風險暴露急劇攀升。在2019年之前，硅谷銀行一直聚焦于為科創類、初創型企業客戶提供專業服務，其增長模式顯然是內生性、穩健性的。主營業務是客戶存貸款與全生命周期的投融資服務。2009—2019年，硅谷銀行的存款在總負債中的占比一直在90%以上，貸款在總資產中的占比在40%左右，凈利息收入在經營收入中的占比平均在65%左右，貸款不良率保持在0.5%以下。硅谷銀行對于科創型企業的投融資服務和信用風險管理模式，主要就是差異化經營、錯位競爭，在初創企業高速成長期接介入，提供全生命周期、多元化的金融服務，獲取較高的收益，進而彌補科創企業失敗率較高的風險損失。這種模式一直為市場稱道，并在全球推廣，被媒體評選為最佳銀行并非徒有虛名。

但是，2020年疫情暴發以來，經營環境和客戶行為發生了巨大變化。2020—2021年間的疫情嚴重期間，由于寬松的貨幣政策環境和全球對于數字化、非接觸科技和醫療健康需求的急劇增加，硅谷銀行的客戶迎來巨大的發展機遇，風投資金紛紛涌入，為硅谷銀行貢獻了大量低成本的存款業務。到2021年末，硅谷銀行的客戶存款規模從2019年末的618億美元暴增到1892億美元，增長了兩倍多。與此同時，資金寬裕的背景下，客戶貸款需求并未相應增長，硅谷銀行的貸款規模僅從2019年末的329億美元增加到659億美元。面對資金凈頭寸的大幅提升，硅谷銀行將富余存款資金配置到了金融市場，到2021年末，硅谷銀行的證券投資規模從2019年末的291億美元猛增到1280億美元，主要投資于久期較長的持有到期（Held-to-Maturity，簡稱HTM）債券，包括美國國債、房貸抵押證券和抵押擔保債券等。這種明顯偏離主業的經營模式對硅谷銀行的市場風險管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利率處于低位時，快速擴大有價證券投資組合對其帶來較好的投資收益；但隨著美聯儲快速加息，投資組合面臨巨大的浮虧壓力，市場風險暴露急劇攀升。

三是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及聲譽風險管理缺位，引發擠兌潮直至宣布破產。由于短期內資產擴張偏離主業，硅谷銀行資產組合擺布失策，導致資產負債發展失衡、內部流動性應急管理缺位，在遭遇市場巨大調整和不利的信息傳播時，聲譽風險發酵，在人人唱衰中引發擠兌風潮，最終釀成了倒閉事件。具體來看，硅谷銀行的經營管理出現了一系列問題：

（一）短借長用、踩錯節拍。面對大額客戶存款猛增，硅谷銀行在資產組合運用上缺乏戰略思維、簡單粗暴，半壁江山都投向了房貸抵押證券與國債市場。特別地，大量投資美債市場的時機，恰逢2020年中至2021年末的低利率時期，屬于高位接盤。硅谷銀行財報顯示，2022年2118億美元的總資產中，長期債券投資合計1200億美元，占比57%。其中，可供出售（Available-for-Sale，簡稱AFS）債券有260億美元，合計估虧25億美元；按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簡稱IASB）《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IFRS 9）公允價值入其他綜合收益（fair value through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簡稱FVOCI）的計稅估虧19億美元，已對2022年資本造成了減損。在913億美元的持有到期債券中，會計處理按I9攤余成本計量，僅考慮債券違約的信用風險而計提了準備金（Expected Credit Losses，簡稱ECL）。如果以債券市場價格衡量，合計估虧約152億美元，并未入表。

（二）會計處理失真、流動性緩存激進。需要指出的是，硅谷銀行913億美元的持有到期債券會計處理看似比可供出售債券更審慎，是按攤余成本計的，可能吸取了過去同業經營中出現套期保值巨額估虧入表破產的教訓。債券按攤余成本分類和計量方法下，在利率下降、債券市價上升時，比較審慎；但在利率上升周期中難以反映出資產減值的真實程度。硅谷銀行150多億美元的估虧沒能及時通過FVOCI反映到資本上，其所有者權益僅200億美元左右，當面臨流動性危機被迫提前處置時，勢必對自身財務造成不可逆的沖擊。對上市公司而言，則將構成重大的聲譽風險。

（三）資產負債失衡，流動性風險管理缺位。司庫、二道防線風險、內部審計都未發揮作用。從資產負債表結構看存在嚴重的期限錯配風險，硅谷銀行負債幾乎全部倚重同類客戶群體的活期存款，這類負債具有無確定到期日、隨時提取的特點；而在資產端，大多投在了長端證券資產，特別是半數以上債券，在加息和量化緊縮時期，銀行的核心生息資產嚴重貶值。隨著市場利率環境逆轉，利率風險上升，銀行盈利下降；而同時，相對單一的客戶群體，風險存在較高的集中度，在當前經濟環境下容易出現集中性的融資不暢，導致存放于銀行的富余資金下降。硅谷銀行被迫出售部分債券，一是為了防止進一步因利率上升而造成的損失，重建資產組合；二是因其資金來源不足以支撐繼續持有虧損嚴重的資產。從流動性風險管理來看，在流動性覆蓋率計算中，活期存款會按一定比例計算為長期負債，取決于過往存款的變動模式。若硅谷銀行的上述資產負債結構能保障流動性覆蓋率監管達標的話，則可能按固有模式下的做法，把巨額活期存款的很少比例計入流動性覆蓋率分母。硅谷銀行看似監管套利，節約了流動性合規達標成本，但在遭遇外部環境重大逆轉時就深陷其中，沒有回旋余地；當其主要客戶群——硅谷科技企業流動性趨緊，集中大額提取存款的時候，硅谷銀行就只能被迫關停。

硅谷銀行倒閉的后續系統性風險研判

硅谷銀行倒閉的后續發展，仍然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這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三個因素：一是美國金融政策與監管當局的政策取向。美聯儲為應對通脹的加息政策是否調整，美國財政部及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對于保護存款者權益的承諾和應對資源的充足性，都會影響市場信心。二是美國處于類似硅谷銀行經營模式的中小銀行的數量。若還有更多銀行暴露于美聯儲此輪貨幣政策大調整的風險沖擊之中，這些銀行可能形成羊群效應，導致踩踏風險。三是金融機構之間交叉傳染風險的程度及其信息透明度。要避免出現2008年雷曼危機事件的重演。

從美國政府的政策取向看，當前正在力求穩定信心、強化監管資源和保護存款者利益。硅谷銀行被接管后，美聯儲起初還在發出出清風險、不會救助的信息；此后市場動蕩，在拜登總統的斡旋下，3月12日美國財政部、美聯儲和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發表聯合聲明，救市要點有：（1）允許FDIC全額保護所有存款人利益，硅谷銀行破產清算成本不會由納稅人承擔；（2）硅谷銀行的股東、部分次級債權人的利益無法得到保護，高級管理人員被撤職；（3）向符合條件的存款機構提供額外資金，由美聯儲創建銀行期限資金計劃（Bank Term Funding Program，簡稱BTFP），美國的銀行、儲蓄協會、信用合作社和外資銀行分行等存款機構可獲得最長為一年期的貸款；（4）美國財政部從外匯穩定基金中提供250億美元用于支持BTFP。美國政府的此舉，旨在為儲戶兜底，為銀行業提供流動性支持，緩解市場情緒，遏制危機升級。

但是，政策效果尚待觀察。美國政府的資源是否足以抵御目前市場中潛在的風險爆雷存在不確定性。理想情況下，只要市場信心恢復，不發生更多擠兌現象，有序處置好已宣布破產的硅谷銀行、簽名銀行的存款者利益保護，即可避免系統性危機。硅谷銀行破產后，可以通過變賣資產、FDIC的存款保險資金補齊缺口的方式來保護儲戶高達1730億美元的資產，對美國政府形成的財政壓力仍然很大。截至2022年末，FDIC總的保費僅1288億美元，在面臨更多的銀行破產保護壓力時，勢必捉襟見肘，只能通過加大向銀行收取存款保險費、向財政部借款等方式補足。而且，更多的銀行跟隨變賣美國國債、MBS等資產，會對債券市場帶來更大沖擊，對沖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成效。

過去兩年多來，美聯儲從“直升機式撒錢”到激進式的“暴力加息”，導致很多銀行資產端縮水、負債端儲蓄流出，陷入流動性困境。根據FDIC統計，2022年末美國銀行業總資產同比下降了0.5%，銀行系統內未實現的損失約為6200億美元，其中可供出售國債及證券約為2795億美元。市場上估計，目前還有大量的中小銀行處于類似硅谷銀行的經營風險。因為2018年美國特朗普政府修訂《多德－弗蘭克法案》，放松了監管要求：將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資產認定標準從500億美元提高到2500億美元，不僅放寬了對硅谷銀行等中小銀行的資本充足和現金儲備要求，不強制這些銀行每年參與美聯儲壓力測試，而且資產規模小于100億美元的銀行免于適用沃爾克規則，這導致很多中小銀行采取更為冒險的經營模式，很可能在本輪加息周期中暴露風險。從FDIC統計看，2022年末美國資產處于100億美元到2500億美元的銀行共有145家；市場估計，這些銀行中有10多家在2022年出現利差收窄、利潤收縮等情況。應高度關注這些規模較大、監管要求較松的中小銀行的風險。下一步美國銀行業危機的發展走向，很大程度將取決于美聯儲加息、量化緊縮幅度是否會超出多數企業和銀行的承受能力；取決于美國政府危機應對資源的充裕程度和對外危機轉嫁沖動。對此，我們應保持高度警惕。

對我國銀行業的政策啟示

美國硅谷銀行的破產事件，對美國系統性金融風險及其向全球外溢都帶來新的不確定性；我國需要持續跟蹤評估事態發展，及早做好應對預案。同時，硅谷銀行破產的教訓較為深刻，為銀行全面風險管理提供了鮮活案例，對我國銀行業經營管理及監管帶來新啟示。

一是及時摸排好相關風險敞口，處置潛在風險。對于硅谷銀行、簽名銀行破產等已有破產事件，要充分厘清我國金融業、科技企業與這兩家銀行的業務聯系與風險敞口，在法律、會計、聲譽風險等領域做好應對，充分維護金融資產的安全和金融機構經營的連續性。對于我國銀行業與美國銀行業的交叉感染風險做好摸排，防范相關外部輸入風險。對于美聯儲持續加息及其前景可能帶來的各種系統性金融沖擊，做好對相關利率、匯率、大宗商品價格波動的風險管控工作，持續守好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二是銀行的資產負債管理要順應宏觀經濟金融走勢，準確預判，提前布局，牢牢把握市場脈搏。硅谷銀行在疫情以來美聯儲貨幣政策大幅度轉向下，缺乏適應能力，被動接受大規模的客戶存款，同時在投資配置上踩錯了利率周期，偏離主業主營，導致較大的市場估虧；同時，較為單一的科技企業客戶群也帶來顯著的順周期效應。因此，隨著銀行規模的不斷擴張，業務模式要適應變化，進行多元化的調整，避免客戶基礎單一和業務模式守舊，同質客戶群的“小感冒”對銀行造成致命傷。銀行業要不斷豐富客戶和產品基礎，構建多元業務模式，順應外部業態變化及時調整內部發展戰略，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

三是強化全面風險管控的意識與能力建設。硅谷銀行過去長于科技型企業的信用風險管控，相當程度上忽視了應對市場風險、流動性風險的管理。我國銀行業應引以為戒，強化對各單類風險的重要性評估，不斷深化對各單類風險間的關系和傳染路徑的認識和研判；樹立資產負債平衡發展意識，做好流動性風險管控。完善全面風險管理框架體系和管理理念，不能只側重于考慮信用風險的管理，更要將流動性風險、市場風險、聲譽風險以及其他單一風險，系統化納入全面風險管理體系之中。特別地，對流動性限額要重視指標口徑的重檢和獨立監督。硅谷銀行九成以上資產配置于長期債券投資和貸款，九成以上負債則是活期存款，期限風險“完美”錯配。投行思維側重金融產品定價、估值和盈利性，但忽略了固有的市場風險高、極易被流動性傳染的風險特征。在流動性緊縮期，銀行仍按過往量化寬松（Quantitative Easing，簡稱QE）慣性活期存款變動模式確定納入LCR計算的約束比例，構成了表面合規的假象，實則元氣大傷。對流動性指標，在歷史模式基礎上，應加上對未來的判斷進行適時修正，進一步利用壓力測試方法進行根本調整。流動性風險管理中，銀行要重視自律約束，并切實發揮二三道防線的監督檢查作用，二道防線要定期重檢指標口徑，內審要加強檢查。

四是關注金融政策的順周期效應，強化對金融活動的審慎監管力度。貨幣政策的調整，不僅要關注經濟增長、通貨膨脹、就業和外部均衡等宏觀經濟目標，也要兼顧考察對金融穩定的影響。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在過去幾年中進退失據，不僅對美國金融體系，對全球金融市場都帶來巨大的風險沖擊。我國應吸取這些教訓，政策調整時要分清輕重緩急和影響方向，減少對宏觀經濟金融帶來的順周期效應。各國金融監管要在防風險和增強金融競爭力之間有效平衡，要吸取美國不斷搖擺的金融監管取向帶來的多次危機教訓，形成更為持續審慎的金融監管政策。各國金融監管和銀行對集中度風險管控，應考慮更為廣泛的視角。過去均以巴塞爾協議定義的一組客戶或一個行業等集中違約導致銀行產生大額損失為管控目標，即只考慮集中違約的信用風險，相應地“大額暴露監管限額”也僅約束信用暴露。但硅谷銀行案例告訴我們，資產的集中度會誘發信用風險，負債的集中度可引發流動性風險；當資產和負債都過于集中且逆向而行時，則易誘發流動性危機。

（王家強為中國銀行研究院資深研究員，高妍供職于中國銀行（歐洲）有限公司。本文編輯/孫世選）